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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的程度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在我国的知名程度相当。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件发生在1873年（同治11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在1894年，晚于杨乃武案件20余年。
但是，同为错案，两者的差别非常大。前者属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传统冤案，而德雷福斯案则充满了议会政治和现代法制的意味。它更为复杂和艰难，在法国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冲突，以至于到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德雷福斯几乎成为继拿破仑死后法国最出名的人。另外，德雷福斯是犹太人，这个案件也能看出部分法国民众的反犹情绪，通过社会的大讨论，法国并没有走向反犹的道路，但是很明显，这个问题在欧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德雷福斯案的平反有十足的“现代性”，除了其家人不断上访外，议会政治和现代媒体的深度介入，都让制造冤案的成本无限升高，军事法庭和一些幕后黑手无法操控局面，这个平反过程，对当时的法国社会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很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在研究不同主题时，都会追溯到这一案件，因为其本身有着丰富的解读角度。
德雷福斯案及其成因
德雷福斯（1859—1935年）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2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成为见习上尉军官，到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职。
普法战争后，作为失败的一方，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国防部。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秘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
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1894年12月19日，在法国巴黎谢歇密邸路的一所古老的宫殿里，由七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法庭，在煤油灯下对德雷福斯进行了一场秘密审讯。被告的罪名是叛国罪，证据是谎言、传闻以及一封据说是由被告写的泄密信。
第一天庭审，被告以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对泄密信中的大部分内容毫不知情，根本不可能作案。当天审讯的结果，对原告法国陆军部很不利。陆军部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是个正直的人，他在向陆军部长汇报时据实指出，看来此案很难成立。但是，陆军部长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拼凑了一份“秘密档案”，编造了几份“罪证”，并让反间谍处亨利少校当庭指认，以军官的名誉诬指被告有罪。
就这样，军事法庭为了维护陆军部的声誉，一致认定这名犹太人被告有罪，判处他无期徒刑，革除军职，终身流放到大西洋中的“魔鬼”岛。法国军方的反动人物借机掀起反犹运动，“叛徒、懦夫！处死卑贱的犹太人！”的呼喊声响彻巴黎街头。
反犹与嫁祸
一百多年过去了，德雷福斯案件不断被人提起，如今人们相信，这个案件中弥漫着的反犹主义起到了铸成冤案的作用，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为德雷福斯冤案提供了背景。当时，连著名作家阿尔方斯·都德的26岁的儿子都是反犹主义者，在最初谈起德雷福斯案件时竟说：“在他那个种族里，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
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早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有成见——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己方的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人。
出卖军事情报的信转交到桑德尔手里。桑德尔正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法国一系列机密文件泄密而焦虑，一见到这封信，他马上命令副官通知两位副处长到他办公室。嫁祸陷害的事情就随后发生了：亨利少校和边帕苇少校先后来到。当亨利接过信一看，认出上面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齐少校的字迹。艾斯特拉齐是情报局的德语翻译，与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施瓦茨·考本泄露的军事秘密，与亨利本人也有关系。亨利担心此人失事牵连自己，不敢说出真相。为了转移视线，亨利故意提出：“这件事有可能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干的。”说完，又列举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备提供这份情报的条件。更恶劣的是，亨利为了定德雷福斯的罪名，还伪造信件塞进“密档”，甚至伪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复信，以此证实德雷福斯就是德国间谍。
较量：皮卡尔VS亨利
事实上，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岛”以后，为掩盖这一案件的冤情，炮制伪证的事情仍在发生，阻挠行动和阴谋一直伴随着平反过程。对于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来说，希望与梦魇交织，一会儿此占上风，一会儿彼占上风，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上文提到的充满正义感的皮卡尔和阴险的亨利，可以说是德雷福斯案中的正反两派的代表人物，两个人一直在为此案尽全力进行博弈，不同的是，一为公正，一为私利。
皮卡尔一再要求纠正错案。因此之故，他于1896年11月被远调到当时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战。不过，皮卡尔离任前，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消息掩盖不住，终于传扬出去。为此，皮卡尔被控告将秘密档案中的材料泄露给非军事人员，并被逮捕，关押在瓦雷里昂山监狱。直到德雷福斯案件平反后，皮卡尔中校才有机会晋升为准将，直到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皮卡尔决定向法国在德国的双重身份的谍报人员居埃尔斯验证，他派亨利前往瑞士巴勒与居埃尔斯会见。亨利到巴勒后极力阻止居埃尔斯披露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德雷福斯其人的事实。 为了掩盖谎言，有时需要另外一个谎言。亨利还搞了一份新档案，其中包括伪造的德雷福斯给意大利吉约姆二世的几封信的照片、伪造的德国国王的一封信以及亨利作了批注的假材料的照片。这种制造伪证陷害无辜的举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1897年12月17日，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
转折：多方角力，最终昭雪
1896年3月初，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服刑时，法国情报部门从德大使馆收集到的材料中，发现了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一封信的草稿。继任反间谍处处长的皮卡尔中校着手对艾斯特拉齐的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和那封被认为是德雷福斯写得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艾斯特拉齐抛妻弃子，与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姘居，他本人好赌贪色，正在情报局工作。皮卡尔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并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但副总参谋长以维护军队荣誉为名，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齐。
即使法国情报部门没有弄到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那封信的草稿，艾斯特拉齐也会浮出水面。这是因为出卖情报给德国人的那封信上了报纸，德雷福斯的亲属也复制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处张贴在街头，指望有人能认出真正的作案者。银行家加思特洛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主顾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被认出后，德雷福斯一家找到这一有力证据，抓住这根稻草向法庭控告艾斯特拉齐。
在军方高级将领操纵下，艾斯特拉齐被军事法庭裁决无罪，正义人士愤慨了。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标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的罪犯。
法官贝尔蒂吕得到一个证据，证明亨利出示的伪造材料当中的一件出自妓女巴依之手。贝尔蒂吕通知共和国检察长弗尤雷依，准备签发艾斯特拉齐和巴依逮捕令，弗尤雷依加以反对，但司法部长批准了对艾斯特拉齐的搜查。搜查得到了一份重要证据。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
贝尔蒂吕阅读亨利与间谍居埃尔斯会面的材料，发现亨利为了使居埃尔斯不说出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道德莱福斯这一事实，处心积虑要求去巴勒，并且亨利一开始就熟悉艾斯特拉齐，却一直欺瞒上级并一直利用他。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军官基内上尉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伪造的两封信纸的格线是用两种不同的油墨印制的，亨利把两封信拼凑成伪造的材料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微之处。
1898年8月30日，亨利被传唤到国防部，在几位将军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伪造证据的事实，当场被捕，被押送到瓦雷利昂山陆军监狱，第二天就用刮脸刀片自杀身亡。艾斯特拉齐闻讯畏罪潜逃，经过布鲁塞尔逃到伦敦避难去了。1898年9月25日，《观察家》发表了艾斯特拉齐的声明，供认他自己才是那份提供给德国人清单的书写者。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并出现了许多起反法游行。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民主力量面前，新任总理提出一个折中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是认为无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在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地奋斗。在此后的7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直到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终获得解决。这年7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后来，德雷福斯被恢复军籍，并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曾一度受到监禁的皮卡尔中校也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德雷福斯案的平反，是一出经典大戏，既有皮卡尔这样的英雄角色，也有德雷福斯家属的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时候的法国，已经是一个初级阶段的现代国家，各派政治力量都可以利用德雷福斯案做文章，议会和“反对派”的作用，让军事法庭很难一手遮天。现代媒体在冤案的整个平反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因素，不但法国媒体敢于发表左拉等人的抗议文章，德国和英国媒体也有广泛介入，这一切，让想控制信息的势力很难得逞。
左拉：我控诉
1894年，左拉在意大利为《罗马》一书收集资料。后来又回到梅塘继续工作。同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上尉被捕；12月22日，他被判终生流放撒旦岛。左拉后来说：“1894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罗马.12月15日前才回来。我在罗马当然很少阅读法国报纸。这就是我对这个案件长时间处于无知和冷漠状态的原因。1897年，我从乡间回到了巴黎，有机会了解到了后来公之于世的事实和一些资料，我的信念变得坚定了，不可动摇了，这时候我才开始热衷于这个案件。”
案发之初，谁也不怀疑德雷福斯有罪：甚至日后成了他的积极辩护人的那些人，如克列孟梭和饶勒斯，当时都激烈地攻击他。后来有消息在巴黎慢慢传开，认为德雷福斯可能是无辜的。皮卡尔中校于1896年告诉上司，他确信亨利的朋友艾斯特拉齐是真正的叛徒，是向德国提供清单的主谋。上议院副议长肖尔·凯斯特奈也产生了怀疑，要强制他像职业军官那样缄口不语就不那么容易了。在这一场方兴未艾的斗争中，他投入了自己全部的道德信誉。此外，德雷福斯给家里人写的信也开始为人了解，这些信言真情切，动人心弦。他被关在魔鬼岛的一间牢房里，有12个人日夜看守着，他不停地、顽强地鸣冤叫屈，使一些有良心的人深感不安。
1897年底，左拉到巴黎的寓所过冬的时候，才看到了一些资料，比较清楚地了解了事实。自从他从事创作30多年来，他第一次看出了行动的理由超越了他创作的热情；因为重要的是，必须揭露在全国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他知道斗争将是严酷的，他已经知道对判决的公正性提出怀疑的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但这并不能使他却步。
左拉采取行动的方式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有一次他在巴黎散步时，遇见了《费加罗报》社社长费尔南·德·罗代斯。那是在1897年12月；想必他们淡的是满城风雨的“案件”。德·罗代斯赞同左拉的看法，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几天以后，在他办的报纸上登载了左拉的第一篇文章《案件笔录》，左拉在该文中还谴责了反犹太主义：“今天正是反犹大主义搅得民众恐慌不安，阻碍我们为了自身的健康和名誉而去心平气和地、堂堂正正地承认这个错误。确定最初的重大怀疑是否真实，这是再筒单、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已经达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难道人们不明白其中必然隐藏着使我们大家发狂的毒素吗？”
左拉不断地发表各种文章；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在《震旦报》上刊登的著名的致费利克斯·佛尔的信——家喻户晓的题目《我控诉！》，是克列孟梭替他加上去的。左拉以令人钦佩的远见和勇气，在信中揭露了围绕在诉讼案件四周的阴谋诡计，这封信使他被判处了一年监禁和3000法郎的罚金。
于是左拉出走英国，在那里呆了11个月——他装成谋反者的样子，改名为帕斯卡尔，收接从法国拍去的暗语电报，并且开始写作《四福音书》的第一部：《繁殖》。当他获悉案子要重新审理时，他就回国了；但是军人刽子手们的阴谋再度得逞：德雷福斯又一次被军事法庭宣判有罪。左拉又写了一篇文章，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从此以后，正义的呼声从四面八方喷射出来。亨利上校自杀了，艾斯特拉齐逃亡国外，德雷福斯获释了。
左拉确实是这场胜利的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从1897年到1900年，他表明了他的勇气并不亚于他的才华。法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介入之深，以至于到20世纪50年代，法国学者班达专门写了一本《知识分子的背叛》来指责这种批判性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被激情所控制，背叛了追求真理的思考传统——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从左拉开始，法国知识分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但是，同为错案，两者的差别非常大。前者属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传统冤案，而德雷福斯案则充满了议会政治和现代法制的意味。它更为复杂和艰难，在法国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冲突，以至于到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德雷福斯几乎成为继拿破仑死后法国最出名的人。另外，德雷福斯是犹太人，这个案件也能看出部分法国民众的反犹情绪，通过社会的大讨论，法国并没有走向反犹的道路，但是很明显，这个问题在欧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德雷福斯案的平反有十足的“现代性”，除了其家人不断上访外，议会政治和现代媒体的深度介入，都让制造冤案的成本无限升高，军事法庭和一些幕后黑手无法操控局面，这个平反过程，对当时的法国社会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很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在研究不同主题时，都会追溯到这一案件，因为其本身有着丰富的解读角度。
德雷福斯案及其成因
德雷福斯（1859—1935年）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2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成为见习上尉军官，到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职。
普法战争后，作为失败的一方，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国防部。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秘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
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1894年12月19日，在法国巴黎谢歇密邸路的一所古老的宫殿里，由七名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法庭，在煤油灯下对德雷福斯进行了一场秘密审讯。被告的罪名是叛国罪，证据是谎言、传闻以及一封据说是由被告写的泄密信。
第一天庭审，被告以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对泄密信中的大部分内容毫不知情，根本不可能作案。当天审讯的结果，对原告法国陆军部很不利。陆军部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是个正直的人，他在向陆军部长汇报时据实指出，看来此案很难成立。但是，陆军部长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拼凑了一份“秘密档案”，编造了几份“罪证”，并让反间谍处亨利少校当庭指认，以军官的名誉诬指被告有罪。
就这样，军事法庭为了维护陆军部的声誉，一致认定这名犹太人被告有罪，判处他无期徒刑，革除军职，终身流放到大西洋中的“魔鬼”岛。法国军方的反动人物借机掀起反犹运动，“叛徒、懦夫！处死卑贱的犹太人！”的呼喊声响彻巴黎街头。
反犹与嫁祸
一百多年过去了，德雷福斯案件不断被人提起，如今人们相信，这个案件中弥漫着的反犹主义起到了铸成冤案的作用，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为德雷福斯冤案提供了背景。当时，连著名作家阿尔方斯·都德的26岁的儿子都是反犹主义者，在最初谈起德雷福斯案件时竟说：“在他那个种族里，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
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早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有成见——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己方的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人。
出卖军事情报的信转交到桑德尔手里。桑德尔正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法国一系列机密文件泄密而焦虑，一见到这封信，他马上命令副官通知两位副处长到他办公室。嫁祸陷害的事情就随后发生了：亨利少校和边帕苇少校先后来到。当亨利接过信一看，认出上面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齐少校的字迹。艾斯特拉齐是情报局的德语翻译，与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施瓦茨·考本泄露的军事秘密，与亨利本人也有关系。亨利担心此人失事牵连自己，不敢说出真相。为了转移视线，亨利故意提出：“这件事有可能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干的。”说完，又列举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备提供这份情报的条件。更恶劣的是，亨利为了定德雷福斯的罪名，还伪造信件塞进“密档”，甚至伪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复信，以此证实德雷福斯就是德国间谍。
较量：皮卡尔VS亨利
事实上，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岛”以后，为掩盖这一案件的冤情，炮制伪证的事情仍在发生，阻挠行动和阴谋一直伴随着平反过程。对于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来说，希望与梦魇交织，一会儿此占上风，一会儿彼占上风，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上文提到的充满正义感的皮卡尔和阴险的亨利，可以说是德雷福斯案中的正反两派的代表人物，两个人一直在为此案尽全力进行博弈，不同的是，一为公正，一为私利。
皮卡尔一再要求纠正错案。因此之故，他于1896年11月被远调到当时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战。不过，皮卡尔离任前，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消息掩盖不住，终于传扬出去。为此，皮卡尔被控告将秘密档案中的材料泄露给非军事人员，并被逮捕，关押在瓦雷里昂山监狱。直到德雷福斯案件平反后，皮卡尔中校才有机会晋升为准将，直到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皮卡尔决定向法国在德国的双重身份的谍报人员居埃尔斯验证，他派亨利前往瑞士巴勒与居埃尔斯会见。亨利到巴勒后极力阻止居埃尔斯披露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德雷福斯其人的事实。 为了掩盖谎言，有时需要另外一个谎言。亨利还搞了一份新档案，其中包括伪造的德雷福斯给意大利吉约姆二世的几封信的照片、伪造的德国国王的一封信以及亨利作了批注的假材料的照片。这种制造伪证陷害无辜的举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1897年12月17日，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
转折：多方角力，最终昭雪
1896年3月初，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服刑时，法国情报部门从德大使馆收集到的材料中，发现了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一封信的草稿。继任反间谍处处长的皮卡尔中校着手对艾斯特拉齐的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和那封被认为是德雷福斯写得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艾斯特拉齐抛妻弃子，与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姘居，他本人好赌贪色，正在情报局工作。皮卡尔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并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但副总参谋长以维护军队荣誉为名，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齐。
即使法国情报部门没有弄到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那封信的草稿，艾斯特拉齐也会浮出水面。这是因为出卖情报给德国人的那封信上了报纸，德雷福斯的亲属也复制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处张贴在街头，指望有人能认出真正的作案者。银行家加思特洛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主顾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被认出后，德雷福斯一家找到这一有力证据，抓住这根稻草向法庭控告艾斯特拉齐。
在军方高级将领操纵下，艾斯特拉齐被军事法庭裁决无罪，正义人士愤慨了。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标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的罪犯。
法官贝尔蒂吕得到一个证据，证明亨利出示的伪造材料当中的一件出自妓女巴依之手。贝尔蒂吕通知共和国检察长弗尤雷依，准备签发艾斯特拉齐和巴依逮捕令，弗尤雷依加以反对，但司法部长批准了对艾斯特拉齐的搜查。搜查得到了一份重要证据。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
贝尔蒂吕阅读亨利与间谍居埃尔斯会面的材料，发现亨利为了使居埃尔斯不说出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道德莱福斯这一事实，处心积虑要求去巴勒，并且亨利一开始就熟悉艾斯特拉齐，却一直欺瞒上级并一直利用他。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军官基内上尉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伪造的两封信纸的格线是用两种不同的油墨印制的，亨利把两封信拼凑成伪造的材料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微之处。
1898年8月30日，亨利被传唤到国防部，在几位将军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伪造证据的事实，当场被捕，被押送到瓦雷利昂山陆军监狱，第二天就用刮脸刀片自杀身亡。艾斯特拉齐闻讯畏罪潜逃，经过布鲁塞尔逃到伦敦避难去了。1898年9月25日，《观察家》发表了艾斯特拉齐的声明，供认他自己才是那份提供给德国人清单的书写者。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并出现了许多起反法游行。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民主力量面前，新任总理提出一个折中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是认为无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在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地奋斗。在此后的7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直到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终获得解决。这年7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后来，德雷福斯被恢复军籍，并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曾一度受到监禁的皮卡尔中校也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德雷福斯案的平反，是一出经典大戏，既有皮卡尔这样的英雄角色，也有德雷福斯家属的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时候的法国，已经是一个初级阶段的现代国家，各派政治力量都可以利用德雷福斯案做文章，议会和“反对派”的作用，让军事法庭很难一手遮天。现代媒体在冤案的整个平反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因素，不但法国媒体敢于发表左拉等人的抗议文章，德国和英国媒体也有广泛介入，这一切，让想控制信息的势力很难得逞。
左拉：我控诉
1894年，左拉在意大利为《罗马》一书收集资料。后来又回到梅塘继续工作。同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上尉被捕；12月22日，他被判终生流放撒旦岛。左拉后来说：“1894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罗马.12月15日前才回来。我在罗马当然很少阅读法国报纸。这就是我对这个案件长时间处于无知和冷漠状态的原因。1897年，我从乡间回到了巴黎，有机会了解到了后来公之于世的事实和一些资料，我的信念变得坚定了，不可动摇了，这时候我才开始热衷于这个案件。”
案发之初，谁也不怀疑德雷福斯有罪：甚至日后成了他的积极辩护人的那些人，如克列孟梭和饶勒斯，当时都激烈地攻击他。后来有消息在巴黎慢慢传开，认为德雷福斯可能是无辜的。皮卡尔中校于1896年告诉上司，他确信亨利的朋友艾斯特拉齐是真正的叛徒，是向德国提供清单的主谋。上议院副议长肖尔·凯斯特奈也产生了怀疑，要强制他像职业军官那样缄口不语就不那么容易了。在这一场方兴未艾的斗争中，他投入了自己全部的道德信誉。此外，德雷福斯给家里人写的信也开始为人了解，这些信言真情切，动人心弦。他被关在魔鬼岛的一间牢房里，有12个人日夜看守着，他不停地、顽强地鸣冤叫屈，使一些有良心的人深感不安。
1897年底，左拉到巴黎的寓所过冬的时候，才看到了一些资料，比较清楚地了解了事实。自从他从事创作30多年来，他第一次看出了行动的理由超越了他创作的热情；因为重要的是，必须揭露在全国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他知道斗争将是严酷的，他已经知道对判决的公正性提出怀疑的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但这并不能使他却步。
左拉采取行动的方式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有一次他在巴黎散步时，遇见了《费加罗报》社社长费尔南·德·罗代斯。那是在1897年12月；想必他们淡的是满城风雨的“案件”。德·罗代斯赞同左拉的看法，确信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几天以后，在他办的报纸上登载了左拉的第一篇文章《案件笔录》，左拉在该文中还谴责了反犹太主义：“今天正是反犹大主义搅得民众恐慌不安，阻碍我们为了自身的健康和名誉而去心平气和地、堂堂正正地承认这个错误。确定最初的重大怀疑是否真实，这是再筒单、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已经达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难道人们不明白其中必然隐藏着使我们大家发狂的毒素吗？”
左拉不断地发表各种文章；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在《震旦报》上刊登的著名的致费利克斯·佛尔的信——家喻户晓的题目《我控诉！》，是克列孟梭替他加上去的。左拉以令人钦佩的远见和勇气，在信中揭露了围绕在诉讼案件四周的阴谋诡计，这封信使他被判处了一年监禁和3000法郎的罚金。
于是左拉出走英国，在那里呆了11个月——他装成谋反者的样子，改名为帕斯卡尔，收接从法国拍去的暗语电报，并且开始写作《四福音书》的第一部：《繁殖》。当他获悉案子要重新审理时，他就回国了；但是军人刽子手们的阴谋再度得逞：德雷福斯又一次被军事法庭宣判有罪。左拉又写了一篇文章，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从此以后，正义的呼声从四面八方喷射出来。亨利上校自杀了，艾斯特拉齐逃亡国外，德雷福斯获释了。
左拉确实是这场胜利的最伟大的创造者之一。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从1897年到1900年，他表明了他的勇气并不亚于他的才华。法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介入之深，以至于到20世纪50年代，法国学者班达专门写了一本《知识分子的背叛》来指责这种批判性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被激情所控制，背叛了追求真理的思考传统——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从左拉开始，法国知识分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