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镇长征最后一仗，他率兵痛击马鸿逵骑兵队；
　　“青纱帐”里逞英豪，他率十二团官兵击毙“潘家峪惨案”的罪魁佐佐木；
　　攻克山海关，进驻沈阳，和苏联红军谈判后，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派飞机送他去延安汇报；
　　 收编林弥一郎航空大队，为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成立奠定基础；
　　就任我军第一个战车师师长不久，又去组建空军第一个航空混成旅，学完飞行后，就任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兼
　　 第一师师长，是海军航空兵第一个会飞行的司令员。
　　１９２９年秋天，桂花盛开的季节。年仅１５岁的少先队员曾克林，报名参加了兴国县游击大队，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１９３１年２月１日，一个让曾克林终生难忘的日子：连队党支部同意接收他入党。第二天晚上，在油灯下，他面对党旗庄严地举手宣誓，决心为祖国的独立解放，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长征途中最后一仗
　　
　　１９３４年５月，组织上送曾克林去中央红军大学学习。１０月，曾克林所在的红军大学改编为上干队（上级干部队），隶属军委干部团领导，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１９３５年９月俄界会议后，部队进行整编并继续北上，曾克林被调到三纵队警卫通信营任教导员。１０月１９日，是曾克林长征以来最难忘的一天。这天夜晚，他们到达了陕北吴起镇。这是他们离开江西，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的另一个革命根据地，老乡为他们缝衣做饭，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到达吴起镇的第二天早晨，军阀马鸿逵的１０００多名骑兵前来袭击。这时，镇上担任保卫任务的只有曾克林他们的警卫通信营，情况十分危急。时任三纵司令员的叶剑英紧急向曾克林交代任务：“现在一、二纵队还没到，你带部队狠狠打。”曾克林随即带三个步兵连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消灭敌人３００多，击退了马匪的攻击。
　　战斗结束后，曾克林向毛主席和叶剑英汇报，毛主席拿着望远镜说：“克林同志，打得好，打得好，万事大吉，万事大吉。”
　　估计到马匪的两个骑兵师会不甘心失败，一、二纵队到达后，毛主席召集纵队领导开会，并将部队在吴起镇以西敌人必经的一条大川中埋伏下来。果然，马匪的骑兵又来进攻，被红军打得人仰马翻，消灭了约一个团。
　　
　　痛打血洗潘家峪罪魁佐佐木
　　
　　潘家峪，位于冀东丰润县，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小山村。１９４１年春节前夕，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向这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潘家峪惨案”，为首的杀人恶魔是佐佐木二郎。这次惨案，全村２４１户人家１５３７人中，有１２３０人遇难、９６人受伤，１３００多间房屋被烧毁。
　　当时，曾克林同志担任冀东军分区参谋长兼十二团团长。惨案后的第二天，他率领全团赶到了潘家峪，现场的情景惨不忍睹。
　　１９４１年７月１２日，侦察员飞马来报：佐佐木亲率１００余名鬼子抵达沙河驿，要“扫荡”滦河以西。曾团长仔细研究了这一情况，决定在敌人必经之地的甘河槽（甘河草）埋伏，坚决消灭杀人恶魔佐佐木，为遇难同胞报仇。
　　 １８日拂晓，曾克林带领队伍悄悄出发，埋伏于甘河槽附近的高粱地里，利用这“青沙帐”摆开了阵势，专等日寇的“光临”。日上三竿时，一队伪“治安军”大摇大摆地开过来。曾团长断定这是开路的，便将伪军放了过去。一会儿，果然有１００多个日军押着百多辆粮车开来，紧随其后的又是近两个营的伪军。鬼子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曾克林一声枪响，顿时，复仇的子弹像狂风暴雨般压向公路。鬼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懵了，人撞马、马踩人，车翻粮散，自相践踏，许多鬼子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就“回了老家”。与此同时，四连一个猛虎下山，打得伪军先头营四散逃命；五连冲向日军和断后伪军结合部，像一把利斧将日伪军斩成两截，断后伪军见八路军来势凶猛，便扔下日军仓皇逃窜。招架不住的日军，企图抢占路边的小山包，五连七班抢先一步登上山头，冲着蜂拥而至的鬼子下了一场“雹子雨”（手榴弹），炸得他们鬼哭狼嚎，没死的人又滚回公路，退到路边的坟场里负隅顽抗。曾团长命二营发起正面攻击，一营三连、团部警卫连、特务连和“潘家峪复仇团”插到敌后，子弹、手榴弹、刺刀一齐杀向鬼子兵。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１００多个鬼子全部被消灭。“潘家峪惨案”的罪魁佐佐木仰面朝天躺在谷子地里，呲着金牙，斜着兽眼，一枚六角银质勋章（这是他血洗潘家峪得的）压在他血肉模糊的胸脯上，一把蓝穗儿战刀泡在他身下的血泊里。
　　
　　挺进东北接管沈阳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８月９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８月１２日，朱德总司令代表八路军延安总部发布第二号命令，令冀热辽等解放区部队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接受日伪军投降，向东北进军。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日，攻克了山海关的曾克林部队乘坐一列长达４０余节的“混合”列车，浩浩荡荡地离开山海关向东北驶去。４日到达锦州，５日进入沈阳郊区。
　　沈阳，是８月２１日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当曾克林部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八路军部队进入这个城市时，苏军事先没有接到我军的照会及联系，感到非常突然，速调部队将火车站包围起来，不准我军下车。
　　苏联红军的这一作法，有着它深刻的历史背景。直到多年后才知道，原来根据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１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但美、英两国必须同意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指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将其经日俄战争从帝俄手中夺取的库页岛归还苏联，千岛群岛划为苏联领土，将大连港国际化，将旅顺港作为苏联红军的军事基地，中东、南满铁路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８月１４日，苏联政府又背着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联解放东北后，要把东北政权移交给蒋介石政府。这一复杂的形势，使我军向东北进军变得复杂起来。在曾克林与苏军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第一次见面时，卡夫通就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驻沈阳的。”由于卡夫通态度傲慢，不听解释，两次交涉都没有进展，使我部队在车上停留了一天，吃饭喝水上厕所都成了问题。
　　６日下午３时左右，曾克林和唐凯同志第三次来到苏军卫戍司令部。曾克林据理交涉：“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是执行朱总司令命令到东北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作战了，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莫斯科。”最后，卡夫通同意部队下车，但要他们驻到离沈阳３０公里外的苏家屯。
　　在队伍去苏家屯的途中，有近万名群众与部队并肩行走。苏军看到有这么多老百姓自发地欢迎我军时，非常震惊。卡夫通也改变了原先怀疑的态度，派了两个上校来追赶他们：“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沈阳故宫东面小河沿吧。你们这个队伍不是一般的队伍，不要走了。”
　　９月７日，苏军又邀请曾克林、唐凯他们交谈下一步工作。苏军由于受中苏条约限制，建议曾克林最好把八路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从此，我军首次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已取得了有利的地位。
　　
　　坐飞机去延安汇报
　　
　　对于曾克林来说，第一次接管沈阳这样大的城市，有些经验不足和力不胜任。他和军分区书记唐凯一起商议，决定去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苏联红军针对东北的复杂形势，也急于想找我党中央进行联系。苏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决定派一架飞机去延安，同时派两名苏联代表作为联络人同曾克林一起前往。
　　９月１５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杨家岭召开会议。会前，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陈云等中央领导高兴地和曾克林握手问候。会上，少奇同志微笑着对曾克林说：“我们很想了解东北的情况，你来得正好。”
　　曾克林汇报完情况后，刘少奇打着有力的手势说：“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在曾克林汇报结束的当天，党中央立即给各中央局发出了通报，并向毛主席作了报告。随后，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临时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并派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同志由曾克林陪同，立即乘飞机到东北工作。
　　
　　收编林弥一郎航空大队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驻扎在沈阳附近辽阳奉堡机场的日本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人人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既不愿向苏军缴械，也不愿向我军投降。９月９日，大队长林弥一郎带领３００多人和４０多架飞机，向南逃跑，９月２９日流窜到本溪以南凤凰城以北摩天岭山区，企图占山为匪。
　　我十六军分区二十一旅政委刘光涛率领一支部队，在向凤凰城连山关一带追击敌人时发现了林弥一郎飞行大队，于是迅速将他们包围起来。刘光涛向曾克林报告了这一情况，曾克林和唐凯同志决定和平收编林弥一郎飞行大队。随后，令二十一旅组织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４０多年后，林弥一郎在《我与中国》一书中回忆此事时，感慨地说：“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有关缴械的描述和画面，都是在对方刺刀的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的，那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的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敬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第二，尽量避免‘解除武装’这个词，而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交出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
　　我军共缴获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４６架，飞行员１７人，机械师２４人，机械员７２人，各类地面保障人员１８０多人及各种器件和配件。曾克林将缴获和收编日本航空队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作了报告。随后，林弥一郎和航空队的主要人员被召到沈阳“东总”司令部，彭真和伍修权同志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１０月下旬，东北局和“东总”决定，组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曾克林他们缴获的林弥一郎飞行大队的全部飞机、器材和人员正式移交给航空队。１９４６年元旦，航空队奉命扩建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１９４６年３月１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以后统称为老航校）在通化成立，后来转移到牡丹江，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就任我军第一个战车师师长
　　
　　１９４９年２月３日，和平解放北平后，我军举行了盛大而庄严的入城式。入城仪式后，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在北京饭店找曾克林谈话，说野战军要组建一个战车师，决定由你任师长，保留军职干部待遇。应该说这是曾克林将军戎马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尽管他感到很突然，但他还是迅速来到天津英租界的跑马场战车师报到。
　　对于装甲部队，曾克林并不陌生。在抗日战争中，侵略冀东的日本鬼子就经常出动坦克、装甲车，耀武扬威地到抗日根据地“扫荡”、“清剿”，他曾率部队狠狠地痛打过这些“洋乌龟”。
　　这次我军组建的战车师前身，原来是一个坦克大队，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在沈阳的马家湾子成立。１９４７年１０月，组建为战车团，１９４９年２月扩编为东北野战军战车师，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坦克师。
　　曾克林来到天津后，部队正陆续调来。他们先后编成两个装甲团、一个战车团、一个对空火炮团，共有装甲车１８０辆，各型战车１２０多车辆，汽车、工程车５７０辆。１９４９年５月，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第一师。 　　
　　组建空军第一个航空混成旅
　　
　　１９４９年９月，曾克林接到上级通知赶到北京。在中南海，朱德总司令接见了曾克林。朱总司令说：“现在空军刚组建，需要大批干部，准备派你到空军工作，怎么样？”
　　曾克林愉快地接受了工作调动，到空军司令部报到。曾克林报到后，就受领了“作为军代表，代表空军党委，南下组建第一个航空兵混成旅”的任务。
　　１９４９年冬天，曾克林和空军副司令常乾坤及王首道等一起，来到南京，向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作了汇报，得到陈司令员的大力支持。在南京，他们首先成立了旅部，然后，分别在南京大校场、上海江湾和徐州组建了轰炸机团、歼击机团等３个飞行团。后来，航空混成旅的这三个团又扩建为三个师。
　　为了提高我空军的指挥艺术，空军首长决定让曾克林和段苏权等同志参观飞行和学习指挥，通知曾克林和段苏权去航校学习。
　　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初，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东北地区。曾克林冒着严寒前往哈尔滨空军第一所轰炸机航校报到，被分到航校二期甲班。学习飞行，从握枪杆到握驾驶杆，对于曾克林将军来说是他一生中一次大的转折。在这期学员里，曾克林年龄最大，入伍最早，学飞行困难比其他同志都大，但他决心一定要飞出来。
　　１９５１年春天，曾克林就要教练机放单飞了，那天他的心情特别激动。当他单独驾驶飞机冲上哈尔滨马家沟机场上空时，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想起了五次反“围剿”时敌机炸死了他们的军长；想起了长征路上敌机对他们的狂轰滥炸；想起了日本鬼子的飞机在解放区犯下的罪行……他手握驾驶杆，两眼注视着仪表，准确有力地操纵着飞机，三转弯、四转弯，飞机对准跑道，下滑着陆，一连串动作干净利索，赢得了苏联专家和教员的掌声。
　　初级教练机飞完后，曾克林转到双榆树机场飞中级教练机。１９５１年秋天，又进行了高级教练机杜－２的飞行训练。飞完高级教练机，紧接着就是毕业考试。担任毕业考试的教官是校长顾问格鲁申科少将，他技术高超，对学员的飞行技术很挑剔。可当他带曾克林升空飞完预定科目后，一下飞机，就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哈拉索（好）！”
　　
　　走进蓝色的海天方阵
　　
　　从航校毕业的曾克林被分配到海军工作。报到时，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握着曾克林的手说：“你是老红军，定为七级干部，又懂飞行，到海军航空兵工作担任副司令。”紧接着，肖劲光命令曾克林马上离京南下，组建海军航空兵第一师。
　　１９５２年９月，中央军委任命曾克林由海航副司令员兼任航一师师长。１９５５年１月，曾克林不再兼任一师师长。期间，曾克林作为海航副司令员，还先后参加和指导了其它几个师的组建工作。
　　在夺取浙东沿海制空权、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中，曾克林都是在一线坐镇指挥，为海军航空兵作战胜利立下了功劳。
　　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曾克林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后，在海防第一线，他先后率海军航空兵一个轰炸师、两个歼击师的部分兵力，参加军委总参谋部举行的辽东半岛大规模抗登陆演习。在后来的国土防空作战中，每当有战事的时候，曾克林将军总是到第一线指挥。
　　“文革”期间，海军航空兵机关被撤销，曾克林也蒙冤被关押，直到１９７５年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才获解放，担任了海军顾问。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１日，海航机关重新恢复办公，曾克林将军被任命为海军航空兵司令员。此时的海军航空兵，已成为人民海军一支重要的突击力量。
　　１９８３年７月，曾克林将军按大军区副职离职休养。离休后的曾克林不忘继续为党的事业作贡献。他担任了中国老区促进会副会长，为加快老区脱贫致富步伐，促进老区与全国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献计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