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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来，美国和欧洲进行动物实验的研究者，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威胁，甚至需要以严刑峻法来遏制。《自然》杂志对这些研究者的调查显示，威胁确实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和心态，研究者也更乐于与大众的沟通。
过去5年以来，动物权益行动分子发动一连串暴力攻击：2008年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乳癌生物学家的丈夫在自家门前遭到殴打，比利时一所大学的生物医学研究室在同一个月遭纵火；2009年夏天，诺华药厂执行长瓦色拉的家族墓园遭人恶意破坏，他的度假小屋也发生火灾。
《自然》杂志针对近千名生物医学科学家进行的调查，反映出动物权益极端主义者所造成的影响。虽然极端攻击事件很罕见，并且过去几年来案件也没有明显增加，但仍有近1／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或同事曾因此受害。
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动物实验在研究中是很必要的。但民调结果也显示科学家的感受好坏不一，曾进行动物研究的学者中有将近16％感到忧心，虽然绝大多数研究人员能与同僚讨论，不过许多人不大愿意在公开场合论及此事；超过70％的科学家指出，因为舆论看法极端，很难表达中立意见；也有25％以上的受访者提到，所属机构会提供训练与协助，帮助他们向外界说明动物实验的重要性。
过去10年间，美英两国先后以严刑遏止动物权益人士的行为。2005年，英国实施《重罪、组织犯罪与警察法》，对于恐吓从事动物实验企业及个人的罪犯施以严惩，已有因胁迫与恐吓企业及个人遭到判刑的案例；美国于2008年通过《动物事业恐怖主义法》，保障研究人员及亲属不会因财产损失或威胁，造成“对死伤的合理恐惧”，不过也有人向法院控告该法实行不当。
法律似乎无法抑制暴力事件。美国生物医学研究基金会支持动物实验，《饭》杂志反对动物实验，双方都从媒体报道及网站中收集相关事件，虽然数据并不详尽。但结果显示过去5年以来，世界各地发生的此类暴力案件数仍持平。在英国，这一情形似乎趋缓，从2008年开始，牛津大学饲养实验动物的生物医学科学大楼前，抗争规模也逐渐缩小。
虽然这份民调并非为了呈现社会运动的起伏，但结果似乎相似：有45％的受访者表示，过去5年间并不觉得有上升的变化，不过也有些区域差异，美国科学家较多认为暴力事件增加，英国学者则觉得减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外研究副主任洛奇指出，调查结果可能反映出某些事件受到广泛关注，而非代表案件数量确实增加，“先前曾出现了纵火、炸弹威胁等真正危及性命的案例，有些当事人的私宅成为目标”。
有些从事动物实验的学者表示，自己或同事曾受到反对运动的影响，包括匿名威胁、在实验室外抗议、毁坏财物、协助动物脱逃、遭蒙面人士攻击、真假炸弹恐吓等。一名基因学家说：“攻击行为很多，例如破坏住家、恐吓年幼子女、死亡威胁等”。
共有26名受访科学家在受到反对人士袭击后，决定改变研究方向或方法。一名美国学者经历了暴力抗议后表示， “即便实验结果对神经保护研究再重要，都不太愿意从事非人体的灵长类实验”。
主要考虑
在这项问卷调查中，只有38位科学家曾进行非人体的灵长类动物实验，他们也特别在意反对运动所造成的问题。生物医学研究基金会主席楚尔认为，灵长类研究人员最容易成为反对人士的箭靶。
尽管此类研究多在美国进行，质疑声浪却主要是在欧洲涌现。欧盟于2009年曾经考虑立法将相关实验限制在“攸关存亡或重大伤害”的研究项目中，后来在研究人员奔走之下，才将基础研究纳入许可范围内。
英国动物福利研究者史密斯指出，“灵长类研究者越来越难以说服大众接受动物实验”。她表示，她个人拒绝从事会造成痛苦、创伤或永久性伤害的动物实验，认为在灵长类身上进行基础研究尤其具有道德争议。
她主张寻求其他方案，强调“终极目标是要用其他研究方法取代。某些物种的动物实验已有改变的迹象，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灵长类动物实验也能画下句号”。
德国灵长类中心主任特维则有不同观点。他表示，一般民众在参观研究室、了解实验进行方式与原因后，“大约98％的民众都能接受，认为这些少数实验对生物医学科学无比重要、不可取代，并符合最高道德标准”。
特维并不认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在道德面上有何差异。“我觉得接受应用研究、否决基础研究并不合理，因为二者唇齿相依。但我也承认，有些科学界人士没有反复向大众清楚说明，导致民众产生负面印象”。
公众协商
不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科学界与大众沟通的情况正逐渐改善。从事动物实验的研究人员中共有55％指出，所属机构鼓励科学家向大众说明研究内容；只有7％的学者表示，所属机构希望他们禁口。而《自然》杂志曾于2006年针对同一主题进行了调查，当时受所属机构鼓励与外界沟通的科学家占29％，遭劝阻者占11％。
洛奇表示，这是好现象，但还要继续努力。部分研究机构虽然鼓励科学家与外界沟通，但其中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研究单位未曾提供任何支持或训练。洛奇指出， “研究机构必须设有对外部门，令大众更了解研究的重要性”。
问卷调查中的另一项结果则难以解读：有33％的受访者对于动物实验在现有实验中存有“道德疑虑”，非常努力想降低疼痛、减少使用动物数量、尊重受试动物；大约16％的研究者对实验情况“感到不安”，其中的半数(54人)因此决定更改研究内容或方式。这个结果显示出，若要改变行为，个人省思比动物权益行动分子的反对更有成效。一名美国神经学家写道：“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哪天我若不再反省，就该辞职了。我所认识的多数科学家都有类似想法。”
楚尔乐见科学家深思有关动物实验的问题，也乐见93％的研究人员表-示，愿意与同事讨论道德问题。她指出， “科学界有众多讨论与辩论在进行，动物实验是很宝贵的机会，我相信多数科学家都有同感”。
过去5年以来，动物权益行动分子发动一连串暴力攻击：2008年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名乳癌生物学家的丈夫在自家门前遭到殴打，比利时一所大学的生物医学研究室在同一个月遭纵火；2009年夏天，诺华药厂执行长瓦色拉的家族墓园遭人恶意破坏，他的度假小屋也发生火灾。
《自然》杂志针对近千名生物医学科学家进行的调查，反映出动物权益极端主义者所造成的影响。虽然极端攻击事件很罕见，并且过去几年来案件也没有明显增加，但仍有近1／4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或同事曾因此受害。
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动物实验在研究中是很必要的。但民调结果也显示科学家的感受好坏不一，曾进行动物研究的学者中有将近16％感到忧心，虽然绝大多数研究人员能与同僚讨论，不过许多人不大愿意在公开场合论及此事；超过70％的科学家指出，因为舆论看法极端，很难表达中立意见；也有25％以上的受访者提到，所属机构会提供训练与协助，帮助他们向外界说明动物实验的重要性。
过去10年间，美英两国先后以严刑遏止动物权益人士的行为。2005年，英国实施《重罪、组织犯罪与警察法》，对于恐吓从事动物实验企业及个人的罪犯施以严惩，已有因胁迫与恐吓企业及个人遭到判刑的案例；美国于2008年通过《动物事业恐怖主义法》，保障研究人员及亲属不会因财产损失或威胁，造成“对死伤的合理恐惧”，不过也有人向法院控告该法实行不当。
法律似乎无法抑制暴力事件。美国生物医学研究基金会支持动物实验，《饭》杂志反对动物实验，双方都从媒体报道及网站中收集相关事件，虽然数据并不详尽。但结果显示过去5年以来，世界各地发生的此类暴力案件数仍持平。在英国，这一情形似乎趋缓，从2008年开始，牛津大学饲养实验动物的生物医学科学大楼前，抗争规模也逐渐缩小。
虽然这份民调并非为了呈现社会运动的起伏，但结果似乎相似：有45％的受访者表示，过去5年间并不觉得有上升的变化，不过也有些区域差异，美国科学家较多认为暴力事件增加，英国学者则觉得减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外研究副主任洛奇指出，调查结果可能反映出某些事件受到广泛关注，而非代表案件数量确实增加，“先前曾出现了纵火、炸弹威胁等真正危及性命的案例，有些当事人的私宅成为目标”。
有些从事动物实验的学者表示，自己或同事曾受到反对运动的影响，包括匿名威胁、在实验室外抗议、毁坏财物、协助动物脱逃、遭蒙面人士攻击、真假炸弹恐吓等。一名基因学家说：“攻击行为很多，例如破坏住家、恐吓年幼子女、死亡威胁等”。
共有26名受访科学家在受到反对人士袭击后，决定改变研究方向或方法。一名美国学者经历了暴力抗议后表示， “即便实验结果对神经保护研究再重要，都不太愿意从事非人体的灵长类实验”。
主要考虑
在这项问卷调查中，只有38位科学家曾进行非人体的灵长类动物实验，他们也特别在意反对运动所造成的问题。生物医学研究基金会主席楚尔认为，灵长类研究人员最容易成为反对人士的箭靶。
尽管此类研究多在美国进行，质疑声浪却主要是在欧洲涌现。欧盟于2009年曾经考虑立法将相关实验限制在“攸关存亡或重大伤害”的研究项目中，后来在研究人员奔走之下，才将基础研究纳入许可范围内。
英国动物福利研究者史密斯指出，“灵长类研究者越来越难以说服大众接受动物实验”。她表示，她个人拒绝从事会造成痛苦、创伤或永久性伤害的动物实验，认为在灵长类身上进行基础研究尤其具有道德争议。
她主张寻求其他方案，强调“终极目标是要用其他研究方法取代。某些物种的动物实验已有改变的迹象，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灵长类动物实验也能画下句号”。
德国灵长类中心主任特维则有不同观点。他表示，一般民众在参观研究室、了解实验进行方式与原因后，“大约98％的民众都能接受，认为这些少数实验对生物医学科学无比重要、不可取代，并符合最高道德标准”。
特维并不认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在道德面上有何差异。“我觉得接受应用研究、否决基础研究并不合理，因为二者唇齿相依。但我也承认，有些科学界人士没有反复向大众清楚说明，导致民众产生负面印象”。
公众协商
不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科学界与大众沟通的情况正逐渐改善。从事动物实验的研究人员中共有55％指出，所属机构鼓励科学家向大众说明研究内容；只有7％的学者表示，所属机构希望他们禁口。而《自然》杂志曾于2006年针对同一主题进行了调查，当时受所属机构鼓励与外界沟通的科学家占29％，遭劝阻者占11％。
洛奇表示，这是好现象，但还要继续努力。部分研究机构虽然鼓励科学家与外界沟通，但其中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研究单位未曾提供任何支持或训练。洛奇指出， “研究机构必须设有对外部门，令大众更了解研究的重要性”。
问卷调查中的另一项结果则难以解读：有33％的受访者对于动物实验在现有实验中存有“道德疑虑”，非常努力想降低疼痛、减少使用动物数量、尊重受试动物；大约16％的研究者对实验情况“感到不安”，其中的半数(54人)因此决定更改研究内容或方式。这个结果显示出，若要改变行为，个人省思比动物权益行动分子的反对更有成效。一名美国神经学家写道：“我几乎每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哪天我若不再反省，就该辞职了。我所认识的多数科学家都有类似想法。”
楚尔乐见科学家深思有关动物实验的问题，也乐见93％的研究人员表-示，愿意与同事讨论道德问题。她指出， “科学界有众多讨论与辩论在进行，动物实验是很宝贵的机会，我相信多数科学家都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