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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中旬，先生偕师母往杭州参加学术会议，顺道来《东南文化》编辑部做客，这是我真正第一次面见先生，他平易的风度、睿智的谈吐和潇洒而富有亲和力的微笑，让我们感到先生与他钟情的学术对象“楚文化”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天生的联系。那天，先生与我从楚文化谈到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谈到近代的武汉、南京和上海，也谈到长江文化，于是，在《东南文化》开办“长江文化研究”专栏的设想就在这次交谈中产生了。事后，刊物主编、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粱白泉先生对创办“长江文化研究”专栏的设想大加赞赏。不久，编辑部便发出邀请，恳请先生作为“长江文化研究”专栏的主持人，先生慨然应允，并很快为我们寄来了专栏“发刊辞”。“发刊辞”篇幅不长，但却意蕴深远，先生于其中阐述了他的“中国文化南北二元耦合说”。所谓二元，就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或者叫做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二元耦合的格局，大致可以说是南稻北粟，南釜北鬲，南丝北皮，南“巢”北“穴”。南舟北车……；春秋战国时代的南北二元耦合的格局是南炎北黄。南凤北龙，南道北儒，南《骚》北《诗》……；华夏文化二元耦合的格局，不独先秦为然，它因时而异，如经学分南学和北学，禅宗分南宗和北宗，戏曲分南曲和北曲等等。揭示中华文化连绵不绝的真谛，并从历史透视今天、观照未来，这是先生对研究长江文化的目标定位。顺着先生在“发刊辞”中的设想，《东南文化》的“长江文化研究”专栏后来陆续吸引了一批质量颇高的论文，李学勤、粱白泉、彭适凡、牟永抗、杨权喜、林忠干、罗二虎、高西省、陆思贤、陈元甫、刘信芳、郑云飞、院文清、芮国耀、王海明等一大批学者纷纷为专栏撰文，此间先生引领之功不可没。
为了进一步推动“长江文化”学术研究事业的深入，1991年12月14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社牵头的“长江文化研究规划与协商会议”在武汉市举行。整个会议的筹备工作实际上主要是先生一手促成的，张先生在本次会议发言中以楚文化为长江文化研究之“微观”，以长江文化为中华文化研究之“中观”。以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研究之“宏观”。其学术理念之广阔，学术追求之高远，实已超出一时一地一国之境。
从1992年开始，先生即投身于首届长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事务。1995年4月22日，先生来江苏镇江参加“城市考古学术座谈会”，高兴地向大家通报，会议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年内即可正式举行。果然，这年的8月11日，“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东湖碧波宾馆开幕。我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会上，程涛平同志代表主办单位向与会的100多位海内外专家介绍这次国际研讨会的筹备过程时，特意强调是南京博物院暨东南文化杂志社最早向先生去函倡议召开有关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这让我深受感动，我想这段话肯定是先生要求加入的，这充分表现出先生在学术合作中坚持绝不掠人之美的大家风范。在先生的主持下，这次国际会议开得很成功，由会议成果结集出版的70万字的《长江文化论集》，在海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事实上，先生从1991年以后，就从未停止过对“长江文化”的探索，可谓硕果累累。除首届长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成功举办和会议文集正式出版外，1994年1月到1995年3月，先生为《长江日报》写了24篇《长江史话》，向社会广泛普及了长江文化的有关知识；1995年冬，由先生参加编写的《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李学勤、徐吉军主编)出版问世：1998年12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中心策划编辑《长江文化研究文库》，先生出任副总主编(季羡林先生任总主编)；2002年冬，先生与邵学海同志主编的《长江流域古代美术(史前至东汉)》(先生为第一主编)六卷本出版，先生为编辑这套丛书，足迹几乎遍及长江流域、行程达两万多公里，先后历经五个寒暑，书中通过对美术考古资料的详细收集和分类整理，向人们展现了长江流域的早期美术文化的创造和成就。
1999年后，先生应邀担任由我主编的《长江文化论丛》的首席学术顾问。在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论丛”已出版四辑。发表了有关“江汉文化”研究的论文近百篇。先生是我国“长江文化”学术研究的积极倡导者、重要的指引者和富有创见的实践者。
我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10月22日的鄂州大学主办的“吴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据我所知，这次会议也与先生的推动、指导有关。先生是把“吴楚文化”放在“长江文化”的体系中加以观察的。那次会后，尽管我与先生或有联系，但毕竟相隔千里。2006年的11月下旬，从蔡靖泉同志处获知先生在体检中发现疾患，我即刻去电话询问，先生在电话中轻松地和我说，只是小病，动个手术即可根治，而且答应我手术康复后会顺江东下，到宁、沪、苏、杭一带“以文会友”，我便真的等待着先生再次光临。谁知2006年12月3日下午4时，我等来的竟是万全文同志给我的“先生已不幸辞世”的噩耗。“这是真的吗?他还答应过我再到南京做客的!”我不知如何向全文表达我的惊谔和苦痛，待我心情平静之后，回想与先生交往的那些日子，基本上都是为了“长江文化”这个大题目。我对《长江文化论丛》编辑部的同志说：在我们“论丛”的学术顾问名单中，先生的姓名周围永远别加黑框，因为在我们心中，在长江文化研究的学术事业中，先生是永生的!愿先生用心血浇灌的“长江文化”学术之树长青!
为了进一步推动“长江文化”学术研究事业的深入，1991年12月14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社牵头的“长江文化研究规划与协商会议”在武汉市举行。整个会议的筹备工作实际上主要是先生一手促成的，张先生在本次会议发言中以楚文化为长江文化研究之“微观”，以长江文化为中华文化研究之“中观”。以中华文化为世界文化研究之“宏观”。其学术理念之广阔，学术追求之高远，实已超出一时一地一国之境。
从1992年开始，先生即投身于首届长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事务。1995年4月22日，先生来江苏镇江参加“城市考古学术座谈会”，高兴地向大家通报，会议的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年内即可正式举行。果然，这年的8月11日，“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东湖碧波宾馆开幕。我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会上，程涛平同志代表主办单位向与会的100多位海内外专家介绍这次国际研讨会的筹备过程时，特意强调是南京博物院暨东南文化杂志社最早向先生去函倡议召开有关长江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这让我深受感动，我想这段话肯定是先生要求加入的，这充分表现出先生在学术合作中坚持绝不掠人之美的大家风范。在先生的主持下，这次国际会议开得很成功，由会议成果结集出版的70万字的《长江文化论集》，在海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
事实上，先生从1991年以后，就从未停止过对“长江文化”的探索，可谓硕果累累。除首届长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成功举办和会议文集正式出版外，1994年1月到1995年3月，先生为《长江日报》写了24篇《长江史话》，向社会广泛普及了长江文化的有关知识；1995年冬，由先生参加编写的《长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李学勤、徐吉军主编)出版问世：1998年12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文化研究中心策划编辑《长江文化研究文库》，先生出任副总主编(季羡林先生任总主编)；2002年冬，先生与邵学海同志主编的《长江流域古代美术(史前至东汉)》(先生为第一主编)六卷本出版，先生为编辑这套丛书，足迹几乎遍及长江流域、行程达两万多公里，先后历经五个寒暑，书中通过对美术考古资料的详细收集和分类整理，向人们展现了长江流域的早期美术文化的创造和成就。
1999年后，先生应邀担任由我主编的《长江文化论丛》的首席学术顾问。在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论丛”已出版四辑。发表了有关“江汉文化”研究的论文近百篇。先生是我国“长江文化”学术研究的积极倡导者、重要的指引者和富有创见的实践者。
我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5年10月22日的鄂州大学主办的“吴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据我所知，这次会议也与先生的推动、指导有关。先生是把“吴楚文化”放在“长江文化”的体系中加以观察的。那次会后，尽管我与先生或有联系，但毕竟相隔千里。2006年的11月下旬，从蔡靖泉同志处获知先生在体检中发现疾患，我即刻去电话询问，先生在电话中轻松地和我说，只是小病，动个手术即可根治，而且答应我手术康复后会顺江东下，到宁、沪、苏、杭一带“以文会友”，我便真的等待着先生再次光临。谁知2006年12月3日下午4时，我等来的竟是万全文同志给我的“先生已不幸辞世”的噩耗。“这是真的吗?他还答应过我再到南京做客的!”我不知如何向全文表达我的惊谔和苦痛，待我心情平静之后，回想与先生交往的那些日子，基本上都是为了“长江文化”这个大题目。我对《长江文化论丛》编辑部的同志说：在我们“论丛”的学术顾问名单中，先生的姓名周围永远别加黑框，因为在我们心中，在长江文化研究的学术事业中，先生是永生的!愿先生用心血浇灌的“长江文化”学术之树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