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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中国则应当主动成为世界的一只“锚”，在世界出现问题的时候，承担一个稳定局面的角色。
外交学在人类的学问中被称为“生死之学”。纵横家苏秦就说过，“安民之本，在于择交”。一个国家的外交抉择常关乎国之兴衰乃至存亡。外交如果运用得当。则一个小国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合纵连横，在大国间获得生存之机，甚或游刃有余。而若一个大国强国不善于驾驭自己的力量，擴张无度，外交失当，也可能引致衰亡。
中国的外交，自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的轨迹清晰可见——由内向而外向，由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渐渐展露出大国气象。而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外交服务于改革大局，为国内建设保驾护航是第一使命。
30年的积累，中国实力初成。如何合理适度地运用这一力量，是今后外交的重大课题。这也关乎进一步改革的大局。
由“造反派”到“建设者”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新著中说，我国外交30年变迁中的一个核心脉络是，中国由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造反派”转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建设者”，这种变化是怎样一步一步发生的?这当中有没有一些标志性事件?
王逸舟：30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变过程。我比较看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外交中的位置。在此之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曾经一度剑拔弩张，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度和兴趣也不大。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施以援手，这对我国形象在东南亚的转变帮助很大。可以说这是中国扮演“建设者”角色、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进程当中里程碑式的转折点，或日分水岭。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变化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背后的推力是什么?
王逸舟：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是出于一种直觉。泰铢严重贬值，泰国很多国民在国王的号召之下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韩国等国家的资产也在短期内蒸发。这些都是我们的邻国，所谓唇亡齿寒，为了防止这种寒风蔓延到中国，我们出手相助。可是没想到效果出人意料地好，中国威胁论，以前在东南亚叫得很凶，在那以后，这种声音明显减少。
于是这引起了我们更大的思考——原来邻国的安全也是我们自己的安全，中国应当更有意识地去做，去帮助邻国。
《瞭望东方周刊》：1997年以后呢，变化如何?
王逸舟：有一些外交人士说，2004年到2006年，也是一个转折点。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实力全面增强，在外交上，我们从过去国际援助的接受者，转变为一个更有力的捐助者、输出国，并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性的治理当中，如非洲问题、难民问题等。
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基本哲学是追求温饱，无暇他顾。90年代前期，世界意识仍然不是很强，只是刚萌芽。90年代中期后，温饱解决了，中国也从埋头苦干到抬起头来，视野更开阔，开始注意自身的形象。到了新世纪，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周边到全球，我们开始思考自己能做点什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十七大报告讲得非常有意思，“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这表明，今天世界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有了捆绑或融入的意识。这是一个建设者的话语。比照90年代前期，那时候我们还经常说“一枝独秀”。
魏柳南：我可以谈点直观的印象。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外交官给人的印象是有一点“怕”，不大出大使馆，比如在欧洲跟我们的交往很少。现在这方面已经改变很多，比较开放。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确更加紧密了。
增加国际公共品提供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现在看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建设者身份仍热将信将疑。
王逸舟：的确，世界上还流行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这里边需要区分对待。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论”，只要我们不采取军事行动、不打仗，在台湾问题上释放出善意，我想是能够慢慢化解的。
但针对中国的“经济威胁论”就很复杂。中国经济越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越高，外部担忧越是上升。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占据世界能源、资源的比例就越大。这和“军事威胁论”不同，前一个是做一些事情就可以改善，这个方面可能做得越多，外部担忧越大。
中国现在是“树未大，先招风”。如果我们是1.3亿人或者1300万人，可能西方看我们反而是欣赏的眼光。但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太大，加上独特的文化，不一样的文明和政治体制，就让西方抱着很大的猜忌来看我们。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什么办法使我们的建设者身份更加具有可信度?
王逸舟：第一是要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这是有战略意义的。北欧有的国家已经把GDP的千分之七八用于国际援助。
《瞭望东方周刊》：近几年我们提供的国际援助，比如对于非洲的债务减免等已经做了很多。你认为还不够?
王逸舟：对国际援助要做具体区分。我们目前提供的国家援助更多的是战略性的输出，也就是与我国的利益是有关联的。前几天，在一个论坛上，一位外国人跟我说：“你们现在的外援是在增长，但钱都扔到哪里去啦?非洲、中东地区，那些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当然，经济利益是必须要的，中国人不能不现实。但是我的意思是在不影响国内建设的同时，尽可能拿出一部分钱，用于比较纯粹的与本国利益非直接相关的国际公共利益。当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份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充满慈善目光和全球责任感的风范大国。而这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中国应学会与国际NGO打交道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公共产品，你还有什么建议?
王逸舟：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在这个重要的新时期，中国外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需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学会面对NGO等国际上不同的社会组织。
我认为，世界实际上是由三界构成的，三足鼎立。第一界是经济界——跨国公司、各国经贸部门等。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弄潮儿，技艺娴熟。第二界是政治界——安全、战争、政府交往等等，这方面中国人也正在逐步适应，中国日益成为政治界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甚至在往中心靠拢。
第三界是社会界——国际社会的不同团体。这个界别五花八门，有专门保护濒临物种的，有同性恋团体，还有令我也感到十分新鲜的比如专门反对建大坝的团体等等。
他们发出的声音中，有些可能让我们不快。但是我们习惯于统统将他们归人反对中国政府之列，从政治角度做出判断，认为是给中国设套，让中国人蒙羞，阻碍中国发展。事实上，国际社会在不断分层化，但是我们的外交官却无法和他们对话。可以说在第三界中，中国还是个新人，还要花很多时间去适应。要实现和谐世界，
外交学在人类的学问中被称为“生死之学”。纵横家苏秦就说过，“安民之本，在于择交”。一个国家的外交抉择常关乎国之兴衰乃至存亡。外交如果运用得当。则一个小国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合纵连横，在大国间获得生存之机，甚或游刃有余。而若一个大国强国不善于驾驭自己的力量，擴张无度，外交失当，也可能引致衰亡。
中国的外交，自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的轨迹清晰可见——由内向而外向，由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渐渐展露出大国气象。而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外交服务于改革大局，为国内建设保驾护航是第一使命。
30年的积累，中国实力初成。如何合理适度地运用这一力量，是今后外交的重大课题。这也关乎进一步改革的大局。
由“造反派”到“建设者”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新著中说，我国外交30年变迁中的一个核心脉络是，中国由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造反派”转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建设者”，这种变化是怎样一步一步发生的?这当中有没有一些标志性事件?
王逸舟：30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变过程。我比较看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外交中的位置。在此之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曾经一度剑拔弩张，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度和兴趣也不大。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施以援手，这对我国形象在东南亚的转变帮助很大。可以说这是中国扮演“建设者”角色、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进程当中里程碑式的转折点，或日分水岭。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变化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背后的推力是什么?
王逸舟：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是出于一种直觉。泰铢严重贬值，泰国很多国民在国王的号召之下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韩国等国家的资产也在短期内蒸发。这些都是我们的邻国，所谓唇亡齿寒，为了防止这种寒风蔓延到中国，我们出手相助。可是没想到效果出人意料地好，中国威胁论，以前在东南亚叫得很凶，在那以后，这种声音明显减少。
于是这引起了我们更大的思考——原来邻国的安全也是我们自己的安全，中国应当更有意识地去做，去帮助邻国。
《瞭望东方周刊》：1997年以后呢，变化如何?
王逸舟：有一些外交人士说，2004年到2006年，也是一个转折点。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实力全面增强，在外交上，我们从过去国际援助的接受者，转变为一个更有力的捐助者、输出国，并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性的治理当中，如非洲问题、难民问题等。
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基本哲学是追求温饱，无暇他顾。90年代前期，世界意识仍然不是很强，只是刚萌芽。90年代中期后，温饱解决了，中国也从埋头苦干到抬起头来，视野更开阔，开始注意自身的形象。到了新世纪，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周边到全球，我们开始思考自己能做点什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十七大报告讲得非常有意思，“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这表明，今天世界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有了捆绑或融入的意识。这是一个建设者的话语。比照90年代前期，那时候我们还经常说“一枝独秀”。
魏柳南：我可以谈点直观的印象。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的外交官给人的印象是有一点“怕”，不大出大使馆，比如在欧洲跟我们的交往很少。现在这方面已经改变很多，比较开放。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确更加紧密了。
增加国际公共品提供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现在看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建设者身份仍热将信将疑。
王逸舟：的确，世界上还流行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这里边需要区分对待。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论”，只要我们不采取军事行动、不打仗，在台湾问题上释放出善意，我想是能够慢慢化解的。
但针对中国的“经济威胁论”就很复杂。中国经济越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越高，外部担忧越是上升。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占据世界能源、资源的比例就越大。这和“军事威胁论”不同，前一个是做一些事情就可以改善，这个方面可能做得越多，外部担忧越大。
中国现在是“树未大，先招风”。如果我们是1.3亿人或者1300万人，可能西方看我们反而是欣赏的眼光。但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太大，加上独特的文化，不一样的文明和政治体制，就让西方抱着很大的猜忌来看我们。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什么办法使我们的建设者身份更加具有可信度?
王逸舟：第一是要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这是有战略意义的。北欧有的国家已经把GDP的千分之七八用于国际援助。
《瞭望东方周刊》：近几年我们提供的国际援助，比如对于非洲的债务减免等已经做了很多。你认为还不够?
王逸舟：对国际援助要做具体区分。我们目前提供的国家援助更多的是战略性的输出，也就是与我国的利益是有关联的。前几天，在一个论坛上，一位外国人跟我说：“你们现在的外援是在增长，但钱都扔到哪里去啦?非洲、中东地区，那些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当然，经济利益是必须要的，中国人不能不现实。但是我的意思是在不影响国内建设的同时，尽可能拿出一部分钱，用于比较纯粹的与本国利益非直接相关的国际公共利益。当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份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充满慈善目光和全球责任感的风范大国。而这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中国应学会与国际NGO打交道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公共产品，你还有什么建议?
王逸舟：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在这个重要的新时期，中国外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需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学会面对NGO等国际上不同的社会组织。
我认为，世界实际上是由三界构成的，三足鼎立。第一界是经济界——跨国公司、各国经贸部门等。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弄潮儿，技艺娴熟。第二界是政治界——安全、战争、政府交往等等，这方面中国人也正在逐步适应，中国日益成为政治界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甚至在往中心靠拢。
第三界是社会界——国际社会的不同团体。这个界别五花八门，有专门保护濒临物种的，有同性恋团体，还有令我也感到十分新鲜的比如专门反对建大坝的团体等等。
他们发出的声音中，有些可能让我们不快。但是我们习惯于统统将他们归人反对中国政府之列，从政治角度做出判断，认为是给中国设套，让中国人蒙羞，阻碍中国发展。事实上，国际社会在不断分层化，但是我们的外交官却无法和他们对话。可以说在第三界中，中国还是个新人，还要花很多时间去适应。要实现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