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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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家族企业主流的代际传承模式之下,“父子共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独特现象,但鲜有研究关注该现象及其背后蕴含的深层逻辑.本文基于父爱主义理论研究父子共治企业的创新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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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企业国际化创新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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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家族企业主流的代际传承模式之下,“父子共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独特现象,但鲜有研究关注该现象及其背后蕴含的深层逻辑.本文基于父爱主义理论研究父子共治企业的创新决策,并将父辈为帮扶子女顺利接班进行的企业创新“布局”刻画为代际传承中的深谋远虑效应.这一研究从过去主要关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是否有利于创新,转向对代际传承中如何创新及其微观机理的研究.本文以2006～2017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样本实证发现,父子共治显著促进家族企业的创新投资,同时这种影响在两代亲缘关系越近、二代年龄越小以及二代具有丰富社会资本时更为明显.拓展检验发现,父子共治企业的创新资源更多配置到低风险领域,这一创新决策不仅反映了父辈为二代未来接班自治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长远规划,更需规避当前的创新风险.进一步地,本文发现风险承担能力是父子共治企业创新投资的重要影响机制,但二代决策权力并未显著增强父子共治企业的创新并且创新投资呈现先强后弱的趋势,以及通过创新显著提升了父子共治企业的价值.本文的研究框架将父子共治、创新决策及其父爱主义的深谋远虑效应有机结合起来,拓展和深化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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