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唯一被俘的国民党上将”
“自辛亥革命起，我一直是在政治舞台上，
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间奇迹，都出现了。”
王陵基（1883-1967），四川乐山人。1950年2月被俘，时任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司令，国民党上将军衔。1964年12月获得特赦。
王陵基是唯一被俘的国民党上将。在战犯管理所，由于眼睛高度近视，他刮胡子时经常弄破脸。杜聿明十分同情，主动为他刮胡子。王陵基写了一首诗赠给杜聿明：“上将何无用，胡须闹满腮。杜兄本能手，刮得换新胎。”
王陵基的精神也在改造中“换新胎”。1964年12月28日，他从法官手中接过特赦证，眼眶泛红，流下泪水：他终于获得了新生！
被俘：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被处死
1949年12月1日，蒋介石、阎锡山、张群、顾祝同等从重庆逃到成都，想设立临时指挥部，由胡宗南残部先在成都附近打一次“漂亮的仗”，阻止解放军的三面包围夹击，再从容逃往西昌，以待国际形势变化。据王陵基回忆：
谁也没有料到，不到十天，成都已乱成一团，蒋介石等都先后飞走了。我一看不对，便在12月12日那天悄悄地离开成都，蒋介石临走前拨给我几万两黄金，我也无法处理。除了拿1000多两存在一个亲戚家中外，便准备先逃到西昌，再设法去台湾。
我到邛崃县的时候，听说李文兵团已向解放军投诚，我怕李文把我拿去当礼品，便只身连夜逃走，连终日跟在我身边的一个副官也被我甩掉，因两个人在一起被盘问起来容易出破绽。我把平日戴的一副墨晶近视眼镜也摘下来丢掉。结果，被解放军挡住，我说我是县政府办文墨的小职员，叫戴正名，意思是等待时机才正式使用我的名字。他们看我年纪大，又深度近视，走不动路，便不注意我，我趁机溜走……
我从洪雅搭便船去嘉定，还到乐山老家门口和我家开设在乐山大街上的久成元绸缎店看了一下。因我胡子很长，又穿得很破旧，许多熟人迎面而来都没有认出我。一直等我找到宜宾一个亲戚家住下来，才被人怀疑。我又赶忙从宜宾乘船准备去重庆，在江安时被我过去任第3师师长时的一个老部下发觉。他一检举我，我知道再也无法隐瞒，就自己坦白承认是王陵基。担任检查的解放军很高兴，非常客气地把我护送到重庆。
王陵基被俘后，被送到重庆化龙桥关押起来，与宋希濂同住一屋。王陵基满面愁容，整天唠唠叨叨，担心共产党会把他处死。宋希濂见他惶惶不可终日，就把杨勇司令员接见自己的故事讲给他听，并安慰他：“看样子，共产党是不会杀掉我们的，既然已经到了这步境地，发愁也没有用，不必考虑那么多了。”王陵基这才稍稍安心。
在改造所里摆“上将”架子
到化龙桥不久，王陵基被押送到重庆白公馆战犯管理所。他的抵触情绪非常严重。当时，白公馆战犯管理所的俘管人员大多是西南服务团的青年同志，王陵基竟公开戏称审讯人员是“童子军”。他时常教育自己的“难友”：“历代统治者对失败者不杀就用，共产党人对我们这些人实行不审、不判、不杀、不用，只是让我们活下去……人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
1956年，王陵基被转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喜欢谈自己“败走麦城”的糗事，讲到自己被俘的过程时认为解放军这么重视“寻获”他，可以从侧面反映他对于共产党的重要性。
功德林不仅有学习改造，也有休闲时间。闲暇时，各位“同学”就搞起自己的那一套，杜聿明、刘嘉树等人打桥牌，李仙洲打太極，黄维总是挺直腰杆在胡同里散步，而王陵基盘腿打坐——他迷信道教。王陵基时常朝西拜神，有一次，他双眼紧闭跪拜，对面的莫德宏怒斥：“你这是干什么啊？我还没有死，你拜我干什么？是不是希望我早死？”王陵基满脸不高兴地睁开眼睛站起来，怒道：“你吼个啥子啊？我在做功课关你什么事！你别忘了，我是上将，你是中将，我给你拜啥子！”眼看双方争执不下，同房间的文强建议二人互换床位，这样王陵基靠墙睡，拜神时对着墙，莫德宏觉得自己以前靠墙睡风大，也十分乐意互换，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经过一番激烈交锋，认识到“我有罪，重得很”
管理人员了解王陵基的情况后觉得他的言行和他的反动顽固心态有关，便让他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有关“给战犯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等论述。学习后，王陵基自我封闭的思想开始出现松动，他逐渐认识到了共产党是诚心诚意要把他们这些罪犯改造成新人。
对王陵基思想触动最大的是原军统特务徐远举的一篇文章。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为了让各位“同学”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开辟了墙报《新生园地》供大家交流思想。徐远举在《新生园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意是指责王陵基是1927年重庆“三一三惨案”的罪魁祸首，是大军阀刘湘残害学生的帮凶。王陵基得知后，觉得兹事体大，回到寝室写出一篇《事实如下》的文章以表明自己的“清白”，并把这篇文章贴在了徐远举文章的旁边。
王陵基在文章中诡辩道，当年屠杀重庆爱国学生的布告不是他发出的，他并没有直接屠杀学生，自己作为刘湘的军师只是间接有罪……他的这种狡辩显然不能让大家满意，大家纷纷质疑王陵基：间接杀人和直接杀人有何区别？古今中外哪个反动头子是自己亲自动手杀的？难道刽子手罪孽深重而指使刽子手的杀人凶手就罪轻甚至没罪吗？面对一连串的发问，王陵基哑口无言。
在管理干部和“同学”的帮助下，王陵基终于直面自己深重的罪孽，感叹道：“我有罪，重得很呦！”自此之后，他开始积极接受改造。参观全国各地后，他在座谈会上主动发言说：“我已是年逾古稀的老朽，自辛亥革命起，我一直是在政治舞台上，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间奇迹，都出现了。我深深感到自己落后了。只要活一天，我就要学习一天，活到老学到老。我敢于在同学们面前发誓：王陵基再也不做顽固派了，一定要争取改造成新人。”
在劳动中，王陵基也不再落后，当别人劝他休息时，他总是争辩道：“劳动，是为了改造思想。”刚来时，王陵基竟一下子把牙膏挤出一尺多长，刮胡子时也常常在脸上留下几道血口子，杜聿明非常同情，经常为他刮胡子。后来，这些琐碎小事王陵基都做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1964年12月28日，王陵基获得特赦。当从法官手中接过特赦证时，他流下泪水，衷心感谢党和政府使他获得了新生。
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王陵基的晚年生活，不仅每月发给他充裕的生活费，还帮他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送他去疗养。1967年3月17日，王陵基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责编/陈小婷 责校/张超、李希萌 来源/《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密档》，史文编著，台海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沈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等）
“自辛亥革命起，我一直是在政治舞台上，
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间奇迹，都出现了。”
王陵基（1883-1967），四川乐山人。1950年2月被俘，时任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司令，国民党上将军衔。1964年12月获得特赦。
王陵基是唯一被俘的国民党上将。在战犯管理所，由于眼睛高度近视，他刮胡子时经常弄破脸。杜聿明十分同情，主动为他刮胡子。王陵基写了一首诗赠给杜聿明：“上将何无用，胡须闹满腮。杜兄本能手，刮得换新胎。”
王陵基的精神也在改造中“换新胎”。1964年12月28日，他从法官手中接过特赦证，眼眶泛红，流下泪水：他终于获得了新生！
被俘：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被处死
1949年12月1日，蒋介石、阎锡山、张群、顾祝同等从重庆逃到成都，想设立临时指挥部，由胡宗南残部先在成都附近打一次“漂亮的仗”，阻止解放军的三面包围夹击，再从容逃往西昌，以待国际形势变化。据王陵基回忆：
谁也没有料到，不到十天，成都已乱成一团，蒋介石等都先后飞走了。我一看不对，便在12月12日那天悄悄地离开成都，蒋介石临走前拨给我几万两黄金，我也无法处理。除了拿1000多两存在一个亲戚家中外，便准备先逃到西昌，再设法去台湾。
我到邛崃县的时候，听说李文兵团已向解放军投诚，我怕李文把我拿去当礼品，便只身连夜逃走，连终日跟在我身边的一个副官也被我甩掉，因两个人在一起被盘问起来容易出破绽。我把平日戴的一副墨晶近视眼镜也摘下来丢掉。结果，被解放军挡住，我说我是县政府办文墨的小职员，叫戴正名，意思是等待时机才正式使用我的名字。他们看我年纪大，又深度近视，走不动路，便不注意我，我趁机溜走……
我从洪雅搭便船去嘉定，还到乐山老家门口和我家开设在乐山大街上的久成元绸缎店看了一下。因我胡子很长，又穿得很破旧，许多熟人迎面而来都没有认出我。一直等我找到宜宾一个亲戚家住下来，才被人怀疑。我又赶忙从宜宾乘船准备去重庆，在江安时被我过去任第3师师长时的一个老部下发觉。他一检举我，我知道再也无法隐瞒，就自己坦白承认是王陵基。担任检查的解放军很高兴，非常客气地把我护送到重庆。
王陵基被俘后，被送到重庆化龙桥关押起来，与宋希濂同住一屋。王陵基满面愁容，整天唠唠叨叨，担心共产党会把他处死。宋希濂见他惶惶不可终日，就把杨勇司令员接见自己的故事讲给他听，并安慰他：“看样子，共产党是不会杀掉我们的，既然已经到了这步境地，发愁也没有用，不必考虑那么多了。”王陵基这才稍稍安心。
在改造所里摆“上将”架子
到化龙桥不久，王陵基被押送到重庆白公馆战犯管理所。他的抵触情绪非常严重。当时，白公馆战犯管理所的俘管人员大多是西南服务团的青年同志，王陵基竟公开戏称审讯人员是“童子军”。他时常教育自己的“难友”：“历代统治者对失败者不杀就用，共产党人对我们这些人实行不审、不判、不杀、不用，只是让我们活下去……人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
1956年，王陵基被转押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喜欢谈自己“败走麦城”的糗事，讲到自己被俘的过程时认为解放军这么重视“寻获”他，可以从侧面反映他对于共产党的重要性。
功德林不仅有学习改造，也有休闲时间。闲暇时，各位“同学”就搞起自己的那一套，杜聿明、刘嘉树等人打桥牌，李仙洲打太極，黄维总是挺直腰杆在胡同里散步，而王陵基盘腿打坐——他迷信道教。王陵基时常朝西拜神，有一次，他双眼紧闭跪拜，对面的莫德宏怒斥：“你这是干什么啊？我还没有死，你拜我干什么？是不是希望我早死？”王陵基满脸不高兴地睁开眼睛站起来，怒道：“你吼个啥子啊？我在做功课关你什么事！你别忘了，我是上将，你是中将，我给你拜啥子！”眼看双方争执不下，同房间的文强建议二人互换床位，这样王陵基靠墙睡，拜神时对着墙，莫德宏觉得自己以前靠墙睡风大，也十分乐意互换，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经过一番激烈交锋，认识到“我有罪，重得很”
管理人员了解王陵基的情况后觉得他的言行和他的反动顽固心态有关，便让他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有关“给战犯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等论述。学习后，王陵基自我封闭的思想开始出现松动，他逐渐认识到了共产党是诚心诚意要把他们这些罪犯改造成新人。
对王陵基思想触动最大的是原军统特务徐远举的一篇文章。当时，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为了让各位“同学”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开辟了墙报《新生园地》供大家交流思想。徐远举在《新生园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意是指责王陵基是1927年重庆“三一三惨案”的罪魁祸首，是大军阀刘湘残害学生的帮凶。王陵基得知后，觉得兹事体大，回到寝室写出一篇《事实如下》的文章以表明自己的“清白”，并把这篇文章贴在了徐远举文章的旁边。
王陵基在文章中诡辩道，当年屠杀重庆爱国学生的布告不是他发出的，他并没有直接屠杀学生，自己作为刘湘的军师只是间接有罪……他的这种狡辩显然不能让大家满意，大家纷纷质疑王陵基：间接杀人和直接杀人有何区别？古今中外哪个反动头子是自己亲自动手杀的？难道刽子手罪孽深重而指使刽子手的杀人凶手就罪轻甚至没罪吗？面对一连串的发问，王陵基哑口无言。
在管理干部和“同学”的帮助下，王陵基终于直面自己深重的罪孽，感叹道：“我有罪，重得很呦！”自此之后，他开始积极接受改造。参观全国各地后，他在座谈会上主动发言说：“我已是年逾古稀的老朽，自辛亥革命起，我一直是在政治舞台上，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间奇迹，都出现了。我深深感到自己落后了。只要活一天，我就要学习一天，活到老学到老。我敢于在同学们面前发誓：王陵基再也不做顽固派了，一定要争取改造成新人。”
在劳动中，王陵基也不再落后，当别人劝他休息时，他总是争辩道：“劳动，是为了改造思想。”刚来时，王陵基竟一下子把牙膏挤出一尺多长，刮胡子时也常常在脸上留下几道血口子，杜聿明非常同情，经常为他刮胡子。后来，这些琐碎小事王陵基都做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1964年12月28日，王陵基获得特赦。当从法官手中接过特赦证时，他流下泪水，衷心感谢党和政府使他获得了新生。
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王陵基的晚年生活，不仅每月发给他充裕的生活费，还帮他治疗高血压和心脏病、送他去疗养。1967年3月17日，王陵基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责编/陈小婷 责校/张超、李希萌 来源/《国民党首要战犯改造密档》，史文编著，台海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沈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