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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地带的失业率已达到44%，为全球最高水平，巴勒斯坦贫困率也高达39%。
“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事情并非古老的故事，而是发生在当下的事情”，如果不能及时获得必要的援助，加沙对于中东地区稳定的威胁会越来越大
7月17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与全球16亿穆斯林共同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开斋节。不同的是，多数加沙人仅能在一片废墟中清理出一块空地举行礼拜。
2014年夏季，3名犹太儿童在约旦河西岸被杀害，引发了以色列和哈马斯间的一场持续50天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加沙人又一次面临家园破碎的厄运。
从冲突发生起至今的一年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以下简称“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克雷恩布尔多次到访加沙。7月上旬，来到北京访问并寻求中方支持的克雷恩布尔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表示，以色列政府实施的封锁严重影响了加沙战后重建进度，至今仍有12万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
1948年，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爆发首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使大批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为援助难民，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2月通过决议，建立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如今，在这个成立60多年的机构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超过400万人，连年战事和持续多年的隔离政策，更让加沙经济几近崩溃。这一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81万的狭长地带，已成为了全球失业率最高的地区。在克雷恩布尔看来，如果国际社会再不采取行动，推动巴以进行有效的和谈，巴勒斯坦人将逐渐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墙体倾斜，窗户破裂，玻璃碎片洒满一地，以色列的连日空袭，已让加沙城内的加沙小学面目全非。
眼看加沙小学的损毁情况，克雷恩布尔面对媒体镜头时眉头紧锁。“每天我都能接到工作人员发来的信息，他们说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自己孩子的问题，‘现在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房子在摇晃？’”
这是2014年7月14日，以色列军队发动“护刃行动”后的第六天，克雷恩布尔与联合国驻巴勒斯坦人道协调员罗利一同抵达加沙，实地评估加沙市内的受损情况、平民及难民状况。而在此之前，以色列相关部门以安全考虑为由，禁止克雷恩布尔一行人进入加沙地带。
自2007年6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通过武力夺取对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后，以色列便开始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政策，并在加沙外围修建隔离墙。联合国官员进入加沙，也必须获得以色列允许，经过边检哨站检查后，还需乘坐专设车辆通过隔离墙外300米的安全隔离区，继而抵达指定地点转乘联合国车辆，前往哈马斯控制区域。
正值暑期，原本空空荡荡的联合国学校却不断涌入巴勒斯坦民众。在以军持续开展空袭后，联合国运营机构的设施成为加沙人躲避战火的唯一庇护场所。
克雷恩布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战争期间，他第一次到访加沙时，有1.7万名加沙人在90所联合国学校里寻求庇护，而当他在两周后再次出现在加沙时，这一数字已飙升至20万人。到8月底停火协议达成时，在联合国学校中避难的人数已高达30万人。
随着入住人数越来越多，联合国学校内也变得愈发拥挤。课室内桌椅都被搬到过道中，妇女们在课室中系上绳索，挂上毛毯分隔出各自家庭的空间。民众逃难时大多没来得及收拾家中细软，他们会趁着人道主义停火的时间，返回家中拿些必需品。可当他们返回时往往会发现，自家房子已成了一片废墟。
就连联合国学校都没能完全幸免。2014年7月24日，加沙北部拜特哈诺一所收容着数百名平民的联合国学校遭到炮火攻击，15人丧生，超过200人受伤。
位于加沙北部城镇贾巴利亚的贾巴利亚女子小学在也在数日后的凌晨遭到空袭，栖身其中的3000多名平民中，有20人当场死亡。
克雷恩布尔当日赶赴现场察看并收集证据，并确认此起事件是由以色列军方所为。而在此之前，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已与以军反复核实贾巴利亚女子小学的精确位置达17次。就在悲剧发生前数小时，该机构还曾与以军就此进行过沟通。
克雷恩布尔至今仍对此心有余悸。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袭击发生时正值深夜，在学校内避难的平民和儿童都已熟睡，他们难以逃脱袭击。
事发后第二天，克雷恩布尔前往收治伤员的医院探视，“我看到一个仅5个月大的受伤男婴躺在病床上，他的父母就站在床边。从他们的眼神中能看出慌张和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能够保护到自己的孩子。”
与加沙平民接触时，克雷恩布尔能听出他们对未来感到绝望。“人们都说，已很难在加沙找到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的地方了，哪里都不安全。”他回忆道，“他们还说，在以往别的战争中，总能找到安全藏身的地方。但这一次，没有人感到安全。”
尽管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美国政府等各方均对以军空袭联合国设施加以谴责，但这并没有令以军有所收敛。在这场持续50天的战争中，有包括83所学校和10所医疗中心在内的118所联合国建筑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联合国运营的学校就曾7次遭到直接袭击。
得知第二所联合国学校遭炸毁的消息后，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新闻发言人冈尼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情绪失控。当说完“巴勒斯坦人的权利，甚至是他们孩子们的权利，都完全被剥夺了”，他掩面痛哭。
对于当时上任仅4个月的克雷恩布尔来说，这场战争无疑是极大的考验。瑞士出生的克雷恩布尔于2014年3月30日接替任期届满的菲利波·格兰迪，出任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一职。此前，他已有着长达25年的人道主义服务工作经验。在2000年至2014年间，他先后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私人顾问、行动部主任，曾被派驻到萨尔瓦多、秘鲁、阿富汗和波斯尼亚等遭受灾难或战乱的地区执行任务。 克雷恩布尔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任职期间，曾三次到访巴勒斯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巴勒斯坦的人文环境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那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对生活有着非常强的信念，即便面临许多困难，他们总是欢迎你到家里做客。”
不过，战争阴影已长期陪伴着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每天都遭受着不公、苦难和武装冲突，这些都刺痛着我。”克雷恩布尔说，“我总感觉到自己有潜力去帮助深处战区、生计不保的民众，为他们提供支持。”
对于以军实施的无差别轰炸所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克雷恩布尔在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时均加以谴责。他说，联合国的设施不该受到攻击，平民不该受到伤害，以军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国际法。
但以色列方面则指称，有哈马斯武装分子藏匿在联合国学校中向以色列境内实施攻击。同时，还有传言称，联合国工作人员曾将藏匿在联合国设施中的武器直接转交给哈马斯。
克雷恩布尔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工作人员在这场战争中曾三次在闲置的联合国学校内发现加沙武装人员藏匿的武器，经过调查，该机构工作人员并没出现任何失误。“我们随后通知了巴勒斯坦政府，要求他们派人将武器取走。但我们从未取走这些武器，也从未将武器转交给任何人。”
“当我们发现这一情况时，必须谴责他们（哈马斯），因为将武器藏在学校建筑内的做法是错误的，学校不能用作做军事用途。”他说。在战争发生时必须与各交战方划清界限，这才能确保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尽可能顺利地实施援助。
即便是在持续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该机构1.2万名工作人员仍坚守岗位。在为平民提供庇护的联合国学校、医疗中心，分发粮油和饮用水的物资分配中心，以及行走在废墟中、印有联合国标志的物资运输车辆里，人们都能看到身着蓝色马甲的工作人员身影。
2014年8月中旬，克雷恩布尔在第三次到访加沙期间，逐一前往牺牲的11名同事的家庭进行慰问。时隔近一年，在和《中国新闻周刊》谈起探望一名年仅25岁遇难同事的家庭的经历时，克雷恩布尔仍难掩内心悲痛，眼眶湿润。
“当我走进这个家庭时，他的家人抱着一个仅十个月大的女儿来到我面前。我抱起她就想到，她永远都无法见到自己的父亲了。”他说，人们提起战争，一般仅会联想到通过电视新闻看到的战机、坦克，或是前线战斗的画面，“但战争中会出现死难者及受害家庭的故事，他们并非仅是数字。”
“我们并非是数字，我们是人，是年轻的巴勒斯坦人。我们的希望、创造力和个人能力都和世界上其他孩子一样。我们只是希望能获得正常的生活。” 2015年3月23日，11岁的巴勒斯坦女孩鲁娅在一所联合国小学复建落成仪式上发表演讲时说。
这所位于加沙南部汗尤尼斯的联合国学校曾在2014年7月28日前后遭到炮火袭击，校舍一侧、卫生间区域和一侧围墙都被损毁。而那时，以色列军方正在学校附近实施地面行动。时隔7个月后，鲁娅等1100多名学生回到学校上课。
捧着一本黄色封面的笔记本，鲁娅还在学校复建落成仪式上朗诵了一首诗：
“别被逆境所吓倒，因为它会强壮你的内心，让你品尝到健康的味道，令你变得更顽强，丰富你的视野，并会显示出你的坚忍。
希望是一位很好的朋友，它可能会令你感到失望，但它从不背叛你。
快乐就在你的家里，别去外国人的花园里寻找。”
在2014年8月中旬走访受袭击这所学校时，克雷恩布尔和随行人员在废墟中发现鲁娅了的笔记本。通过巴勒斯坦同事的翻译，他知道鲁娅自己写的这首表达坚毅和希望的诗。
克雷恩布尔当时就想，在学校重建完成后，邀请笔记本的主人来朗诵这首诗。幸运的是，鲁娅和家人都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学校也获得了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在内的多位国际人士捐助，得以重新开放。
“这位11岁女孩的演讲非常有力量，她后来还把笔记本送给我。我告诉她，‘虽然你不能够离开加沙，到外面旅游，但你说的话将传遍全世界。’”克雷恩布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后，克雷恩布尔每次出访，都会将鲁娅的笔记本带在身上，入住酒店时还将其小心翼翼地放入保险箱中。他想借助鲁娅的诗告诉世人，“加沙仍有希望，那里的年轻人渴望有不同的生活。”
但并非所有巴勒斯坦儿童都像鲁娅一般幸运。2014年巴以冲突共导致225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当中包括551名儿童，并有1000名儿童遭受了终身残疾的厄运。
长达50天的战争导致加沙地带超过15万栋民房遭到损坏，有超过1.2万栋房屋被完全摧毁。2015年7月8日，在这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周年时，仅6万户家庭获得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现金援助，逐步修缮房屋损坏的部分。但因为受限于以色列的人员及物资封锁，建筑材料未能被运送至加沙地带，至今未有一栋完全损毁的房屋获得重建，仍有12万巴勒斯坦人至今无家可归。
克雷恩布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加沙地带人口稠密的舒瓦拉地区损毁情况最为严重，部分平民唯有远离家园投奔亲友，或是在联合国学校内暂住，“有人甚至就在破损的房屋瓦砾中寻找一个角落栖身。在冬天里，这是很难熬的事情。”
更为糟糕的是，过去6年中爆发的3场大规模军事冲突令加沙地带持续遭受重创，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也不得不担负起日益严峻的重建任务。该机构正面临着正式运营以来最严峻的经费危机。
2014年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总开支达12亿美元，其中用于卫生和教育工作的开销达6.8亿美元，但目前这两项工作所需经费仍有1亿美元的缺口。尽管该机构已通过紧缩措施来节省行动经费，但难以填补这一巨额资金缺口。该机构希望通过紧缩措施来缓解压力，这导致现金、食品补贴等方面人道主义援助有所削减，引起部分巴勒斯坦难民的不满。
克雷恩布尔说：“部分难民感到愤怒，并非针对我和我的同事，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失望，他们有很多家人需要照顾，他们原本的生活已相当困难，任何一点加剧这种情况的改变，都会令他们感到更为失望。”
世界银行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加沙地带的失业率已达到44%，为全球最高水平，巴勒斯坦贫困率也高达39%。
“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事情并非古老的故事，而是发生在当下的事情。”克雷恩布尔认为，目前叙利亚、伊朗和也门的问题更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加沙地带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犹如一个潜在的火药桶，如果他们不能及时获得必要的援助，他们会给中东地区的稳定带来相当大的威胁。
“国际社会应促成巴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加沙地区需要和平，那里有着太多的战争、太多的苦难。巴勒斯坦人最需要的是一个恰当和公正的政治解决方案。”克雷恩布尔说。
“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事情并非古老的故事，而是发生在当下的事情”，如果不能及时获得必要的援助，加沙对于中东地区稳定的威胁会越来越大
7月17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与全球16亿穆斯林共同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开斋节。不同的是，多数加沙人仅能在一片废墟中清理出一块空地举行礼拜。
2014年夏季，3名犹太儿童在约旦河西岸被杀害，引发了以色列和哈马斯间的一场持续50天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加沙人又一次面临家园破碎的厄运。
从冲突发生起至今的一年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以下简称“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克雷恩布尔多次到访加沙。7月上旬，来到北京访问并寻求中方支持的克雷恩布尔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表示，以色列政府实施的封锁严重影响了加沙战后重建进度，至今仍有12万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
1948年，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爆发首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使大批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为援助难民，联合国大会于1949年12月通过决议，建立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如今，在这个成立60多年的机构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超过400万人，连年战事和持续多年的隔离政策，更让加沙经济几近崩溃。这一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81万的狭长地带，已成为了全球失业率最高的地区。在克雷恩布尔看来，如果国际社会再不采取行动，推动巴以进行有效的和谈，巴勒斯坦人将逐渐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联合国学校7次遭到直接袭击
墙体倾斜，窗户破裂，玻璃碎片洒满一地，以色列的连日空袭，已让加沙城内的加沙小学面目全非。
眼看加沙小学的损毁情况，克雷恩布尔面对媒体镜头时眉头紧锁。“每天我都能接到工作人员发来的信息，他们说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自己孩子的问题，‘现在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房子在摇晃？’”
这是2014年7月14日，以色列军队发动“护刃行动”后的第六天，克雷恩布尔与联合国驻巴勒斯坦人道协调员罗利一同抵达加沙，实地评估加沙市内的受损情况、平民及难民状况。而在此之前，以色列相关部门以安全考虑为由，禁止克雷恩布尔一行人进入加沙地带。
自2007年6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通过武力夺取对加沙地带的控制权后，以色列便开始对加沙地带实施封锁政策，并在加沙外围修建隔离墙。联合国官员进入加沙，也必须获得以色列允许，经过边检哨站检查后，还需乘坐专设车辆通过隔离墙外300米的安全隔离区，继而抵达指定地点转乘联合国车辆，前往哈马斯控制区域。
正值暑期，原本空空荡荡的联合国学校却不断涌入巴勒斯坦民众。在以军持续开展空袭后，联合国运营机构的设施成为加沙人躲避战火的唯一庇护场所。
克雷恩布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战争期间，他第一次到访加沙时，有1.7万名加沙人在90所联合国学校里寻求庇护，而当他在两周后再次出现在加沙时，这一数字已飙升至20万人。到8月底停火协议达成时，在联合国学校中避难的人数已高达30万人。
随着入住人数越来越多，联合国学校内也变得愈发拥挤。课室内桌椅都被搬到过道中，妇女们在课室中系上绳索，挂上毛毯分隔出各自家庭的空间。民众逃难时大多没来得及收拾家中细软，他们会趁着人道主义停火的时间，返回家中拿些必需品。可当他们返回时往往会发现，自家房子已成了一片废墟。
就连联合国学校都没能完全幸免。2014年7月24日，加沙北部拜特哈诺一所收容着数百名平民的联合国学校遭到炮火攻击，15人丧生，超过200人受伤。
位于加沙北部城镇贾巴利亚的贾巴利亚女子小学在也在数日后的凌晨遭到空袭，栖身其中的3000多名平民中，有20人当场死亡。
克雷恩布尔当日赶赴现场察看并收集证据，并确认此起事件是由以色列军方所为。而在此之前，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已与以军反复核实贾巴利亚女子小学的精确位置达17次。就在悲剧发生前数小时，该机构还曾与以军就此进行过沟通。
克雷恩布尔至今仍对此心有余悸。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袭击发生时正值深夜，在学校内避难的平民和儿童都已熟睡，他们难以逃脱袭击。
事发后第二天，克雷恩布尔前往收治伤员的医院探视，“我看到一个仅5个月大的受伤男婴躺在病床上，他的父母就站在床边。从他们的眼神中能看出慌张和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能够保护到自己的孩子。”
与加沙平民接触时，克雷恩布尔能听出他们对未来感到绝望。“人们都说，已很难在加沙找到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的地方了，哪里都不安全。”他回忆道，“他们还说，在以往别的战争中，总能找到安全藏身的地方。但这一次，没有人感到安全。”
尽管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美国政府等各方均对以军空袭联合国设施加以谴责，但这并没有令以军有所收敛。在这场持续50天的战争中，有包括83所学校和10所医疗中心在内的118所联合国建筑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联合国运营的学校就曾7次遭到直接袭击。
11名同事倒在战火中
得知第二所联合国学校遭炸毁的消息后，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新闻发言人冈尼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情绪失控。当说完“巴勒斯坦人的权利，甚至是他们孩子们的权利，都完全被剥夺了”，他掩面痛哭。
对于当时上任仅4个月的克雷恩布尔来说，这场战争无疑是极大的考验。瑞士出生的克雷恩布尔于2014年3月30日接替任期届满的菲利波·格兰迪，出任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一职。此前，他已有着长达25年的人道主义服务工作经验。在2000年至2014年间，他先后担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私人顾问、行动部主任，曾被派驻到萨尔瓦多、秘鲁、阿富汗和波斯尼亚等遭受灾难或战乱的地区执行任务。 克雷恩布尔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任职期间，曾三次到访巴勒斯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巴勒斯坦的人文环境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那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对生活有着非常强的信念，即便面临许多困难，他们总是欢迎你到家里做客。”
不过，战争阴影已长期陪伴着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每天都遭受着不公、苦难和武装冲突，这些都刺痛着我。”克雷恩布尔说，“我总感觉到自己有潜力去帮助深处战区、生计不保的民众，为他们提供支持。”
对于以军实施的无差别轰炸所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克雷恩布尔在向联合国安理会汇报时均加以谴责。他说，联合国的设施不该受到攻击，平民不该受到伤害，以军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国际法。
但以色列方面则指称，有哈马斯武装分子藏匿在联合国学校中向以色列境内实施攻击。同时，还有传言称，联合国工作人员曾将藏匿在联合国设施中的武器直接转交给哈马斯。
克雷恩布尔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工作人员在这场战争中曾三次在闲置的联合国学校内发现加沙武装人员藏匿的武器，经过调查，该机构工作人员并没出现任何失误。“我们随后通知了巴勒斯坦政府，要求他们派人将武器取走。但我们从未取走这些武器，也从未将武器转交给任何人。”
“当我们发现这一情况时，必须谴责他们（哈马斯），因为将武器藏在学校建筑内的做法是错误的，学校不能用作做军事用途。”他说。在战争发生时必须与各交战方划清界限，这才能确保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尽可能顺利地实施援助。
即便是在持续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该机构1.2万名工作人员仍坚守岗位。在为平民提供庇护的联合国学校、医疗中心，分发粮油和饮用水的物资分配中心，以及行走在废墟中、印有联合国标志的物资运输车辆里，人们都能看到身着蓝色马甲的工作人员身影。
2014年8月中旬，克雷恩布尔在第三次到访加沙期间，逐一前往牺牲的11名同事的家庭进行慰问。时隔近一年，在和《中国新闻周刊》谈起探望一名年仅25岁遇难同事的家庭的经历时，克雷恩布尔仍难掩内心悲痛，眼眶湿润。
“当我走进这个家庭时，他的家人抱着一个仅十个月大的女儿来到我面前。我抱起她就想到，她永远都无法见到自己的父亲了。”他说，人们提起战争，一般仅会联想到通过电视新闻看到的战机、坦克，或是前线战斗的画面，“但战争中会出现死难者及受害家庭的故事，他们并非仅是数字。”
“我们并非是数字，我们是人”
“我们并非是数字，我们是人，是年轻的巴勒斯坦人。我们的希望、创造力和个人能力都和世界上其他孩子一样。我们只是希望能获得正常的生活。” 2015年3月23日，11岁的巴勒斯坦女孩鲁娅在一所联合国小学复建落成仪式上发表演讲时说。
这所位于加沙南部汗尤尼斯的联合国学校曾在2014年7月28日前后遭到炮火袭击，校舍一侧、卫生间区域和一侧围墙都被损毁。而那时，以色列军方正在学校附近实施地面行动。时隔7个月后，鲁娅等1100多名学生回到学校上课。
捧着一本黄色封面的笔记本，鲁娅还在学校复建落成仪式上朗诵了一首诗：
“别被逆境所吓倒，因为它会强壮你的内心，让你品尝到健康的味道，令你变得更顽强，丰富你的视野，并会显示出你的坚忍。
希望是一位很好的朋友，它可能会令你感到失望，但它从不背叛你。
快乐就在你的家里，别去外国人的花园里寻找。”
在2014年8月中旬走访受袭击这所学校时，克雷恩布尔和随行人员在废墟中发现鲁娅了的笔记本。通过巴勒斯坦同事的翻译，他知道鲁娅自己写的这首表达坚毅和希望的诗。
克雷恩布尔当时就想，在学校重建完成后，邀请笔记本的主人来朗诵这首诗。幸运的是，鲁娅和家人都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学校也获得了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在内的多位国际人士捐助，得以重新开放。
“这位11岁女孩的演讲非常有力量，她后来还把笔记本送给我。我告诉她，‘虽然你不能够离开加沙，到外面旅游，但你说的话将传遍全世界。’”克雷恩布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后，克雷恩布尔每次出访，都会将鲁娅的笔记本带在身上，入住酒店时还将其小心翼翼地放入保险箱中。他想借助鲁娅的诗告诉世人，“加沙仍有希望，那里的年轻人渴望有不同的生活。”
但并非所有巴勒斯坦儿童都像鲁娅一般幸运。2014年巴以冲突共导致225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当中包括551名儿童，并有1000名儿童遭受了终身残疾的厄运。
那里有着太多的战争和苦难
长达50天的战争导致加沙地带超过15万栋民房遭到损坏，有超过1.2万栋房屋被完全摧毁。2015年7月8日，在这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周年时，仅6万户家庭获得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的现金援助，逐步修缮房屋损坏的部分。但因为受限于以色列的人员及物资封锁，建筑材料未能被运送至加沙地带，至今未有一栋完全损毁的房屋获得重建，仍有12万巴勒斯坦人至今无家可归。
克雷恩布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加沙地带人口稠密的舒瓦拉地区损毁情况最为严重，部分平民唯有远离家园投奔亲友，或是在联合国学校内暂住，“有人甚至就在破损的房屋瓦砾中寻找一个角落栖身。在冬天里，这是很难熬的事情。”
更为糟糕的是，过去6年中爆发的3场大规模军事冲突令加沙地带持续遭受重创，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也不得不担负起日益严峻的重建任务。该机构正面临着正式运营以来最严峻的经费危机。
2014年联合国近东救济和工程处总开支达12亿美元，其中用于卫生和教育工作的开销达6.8亿美元，但目前这两项工作所需经费仍有1亿美元的缺口。尽管该机构已通过紧缩措施来节省行动经费，但难以填补这一巨额资金缺口。该机构希望通过紧缩措施来缓解压力，这导致现金、食品补贴等方面人道主义援助有所削减，引起部分巴勒斯坦难民的不满。
克雷恩布尔说：“部分难民感到愤怒，并非针对我和我的同事，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失望，他们有很多家人需要照顾，他们原本的生活已相当困难，任何一点加剧这种情况的改变，都会令他们感到更为失望。”
世界银行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加沙地带的失业率已达到44%，为全球最高水平，巴勒斯坦贫困率也高达39%。
“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事情并非古老的故事，而是发生在当下的事情。”克雷恩布尔认为，目前叙利亚、伊朗和也门的问题更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加沙地带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犹如一个潜在的火药桶，如果他们不能及时获得必要的援助，他们会给中东地区的稳定带来相当大的威胁。
“国际社会应促成巴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加沙地区需要和平，那里有着太多的战争、太多的苦难。巴勒斯坦人最需要的是一个恰当和公正的政治解决方案。”克雷恩布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