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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女性深度参与社会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在旧中国，“男尊女卑”的观念曾根深蒂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使女性的维权和保障取得了巨大进步。改革开放后，女性深度参与社会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中国女性人口有6.6亿，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全球妇女峰会上重申了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中国做出的承诺：要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加速行动。
也正是从1995年开始，中国政府以5年和10年为期，颁布了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通过妇女在健康、教育、经济、参与决策管理、社会保障、环境、法律等领域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指导和推动中国妇女事业全面、健康发展，其中的各项指标都对标于联合国1979年12月18日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国作为该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每五年一次向联合国汇报《公约》的完成情况。
法律为女性保驾护航
早在1992 年，中国就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妇女权益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实现女童受教育权、妇女就业权利和享受劳动保护的权利、农村妇女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妇女对婚姻家庭共有财产的所有权以及财产继承权等方面保障妇女权益，成为推动男女平等的制度保证。
“为保障妇女权益而单独立法，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有的。”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翁文磊表示。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后，催生了一系列维护妇女权益法律法规的出台，“这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对妇女权益的落实和维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并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写入法律。
如果说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的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为广大妇女构筑起了一道安全保护网，那么，2016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则无疑使该法律体系更健全、更完善、更牢固。这部法律亮点颇多，如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强制安置制度、告诫书制度等；设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也是这部法律带来的一大突破。
翁文磊坦言，为推动反家暴立法，妇联整整花了20多年，“很多人觉得如果出现了家暴，我们有《刑法》就够了，但家庭问题毕竟是私人领域的问题。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90%的家暴受害者是女性，接触到太多个案是没有办法简单通过《刑法》来处理的。”
如今，《反家暴法》的实施，为遭受家暴之苦的受害人提供了有力保护，让清官难断的“家务事”从此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促进了家庭关系平等、和睦、文明。
职场女性对于性别歧视和职场性骚扰的求助也是一种性别意识的觉醒，翁文磊表示：“相信以后，对性骚扰的界定，相关立法也会进一步跟上。”
成为社会舞台上的主角
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雖然是一个身材娇小的江南女子，却身兼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诸多重任，更是上海沪剧院院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将百年历史的沪剧艺术发扬光大，用悠扬的紫竹调，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她的使命。
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 2020年）》中的妇女参与决策管理一项中，要求逐步提高女性参与政府和企业决策管理的比重。
由于《纲要》规定适龄女童必须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消除女童辍学现象；女性平等接受高等教育，高等学校在校生中男女比例保持均衡，使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大为提高，获得了参与管理的能力，翁文磊表示，妇女在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2017年上海高级技能人才中女性比例为24.9 %。
1980年，女性注册的公司在中国所占的比例仅为10%，至今该比例已超过30%。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企业数量是3000万的话，那么有近1000万家企业是女性企业家设立的，说明女性参与管理和决策的能力普遍提高。
罗韶颖先在家族企业中做投资管理，因为学的是金融，她对房地产金融有很高的敏锐度，在2004年就打造了第一个地产项目。到今天，由她一手创建的东原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房企500强的第50名，目标年销售额超过500亿。
“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我做梦都在想工作的事情，一直是这个状态走到今天。在今天，当地产已经走到相对比较有规模、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状态时，就不光盖房子、卖房子，还需要做很多别的有意思的事情—10年前我们开始基于社区做儿童关怀的事情，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名词叫‘4点半课堂’，帮助双职工家庭接孩子。后来我们又做了‘童梦童享’系统。做这些我们虽不是冲着赚钱去的，但我们从中也确实真正体会到了和客户之间双赢的状态，口碑好就是满意度，就会转化成更高的客户增长的速度，产品销售的速度。”
接下来，罗韶颖又把眼光转到社区里面别的弱势群体，比如老年人，比如保姆。教老年人使用智能设施，让保姆也能拥有一个正常的社交系统。
主宰自己的命运
与男性相比，女性参与社会生活最大的困扰来自于生养子女。
中国允许生育二胎政策出台之后，有些省市将延长产假作为鼓励生育的一种福利，自然就衍生出生育加重女性职场歧视的问题。用人单位会因为女职工要休产假，优先聘用男性员工，同时产假休得越长，意味着女性生育后，重新找回工作状态的成本越高。
上海妇联一直在推动0—3岁的公共托育事业，以解决职业女性的需求，“我们鼓励女性在职场发展，就必须有配套支持。”在翁文磊看来，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后顾之忧，女性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当然，今天的中国女性对生活的选择权也越来越大。她们既可以选择跟男性一样在职场上打拼，也可以借助生育期选择短期回归家庭，几年后再自主择业。
受结婚就要有自己房子的传统观念影响，在北京一家外企做商务管理的张梅结婚时在老家—河南偃师，一个四线城市，买了一套一百平米的新房，比北京的房价要低四五倍。一年后，孩子出生了，婆婆前来照顾孩子，一家四口租住一套北京的小两居，房租不菲，还很拥挤。三年后，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第一个孩子也该上幼儿园了。张梅选择了放弃工作，回老家生养两个孩子，节省了房租和大部分托幼费，在中部一个古老的小城轻松享受着做全职母亲的生活。“这几年偃师发展很快，北京有的这里也都有，幼儿园离家近，也更便宜，生活真得很好。有通达的高铁和高速公路，即便老公还在北京工作，也可以经常回家。”过几年孩子大了，张梅打算带孩子与老公到同一个城市生活，去应聘当小学教师，如果不行，可以再做商务管理，毕竟这是大学所修的专业，会有一定的竞争力。再不行的话，还可以做个小本生意。
“一旦打破社会对男女性别的刻板印象，女性就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翁文磊说
在旧中国，“男尊女卑”的观念曾根深蒂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使女性的维权和保障取得了巨大进步。改革开放后，女性深度参与社会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
中国女性人口有6.6亿，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全球妇女峰会上重申了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中国做出的承诺：要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加速行动。
也正是从1995年开始，中国政府以5年和10年为期，颁布了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通过妇女在健康、教育、经济、参与决策管理、社会保障、环境、法律等领域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指导和推动中国妇女事业全面、健康发展，其中的各项指标都对标于联合国1979年12月18日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国作为该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每五年一次向联合国汇报《公约》的完成情况。
法律为女性保驾护航
早在1992 年，中国就颁布了第一部关于妇女权益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实现女童受教育权、妇女就业权利和享受劳动保护的权利、农村妇女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妇女对婚姻家庭共有财产的所有权以及财产继承权等方面保障妇女权益，成为推动男女平等的制度保证。
“为保障妇女权益而单独立法，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有的。”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翁文磊表示。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后，催生了一系列维护妇女权益法律法规的出台，“这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对妇女权益的落实和维护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并将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写入法律。
如果说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的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为广大妇女构筑起了一道安全保护网，那么，2016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则无疑使该法律体系更健全、更完善、更牢固。这部法律亮点颇多，如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强制安置制度、告诫书制度等；设立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也是这部法律带来的一大突破。
翁文磊坦言，为推动反家暴立法，妇联整整花了20多年，“很多人觉得如果出现了家暴，我们有《刑法》就够了，但家庭问题毕竟是私人领域的问题。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90%的家暴受害者是女性，接触到太多个案是没有办法简单通过《刑法》来处理的。”
如今，《反家暴法》的实施，为遭受家暴之苦的受害人提供了有力保护，让清官难断的“家务事”从此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促进了家庭关系平等、和睦、文明。
职场女性对于性别歧视和职场性骚扰的求助也是一种性别意识的觉醒，翁文磊表示：“相信以后，对性骚扰的界定，相关立法也会进一步跟上。”
成为社会舞台上的主角
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雖然是一个身材娇小的江南女子，却身兼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诸多重任，更是上海沪剧院院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将百年历史的沪剧艺术发扬光大，用悠扬的紫竹调，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她的使命。
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 2020年）》中的妇女参与决策管理一项中，要求逐步提高女性参与政府和企业决策管理的比重。
由于《纲要》规定适龄女童必须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消除女童辍学现象；女性平等接受高等教育，高等学校在校生中男女比例保持均衡，使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大为提高，获得了参与管理的能力，翁文磊表示，妇女在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2017年上海高级技能人才中女性比例为24.9 %。
1980年，女性注册的公司在中国所占的比例仅为10%，至今该比例已超过30%。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企业数量是3000万的话，那么有近1000万家企业是女性企业家设立的，说明女性参与管理和决策的能力普遍提高。
罗韶颖先在家族企业中做投资管理，因为学的是金融，她对房地产金融有很高的敏锐度，在2004年就打造了第一个地产项目。到今天，由她一手创建的东原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房企500强的第50名，目标年销售额超过500亿。
“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我做梦都在想工作的事情，一直是这个状态走到今天。在今天，当地产已经走到相对比较有规模、大家认可度比较高的状态时，就不光盖房子、卖房子，还需要做很多别的有意思的事情—10年前我们开始基于社区做儿童关怀的事情，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名词叫‘4点半课堂’，帮助双职工家庭接孩子。后来我们又做了‘童梦童享’系统。做这些我们虽不是冲着赚钱去的，但我们从中也确实真正体会到了和客户之间双赢的状态，口碑好就是满意度，就会转化成更高的客户增长的速度，产品销售的速度。”
接下来，罗韶颖又把眼光转到社区里面别的弱势群体，比如老年人，比如保姆。教老年人使用智能设施，让保姆也能拥有一个正常的社交系统。
主宰自己的命运
与男性相比，女性参与社会生活最大的困扰来自于生养子女。
中国允许生育二胎政策出台之后，有些省市将延长产假作为鼓励生育的一种福利，自然就衍生出生育加重女性职场歧视的问题。用人单位会因为女职工要休产假，优先聘用男性员工，同时产假休得越长，意味着女性生育后，重新找回工作状态的成本越高。
上海妇联一直在推动0—3岁的公共托育事业，以解决职业女性的需求，“我们鼓励女性在职场发展，就必须有配套支持。”在翁文磊看来，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后顾之忧，女性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当然，今天的中国女性对生活的选择权也越来越大。她们既可以选择跟男性一样在职场上打拼，也可以借助生育期选择短期回归家庭，几年后再自主择业。
受结婚就要有自己房子的传统观念影响，在北京一家外企做商务管理的张梅结婚时在老家—河南偃师，一个四线城市，买了一套一百平米的新房，比北京的房价要低四五倍。一年后，孩子出生了，婆婆前来照顾孩子，一家四口租住一套北京的小两居，房租不菲，还很拥挤。三年后，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第一个孩子也该上幼儿园了。张梅选择了放弃工作，回老家生养两个孩子，节省了房租和大部分托幼费，在中部一个古老的小城轻松享受着做全职母亲的生活。“这几年偃师发展很快，北京有的这里也都有，幼儿园离家近，也更便宜，生活真得很好。有通达的高铁和高速公路，即便老公还在北京工作，也可以经常回家。”过几年孩子大了，张梅打算带孩子与老公到同一个城市生活，去应聘当小学教师，如果不行，可以再做商务管理，毕竟这是大学所修的专业，会有一定的竞争力。再不行的话，还可以做个小本生意。
“一旦打破社会对男女性别的刻板印象，女性就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翁文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