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是由脚手架搭出的美式旅馆和红色旋梯；舞台下，是匆匆翻阅着剧目宣传材料的我。离开演还有十分钟，我疑惑地问身旁的朋友——“谁是导演？！”只碰到过有话剧不署编剧姓名的，没碰到过不署导演姓名的。不知何故，赵立新不采用“导演”这一名号，而采用了模棱两可的“监制”二字。去年五月，《断手斯城》在线上举办了一场剧本朗读直播，那时赵立新还是“导演”。而当戏真正地落地制作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职能的位移呢？站在观众的角度，这一问题似乎无关紧要，但实际上相当重要。
　　说回戏剧本身。《断手斯城》是马丁·麦克多纳在2010年创作的剧本，同年在百老汇的舍恩菲尔德剧院举行了首演。本剧的主人公卡麦寇是一个典型的麦克多纳式的“黑色”人物：一个带着某种创伤的暴力分子，一个与自我内心缠斗的 “病患”，一个反社会的反英雄，尚有一丝人性的余温，喜剧的面具之下潜藏的是悲剧的人格。麦克多纳善于塑造特殊境遇下的人物，打开人物的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封闭，同时借一个极具体的血腥事件尖锐地指出社会问题。麦克多纳的黑色喜剧系列，在剧场演出中相当卖座，暴力足以吸引眼球，温情足以引起共鸣。鼓楼西先前制作的两部麦克多纳的戏剧《枕头人》《丽南山的美人》都是如此，《断手斯城》也不例外。
　　卡麦寇的心魔在于童年时被火车轧断的那只手，那是他身体的缺失。在他的自述中，犯下这个恶行的几个人“举起这个孩子自己的手，跟他挥手道别”。看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与本体分离，这是他生命中最可怕的阴影。被断手的噩梦萦绕，他不断地寻找那只丢失了的手，为此付诸暴力，这是卡麦寇寻回自己人生中“正常”与“平衡”的方式，他在寻求安慰。
　　对于断手的解读，许多人觉得那是卡麦寇残缺的心理外化。旅馆的前台默文也对断手的事实产生过怀疑。“手”究竟有没有断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精神确确实实地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无论是出于那些轧断他手的恶人，还是出于他那失控的家庭关系，还是多方面交织下形成的官能失衡。
　　卡麦寇的确象征了某些迷失的群体，他们处在不断找回自我的旅途中。
　　《断手斯城》的人物设置有着精巧的设计。卡麦寇，一个似乎掌握着主动权的男人，受制于他的母亲；默文，一个想要探究事件真相的旅馆前台，受制于两年前被托比欺骗的阴影；托比和玛丽莲，是卡麦寇寻手过程中的两个受害者。
　　值得一提的是，默文这个人物的特殊性，他是绑架案的见证者，但他似乎缺少正常人的共情心理，他去动物园渴望解救一只长臂猿，他臆想着长臂猿会“渴望自由”，却陷入了精神困境，最终嗑药将自己送进了监狱，被保释之后，不得不在旅馆干着枯燥的前台工作。他将自己变成了动物园里的长臂猿。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无聊之下，他寻求着某种刺激，一种能让他战胜内心焦灼的刺激，他想成为拯救他人的英雄，却拒绝承认自己是受害者。与其说，默文是本次事件中的旁观者，不如说，他也在纵容犯罪，为了满足自己内心扭曲的欲望。
　　剧本的意义在于引导人们找寻并正视每个人内心中梦魇的真相。剧本本身也确实在这个浮躁和混沌的社会里，激起了人们内心极致的情感。
　　可是——正如大多数人所诟病的，鼓楼西制作的这版《断手斯城》，本土化做得并不好。
　　《断手斯城》是麦克多纳到美国后写作的第一个剧本，强烈地表现了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斯波坎城，是美国极具代表性的多民族/人种聚居地。《断手斯城》其实不如麦克多纳其他剧本那样，人与人之间有着极强的黏连，它是靠着某种巧合来形成迫害和被迫害的闭环的，并且它十分“政治正确”地将白人与黑人、同性恋和异性恋以及带有某些刻板印象的“小妞”聚集在了同一个房间内，这是斯波坎城的小小缩影。
　　在此基础上，剧本靠着一次次的失误意图来推进故事的发展，如托比和玛丽莲糊弄卡麦寇，随便拿了只手，打算换点儿钱，结果被卡麦寇揭穿，卡麦寇去找那只有“HATE”文身的手却落了空，其间托比和玛丽莲自救失败，默文的救援也漫不经心，卡麦寇的母亲意外打来电话……这是劇本内部自带的凝滞，一次次的“意外”堆叠，推动着整个故事的行进。可以说，《断手斯城》虽然有着一个暴力血腥的外壳，但情节的展开并没有那么激动人心，虽然环环相扣，但却处在不断的延宕之中——观众在等待卡麦寇最终的决定。
　　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了一定的理解难度，而情节的展开方式也缺乏一些核心的力量。就前者而言，首先，弱化了大量的美国本土俚语，弱化了剧本的文化含义，不口语化，反而带有翻译腔。其次，演员的语言也受到了台词的影响，浓重的话剧腔调使角色塑造失真，处于美国底层的人物们别扭地说着好似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语言。我想，这是所有外国戏剧制作中文版所面临的第一项问题。所以对情节的展开，既然文化差异的问题无法规避，那就得需要在话剧的其他方面强化它的效果。既然无法全面展现当下美国的社会环境，无法完整地揭示其内里的核心矛盾，那么至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个人心理的挣扎，还可以再放大一些，以填平“舶来”戏剧造成的语境的不适感。
　　这是戏所遇的困境。灵光闪现，我将这部戏概括为“译制戏”，其中满是生硬的处理，即使舞台、灯光、声效方面层次再多，也无法触及文本的内里，它需要被改造。
　　它不仅需要本土化的改编，也需要导演强烈的自主意识。我相信结尾对手的处理——卡麦寇举起断手，伸向那从上方射下的光芒，凝视着——是出于对剧本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与自我和解”——的强调，但那仍然缺少感动本地观众的深层力量，我们震惊于这个黑色喜剧的“幽默”和“戏剧性”，但思考何在，在于那只断手的“在”或“不在”的价值几何吗？或许在于，在那巨大的象征性之外，虚拟的戏，与真实观众的，真正的生活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