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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大理白族学者李元阳是著名的山水诗人和游记作家，他的山水诗和游记数量多、质量也很高。对自然美的认识及山水诗文的创作，李元阳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是他提出了山水审美判断的主观性问题，二是他在山水诗文当中表达了深刻的文学生态观和生态意识。这些都是在当今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形势下，对我们极具启迪意义的精神资源。
关键词：李元阳；山水诗；游记；自然美思想；生态意识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93-03
李元阳字仁甫，号中溪，云南大理人，白族。生于明孝宗弘治十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八年，著有《中溪家传汇稿》。李元阳描绘山水的诗文数量颇多且质量较高，是反映他创作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依据。李元阳的自然美与生态意识在他的山水诗文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一、李元阳山水诗文的自然美思想
自然美是指客观世界中自然事物、自然现象的美。自然美必须具备两个最主要的条件：一是自然美必须以客观的事象作为基础，也就是自然性；二是自然美具有社会性。自然美的发现和产生必须由人参与完成，二者缺一不可。李元阳山水诗文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然美思想正是具备了这种条件，明代滇西地区特别是大理苍山、洱海一带风光独特秀美，不少文人墨客都留下了赞美的诗篇，其中李元阳、杨士奇等人的诗文较为出众。李元阳是较多地对自然山水进行考察并将其写进诗文的诗人，如《晓望点苍山》、《叶榆水》、《苍山夏雪》、《冬日山中漫兴二首》、《感通寺赴斋三首》；《翠屏草堂记》、《游清碧溪三潭记》、《游花甸记》、《游石宝山记》、《游石门山记》都是描写山水的优秀文本。他提出了对自然山水审美判断的主观性问题，认为自然山水是客观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最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人怎样去发现它、看待它、描摹它。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山水之美与人的性情、气质等有重要联系。“夫人之于山水，心烦者不知爱，神躁者不能爱，志淆者不暇爱。烦者有所蔽，躁则有所逐，淆则有所染。夫子曰‘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山水之乐仁知之事。而蔽，而逐，而染，无怪乎有山水而不乐也。”[1]如何避免“心烦”、“神躁”、“志淆”而达到“不逐”、“不蔽”、“不染”，颐神葆真，保持内心的澄明与鲜活的状态。在这里，李元阳提出了人该以怎样的眼光和胸襟来关注和接纳自然，强调了主体的重要性，自然风光能否被感觉到美最主要还是取决于主体的关照和用什么样的审美眼光去观照。“心烦”、“神躁”、“志淆”都是人自身在观照自然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因此，要跳出这些局限，做到主客观的统一，自然美才能被发现，人们也才会领略到其中的乐趣：
爱水非爱深，爱山非爱高。山水有清音，旷士不可逃。心融万象寂，世界如鸿毛。未许嵇康流，全性托酕醄。（《山水》）
穿林暑亦健，卧石起常迟。泉送清新剂，僧为出世资。逃禅应有日，会宿本无期。且尽尊中物，休言念别离。（《寺楼雨夜与杨明斋同宿二首》其二）
积雨添湖面，新晴得出游。微风便傍柳，细浪得芳舟。酒艇来青雀，渔歌起白鸥。空心并旷目，落景更迟留。（《泛湖》）
自然山水永恒的魅力在于能给人们（特别是文人雅士）一种静寂、超脱的美感体验，这种美感体验需要全身心的融入，唯此，才能聆听到山水的清旷之音。一汪清泉便是“清心剂”，雨后出游，积雨使得湖面上升。“微风便傍柳，细浪得芳舟。酒艇来青雀，渔歌起白鸥。”[2]（《泛湖》）的和谐美妙景象能使人感到“空心并旷目”。如果做不到主客观的统一，再奇绝壮美的山水摆在眼前也是“无怪乎有山水而不乐也”。然而，李元阳认为仅仅自己欣赏到这种美景是不够的，还要把这种审美体验记录下来，并传达给其他人。
二、李元阳的文学生态观
（一）自然山水对文章创作的意义
李元阳论述了自然山水对于文章的作用，“古今游观题咏不在园苑，则在宫观；不在宫观，则在岩洞。皆以山水形状之变无穷，故章句之变亦无穷。”（《青华洞诗刻》序）他认识到了游玩自然山水的体验对自己写文章的极大帮助。明代钟惺“尝闻画者有烟云养其胸中，此自性情文章之助。昔人怪孙兴公神情不关山水，而能作文。明山水之于文章相发也。世未有俗性情而能作大文章者。马郎性情在山水间，发为文章事业，自当入妙。”（《题马士珍诗后》）指出诗人的性情投入到自然山水之中，山水的灵气能够提升诗人对于美的事物的捕捉、把握能力，在创作上达到巧妙的境界。山水与诗人犹如老朋友，“心谙胜迹如曾到，山遇清人似故知”（《送人游匡庐九华》），难怪钟惺写出这样的肺腑之言。千姿百态的山水为李元阳的诗文创作提供了素材，也给他的文章凭添了几分奇气与灵气，使文章摇曳多姿，行云流水而清新隽永。
（二）“人由地佐、地以人重”—自然之力与文人之助
“山水之系人文尚矣！然惟得山水之状者能述，得山水之情者能作。登临感触，啸咏赋形，至誉拳石为岱、华，侈勺水为沧、溟。观者非惟不知过而且从，而更步武之如恐弗及。故郎官名于太白，彭池著于萧生。盖得山水之情于形状之外，悠悠乎将灏气与俱，而莫知所穷。此古人所大游观而重自得也。若夫地以文显，景因人盛，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玉湖游录》序）主张要“传神写照”，得到了自然的神韵，就会有悠悠不绝之气充塞其中。《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指出客观景物能激发人内心的深切感受，陆机也认为劲秋落叶、芳春柔条也能激发人的创作欲望。钟嵘把自然景物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指出有“感荡心灵”的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出“江山之助”的命题，陆游《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尽在山程水驿中。”李元阳也有类似的观点：“夫诗者，天地自然之声也，根于性而发于情”。（《雪山庚子稿》序）他们都强调作诗要有对自然景物和世间百态的直接观察和深刻体验，题材就会更加丰富，才能写出成功的佳作。山水在不知不觉间影响着诗人生存方式的选择，思维品质的提升，对创作潜能的激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二）政绩、文章、地域民风关系之良性循环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文人雅士对自然山水之美的发现、宣传与提升作用。明人陶安“唐云逸有竹溪。夫竹讬与泉水之上，滋养发荣，翳为丛薄，阴乎流泉，而泉益清雅殊胜，幽人洁士栖息览适，助成高致。”[3]（《送沈竹泉并序》）自然万物以其自己之方式相互映衬成趣，互相滋养发荣，文人雅士对自然山水美的发现与赞美能够赋予并增加其人文内涵，因而更具有审美特质。李元阳陶醉于自然山水之中，发现她，赞美她并彰显其独特的美，不致使这样高洁脱俗、风姿绰约、令人惊叹的山水芜没于茫荒边地。李元阳进一步注意到了道德政绩、文章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人由地佐，地以人重。自昔守山水郡者，惟词人为雄，蘋洲以柳，西湖以苏。然为有政，其文益传；有文，而后其地益显。”（《送元冈马大夫之任》序）道德政绩显赫，受到百姓的爱戴，文章更有利于流传；记录游览山川名胜的体验并体察民间百姓的生活状态，百姓才会更加拥护和爱戴，这个地方也才会受到重视，文章也就有了与众不同的灵性，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如写苍山的“萦云戴雪，经夏不消”的景象的“苍山五月雪嵯峨”《苍山夏雪》，描写苍山云雾的《云带篇》，写苍洱水月交映的“点苍山月碧玻璃，光发榆河万顷波”《山月有怀》等等，还有数量可观的游记，这些诗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李元阳对于家乡自然山水风物的热爱和发自内心的赞美。“云南具有神奇独特的自然景观和色彩斑斓的民情风俗，是一块文学的富矿”[4]，李元阳无疑是发现了这块富矿并对此挖掘用力颇深的诗人，在创作山水诗文的同时，起到了宣传滇西地区特别是大理、洱海一带独特的地域风光和民俗的作用，使其进入文学领域进而从遐荒地带进入更多人的视域当中，提升了苍洱一带山水的美学品位。陈友康教授在《永州山水诗文：自然美的发现与提升》一文中指出“永州有幸，遇到心性高洁、才华俊秀、知识渊博、审美感受力敏锐独到的柳宗元，经过柳宗元的发现、改造和提升，而使其山水风物乃至整个永州从蛮荒草野之中升腾起来，以光彩照人的形象呈现于审美领域和中国文化领域。”[5]可以说，李元阳之于苍洱山水近似柳宗元之于柳州山水，是极其幸运的。李元阳在他大量的山水文本中描绘大自然的美好及人与大自然美妙和谐的关系，讴歌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的魅力与温馨，在当今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人们怎样理性地处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并以怎样的眼光和胸襟来接纳自然，其山水文本是我们极具启迪意义的精神资源。
三、李元阳山水诗文的生态意识
李元阳山水诗文的世界，表达着他的心境，也表达着千年来中国诗人相承的共通意愿，表现着中国文化所包蕴着的文化境界。在每一篇优美的山水诗文背后，折射着诗人通过自然所获得的感动与领悟，在回归自然山水的同时，那些怀乡怀人的挚情，政治上的忧患感、失意感，生命无常、人生短暂的深切感受，都获得了一个安放之所，诗人的灵魂也因此获得了自由与安顿。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将自然山水当做人类的对立面和异己的存在，而是体悟到自然山水的生命、情感节律与人的生命、情感节律的脉动是极其合拍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做到了人之身心平衡、内外平衡、主客一体的自由和谐，达到灵性的自由，是以文学的方式对自然山水的自觉表达。李元阳山水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旷荡的思想是有他的现实意义的。当今社会，人类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征服着自然也征服着自我生命原本的一切，它使人类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承受着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心灵受到扭曲和压抑的巨大痛苦。如何解除这种矛盾与痛苦呢？李元阳主张的是不含破坏力的万物生命力之源，是打破自我限界，克服了物我对立，变人与世界万物的疏离为创造性地回应，自然成为与人的心灵紧密相连的彼岸世界，而达到圆融无碍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元阳的山水诗文可以看成是表达朴素生态意识的生态文学优秀作品之一。李元阳在大量的山水文本中描绘大自然的美好及人与大自然美妙和谐的关系，讴歌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的魅力与温馨。如《翠屏草堂记》、《 寺楼雨夜与杨明斋同宿二首》其二、《游花甸记》、《游皖山记》、《浩然阁记》、《游默园记》《榆城近郭可游山水记》、《游石门山记》、《游清碧溪三潭记》、《游石宝山记》等，其描绘的美景佳境激起当今人们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山水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从孔子开始，就与超越世俗的精神联系在一起，人对山水的追求，一直带有隐逸的性格。因此，山水诗所显示的人格，特别具有高风绝尘、超世拔俗的意味。这种超世拔俗，从主流看，当然不是一味地追求“脱略烟火气”，而是表现为“高情远致”、“萧条高寄”，即从对世俗名利的热衷里解脱出来，达到襟怀纯净的人格境界。所以，以王、孟等诗人为代表作家的山水诗，很少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也少有那种低回凄切的情调，天风海浪般的壮阔也不多见，幽情远思，怡然自得，这才是山水诗中占主导地位的意境。人类被尘烦所污染的心灵，借对山水的审美关照得到了净化。”[6]这种意境在李元阳的诗歌当中十分常见：
柴门白日静，曲径紫苔生。笋熟同僧饭，松生少客行。忘形疏礼法，任性薄声名。石泉时洗钵，心与迹俱清。（《小隐园》）
近寺营郊墅，依僧住翠微。煎茶同石鼎，鸣磐隔山扉。雪水迎厨注，林禽向客飞。风泉有清听，顿觉世情违。（《卜居二首》其一）
在林禽风泉的喧闹交响中获得一种清淡怡然的心境，是何其温馨的场面！李元阳山水诗文的生态意识还表现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生态审美观正是以生存观念为价值取向而形成的审美意识，它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依存和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生态审美反映了内在主体与外在自然的和谐统一性。生态审美意识不仅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也不只是对外在自然美的发现，而是生命的共感与欢歌。”[7]山水环境作为审美对象给人一种和谐、生机盎然的氛围。又如：
每至雨霁风清之旦，月明鹤唳之夕，命觞煮茗，度竹穿花，拂案陈古琴，稚子擎书，园僮洗砚，弹七弦、击清磐、吟弄声之悠扬。于碧光清霭之际，如游于人世外，不知身在城郭之中也。（《默园游记》节选）
偕春江行十里，入万花溪。异卉秀葩，名不可辨。又五里，至风吼门，皆缘翠微行。夷则骑，欹则舆，险则徒步。至玄武祠，春江先登曰：“此山如龟，此水如蛇。盍少做以息仆夫？”涧风洒衣，顿觉凉冷，乃起。行五六里，折而北，豁然夷旷，平甸二十里，净绿如拭。至此则骑者扬鞭而骋，弧者擢矢而射，步者跃舞，倦者啸歌，如起尘世而登云天，人各朗然自异。
甸之西皆连冈，层垒如云梯；东冈壁立如挂榜。万木阴森，千重苍翠，奇花异卉，缀秀垂缨。广甸之中，水竹区别，游人来往，度竹穿花。既过一区，又见一奥；既度一奥，又见广原。旷而奥，奥而旷。如此者四五，乃达白鹿冈下。
北行里许，至铜屏山。山下有南诏潭，水如澄墨，其深莫测。崖有蒲草，软厚可坐。方解鞍树荫，见子寿与一道士挈壶浆来。仆夫吹茄，与樵歌、牧笛，遥应互答，诸人击节相欢。（《游花甸记》节选）
这些文字，与同时代名家或者是和前人大家作比较，都是毫不逊色的。文笔简练精到却不失生动传神，特别是“于”、“又”、“既……又……”等虚词和一些动词的使用达到一气呵成的效果。读者也不难看出在游记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作者的真性情，以及人与自然融洽相处的场面，读之无不令人向往，更重要的是读完每一篇游记之后，会使读者产生一种来自古今对比的深刻内省，从而对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怀有深深的忧患意识。梭罗在其《瓦尔登湖》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人要过一种内向性的生活，即重视思想、重视内心的自我省察，提倡简单的生活观。在他看来，人要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并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人类的富有并不是对大量物质财富的占有，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实，人格的完善和提升，是与自然和谐的同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越来越友好和睦。李元阳对自然山水秀美风光的赞美和审美呼唤人们去发现它，并重视当今社会人对自然破坏所造成的种种恶劣后果，促使人们不断地吸取富有活力的精神资源，从而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注释：
[1]李元阳：《李元阳集·散文卷》[M].施立卓总编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8页。本文所引李元阳文均依此本。
[2]李元阳：《李元阳集·诗词卷》[M].施立卓总编校，那茂菊、蔡正发校注，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本文所引李元阳诗词均依此本。
[3]章培恒等主编《全明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49页。
[4]陈友康：《明清云南游记与民俗——兼论边疆游记对山水文学的贡献》[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5]陈友康：《永州山水诗文：自然美的发现与提升》[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月第20卷第1期。
[6]陈文新：《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24页。
[7]徐恒醇：《生态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页。
(责任编校：李亚绒)
关键词：李元阳；山水诗；游记；自然美思想；生态意识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93-03
李元阳字仁甫，号中溪，云南大理人，白族。生于明孝宗弘治十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八年，著有《中溪家传汇稿》。李元阳描绘山水的诗文数量颇多且质量较高，是反映他创作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依据。李元阳的自然美与生态意识在他的山水诗文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一、李元阳山水诗文的自然美思想
自然美是指客观世界中自然事物、自然现象的美。自然美必须具备两个最主要的条件：一是自然美必须以客观的事象作为基础，也就是自然性；二是自然美具有社会性。自然美的发现和产生必须由人参与完成，二者缺一不可。李元阳山水诗文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然美思想正是具备了这种条件，明代滇西地区特别是大理苍山、洱海一带风光独特秀美，不少文人墨客都留下了赞美的诗篇，其中李元阳、杨士奇等人的诗文较为出众。李元阳是较多地对自然山水进行考察并将其写进诗文的诗人，如《晓望点苍山》、《叶榆水》、《苍山夏雪》、《冬日山中漫兴二首》、《感通寺赴斋三首》；《翠屏草堂记》、《游清碧溪三潭记》、《游花甸记》、《游石宝山记》、《游石门山记》都是描写山水的优秀文本。他提出了对自然山水审美判断的主观性问题，认为自然山水是客观存在于天地之间的，最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人怎样去发现它、看待它、描摹它。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山水之美与人的性情、气质等有重要联系。“夫人之于山水，心烦者不知爱，神躁者不能爱，志淆者不暇爱。烦者有所蔽，躁则有所逐，淆则有所染。夫子曰‘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山水之乐仁知之事。而蔽，而逐，而染，无怪乎有山水而不乐也。”[1]如何避免“心烦”、“神躁”、“志淆”而达到“不逐”、“不蔽”、“不染”，颐神葆真，保持内心的澄明与鲜活的状态。在这里，李元阳提出了人该以怎样的眼光和胸襟来关注和接纳自然，强调了主体的重要性，自然风光能否被感觉到美最主要还是取决于主体的关照和用什么样的审美眼光去观照。“心烦”、“神躁”、“志淆”都是人自身在观照自然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因此，要跳出这些局限，做到主客观的统一，自然美才能被发现，人们也才会领略到其中的乐趣：
爱水非爱深，爱山非爱高。山水有清音，旷士不可逃。心融万象寂，世界如鸿毛。未许嵇康流，全性托酕醄。（《山水》）
穿林暑亦健，卧石起常迟。泉送清新剂，僧为出世资。逃禅应有日，会宿本无期。且尽尊中物，休言念别离。（《寺楼雨夜与杨明斋同宿二首》其二）
积雨添湖面，新晴得出游。微风便傍柳，细浪得芳舟。酒艇来青雀，渔歌起白鸥。空心并旷目，落景更迟留。（《泛湖》）
自然山水永恒的魅力在于能给人们（特别是文人雅士）一种静寂、超脱的美感体验，这种美感体验需要全身心的融入，唯此，才能聆听到山水的清旷之音。一汪清泉便是“清心剂”，雨后出游，积雨使得湖面上升。“微风便傍柳，细浪得芳舟。酒艇来青雀，渔歌起白鸥。”[2]（《泛湖》）的和谐美妙景象能使人感到“空心并旷目”。如果做不到主客观的统一，再奇绝壮美的山水摆在眼前也是“无怪乎有山水而不乐也”。然而，李元阳认为仅仅自己欣赏到这种美景是不够的，还要把这种审美体验记录下来，并传达给其他人。
二、李元阳的文学生态观
（一）自然山水对文章创作的意义
李元阳论述了自然山水对于文章的作用，“古今游观题咏不在园苑，则在宫观；不在宫观，则在岩洞。皆以山水形状之变无穷，故章句之变亦无穷。”（《青华洞诗刻》序）他认识到了游玩自然山水的体验对自己写文章的极大帮助。明代钟惺“尝闻画者有烟云养其胸中，此自性情文章之助。昔人怪孙兴公神情不关山水，而能作文。明山水之于文章相发也。世未有俗性情而能作大文章者。马郎性情在山水间，发为文章事业，自当入妙。”（《题马士珍诗后》）指出诗人的性情投入到自然山水之中，山水的灵气能够提升诗人对于美的事物的捕捉、把握能力，在创作上达到巧妙的境界。山水与诗人犹如老朋友，“心谙胜迹如曾到，山遇清人似故知”（《送人游匡庐九华》），难怪钟惺写出这样的肺腑之言。千姿百态的山水为李元阳的诗文创作提供了素材，也给他的文章凭添了几分奇气与灵气，使文章摇曳多姿，行云流水而清新隽永。
（二）“人由地佐、地以人重”—自然之力与文人之助
“山水之系人文尚矣！然惟得山水之状者能述，得山水之情者能作。登临感触，啸咏赋形，至誉拳石为岱、华，侈勺水为沧、溟。观者非惟不知过而且从，而更步武之如恐弗及。故郎官名于太白，彭池著于萧生。盖得山水之情于形状之外，悠悠乎将灏气与俱，而莫知所穷。此古人所大游观而重自得也。若夫地以文显，景因人盛，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玉湖游录》序）主张要“传神写照”，得到了自然的神韵，就会有悠悠不绝之气充塞其中。《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指出客观景物能激发人内心的深切感受，陆机也认为劲秋落叶、芳春柔条也能激发人的创作欲望。钟嵘把自然景物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指出有“感荡心灵”的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出“江山之助”的命题，陆游《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尽在山程水驿中。”李元阳也有类似的观点：“夫诗者，天地自然之声也，根于性而发于情”。（《雪山庚子稿》序）他们都强调作诗要有对自然景物和世间百态的直接观察和深刻体验，题材就会更加丰富，才能写出成功的佳作。山水在不知不觉间影响着诗人生存方式的选择，思维品质的提升，对创作潜能的激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二）政绩、文章、地域民风关系之良性循环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文人雅士对自然山水之美的发现、宣传与提升作用。明人陶安“唐云逸有竹溪。夫竹讬与泉水之上，滋养发荣，翳为丛薄，阴乎流泉，而泉益清雅殊胜，幽人洁士栖息览适，助成高致。”[3]（《送沈竹泉并序》）自然万物以其自己之方式相互映衬成趣，互相滋养发荣，文人雅士对自然山水美的发现与赞美能够赋予并增加其人文内涵，因而更具有审美特质。李元阳陶醉于自然山水之中，发现她，赞美她并彰显其独特的美，不致使这样高洁脱俗、风姿绰约、令人惊叹的山水芜没于茫荒边地。李元阳进一步注意到了道德政绩、文章与地域之间的关系，“人由地佐，地以人重。自昔守山水郡者，惟词人为雄，蘋洲以柳，西湖以苏。然为有政，其文益传；有文，而后其地益显。”（《送元冈马大夫之任》序）道德政绩显赫，受到百姓的爱戴，文章更有利于流传；记录游览山川名胜的体验并体察民间百姓的生活状态，百姓才会更加拥护和爱戴，这个地方也才会受到重视，文章也就有了与众不同的灵性，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如写苍山的“萦云戴雪，经夏不消”的景象的“苍山五月雪嵯峨”《苍山夏雪》，描写苍山云雾的《云带篇》，写苍洱水月交映的“点苍山月碧玻璃，光发榆河万顷波”《山月有怀》等等，还有数量可观的游记，这些诗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李元阳对于家乡自然山水风物的热爱和发自内心的赞美。“云南具有神奇独特的自然景观和色彩斑斓的民情风俗，是一块文学的富矿”[4]，李元阳无疑是发现了这块富矿并对此挖掘用力颇深的诗人，在创作山水诗文的同时，起到了宣传滇西地区特别是大理、洱海一带独特的地域风光和民俗的作用，使其进入文学领域进而从遐荒地带进入更多人的视域当中，提升了苍洱一带山水的美学品位。陈友康教授在《永州山水诗文：自然美的发现与提升》一文中指出“永州有幸，遇到心性高洁、才华俊秀、知识渊博、审美感受力敏锐独到的柳宗元，经过柳宗元的发现、改造和提升，而使其山水风物乃至整个永州从蛮荒草野之中升腾起来，以光彩照人的形象呈现于审美领域和中国文化领域。”[5]可以说，李元阳之于苍洱山水近似柳宗元之于柳州山水，是极其幸运的。李元阳在他大量的山水文本中描绘大自然的美好及人与大自然美妙和谐的关系，讴歌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的魅力与温馨，在当今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人们怎样理性地处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并以怎样的眼光和胸襟来接纳自然，其山水文本是我们极具启迪意义的精神资源。
三、李元阳山水诗文的生态意识
李元阳山水诗文的世界，表达着他的心境，也表达着千年来中国诗人相承的共通意愿，表现着中国文化所包蕴着的文化境界。在每一篇优美的山水诗文背后，折射着诗人通过自然所获得的感动与领悟，在回归自然山水的同时，那些怀乡怀人的挚情，政治上的忧患感、失意感，生命无常、人生短暂的深切感受，都获得了一个安放之所，诗人的灵魂也因此获得了自由与安顿。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将自然山水当做人类的对立面和异己的存在，而是体悟到自然山水的生命、情感节律与人的生命、情感节律的脉动是极其合拍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做到了人之身心平衡、内外平衡、主客一体的自由和谐，达到灵性的自由，是以文学的方式对自然山水的自觉表达。李元阳山水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旷荡的思想是有他的现实意义的。当今社会，人类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征服着自然也征服着自我生命原本的一切，它使人类取得了巨大进步的同时也承受着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心灵受到扭曲和压抑的巨大痛苦。如何解除这种矛盾与痛苦呢？李元阳主张的是不含破坏力的万物生命力之源，是打破自我限界，克服了物我对立，变人与世界万物的疏离为创造性地回应，自然成为与人的心灵紧密相连的彼岸世界，而达到圆融无碍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元阳的山水诗文可以看成是表达朴素生态意识的生态文学优秀作品之一。李元阳在大量的山水文本中描绘大自然的美好及人与大自然美妙和谐的关系，讴歌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的魅力与温馨。如《翠屏草堂记》、《 寺楼雨夜与杨明斋同宿二首》其二、《游花甸记》、《游皖山记》、《浩然阁记》、《游默园记》《榆城近郭可游山水记》、《游石门山记》、《游清碧溪三潭记》、《游石宝山记》等，其描绘的美景佳境激起当今人们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山水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从孔子开始，就与超越世俗的精神联系在一起，人对山水的追求，一直带有隐逸的性格。因此，山水诗所显示的人格，特别具有高风绝尘、超世拔俗的意味。这种超世拔俗，从主流看，当然不是一味地追求“脱略烟火气”，而是表现为“高情远致”、“萧条高寄”，即从对世俗名利的热衷里解脱出来，达到襟怀纯净的人格境界。所以，以王、孟等诗人为代表作家的山水诗，很少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也少有那种低回凄切的情调，天风海浪般的壮阔也不多见，幽情远思，怡然自得，这才是山水诗中占主导地位的意境。人类被尘烦所污染的心灵，借对山水的审美关照得到了净化。”[6]这种意境在李元阳的诗歌当中十分常见：
柴门白日静，曲径紫苔生。笋熟同僧饭，松生少客行。忘形疏礼法，任性薄声名。石泉时洗钵，心与迹俱清。（《小隐园》）
近寺营郊墅，依僧住翠微。煎茶同石鼎，鸣磐隔山扉。雪水迎厨注，林禽向客飞。风泉有清听，顿觉世情违。（《卜居二首》其一）
在林禽风泉的喧闹交响中获得一种清淡怡然的心境，是何其温馨的场面！李元阳山水诗文的生态意识还表现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生态审美观正是以生存观念为价值取向而形成的审美意识，它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依存和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生态审美反映了内在主体与外在自然的和谐统一性。生态审美意识不仅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也不只是对外在自然美的发现，而是生命的共感与欢歌。”[7]山水环境作为审美对象给人一种和谐、生机盎然的氛围。又如：
每至雨霁风清之旦，月明鹤唳之夕，命觞煮茗，度竹穿花，拂案陈古琴，稚子擎书，园僮洗砚，弹七弦、击清磐、吟弄声之悠扬。于碧光清霭之际，如游于人世外，不知身在城郭之中也。（《默园游记》节选）
偕春江行十里，入万花溪。异卉秀葩，名不可辨。又五里，至风吼门，皆缘翠微行。夷则骑，欹则舆，险则徒步。至玄武祠，春江先登曰：“此山如龟，此水如蛇。盍少做以息仆夫？”涧风洒衣，顿觉凉冷，乃起。行五六里，折而北，豁然夷旷，平甸二十里，净绿如拭。至此则骑者扬鞭而骋，弧者擢矢而射，步者跃舞，倦者啸歌，如起尘世而登云天，人各朗然自异。
甸之西皆连冈，层垒如云梯；东冈壁立如挂榜。万木阴森，千重苍翠，奇花异卉，缀秀垂缨。广甸之中，水竹区别，游人来往，度竹穿花。既过一区，又见一奥；既度一奥，又见广原。旷而奥，奥而旷。如此者四五，乃达白鹿冈下。
北行里许，至铜屏山。山下有南诏潭，水如澄墨，其深莫测。崖有蒲草，软厚可坐。方解鞍树荫，见子寿与一道士挈壶浆来。仆夫吹茄，与樵歌、牧笛，遥应互答，诸人击节相欢。（《游花甸记》节选）
这些文字，与同时代名家或者是和前人大家作比较，都是毫不逊色的。文笔简练精到却不失生动传神，特别是“于”、“又”、“既……又……”等虚词和一些动词的使用达到一气呵成的效果。读者也不难看出在游记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作者的真性情，以及人与自然融洽相处的场面，读之无不令人向往，更重要的是读完每一篇游记之后，会使读者产生一种来自古今对比的深刻内省，从而对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怀有深深的忧患意识。梭罗在其《瓦尔登湖》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人要过一种内向性的生活，即重视思想、重视内心的自我省察，提倡简单的生活观。在他看来，人要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并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人类的富有并不是对大量物质财富的占有，而是精神生活的充实，人格的完善和提升，是与自然和谐的同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越来越友好和睦。李元阳对自然山水秀美风光的赞美和审美呼唤人们去发现它，并重视当今社会人对自然破坏所造成的种种恶劣后果，促使人们不断地吸取富有活力的精神资源，从而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注释：
[1]李元阳：《李元阳集·散文卷》[M].施立卓总编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8页。本文所引李元阳文均依此本。
[2]李元阳：《李元阳集·诗词卷》[M].施立卓总编校，那茂菊、蔡正发校注，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本文所引李元阳诗词均依此本。
[3]章培恒等主编《全明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第49页。
[4]陈友康：《明清云南游记与民俗——兼论边疆游记对山水文学的贡献》[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5]陈友康：《永州山水诗文：自然美的发现与提升》[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1月第20卷第1期。
[6]陈文新：《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24页。
[7]徐恒醇：《生态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页。
(责任编校：李亚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