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安全是一个综合概念,也是一个动态概念。它涉及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方面面。客观上,安全是指某一实体不存在遭到外来攻击、侵犯的状态和现实;主观上它是指安全主体没有恐惧感,不担心外来攻击、伤害的威胁。二战后,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安全领域除传统安全之外,又出现了非传统安全,与此相适应也正逐渐出现了“非传统安全观”及“新安全观”等概念。目前学界对“传统安全观”的认识较为一致,但对于“非传统安全观”和“新安全观”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
“传统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以及“新安全观”之间有何联系,又该如何界定呢?为此,笔者将通过对历届和平奖授奖情况的分析,探讨国际安全观所经历的变迁,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传统安全观
“传统安全”含义指的就是国家安全,或者说国家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的主要内容。传统安全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它根本不具有国家内部那样强有力的统治秩序和权威性。而这种不稳定的无序状态给各国带来了种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比如对领土边界的威胁。在国际社会这种“无政府”状态下,权力、实力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地增强自身的权力和实力,以维护自身的安全。换言之,国家安全始终受到来自别国的威胁,安全问题是国家间的战争问题,获得安全的手段是军事力量。
在上世纪60年代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有近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和平奖授予在“政治、军事”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人或组织。例如,帕西是世界第一个国际和平组织——国际和平联盟和各国议会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为了表彰他在创建这两个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组织所做的努力,以及为和平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他被授予了首届和平奖获奖的理由多为在维护和平运动中做出了特别的业绩,他们具体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及评奖委员会对国际安全的认识和对国际问题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域。
显然,传统安全观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基础之上的,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应付对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所面临的外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挑战,它是国际关系形成至二战结束后支配国际安全理念的重要观念。
二、非传统安全观
进入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朝多极化发展,原来为两极体制所压制或掩盖的如民族宗教等矛盾日渐突出,地区冲突层出不穷;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又使得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牵一发而动全球”的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经济危机、人口激增、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凸显,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各国的稳定、发展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是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二战后和平奖的授予更多地拓展到了包括人权(宗教、种族)、经济(资源)、环境等“非政治、军事”领域。其中,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与人权有关的问题被理所当然地列入和平运动的范围之内。他们有众所周知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大赦国际、特里萨、昂山素季以及无国界医生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在本世纪初的前七年里,和平奖的授奖更是涵盖了以上所有的背景范围,而与环境有关的领域则越发地引人注目。像2001年授予主要在政治上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联合国及秘书长安南,2003年授予因在人权尤其是争取妇女和儿童权益方面做出巨大努力的伊朗女作家阿卜迪,2005年授予因防止核能被用于军事目的并确保最安全地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2006年授予在经济上满足穷人信贷需求的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及其创立的格拉明银行,而2004年授予肯尼亚环保主义者马塔伊和2007年授予在改善气候变化问题上作出贡献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则把人们的视角更多地引向对“生态安全”领域的关注。以上这些新情况的出现集中反映了 “非传统安全观”的形成和拓展。
可见,非传统安全观念“重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加深,军事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中所起的作用在下降,民族国家安全体系的绝对地位面临挑战”。它是二战后新的国际安全理念。
三、“和平奖”与“新安全观”的确立
回望和平奖107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就连诺贝尔本人在内,当初构建和平奖的原委就是建立在传统战争方式与地区冲突的概念上,这在和平奖颁发前面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的尤为突出。然而,随着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安全”概念认识的不断发展,有关人权、经济、环境也逐步被包括在了和平运动的范围之内,诺贝尔和平奖的触角也不再停留于“没有战争即和平”的传统和平观念,开始注意到人类因种族破害、饥荒、环境破坏而遭受毁灭性痛苦的事实。在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些年种树也能种出和平奖。可见,“安全”已逐渐突破原有的政治、军事框架,拓展到那些影响范围更大、更复杂的非政治、军事性安全威胁。
伴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生态领域中一些非军事性的不稳定因素在不断对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新形势下,当前“非传统安全观”较之“传统安全观”受到了国际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領域一直也将不会消失于和平奖委员会的评审视野中,“非传统安全观”的出现只是提供给评奖委员会更多的思考和选择致力于国际和平事业的人士和组织。可以预见,传统的“政治、军事”与非传统的“人权、经济、环境”等涉及人类安全的各个领域必将会在未来的和平奖颁奖台上各自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总之,诺贝尔和平奖授奖背景范围的深化和拓展,反应了评奖委员会对全球危机境况关注的变化轨迹,是不同历史时段国际社会对“安全”与“和平”概念理解变化的结果,它不仅客观上反映了“国际安全观”的变迁,而且必将对国际“新安全观”的形成和确立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传统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以及“新安全观”之间有何联系,又该如何界定呢?为此,笔者将通过对历届和平奖授奖情况的分析,探讨国际安全观所经历的变迁,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传统安全观
“传统安全”含义指的就是国家安全,或者说国家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的主要内容。传统安全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它根本不具有国家内部那样强有力的统治秩序和权威性。而这种不稳定的无序状态给各国带来了种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比如对领土边界的威胁。在国际社会这种“无政府”状态下,权力、实力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地增强自身的权力和实力,以维护自身的安全。换言之,国家安全始终受到来自别国的威胁,安全问题是国家间的战争问题,获得安全的手段是军事力量。
在上世纪60年代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有近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和平奖授予在“政治、军事”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个人或组织。例如,帕西是世界第一个国际和平组织——国际和平联盟和各国议会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为了表彰他在创建这两个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组织所做的努力,以及为和平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他被授予了首届和平奖获奖的理由多为在维护和平运动中做出了特别的业绩,他们具体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及评奖委员会对国际安全的认识和对国际问题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传统的国家安全领域。
显然,传统安全观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基础之上的,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应付对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所面临的外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挑战,它是国际关系形成至二战结束后支配国际安全理念的重要观念。
二、非传统安全观
进入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朝多极化发展,原来为两极体制所压制或掩盖的如民族宗教等矛盾日渐突出,地区冲突层出不穷;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又使得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牵一发而动全球”的环境恶化、资源缺乏、经济危机、人口激增、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凸显,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各国的稳定、发展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是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二战后和平奖的授予更多地拓展到了包括人权(宗教、种族)、经济(资源)、环境等“非政治、军事”领域。其中,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与人权有关的问题被理所当然地列入和平运动的范围之内。他们有众所周知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大赦国际、特里萨、昂山素季以及无国界医生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在本世纪初的前七年里,和平奖的授奖更是涵盖了以上所有的背景范围,而与环境有关的领域则越发地引人注目。像2001年授予主要在政治上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联合国及秘书长安南,2003年授予因在人权尤其是争取妇女和儿童权益方面做出巨大努力的伊朗女作家阿卜迪,2005年授予因防止核能被用于军事目的并确保最安全地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2006年授予在经济上满足穷人信贷需求的孟加拉银行家穆罕默德·尤纳斯及其创立的格拉明银行,而2004年授予肯尼亚环保主义者马塔伊和2007年授予在改善气候变化问题上作出贡献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和联合国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则把人们的视角更多地引向对“生态安全”领域的关注。以上这些新情况的出现集中反映了 “非传统安全观”的形成和拓展。
可见,非传统安全观念“重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加深,军事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中所起的作用在下降,民族国家安全体系的绝对地位面临挑战”。它是二战后新的国际安全理念。
三、“和平奖”与“新安全观”的确立
回望和平奖107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就连诺贝尔本人在内,当初构建和平奖的原委就是建立在传统战争方式与地区冲突的概念上,这在和平奖颁发前面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的尤为突出。然而,随着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安全”概念认识的不断发展,有关人权、经济、环境也逐步被包括在了和平运动的范围之内,诺贝尔和平奖的触角也不再停留于“没有战争即和平”的传统和平观念,开始注意到人类因种族破害、饥荒、环境破坏而遭受毁灭性痛苦的事实。在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些年种树也能种出和平奖。可见,“安全”已逐渐突破原有的政治、军事框架,拓展到那些影响范围更大、更复杂的非政治、军事性安全威胁。
伴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生态领域中一些非军事性的不稳定因素在不断对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新形势下,当前“非传统安全观”较之“传统安全观”受到了国际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領域一直也将不会消失于和平奖委员会的评审视野中,“非传统安全观”的出现只是提供给评奖委员会更多的思考和选择致力于国际和平事业的人士和组织。可以预见,传统的“政治、军事”与非传统的“人权、经济、环境”等涉及人类安全的各个领域必将会在未来的和平奖颁奖台上各自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总之,诺贝尔和平奖授奖背景范围的深化和拓展,反应了评奖委员会对全球危机境况关注的变化轨迹,是不同历史时段国际社会对“安全”与“和平”概念理解变化的结果,它不仅客观上反映了“国际安全观”的变迁,而且必将对国际“新安全观”的形成和确立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