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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人文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其共同的人文精神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为我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目标。然而，当下构建对外传播人文共同体话语却面临百年变局下的新语境，即全球保守封闭主义思潮到来的人文交流中断，国际政治动荡造成的时代问题，人工智能带来的人文伦理迷失以及全球人文格局的改变。对外传播人文共同体既需要重构公共外交，赢得国际精英认同，也需要重新梳理对外文化传播体系，提升对外文化服务价值，并在传播策略上注重情感传播，促进人文共同体成员之间民心相通。
【关键词】人文共同体 国际政治 中华文化 对外传播
2020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倡议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四个共同体”尤其是“人文共同体”倡议不但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内涵，而且也体现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先进本质，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苏丹驻华大使加法尔·卡拉尔认为：“历史上阿中就有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双方命运紧密相连，共建阿中命运共同体有其牢固的历史根基。”①巴基斯坦随后就和我国签署了关于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备忘录。
从时代背景看，人文共同体的提出也是因应全球百年变局下的时代精神诉求。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全球人文交流被迫中止。在全球极右翼思潮的影响下，很多国家都面临向何处去的疑问。在此背景下，如何对外阐释人文共同体不但影响国际社会如何认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而且也对如何理解“四个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虽然学术界还未对“人文共同体”这一具体概念进行研究，但是很多学者已经就如何对外实施人文交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②，并出版了许多重要成果。还有部分学者从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提及人文共同体的构建及其阐述策略③。另外，还有学者针对具体的国家或区域提出对策，如中德人文交流④、中国与东南亚人文交流⑤、金磚国家的人文交流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⑦，以及在中观层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孔子学院的人文交流作用⑧、江苏省该如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做好人文交流⑨。从以上文献中可以发现，虽然学界已经细化到组织和承办者层面，然而，仍缺乏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人文共同体内涵的阐述，以及新的人文情势对人文命运共同体的对外阐述有何影响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因应世界变局的角度提出对外传播人文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一、构建人文共同体面临的新语境
首先，全球保守主义盛行，人文交流日益萎缩。21世纪初，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内战的爆发造成中东难民大量涌向欧洲国家，刺激欧洲保守主义抬头。2017年美国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提出的“美国优先”使保守主义和本土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思想。而2019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推进了全球思潮的极右化。首先表现在美国的“退群行为”。例如，2017年1月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2019年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2020年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美国退出国际机制的不负责行为为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其次，民间交流被迫中断。在保守主义思潮下，一些国家频频出台阻断人文交流的政策，从而使民间交流被迫中断，削弱了人文共同体的基础。如2020年6月，美国暂停和限制通过F和J签证进入美国学习或从事研究的中国公民入境，取消约3000名在美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也阻断了人文交流。2020年，在英国发现新冠肺炎变异病毒后，法国、德国等国家立即暂停与英国的一切客运和货运交通联系，包括公路、铁路、空中、海上交通。最后，还表现在一些国家不顾国际伦理地攻击其他国家。例如美国一些政客不顾事实与国际规则把新冠肺炎病毒命名为“中国病毒”，试图矮化、污名化中国从而转移本国治理失败的责任。
其次，国际政治动荡加剧，人们对未来越来越悲观和迷茫。最近几年，全球主要大国纷纷转向极右翼势力，民粹逐渐成为其国家治理的主导模式。在此背景下，国际政治进入了动荡期，国际思潮也出现了新变化：单边主义代替多元主义、民粹主义代替理性主义。一些学者和主流媒体都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疑问。时代之问的提出，也佐证了人们在剧烈变化的国际局势下对未来的悲观和迷茫。
再次，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人文精神遭受侵蚀，人类将面临机器伦理冲击。自人工智能产生以来，人文伦理一直受到机器算法的冲击。人工智能到底使人们更加自由还是更加受限已经成为全球人文学者面临的共同难题。如今，庞大的技术体系俨然像拥有自我意识的智慧生命不断地追求效率，人类日益成为人工智能的“奴隶”。“我们不得不问自己在这个系统中究竟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是否能够保持理想主义者经常提出的希望，即人将携手指导、选择和定向技术？”⑩这并不是发达国家才有的反思，发展中国家甚至贫穷国家，只要面对人工智能，都会出现机器支配人、机器伦理侵蚀人文精神的现象。
最后，世界人文格局开始重构，东亚中华文明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学习的热点。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中心转向太平洋，东亚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引擎。与此同时，西方霸权文化也日益受到其他国家的质疑，中华文化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全球有7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约2500万，“十三五”期间全球参加HSK（中文水平考试）、YCT（中小学中文考试）等中文水平考试的人数达4000万。11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普及，中华文化逐渐成为全球文化格局的重要力量，过去西强东弱的格局也开始出现再平衡现象。
二、人文共同体的话语内涵
人文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共同的人文精神是精神纽带，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其形成的文化基础。根据我国的传统文化，人文共同体还意味着天道自然法则，自然依然是人类效法的对象而不是征服的对象。《易》有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人文共同体具有深刻含义，本文主要分析其拥有的话语内涵。 首先，人文共同体意味着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就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进行了丰富而深刻的论述。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直言“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2015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2019年，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了交流互鉴的价值，“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实际上，历史经验告诉人们，无论是古代时期还是现当代，人类文明的突破，如农业、动物的饲养、铁器的使用、蒸汽机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是在全球范围内被重复发明的，更多的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交流互鉴来获得的。12
其次，人文共同体意味着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指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能够彼此沟通、相互理解与融通。对于国家而言，民心相通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基础和支撑，也是人文共同体和谐、健康、有序的前提。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是全球治理，甚至是抗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行动，我国都从人文共同体的高度与民心相通的角度，对其他国家和人民施以援手。2020年年初，我国虽然还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期，但依然派出医疗专家组赶赴塞尔维亚、意大利、伊朗等国家进行抗疫指导。在我国医疗组的帮助下，这些国家的疫情得到阶段性控制。由于受到中国精神的感召，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甚至深吻中国国旗以表感谢之意。
再次，人文共同体还意味着文化的宽容与开放。宽容意味着文明平等观，即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开放意味着不固步自封与顽固不化，而是能够看到其他文明的优点进而学习。目前，由西方思想主导的国际社会本质上缺乏宽容与开放。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一直鼓吹“文明优劣论”，一些极端分子还强调白人至上主义和“文明冲突论”，从而造成文明之间充满着冲突和越来越深的隔阂。还有国家秉持民族中心主义，总是用自己的文化或民族的标准与习俗来评判外国人民或民族，并认为其他民族和文明低于本民族和文明。构建人文共同体也就意味着所有的文明都是平等的，都具有可取之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最后，人文共同体意味着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人文共同体的构建既是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围绕优秀传统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也是回应当下人们精神世界的实际需要。在此背景下，文化只有能够解决当下人们在生活实践中遇到的思想困惑才更具有吸引力。因此，作为人文共同体重要内容的中华文化更需要与时俱进，针对时代之问，提出切实的答案。
三、对外传播人文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对外阐述人文共同体，不但要面对当下的新语境带来的困境，而且也需要结合人文的内涵和新传播技术进行路径选择。
一是重构公共外交，在国际社会赢得国际精英的认同。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通过自己所影响的公共媒体、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以及人员往来等多种渠道，对目标国公众，尤其是目标国主流公众所进行的有目的的跨文化传播，以便使目标国公众了解自身，进而产生良好印象，以利于本国总体外交战略的实施。在此视角下，公共外交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以大众传媒（近些年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主要载体）为主要载体的大众传播；第二种是以思想库、精英交流、留学生及出境旅游者及工作者为主要载体的人际传播；第三种是以企业、国际组织、交流团等为载体的组织传播。对于人文共同体话语的对外传播而言，这三种模式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对社会精英。美国学者戈登·克雷格把对社会精英的公共外交称之为外交大变革。13他们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国际化视野，关注热点问题，并利用媒体来参与外交政策的讨论；同时，他们更容易进入政府部门成为实际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因此，对国际社会上的精英展开的人文对话，更有利于人文共同体话语的传播。
二是重新梳理對外文化传播体系，重视对外影视剧及网络短视频的文化多元性与开放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要求。学界和业界也针对对外传播体系进行了很多学理和实务层面的探讨，主导性的意见依然是传播学与语言学的结合，重点强调国际媒体的软硬实力建设。国际传播确实能够提升文化话语权，然而，国际媒体的主要职责依然是报道新闻事实，消除不确定性。故而，对于人文共同体而言，对外传播的重点应该放在更能够阐述人文精神的电影、电视剧和网络短视频方面。随着智能手机的全球普及，短视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生活片段的主要渠道。澳大利亚学者曾经做过一项比较研究，考察澳大利亚国家音像资料馆（NFSA）与澳大利亚优兔作为视频资料库的功能区别。研究发现，在关于人类生活兴趣方面，诸如生日、婚姻、死亡等日常生活记录上，优兔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同时，相对于NFSA所收藏的视频资料，优兔更偏重于瞬间一刻的短视频记录，呈现了更为丰富、更为开阔的人类生活微内容。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人们已经形成了网络习惯，短视频更成为人文共同体分享生命体验的重要载体。
三是提升对外文化服务价值，用市场力量激活人文元素潜力。作为人文活动的重要成果，文化产品具有以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价值。文化产品有两种基本的物化形态：一是形成既有物质形态又有文化符号并用于交换的文化产品，如书画、摄影、音像、工艺制品等；二是以交换为直接目的向社会提供劳务形态的文化服务，它除了传统的艺术表演外，还包括文化设计、经纪、策划、咨询、公关、代理等广泛的文化服务。文化服务是现代文化商品中的重要内容，既可以满足直接的文化需求，也可以通过有形的文化服务将无形的文化内涵、文化构思、文化形象和文化象征等文化因素渗透到其他产业及产品中去，从而实现普通商品的文化增值。现今我国对外传播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上，对于文化服务尤其是公关、设计等还缺乏深入合作与交流。 四是在传播策略上注重情感传播，促进人文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理解。情感是个体满足的内心体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如果个体或者群体通过社会知觉、社会印象、社会思想，认知到某种社会现象、社会活动、社会行动违背或者侵犯了自己的生理欲求、经济利益、道德思想、价值观念，就必然会产生负性的或否定的、强烈的或轻弱的、短暂的或持续的情绪积累，这种情绪问题，或者被自己的自我意识强制压抑而进入潜意识，或者通过适当的社会许可方式获得释放，或者引发违背社会规范的释放。14按照情感激活机制，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如果以情传播，且这种情感能够满足共同体的情感需求，就会产生积极的、愉快的、肯定的情感。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日本在给我国的物资包装箱上附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口号，立即成为我国舆论报道的热点，明显提升了我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另一个有力佐证为《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的火爆，正是因为非洲家庭也存在婆媳矛盾，所以他们在观看此剧时自然拥有情感共鸣，从而提升了作品吸引力。
四、小结
人文共同体是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也是应对当下国际社会治理的重要倡议。当下国际社会不但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影响，而且也一直深受西方保守主义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影响。但是，中华文化作为重要生力军，逐渐成为全球人文格局的重要平衡者。人文共同体的提出，既为国际社会治理提供了与西方霸权不一样的选择，而且也为人类回答时代之问提供了方向。在此语境下对外阐述人文共同体，一是要重构公共外交；二是重新梳理对外文化传播体系；三是提升对外文化服务价值，用市场力量激活人文元素的潜力；四是在传播策略上注重情感传播，促进人文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理解。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传播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注释」
①周：《共话中阿命运共同体》，人民网，http：//hb.people.com.cn/n2/2020/1129/ c194063-34444136.html，2020年11月29日。
②张宁等：《世界格局变化背景下中外人文交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邢丽菊：《人文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6期；王俊：《从生活世界到跨文化对话》，《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③见孙吉胜：《“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创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刘勇、王怀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变革的中国方案》，《探索》2019年第2期；夏金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彰显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7期；杜、赵金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人伦与人文》，《重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④郑春荣：《中德人文交流的挑战与改进建议》，《对外传播》2019年第10期。
⑤曹云华：《关键是民心相通——关于中国-东南亚人文交流的若干问题》，《对外传播》2016年第5期。
⑥孙宜学：《金砖国家人文交流亟需建立质量保障体系》，《对外傳播》2019年第3期。
⑦宋黎磊：《中国-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合作进程、影响因素与前景》，《当代世界》2020年第4期。
⑧张婷婷、阿尔希波娃·维阿列塔：《孔子学院助推中俄“一带一盟”对接中的人文交流》，《对外传播》2020年第6期。
⑨吴燕：《“一带一路”倡议下江苏对外人文交流的实践路径》，《国际公关》2020年第8期。
⑩Ellul J.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Translated by Joachim Neu- groschel，New York： Continuum，1980.P.311.
11郎朗：《教育部：中国以外约2500万人正在学中文》，中国网，http：//henan.china. com.cn/edu/2020-12/22/content_41403028.htm，2020年12月22日。
12皮特·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4页。
13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时殷弘等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04年，第395页。
14张海钟：《情绪是心理健康的根本标志——评心理卫生和心理教育活动中的情绪消灭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责编：谭震
【关键词】人文共同体 国际政治 中华文化 对外传播
2020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倡议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四个共同体”尤其是“人文共同体”倡议不但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内涵，而且也体现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先进本质，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苏丹驻华大使加法尔·卡拉尔认为：“历史上阿中就有着频繁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双方命运紧密相连，共建阿中命运共同体有其牢固的历史根基。”①巴基斯坦随后就和我国签署了关于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备忘录。
从时代背景看，人文共同体的提出也是因应全球百年变局下的时代精神诉求。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全球人文交流被迫中止。在全球极右翼思潮的影响下，很多国家都面临向何处去的疑问。在此背景下，如何对外阐释人文共同体不但影响国际社会如何认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而且也对如何理解“四个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虽然学术界还未对“人文共同体”这一具体概念进行研究，但是很多学者已经就如何对外实施人文交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②，并出版了许多重要成果。还有部分学者从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提及人文共同体的构建及其阐述策略③。另外，还有学者针对具体的国家或区域提出对策，如中德人文交流④、中国与东南亚人文交流⑤、金磚国家的人文交流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⑦，以及在中观层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孔子学院的人文交流作用⑧、江苏省该如何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做好人文交流⑨。从以上文献中可以发现，虽然学界已经细化到组织和承办者层面，然而，仍缺乏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人文共同体内涵的阐述，以及新的人文情势对人文命运共同体的对外阐述有何影响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主要从因应世界变局的角度提出对外传播人文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一、构建人文共同体面临的新语境
首先，全球保守主义盛行，人文交流日益萎缩。21世纪初，伊拉克战争和叙利亚内战的爆发造成中东难民大量涌向欧洲国家，刺激欧洲保守主义抬头。2017年美国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提出的“美国优先”使保守主义和本土主义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思想。而2019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推进了全球思潮的极右化。首先表现在美国的“退群行为”。例如，2017年1月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2019年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2020年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美国退出国际机制的不负责行为为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其次，民间交流被迫中断。在保守主义思潮下，一些国家频频出台阻断人文交流的政策，从而使民间交流被迫中断，削弱了人文共同体的基础。如2020年6月，美国暂停和限制通过F和J签证进入美国学习或从事研究的中国公民入境，取消约3000名在美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也阻断了人文交流。2020年，在英国发现新冠肺炎变异病毒后，法国、德国等国家立即暂停与英国的一切客运和货运交通联系，包括公路、铁路、空中、海上交通。最后，还表现在一些国家不顾国际伦理地攻击其他国家。例如美国一些政客不顾事实与国际规则把新冠肺炎病毒命名为“中国病毒”，试图矮化、污名化中国从而转移本国治理失败的责任。
其次，国际政治动荡加剧，人们对未来越来越悲观和迷茫。最近几年，全球主要大国纷纷转向极右翼势力，民粹逐渐成为其国家治理的主导模式。在此背景下，国际政治进入了动荡期，国际思潮也出现了新变化：单边主义代替多元主义、民粹主义代替理性主义。一些学者和主流媒体都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疑问。时代之问的提出，也佐证了人们在剧烈变化的国际局势下对未来的悲观和迷茫。
再次，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人文精神遭受侵蚀，人类将面临机器伦理冲击。自人工智能产生以来，人文伦理一直受到机器算法的冲击。人工智能到底使人们更加自由还是更加受限已经成为全球人文学者面临的共同难题。如今，庞大的技术体系俨然像拥有自我意识的智慧生命不断地追求效率，人类日益成为人工智能的“奴隶”。“我们不得不问自己在这个系统中究竟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是否能够保持理想主义者经常提出的希望，即人将携手指导、选择和定向技术？”⑩这并不是发达国家才有的反思，发展中国家甚至贫穷国家，只要面对人工智能，都会出现机器支配人、机器伦理侵蚀人文精神的现象。
最后，世界人文格局开始重构，东亚中华文明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学习的热点。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中心转向太平洋，东亚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引擎。与此同时，西方霸权文化也日益受到其他国家的质疑，中华文化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全球有7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约2500万，“十三五”期间全球参加HSK（中文水平考试）、YCT（中小学中文考试）等中文水平考试的人数达4000万。11随着国际中文教育的普及，中华文化逐渐成为全球文化格局的重要力量，过去西强东弱的格局也开始出现再平衡现象。
二、人文共同体的话语内涵
人文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共同的人文精神是精神纽带，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是其形成的文化基础。根据我国的传统文化，人文共同体还意味着天道自然法则，自然依然是人类效法的对象而不是征服的对象。《易》有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人文共同体具有深刻含义，本文主要分析其拥有的话语内涵。 首先，人文共同体意味着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就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进行了丰富而深刻的论述。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直言“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2015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强调：“要促进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交流对话，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2019年，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了交流互鉴的价值，“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实际上，历史经验告诉人们，无论是古代时期还是现当代，人类文明的突破，如农业、动物的饲养、铁器的使用、蒸汽机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是在全球范围内被重复发明的，更多的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交流互鉴来获得的。12
其次，人文共同体意味着民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指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能够彼此沟通、相互理解与融通。对于国家而言，民心相通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的基础和支撑，也是人文共同体和谐、健康、有序的前提。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是全球治理，甚至是抗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行动，我国都从人文共同体的高度与民心相通的角度，对其他国家和人民施以援手。2020年年初，我国虽然还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期，但依然派出医疗专家组赶赴塞尔维亚、意大利、伊朗等国家进行抗疫指导。在我国医疗组的帮助下，这些国家的疫情得到阶段性控制。由于受到中国精神的感召，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甚至深吻中国国旗以表感谢之意。
再次，人文共同体还意味着文化的宽容与开放。宽容意味着文明平等观，即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开放意味着不固步自封与顽固不化，而是能够看到其他文明的优点进而学习。目前，由西方思想主导的国际社会本质上缺乏宽容与开放。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一直鼓吹“文明优劣论”，一些极端分子还强调白人至上主义和“文明冲突论”，从而造成文明之间充满着冲突和越来越深的隔阂。还有国家秉持民族中心主义，总是用自己的文化或民族的标准与习俗来评判外国人民或民族，并认为其他民族和文明低于本民族和文明。构建人文共同体也就意味着所有的文明都是平等的，都具有可取之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最后，人文共同体意味着中华文化的与时俱进。人文共同体的构建既是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围绕优秀传统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也是回应当下人们精神世界的实际需要。在此背景下，文化只有能够解决当下人们在生活实践中遇到的思想困惑才更具有吸引力。因此，作为人文共同体重要内容的中华文化更需要与时俱进，针对时代之问，提出切实的答案。
三、对外传播人文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对外阐述人文共同体，不但要面对当下的新语境带来的困境，而且也需要结合人文的内涵和新传播技术进行路径选择。
一是重构公共外交，在国际社会赢得国际精英的认同。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通过自己所影响的公共媒体、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以及人员往来等多种渠道，对目标国公众，尤其是目标国主流公众所进行的有目的的跨文化传播，以便使目标国公众了解自身，进而产生良好印象，以利于本国总体外交战略的实施。在此视角下，公共外交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以大众传媒（近些年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主要载体）为主要载体的大众传播；第二种是以思想库、精英交流、留学生及出境旅游者及工作者为主要载体的人际传播；第三种是以企业、国际组织、交流团等为载体的组织传播。对于人文共同体话语的对外传播而言，这三种模式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对社会精英。美国学者戈登·克雷格把对社会精英的公共外交称之为外交大变革。13他们拥有良好教育背景和国际化视野，关注热点问题，并利用媒体来参与外交政策的讨论；同时，他们更容易进入政府部门成为实际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因此，对国际社会上的精英展开的人文对话，更有利于人文共同体话语的传播。
二是重新梳理對外文化传播体系，重视对外影视剧及网络短视频的文化多元性与开放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要求。学界和业界也针对对外传播体系进行了很多学理和实务层面的探讨，主导性的意见依然是传播学与语言学的结合，重点强调国际媒体的软硬实力建设。国际传播确实能够提升文化话语权，然而，国际媒体的主要职责依然是报道新闻事实，消除不确定性。故而，对于人文共同体而言，对外传播的重点应该放在更能够阐述人文精神的电影、电视剧和网络短视频方面。随着智能手机的全球普及，短视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生活片段的主要渠道。澳大利亚学者曾经做过一项比较研究，考察澳大利亚国家音像资料馆（NFSA）与澳大利亚优兔作为视频资料库的功能区别。研究发现，在关于人类生活兴趣方面，诸如生日、婚姻、死亡等日常生活记录上，优兔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同时，相对于NFSA所收藏的视频资料，优兔更偏重于瞬间一刻的短视频记录，呈现了更为丰富、更为开阔的人类生活微内容。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人们已经形成了网络习惯，短视频更成为人文共同体分享生命体验的重要载体。
三是提升对外文化服务价值，用市场力量激活人文元素潜力。作为人文活动的重要成果，文化产品具有以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价值。文化产品有两种基本的物化形态：一是形成既有物质形态又有文化符号并用于交换的文化产品，如书画、摄影、音像、工艺制品等；二是以交换为直接目的向社会提供劳务形态的文化服务，它除了传统的艺术表演外，还包括文化设计、经纪、策划、咨询、公关、代理等广泛的文化服务。文化服务是现代文化商品中的重要内容，既可以满足直接的文化需求，也可以通过有形的文化服务将无形的文化内涵、文化构思、文化形象和文化象征等文化因素渗透到其他产业及产品中去，从而实现普通商品的文化增值。现今我国对外传播主要集中在文化产品上，对于文化服务尤其是公关、设计等还缺乏深入合作与交流。 四是在传播策略上注重情感传播，促进人文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理解。情感是个体满足的内心体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如果个体或者群体通过社会知觉、社会印象、社会思想，认知到某种社会现象、社会活动、社会行动违背或者侵犯了自己的生理欲求、经济利益、道德思想、价值观念，就必然会产生负性的或否定的、强烈的或轻弱的、短暂的或持续的情绪积累，这种情绪问题，或者被自己的自我意识强制压抑而进入潜意识，或者通过适当的社会许可方式获得释放，或者引发违背社会规范的释放。14按照情感激活机制，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如果以情传播，且这种情感能够满足共同体的情感需求，就会产生积极的、愉快的、肯定的情感。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日本在给我国的物资包装箱上附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口号，立即成为我国舆论报道的热点，明显提升了我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另一个有力佐证为《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的火爆，正是因为非洲家庭也存在婆媳矛盾，所以他们在观看此剧时自然拥有情感共鸣，从而提升了作品吸引力。
四、小结
人文共同体是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发展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也是应对当下国际社会治理的重要倡议。当下国际社会不但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影响，而且也一直深受西方保守主义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影响。但是，中华文化作为重要生力军，逐渐成为全球人文格局的重要平衡者。人文共同体的提出，既为国际社会治理提供了与西方霸权不一样的选择，而且也为人类回答时代之问提供了方向。在此语境下对外阐述人文共同体，一是要重构公共外交；二是重新梳理对外文化传播体系；三是提升对外文化服务价值，用市场力量激活人文元素的潜力；四是在传播策略上注重情感传播，促进人文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理解。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传播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注释」
①周：《共话中阿命运共同体》，人民网，http：//hb.people.com.cn/n2/2020/1129/ c194063-34444136.html，2020年11月29日。
②张宁等：《世界格局变化背景下中外人文交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邢丽菊：《人文交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6期；王俊：《从生活世界到跨文化对话》，《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③见孙吉胜：《“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创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刘勇、王怀信：《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变革的中国方案》，《探索》2019年第2期；夏金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彰显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7期；杜、赵金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人伦与人文》，《重庆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④郑春荣：《中德人文交流的挑战与改进建议》，《对外传播》2019年第10期。
⑤曹云华：《关键是民心相通——关于中国-东南亚人文交流的若干问题》，《对外传播》2016年第5期。
⑥孙宜学：《金砖国家人文交流亟需建立质量保障体系》，《对外傳播》2019年第3期。
⑦宋黎磊：《中国-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合作进程、影响因素与前景》，《当代世界》2020年第4期。
⑧张婷婷、阿尔希波娃·维阿列塔：《孔子学院助推中俄“一带一盟”对接中的人文交流》，《对外传播》2020年第6期。
⑨吴燕：《“一带一路”倡议下江苏对外人文交流的实践路径》，《国际公关》2020年第8期。
⑩Ellul J.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Translated by Joachim Neu- groschel，New York： Continuum，1980.P.311.
11郎朗：《教育部：中国以外约2500万人正在学中文》，中国网，http：//henan.china. com.cn/edu/2020-12/22/content_41403028.htm，2020年12月22日。
12皮特·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4页。
13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时殷弘等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04年，第395页。
14张海钟：《情绪是心理健康的根本标志——评心理卫生和心理教育活动中的情绪消灭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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