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的中国经济，经历了由“三伏”到“三九”的重大转变；一年来的经济政策，却经历了从“三九”到“三伏”的重大转折。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经济政策，冷，就会冰天雪地：热，就会酷暑难耐。虽然最近一个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出重拳下狠手刺激经济增长，但一年多来宏观经济政策失误所种下的苦果正在由市场和社会吞咽。
　　
　　宏观措施刺激下的中国经济存在三大隐忧。
　　隐忧一，中国经济发展对投资与外贸的依赖度太高。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为60％以上，而美、日等发达国家仅为25％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需肯定会大幅减弱，产能过剩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难题。中国经济面临与1998年完全不同的形势。这次的经济衰退，在美国、欧洲、日本三大经济体同时发生，其规模之大、危害之广、程度之深都大大超过以往，而且衰退的过程才刚刚开始。这三大经济体。恰恰是中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地。由于消费占美国等国GDP的比重极高，因而经济的衰退就意味着消费的大幅萎缩，这就会使中国产品进入这些市场平添了更大的难度。经过两年多的人民币升值，外向型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型企业大都已陷入困境，其盈利空间变得极其狭小；新劳动合同法和一年来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更使得这些企业的处境雪上加霜。房地产市场经过连年的暴涨之后，已经达到了超出社会整体购买力水平的程度，房价不大幅下调，房地产市场不重新洗牌，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就无法有效启动。资本市场的持续暴跌和银行利率的大幅下调，又使得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渠道变得更加狭窄，降薪与失业的忧虑必然使人们捂紧“钱袋子”，这就使内需与外需的形势同时变得严峻。
　　隐忧二，宏观经济政策起落太大。最近，我对近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了全面反恩：过去的五年，我们做了三件事，都做反了：一是压房价，压的结果是旁价暴涨；二是压股价，压的结果是股价暴涨；三是压物价，压的结果是物价暴涨。未来的五年，我们很可能有三件事还会做反：一是拉股价，股价暴跌(大熊市)；二是拉物价，物价暴跌(通货紧缩)；三是拉旁价，房价暴跌(中国式的次贷危机爆发)。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悲观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在我看来。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全面和重大的调整是完全必要的，这种调整，不仅是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积极应对，而且是对一年多来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纠偏。现在的问题是，对一年多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起大落必须作深刻与系统的反思，必须找到宏观经济政策走偏与失误的体制根源。政策失误是经济发展的难以承受之重。
　　隐忧三，权力驱动经济的机制正在卷土重来。30年来，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大成果，是经济市场化的推进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这个过程本身是挤缩行政功能、放大市场功能的过程。但由于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对抗、市场的力量抵御不过行政的力量，因此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一直是艰难前行，权力寻租的过程也一直如影随形。在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特别是遇到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时，政府的直接投资并非不可，但这种投资的前提是要有需求、要有效益、要有市场、要有基准、要有程序，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始终牢记的是，政府投资的核心与宗旨是为了服务市场而不是取代市场。在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的投资拉动之后，地方政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提出了18万亿的配套投资规模，这种“大跃进”式投资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就很难不令人疑虑。首问资金哪里筹集?如果主要是来源于银行贷款，那么银行的资产质量就会令人堪忧，我们付出惨重代价所换来的银行业发展局面就可能功亏一篑。这样，全面与无节制的大规模投资就很可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体制模式的双重转型造成重大阻隔，进而会危及到整个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还必须看到，即使是基础设施建设，也要适度适量，并且与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否则，也会在基础设施领域造成产能过剩。仅靠投资的单兵突进，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就都很难保证。
　　近期央行大幅降息108个基点，活期储蓄存款利率降低50％，这实际上反映出国内经济下滑已经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在我看来，股市的重新走好需要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一是国际经济的基本面与国内经济的基本面出现真正好转；二是大小非问题大体尘埃落定。在这两个前提没有出现时，股市就只有反弹而不可能出现反转，即使反弹，其高度也将极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