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这篇文章时，我正坐在北大图书馆四层的“大钊阅览室”，这是以李大钊之名建立的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革命文献专藏阅览室。我一边写，一边看着电脑屏幕上播放的北京卫视的纪录片《播“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下简称《播火》）。我是这部纪录片的讲述人之一，两个月前在《档案》剧组参与录制的过程还历历在目。
　　今年3月份，北京卫视制作团队来到了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学院讨论合作拍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纪录片，并提出想邀请几位北大马院的在读学生作为讲述人。讨论中，学院一位老师提议：“不如这部纪录片就叫《播火》吧，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中，把思想的火种播撒在中国大地上。”
　　经学院老师们的推荐，我很幸运地通过试镜筛选，成为了《播火》的讲述人之一，作为当代青年与百年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话。
　　无疑最早的“播火者”是李大钊，他将思想的火种传递到北大的学生中。1920年3月，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指导北大学生成立了马克斯学说（后改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经时任校长蔡元培同意，北大第二院西斋的两间房子成为研究会的活动场所，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专门收藏共产主义书籍的藏书室。按“共产主义”一词的德文音译，李大钊等人将这间藏书室命名为“亢慕义斋”。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的时候曾提到过，“1920年前后在北京时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亢慕义斋所收藏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
　　《播火》最开始的两幕是在“亢慕义斋”旧址内拍摄的，我坐在“亢慕义斋”里的木桌旁，讲述着百年前这里发生的故事，仿佛看到了李大钊先生带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生在此活动的一幕幕。
　　研究会的年轻学子经过在“亢慕义斋”的研读，逐渐认识到：“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中蕴含着无穷的力量。”他们开始不局限于书斋学习，而是主动到“民间去”，人力车夫、长辛店产业工人以及其他贫苦百姓集中的生活区。
　　一批胸怀家国天下，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新青年”觉醒了。
　　今天的博雅塔下、未名湖畔，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同学在老师的指导下组织了读书会、宣讲团等一系列学生组织，以百年前在亢慕义斋翻译研究马克思著作的青年为榜样，研读经典，交流讨论。
　　百年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到民间去”，走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今天的讲师团的成员进入工厂、企业、学校进行宣讲。
　　我本科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这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实践性强。从大一开始，我便在学业之余广泛参加各種社会实习和社会实践。
　　大学本就是一个从青涩到成熟的混搭期，这期间当然会遇到很多的疑惑和不解，但思想的火花又往往是从遇到困难开始的。2018年暑假我申请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组建了5人的团队开始了第一次学术研究。这次项目的对象是“共享单车”，我们深入苏州和无锡的街头巷尾，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在共享单车这个问题上纷纷失灵，我们的实践无法用西方公共治理的理论进行解释。我们尝试了多源流模型、渐进主义和理性主义、新公共管理理论、SWOT分析等，却感觉很无力，一时间陷入无理论框架的尴尬境地。
　　大学里最幸运的事是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2018年冬天，好朋友小云同学邀请我一起参加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个学术征文比赛。她的素材是一次农村精准扶贫调研帮扶的实践，同样也是中国特色，我欣然答应了。为这个实践素材建构理论框架便成为了我的工作，在寻找理论支撑的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解决居然有如此的适配性。贫困是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历史上，政治和经济学家们不断地进行过探索，形成了各种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但依旧没有找到实现大规模减贫的好办法。“精准扶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新贡献，是打赢脱贫攻坚的制胜法宝。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后来读到李大钊先生的一段话：“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只是因为它能完美地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赶时髦。”从我经历过的这些事看，这话真是太对了。
　　10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在中国的大地上，岁月变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先辈们“求真务实”的精神薪火相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我将小我融入大我，深入祖国的基层大地，力争做到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真情。
　　责任编辑：周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