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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美学具有自然和人文两个维度，江南民间艺术社戏不仅将自然环境纳入舞台表现之中，而且着力于自由自在的原始野性，具有原生态的审美意蕴。以《社戏》为文本进行生态批评，不仅可以捕捉到鲁迅所倡导的自然、人、精神三者相协调的生态观；而且能够解读出鲁迅对于民间文化的非批判的一面，这在以往的鲁迅研究中是少见的。
关键词：《社戏》 鲁迅 生态美学 民间文化
《社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篇，也是乡土小说的典范之作。它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江南民间社戏的乡土环境中，通过对优美的自然环境、自由的精神状态以及友善的人际关系等民间景象的书写，与都市拥挤嘈杂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展示了一幅和谐的生态美画卷。运用生态批评的方法对《社戏》进行文本细读可以发现，鲁迅对现代文明和民间文化的态度不是绝对的肯定或批判：一方面，鲁迅对于现代文明对自然的挤压和对人性的压抑持警惕态度；另一方面，鲁迅欣赏和赞美民间文化中健康的、积极的、自由的原生态之美，这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可能。
一、生态批评的两重性及鲁迅的生态观
“生态”一词“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a。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生态学的尺度应该被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b，主张“运用生态的标准要求对人类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明取向做出根本性的调整”c，一种以“生态”为指向的美学观开始在中国出现。从起源来看，“广义的生态学源于一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讲则源于人的一种对于自然环境非生态的架构切割式的主宰态度”d，因此，“如何使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在审美的意义上达到相互亲和协调”e是生态批评的主要问题。但正如徐恒醇指出，人所生存的生态结构具有多层次性，所以生态批评的内容不仅包括自然生态，同时涉及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f，即“广义的生态美学研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人自身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g。生态批评“力图重新确立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多元价值取向”h，主张在美学体系中研究人与环境的互动性关系，不仅关于人与自然的审美观，而且关涉社会、文化、艺术、精神等多个维度，兼具自然性和人文性的特征。
鲁迅虽未有与生态直接相关的文学创作，但他对生态的关注在很多方面有所体现。鲁迅一生始终与自然科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从小受到植物学、地质学、医学的熏陶，并将这些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文学创作之中i。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中，鲁迅主张“当审察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禁绝剪伐；或相度地势，辟为公园。其美丽之动植物亦然”的生态保护理念；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鲁迅提出的“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符合可持续发展观。对于科学，鲁迅始终保持着警惕态度，反对人对自然掠夺式的索取，认为“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即崇尚科学、追求进步的人应该对自然保持尊重敬畏的态度。
鲁迅研究的现有成果十分丰富，但有关于生态观的可谓寥寥。汪双英最早在生态学的视野下解读鲁迅的文学作品，指出鲁迅小说虽然不侧重展现生态意识，但有着明显的生态观。j纪秀明和李敬巍将“深层生态学”的概念引入鲁迅研究，发现生态与人的存在之间形成了颇有意味的隐喻关联，体现出鲁迅在文化、社会学层面的深层生态关怀和思考。k王雨海以《好的故事》为文本，评价其为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兼具对美好自然生态的向往和对理想社会生态的构想。l张素丽则从《故事新编》和鲁迅译爱罗先珂童话入手，总结出鲁迅的生态观：“‘适性任情’的野性生命观、‘优丽美好’的生命情感观和‘和谐圆满’的生态整体观。”m总体来看，当前生态批评视野下的鲁迅作品研究较少关涉乡土社会，但乡村优美的田野风光、和谐的人际关系、淳朴的民风民情都是生态美的天然素材，童年欢乐美好的往事与成年现实生活的矛盾是鲁迅作品中常出现的主题，作者在失落中即已表達的情感取向，这些在《社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社戏》生态美的自然之维
《社戏》开头记叙了两次狼狈的看戏经历：喧嚣嘈杂的环境、拥挤狭小的空间，“我”处在人群之中，尽管与他人的物理距离可以忽略不计，但互相的猜忌和怀疑营造出了疏离感，舞台上的表演似乎已与“我”无关，眼前的角儿和耳边的戏文逐渐模糊虚化，喧闹的气氛更烘托了“我”的寂寥。此时，“我”观看的对象从戏台上的演员拓展至整个环境，上帝视角下的“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被环境隔绝在外了，于是“我”落荒而逃。离开以人为主导的热闹环境后的我，立刻投入自然环境的怀抱，北京城清冷的夜色和舒爽的空气使“我”不禁追忆起童年愉快的看戏经历，对城市的叛逃与对乡村的向往构成了本文的第一层隐喻。
那地方叫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n
作者用寥寥数语交代了故事发生的环境，构建了一个临河近海的渔村。渔村的规模不大，村民的劳动方式简单又原始，“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暗示渔村没有发展现代商业，保留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生态生活方式。作者此处行文多短句，与平桥村简单的生活方式相契合。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
这是行船前往鲁镇途中之景，作者对自然的描写堪称妙绝。嗅觉、触觉、视觉和听觉多感官共同描绘出这幅优美的乡村夜景图。从嗅觉角度来看，庄稼豆麦和植物水草的清香是乡村特有的味道符号，亦是大自然的馈赠，是沁人心脾的美的享受；从触觉角度来看，扑面而来的水气是夏日时节专属的清爽，水气环绕之下的人被牢牢裹挟、融入夜色之中；从听觉角度来看，远方传来的笛声以动衬静，为夜晚平添了几分宁静的美好；从视觉角度来看，嫩绿的水草、朦胧的月色、淡黑的伏山、跃动的渔火构成了一幅色彩绚烂的画卷。这幅画面由不同的自然意象组合而成，而无论是香气、水气还是笛声、远山均伴随着船只摇曳而呈现出流动性的状态，人在画面中与自然互动构成了动态图景，情景交融，人与自然相合相生。作者采用了凌乱的描写顺序，虽违背了写作常理，却呈现了自然的真实状态——杂乱狂野，以参差不齐烘托无限生机。 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
再看离开时的情景，与初来时并无大的不同，依旧是月光、灯火、笛声，时间的流动仿佛被暂停；一来一回相似的夜色似乎暗示了自然无处不在的裹挟。夜色中的戏台逐渐模糊，“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与自然的大背景融为一体，而画面中的人此时也成为自然的组成部分，在虚实之间，无论是演员的舞台还是观众的行船，“人”的因素都被自然消解，形成了宇宙中间的“大生命”，构成“天人合一”的美好画面。
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彩起来。
在对自然景物进行描摹时，人们的交谈声、笑骂声、叫嚷声在宁静的夜晚并不突兀，行驶的船虽然搅动了平静的水面，但它们使画面有了灵动的生机，可以说人的活动是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流露出作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淡化，力求人和自然在画面中取得平衡与和谐。由是观之，自然在鲁迅的作品中是一种美的存在，是童年美好回忆的物质载体，鲁迅倡导的是生命与自然相融合，人与自然共存共美的生态观念。
三、《社戏》生态美的人文之维
正如纪秀明所说：“对于自然生态资源及环境保护的关注尚属于浅层生态学的内容，而鲁迅的伟大在于他的深刻、他的孤独和他的超前。鲁迅在文化、社会学层面体现出了深层生态关怀和思考。”o深层生态学关注和谐理想社会的构建，既包含有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包括人精神的独立和自由，是一种对于个体生命和整体生态的大爱，这些思想在《社戏》中也有所体现。
《社戏》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情节围绕“我”与伙伴和长辈的交往展开，在自然环境的烘托下，人们的交往也流露着和谐友善的人性之美。在与长辈的交往中，孩童的天真烂漫与长辈的亲和慈爱形成和谐的互动关系。
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荚豆壳全抛在河水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
然而大家议论之后，归结是不怕。他如果骂，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桕树，而且当面叫他“八癞子”。
“双喜，你们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罢？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我抬头看时，是六一公公棹着小船，卖了豆回来了，船肚里还有剩下的一堆豆。
“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双喜说。
孩子们虽然担心会受到六一公公的责怪，但同时也保留了叛逆的一面，因此他们虽淘气却也不失分寸，表现出孩童的顽皮可爱；六一公公对于自家豆子被偷吃也表现出宽厚的态度，“小鬼”的称呼充满对孩子们的宠爱，淳朴亲善的老者形象跃然纸上。
我向船头一望，前面已经是平桥。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双喜便是对伊说着话。
母亲颇有些生气，说是过了三更了，怎么回来得这样迟，但也就高兴了，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
母亲是本文中另一位长辈，“我”的迟归造成了母亲的担忧和牵挂，于是早早驻足于桥上盼“我”归来，因此初见“我”时显露出愠色；但伙伴的出现立刻消除了母亲的怒气，她转而以慈爱的面孔招呼大家吃米。淳朴的民风与善良的人性构成了乡村生態的另一维度，在这个温情脉脉的乡土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互动关系是生态美的一种实践。
再看“我”与伙伴的交往：
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尔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少少，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
由于生育不受限制以及“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影响，旧时社会普遍存在同龄不同辈的现象。但可以看到，乡村社会儿童的交往不受尊卑等级的限制，孩子们之间保持了较为平等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别强调乡村中的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而很少产生“犯上”的伦理评价，人际关系很少受到礼制束缚从而可以相对自由。这暗示了人类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自然天性，造成精神生态的失衡甚至是危机。
“我”在文中是“半外来者”的身份，一方面，“我”熟识“秩秩斯干”的经文，这使得“我”在受教育程度偏低的乡村社会受到尊敬；另一方面，与土生土长的乡村孩童相比，“我”缺乏自然生活经验，不能同其他孩子一起凫水弄潮。因此在交往过程中，“我”受到其他儿童细致的照顾。
我写包票！船又大；迅哥儿向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
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
我有些疲倦了，托桂生买豆浆去。他去了一刻，回来说：“没有。卖豆浆的聋子也回去了。日里倒有，我还喝了两碗呢。现在去舀一瓢水来给你喝罢。”
当母亲担心安全不放心“我”外出看戏时，伙伴用直爽的表达打消母亲的忧虑；当水性欠佳的“我”要坐船时，伙伴用无声的体贴护我安危；当“我”疲乏困倦之时，伙伴主动照顾“我”；而当要“做坏事”的时候，小伙伴们也表现出了仗义的品格。
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
双喜以为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于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各偷了一大捧。
阿发对朋友大方热情，乐于分享自家的食物；双喜善解人意，能够做到有节制地捣蛋。在这个由少年组成的小团体里，大家福祸同担、彼此友善，平等、谦让、仗义、体贴等美好的品质在少年的身上体现，构成了朋友间的相处方式。 乡下少年和“我”分别代表了鲁迅笔下的两类儿童：一类是正常化的儿童形象，他们有着健康的体魄、自然的天性和纯洁的心灵，是理想儿童的化身；一类是如“我”一般的特殊的儿童形象，他们是被封建私塾教育制度压抑天性的儿童，同时具有儿童和成人两个视角。p在《社戏》中，两类儿童交往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地位倒置构成了鲁迅精神生态观的隐喻：接受了“文明”教育的“我”在乡村生活中表现出经验不足的低能状，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伙伴则对此游刃有余，并时常给予“我”照顾，这不仅是两类儿童的交往，更深层地隐喻了文明在与原始博弈中的劣势，消解了教育对儿童的正面影响，隐晦地表达了对于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原始纯朴的生活状态和儿童的自由天性的提倡。
四、基于生态的民间文化观
从小说篇幅来看，真正的“社戏”描写在全文占比极少，“社戏”这一江南民间文化在文中的地位似乎被架空。但这几处描写绝非闲笔，鲁迅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具有乡土特色的民间社戏表演中，社戏不仅为全文“景、人、情”三位一体的和谐生态画提供环境，而且为探索民间文化的审美意义提供可能。
陈思和将“民间”的概念引入到当代文学研究中，他认为民间最基本的审美风格就是自由自在。“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憎，对人类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無法涵盖的自由自在。”q王光东对“自由自在”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自由体现在“民间朴素、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中”，而自在则是对民间生存逻辑、伦理法则、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的概括。r这里的“民间”是一个相对于宫廷和精英阶层，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概念。民间文化的创造主体——农民，农民的思维逻辑围绕着生计展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民间”的乡土本色决定了其文化特征始终以“生存”为核心，谋求一种合乎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活状态。因此民间文化在精神层面是自由自在的，在物质层面是亲自然的，民间文化是天然的生态审美对象。
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江南水乡的社戏之所以能够从多种传统戏剧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就是在于它所依托的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社戏的戏台不仅搭建在陆地上，还有一部分是建在水中的，观众则坐在船上看戏，这种依托独特的生态环境所形成的人景互动的艺术独具江南文化特色。兰晓敏和陈勤建在《对当代绍兴水乡社戏存续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动态文化生态链”的观点，认为绍兴的水生态促进了社戏的繁荣发展。如《夜魃渡河》这场戏正是借用了河流和渡船，将当地的“抽渡船”民俗搬上了戏剧舞台s，极具江南地方特色。江南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仅为社戏提供了演出空间，而且融入表演之中，广袤的田野、潺潺的流水、开阔的空间……这些都构成社戏表演的一部分，自然意象的环绕给予观众美的体验。因此“水生态环境为社戏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t，社戏发展离不开江南特有的水乡生态。社戏起源于酬神祀鬼的宗教仪式，却不似其他祭祀活动那般庄重肃穆，反而充满欢快热闹的世俗气氛。社戏的创作者从民众中产生，对民间习俗进行整合与传播；表演者大多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村民，只是略具一些吹拉弹唱的技艺而已，这些都决定着社戏表演水平并不高，“在敷衍故事、组构情节、编排剧目、塑造人物等方面，也都存在着许多简单、粗粝之处”，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早期艺术产物。在演出过程中，观众与演员之间可以自由互动，舞台界限十分模糊；演出内容不仅有以凡俗人物为对象的现实生活题材，而且还有以鬼神为表现对象的宗教性作品，但这些作品着力于消解鬼神的权威性，反而让鬼神具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表现出世俗的人性。u由此可见，社戏是一种原生态的艺术表演，虽然起源于具有宗教意味的祭祀仪式，但在发展过程中宗教性逐渐失落，从而成为民众释放野性的狂欢活动；社戏艺术具有乡土的色彩，虽然艺术水平较为粗糙、台词自由松散、演出条件简陋，但是可以娱乐民众，使自由精神的天性得以释放。综上所述，“社戏”在文中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非人工的表演环境避免了局促之感，表演者和观众在自然的环境下可以与天地沟通对话，人与自然相亲相依，互融共生，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另一方面，社戏粗粝、狂野的艺术气质表现了“酒神”v精神，具有强烈的自由意志。这是对人类天性的释放，是最接近自然的原生态，是一种健康的生命状态，是昂扬的生命态度，是热情的生命感怀。
在过去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鲁迅作品的批判性，通过对民间的批判达到思想启蒙的目的，在这一意义上，民间总是以愚昧腐朽、麻木落后的形象示人。但这样的解读是片面的，鲁迅对民间始终怀有复杂的情感，他在对民间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也肯定了民间文化中积极健康的、具有超越性的一面。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指出：“反对不分青红皂白、抛弃一切民间信仰的行为，主张尊重自古以来神话、传说，强调在旧文化、旧世界的批判中保存古有的寺院神庙以及一定的民间祭祀礼法。”从《社戏》中可以看出鲁迅的情感价值的另一取向：他始终以一颗悲悯的心来体察民间文化，厌恶矫揉造作的精英文化，但对淳朴自然、活泼热情的原始生命精神持有欣赏肯定的态度，在这一意义上，鲁迅与人民同在。
五、结语
本文运用生态批评的方法，从自然和人文两个维度对《社戏》进行文本解读，可以捕捉到鲁迅的生态观：一方面他主张个体生命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生态之美，另一方面他倡导人们之间和谐互动的人文生态之美。《社戏》文本的特殊性在于它将小说的背景设置在民间乡村的环境中：江南民间艺术社戏不仅将自然环境纳入舞台表现之中，而且着力于释放野性的原始生命力，是一种天人合一、自由自在的艺术形式，具有原生态的审美意蕴。鲁迅通过在《社戏》中构建田园牧歌式的、自然自由的乡村社会，表达了对民间文化中积极、健康、热情、自然的部分的向往，可以说民间文化是鲁迅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也提醒着我们要正视民间文化、充分挖掘民间文化的养分，在民间文化中间发现超越性和更多可能。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20页。
bc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第101页。
d 刘恒健：《论生态美学的本源性──生态美学：一种新视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11—17页。
e 仪平策：《从现代人类学范式看生态美学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第11—18页。
f 徐恒醇：《生态美放谈——生态美学论纲》，《理论与现代化》2000年第10期，第21—25页。
g 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第11—16页。
h 党圣元、刘瑞弘：《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i 王喜绒：《关于生态问题的前卫思考》，《中国绿色时报》2008年10月6日第4版。
j 汪双英：《论鲁迅小说〈故事新编〉中的生态意识》，《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9期，第195—196页。
ko 纪秀明，李敬巍：《鲁迅与生态——创作、批判立场及其他》，《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13期，第359—362页。
l 王雨海：《永是生动，永是展开——以〈好的故事〉为例看鲁迅的生态观》，《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1期，第114—118页。
m 张素丽：《生态危机与文化批判——以〈故事新编〉与鲁迅译爱罗先珂童话为中心的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95—101页。
n 鲁迅：《呐喊·社戏篇》，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181页。
p 李佳：《鲁迅笔下的儿童世界》，《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9—11+97页。
q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208页。
r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62—174页。
su 蔡丰明：《江南民间社戏》，百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第302页。
t 兰晓敏，陈勤建：《对当代绍兴水乡社戏存续的思考》，《文化遗产》，2018年第4期，第138—146页。
v 尼采：《悲剧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
参考文献：
[1] 涂昕.从“相互主体性”观照鲁迅的博物学视野[J].文艺研究，2018（1）：54-63.
[2]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江南文化背景下的民间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9BWY005）”的子課题“江南文化视域下中国现代文学的民间性——以鲁迅笔下的‘社戏’为例（2019PY-129）”阶段性成果
作 者： 王润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民俗学、民间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社戏》 鲁迅 生态美学 民间文化
《社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篇，也是乡土小说的典范之作。它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江南民间社戏的乡土环境中，通过对优美的自然环境、自由的精神状态以及友善的人际关系等民间景象的书写，与都市拥挤嘈杂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展示了一幅和谐的生态美画卷。运用生态批评的方法对《社戏》进行文本细读可以发现，鲁迅对现代文明和民间文化的态度不是绝对的肯定或批判：一方面，鲁迅对于现代文明对自然的挤压和对人性的压抑持警惕态度；另一方面，鲁迅欣赏和赞美民间文化中健康的、积极的、自由的原生态之美，这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可能。
一、生态批评的两重性及鲁迅的生态观
“生态”一词“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a。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提出“生态学的尺度应该被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b，主张“运用生态的标准要求对人类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明取向做出根本性的调整”c，一种以“生态”为指向的美学观开始在中国出现。从起源来看，“广义的生态学源于一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讲则源于人的一种对于自然环境非生态的架构切割式的主宰态度”d，因此，“如何使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在审美的意义上达到相互亲和协调”e是生态批评的主要问题。但正如徐恒醇指出，人所生存的生态结构具有多层次性，所以生态批评的内容不仅包括自然生态，同时涉及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f，即“广义的生态美学研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人自身处于生态平衡的审美状态”g。生态批评“力图重新确立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多元价值取向”h，主张在美学体系中研究人与环境的互动性关系，不仅关于人与自然的审美观，而且关涉社会、文化、艺术、精神等多个维度，兼具自然性和人文性的特征。
鲁迅虽未有与生态直接相关的文学创作，但他对生态的关注在很多方面有所体现。鲁迅一生始终与自然科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从小受到植物学、地质学、医学的熏陶，并将这些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文学创作之中i。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中，鲁迅主张“当审察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禁绝剪伐；或相度地势，辟为公园。其美丽之动植物亦然”的生态保护理念；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鲁迅提出的“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符合可持续发展观。对于科学，鲁迅始终保持着警惕态度，反对人对自然掠夺式的索取，认为“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即崇尚科学、追求进步的人应该对自然保持尊重敬畏的态度。
鲁迅研究的现有成果十分丰富，但有关于生态观的可谓寥寥。汪双英最早在生态学的视野下解读鲁迅的文学作品，指出鲁迅小说虽然不侧重展现生态意识，但有着明显的生态观。j纪秀明和李敬巍将“深层生态学”的概念引入鲁迅研究，发现生态与人的存在之间形成了颇有意味的隐喻关联，体现出鲁迅在文化、社会学层面的深层生态关怀和思考。k王雨海以《好的故事》为文本，评价其为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兼具对美好自然生态的向往和对理想社会生态的构想。l张素丽则从《故事新编》和鲁迅译爱罗先珂童话入手，总结出鲁迅的生态观：“‘适性任情’的野性生命观、‘优丽美好’的生命情感观和‘和谐圆满’的生态整体观。”m总体来看，当前生态批评视野下的鲁迅作品研究较少关涉乡土社会，但乡村优美的田野风光、和谐的人际关系、淳朴的民风民情都是生态美的天然素材，童年欢乐美好的往事与成年现实生活的矛盾是鲁迅作品中常出现的主题，作者在失落中即已表達的情感取向，这些在《社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社戏》生态美的自然之维
《社戏》开头记叙了两次狼狈的看戏经历：喧嚣嘈杂的环境、拥挤狭小的空间，“我”处在人群之中，尽管与他人的物理距离可以忽略不计，但互相的猜忌和怀疑营造出了疏离感，舞台上的表演似乎已与“我”无关，眼前的角儿和耳边的戏文逐渐模糊虚化，喧闹的气氛更烘托了“我”的寂寥。此时，“我”观看的对象从戏台上的演员拓展至整个环境，上帝视角下的“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被环境隔绝在外了，于是“我”落荒而逃。离开以人为主导的热闹环境后的我，立刻投入自然环境的怀抱，北京城清冷的夜色和舒爽的空气使“我”不禁追忆起童年愉快的看戏经历，对城市的叛逃与对乡村的向往构成了本文的第一层隐喻。
那地方叫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都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n
作者用寥寥数语交代了故事发生的环境，构建了一个临河近海的渔村。渔村的规模不大，村民的劳动方式简单又原始，“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暗示渔村没有发展现代商业，保留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生态生活方式。作者此处行文多短句，与平桥村简单的生活方式相契合。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
这是行船前往鲁镇途中之景，作者对自然的描写堪称妙绝。嗅觉、触觉、视觉和听觉多感官共同描绘出这幅优美的乡村夜景图。从嗅觉角度来看，庄稼豆麦和植物水草的清香是乡村特有的味道符号，亦是大自然的馈赠，是沁人心脾的美的享受；从触觉角度来看，扑面而来的水气是夏日时节专属的清爽，水气环绕之下的人被牢牢裹挟、融入夜色之中；从听觉角度来看，远方传来的笛声以动衬静，为夜晚平添了几分宁静的美好；从视觉角度来看，嫩绿的水草、朦胧的月色、淡黑的伏山、跃动的渔火构成了一幅色彩绚烂的画卷。这幅画面由不同的自然意象组合而成，而无论是香气、水气还是笛声、远山均伴随着船只摇曳而呈现出流动性的状态，人在画面中与自然互动构成了动态图景，情景交融，人与自然相合相生。作者采用了凌乱的描写顺序，虽违背了写作常理，却呈现了自然的真实状态——杂乱狂野，以参差不齐烘托无限生机。 而一离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很悠扬……
再看离开时的情景，与初来时并无大的不同，依旧是月光、灯火、笛声，时间的流动仿佛被暂停；一来一回相似的夜色似乎暗示了自然无处不在的裹挟。夜色中的戏台逐渐模糊，“缥缈得像一座仙山楼阁”与自然的大背景融为一体，而画面中的人此时也成为自然的组成部分，在虚实之间，无论是演员的舞台还是观众的行船，“人”的因素都被自然消解，形成了宇宙中间的“大生命”，构成“天人合一”的美好画面。
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后了，船行也并不慢，但周围的黑暗只是浓，可知已经到了深夜。他们一面议论着戏子，或骂，或笑，一面加紧的摇船。这一次船头的激水声更其响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彩起来。
在对自然景物进行描摹时，人们的交谈声、笑骂声、叫嚷声在宁静的夜晚并不突兀，行驶的船虽然搅动了平静的水面，但它们使画面有了灵动的生机，可以说人的活动是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流露出作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淡化，力求人和自然在画面中取得平衡与和谐。由是观之，自然在鲁迅的作品中是一种美的存在，是童年美好回忆的物质载体，鲁迅倡导的是生命与自然相融合，人与自然共存共美的生态观念。
三、《社戏》生态美的人文之维
正如纪秀明所说：“对于自然生态资源及环境保护的关注尚属于浅层生态学的内容，而鲁迅的伟大在于他的深刻、他的孤独和他的超前。鲁迅在文化、社会学层面体现出了深层生态关怀和思考。”o深层生态学关注和谐理想社会的构建，既包含有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包括人精神的独立和自由，是一种对于个体生命和整体生态的大爱，这些思想在《社戏》中也有所体现。
《社戏》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情节围绕“我”与伙伴和长辈的交往展开，在自然环境的烘托下，人们的交往也流露着和谐友善的人性之美。在与长辈的交往中，孩童的天真烂漫与长辈的亲和慈爱形成和谐的互动关系。
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荚豆壳全抛在河水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
然而大家议论之后，归结是不怕。他如果骂，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桕树，而且当面叫他“八癞子”。
“双喜，你们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罢？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坏了不少。”我抬头看时，是六一公公棹着小船，卖了豆回来了，船肚里还有剩下的一堆豆。
“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双喜说。
孩子们虽然担心会受到六一公公的责怪，但同时也保留了叛逆的一面，因此他们虽淘气却也不失分寸，表现出孩童的顽皮可爱；六一公公对于自家豆子被偷吃也表现出宽厚的态度，“小鬼”的称呼充满对孩子们的宠爱，淳朴亲善的老者形象跃然纸上。
我向船头一望，前面已经是平桥。桥脚上站着一个人，却是我的母亲，双喜便是对伊说着话。
母亲颇有些生气，说是过了三更了，怎么回来得这样迟，但也就高兴了，笑着邀大家去吃炒米。
母亲是本文中另一位长辈，“我”的迟归造成了母亲的担忧和牵挂，于是早早驻足于桥上盼“我”归来，因此初见“我”时显露出愠色；但伙伴的出现立刻消除了母亲的怒气，她转而以慈爱的面孔招呼大家吃米。淳朴的民风与善良的人性构成了乡村生態的另一维度，在这个温情脉脉的乡土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互动关系是生态美的一种实践。
再看“我”与伙伴的交往：
我们年纪都相仿，但论起行辈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因为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们是朋友，即使偶尔吵闹起来，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少少，也决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而他们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
由于生育不受限制以及“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影响，旧时社会普遍存在同龄不同辈的现象。但可以看到，乡村社会儿童的交往不受尊卑等级的限制，孩子们之间保持了较为平等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别强调乡村中的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而很少产生“犯上”的伦理评价，人际关系很少受到礼制束缚从而可以相对自由。这暗示了人类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自然天性，造成精神生态的失衡甚至是危机。
“我”在文中是“半外来者”的身份，一方面，“我”熟识“秩秩斯干”的经文，这使得“我”在受教育程度偏低的乡村社会受到尊敬；另一方面，与土生土长的乡村孩童相比，“我”缺乏自然生活经验，不能同其他孩子一起凫水弄潮。因此在交往过程中，“我”受到其他儿童细致的照顾。
我写包票！船又大；迅哥儿向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
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
我有些疲倦了，托桂生买豆浆去。他去了一刻，回来说：“没有。卖豆浆的聋子也回去了。日里倒有，我还喝了两碗呢。现在去舀一瓢水来给你喝罢。”
当母亲担心安全不放心“我”外出看戏时，伙伴用直爽的表达打消母亲的忧虑；当水性欠佳的“我”要坐船时，伙伴用无声的体贴护我安危；当“我”疲乏困倦之时，伙伴主动照顾“我”；而当要“做坏事”的时候，小伙伴们也表现出了仗义的品格。
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
双喜以为再多偷，倘给阿发的娘知道是要哭骂的，于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各偷了一大捧。
阿发对朋友大方热情，乐于分享自家的食物；双喜善解人意，能够做到有节制地捣蛋。在这个由少年组成的小团体里，大家福祸同担、彼此友善，平等、谦让、仗义、体贴等美好的品质在少年的身上体现，构成了朋友间的相处方式。 乡下少年和“我”分别代表了鲁迅笔下的两类儿童：一类是正常化的儿童形象，他们有着健康的体魄、自然的天性和纯洁的心灵，是理想儿童的化身；一类是如“我”一般的特殊的儿童形象，他们是被封建私塾教育制度压抑天性的儿童，同时具有儿童和成人两个视角。p在《社戏》中，两类儿童交往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地位倒置构成了鲁迅精神生态观的隐喻：接受了“文明”教育的“我”在乡村生活中表现出经验不足的低能状，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伙伴则对此游刃有余，并时常给予“我”照顾，这不仅是两类儿童的交往，更深层地隐喻了文明在与原始博弈中的劣势，消解了教育对儿童的正面影响，隐晦地表达了对于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原始纯朴的生活状态和儿童的自由天性的提倡。
四、基于生态的民间文化观
从小说篇幅来看，真正的“社戏”描写在全文占比极少，“社戏”这一江南民间文化在文中的地位似乎被架空。但这几处描写绝非闲笔，鲁迅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具有乡土特色的民间社戏表演中，社戏不仅为全文“景、人、情”三位一体的和谐生态画提供环境，而且为探索民间文化的审美意义提供可能。
陈思和将“民间”的概念引入到当代文学研究中，他认为民间最基本的审美风格就是自由自在。“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憎，对人类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無法涵盖的自由自在。”q王光东对“自由自在”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自由体现在“民间朴素、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中”，而自在则是对民间生存逻辑、伦理法则、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的概括。r这里的“民间”是一个相对于宫廷和精英阶层，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概念。民间文化的创造主体——农民，农民的思维逻辑围绕着生计展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民间”的乡土本色决定了其文化特征始终以“生存”为核心，谋求一种合乎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活状态。因此民间文化在精神层面是自由自在的，在物质层面是亲自然的，民间文化是天然的生态审美对象。
从自然地理条件来看，江南水乡的社戏之所以能够从多种传统戏剧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就是在于它所依托的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社戏的戏台不仅搭建在陆地上，还有一部分是建在水中的，观众则坐在船上看戏，这种依托独特的生态环境所形成的人景互动的艺术独具江南文化特色。兰晓敏和陈勤建在《对当代绍兴水乡社戏存续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了“动态文化生态链”的观点，认为绍兴的水生态促进了社戏的繁荣发展。如《夜魃渡河》这场戏正是借用了河流和渡船，将当地的“抽渡船”民俗搬上了戏剧舞台s，极具江南地方特色。江南的自然地理环境不仅为社戏提供了演出空间，而且融入表演之中，广袤的田野、潺潺的流水、开阔的空间……这些都构成社戏表演的一部分，自然意象的环绕给予观众美的体验。因此“水生态环境为社戏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t，社戏发展离不开江南特有的水乡生态。社戏起源于酬神祀鬼的宗教仪式，却不似其他祭祀活动那般庄重肃穆，反而充满欢快热闹的世俗气氛。社戏的创作者从民众中产生，对民间习俗进行整合与传播；表演者大多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村民，只是略具一些吹拉弹唱的技艺而已，这些都决定着社戏表演水平并不高，“在敷衍故事、组构情节、编排剧目、塑造人物等方面，也都存在着许多简单、粗粝之处”，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早期艺术产物。在演出过程中，观众与演员之间可以自由互动，舞台界限十分模糊；演出内容不仅有以凡俗人物为对象的现实生活题材，而且还有以鬼神为表现对象的宗教性作品，但这些作品着力于消解鬼神的权威性，反而让鬼神具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表现出世俗的人性。u由此可见，社戏是一种原生态的艺术表演，虽然起源于具有宗教意味的祭祀仪式，但在发展过程中宗教性逐渐失落，从而成为民众释放野性的狂欢活动；社戏艺术具有乡土的色彩，虽然艺术水平较为粗糙、台词自由松散、演出条件简陋，但是可以娱乐民众，使自由精神的天性得以释放。综上所述，“社戏”在文中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非人工的表演环境避免了局促之感，表演者和观众在自然的环境下可以与天地沟通对话，人与自然相亲相依，互融共生，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另一方面，社戏粗粝、狂野的艺术气质表现了“酒神”v精神，具有强烈的自由意志。这是对人类天性的释放，是最接近自然的原生态，是一种健康的生命状态，是昂扬的生命态度，是热情的生命感怀。
在过去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鲁迅作品的批判性，通过对民间的批判达到思想启蒙的目的，在这一意义上，民间总是以愚昧腐朽、麻木落后的形象示人。但这样的解读是片面的，鲁迅对民间始终怀有复杂的情感，他在对民间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也肯定了民间文化中积极健康的、具有超越性的一面。鲁迅在《破恶声论》中指出：“反对不分青红皂白、抛弃一切民间信仰的行为，主张尊重自古以来神话、传说，强调在旧文化、旧世界的批判中保存古有的寺院神庙以及一定的民间祭祀礼法。”从《社戏》中可以看出鲁迅的情感价值的另一取向：他始终以一颗悲悯的心来体察民间文化，厌恶矫揉造作的精英文化，但对淳朴自然、活泼热情的原始生命精神持有欣赏肯定的态度，在这一意义上，鲁迅与人民同在。
五、结语
本文运用生态批评的方法，从自然和人文两个维度对《社戏》进行文本解读，可以捕捉到鲁迅的生态观：一方面他主张个体生命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生态之美，另一方面他倡导人们之间和谐互动的人文生态之美。《社戏》文本的特殊性在于它将小说的背景设置在民间乡村的环境中：江南民间艺术社戏不仅将自然环境纳入舞台表现之中，而且着力于释放野性的原始生命力，是一种天人合一、自由自在的艺术形式，具有原生态的审美意蕴。鲁迅通过在《社戏》中构建田园牧歌式的、自然自由的乡村社会，表达了对民间文化中积极、健康、热情、自然的部分的向往，可以说民间文化是鲁迅文学创作的重要思想资源。这也提醒着我们要正视民间文化、充分挖掘民间文化的养分，在民间文化中间发现超越性和更多可能。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20页。
bc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第101页。
d 刘恒健：《论生态美学的本源性──生态美学：一种新视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11—17页。
e 仪平策：《从现代人类学范式看生态美学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第11—18页。
f 徐恒醇：《生态美放谈——生态美学论纲》，《理论与现代化》2000年第10期，第21—25页。
g 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第11—16页。
h 党圣元、刘瑞弘：《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i 王喜绒：《关于生态问题的前卫思考》，《中国绿色时报》2008年10月6日第4版。
j 汪双英：《论鲁迅小说〈故事新编〉中的生态意识》，《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年第9期，第195—196页。
ko 纪秀明，李敬巍：《鲁迅与生态——创作、批判立场及其他》，《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13期，第359—362页。
l 王雨海：《永是生动，永是展开——以〈好的故事〉为例看鲁迅的生态观》，《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1期，第114—118页。
m 张素丽：《生态危机与文化批判——以〈故事新编〉与鲁迅译爱罗先珂童话为中心的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95—101页。
n 鲁迅：《呐喊·社戏篇》，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181页。
p 李佳：《鲁迅笔下的儿童世界》，《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9—11+97页。
q 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208页。
r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价值——中国现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第162—174页。
su 蔡丰明：《江南民间社戏》，百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第302页。
t 兰晓敏，陈勤建：《对当代绍兴水乡社戏存续的思考》，《文化遗产》，2018年第4期，第138—146页。
v 尼采：《悲剧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
参考文献：
[1] 涂昕.从“相互主体性”观照鲁迅的博物学视野[J].文艺研究，2018（1）：54-63.
[2]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江南文化背景下的民间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9BWY005）”的子課题“江南文化视域下中国现代文学的民间性——以鲁迅笔下的‘社戏’为例（2019PY-129）”阶段性成果
作 者： 王润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民俗学、民间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