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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公民对所获得社会福利有了更高的需求，中国社会福利面临改革和转型，本文借鉴英国福利制度改革的成果，重点探索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中的角色定位。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政府包揽式的角色淡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不作为，而是在中国福利制度的改革和转型中，逐渐转为“管理者”的角色，以期形成一个以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主体，以大力鼓励非政府组织或私人提供福利服务的社会福利体系。
关键词：社会福利保 政府 非政府组织
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起步较晚，而英国作为欧洲福利国家的典范，通过不断的改革和调整，对于社会福利的供给已经有了长足的经验。再对比两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并且逐步进入老龄化，而英国是欧洲大国中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年终的人口评估显示，英国人口自2001年以来增加了500万，自1964年以来增长了1000万，并且英国人口老龄化仍呈现上升的趋势，至2013年年中，英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7.4%，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个亿，占中人口的14.9%，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英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英国布莱尔政府的福利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使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联系都更加紧密，同时所带来的对原来传统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带来的巨大冲击，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性。对于像英国这样的本身发展较快、较好的福利国家而言，经济危机的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高额完善的社会福利使逐渐萎缩的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使福利国家出现危机，除此之外，一些企业或私人建立起的福利院、疗养院等福利机构的悄然兴起，也对政府事业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不得不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其中，对于政府在其社会福利保障中担当的角色转换问题是调整的重点。
1.政府包揽角色的淡化。英国自上个世纪40年代起，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其实行的社会福利保障涵盖了人一生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建立之初其公民的所有福利待遇几乎由国家政府一力承担。据官方统计，1951--1982年社会福利支付增长2.7倍，同期社会福利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4.4%跃升为29.4%。社会福利费用的来源，一部分由企业和个人所缴纳的国民保险基金提供，其余的都由政府财政拨款。但是，社会福利庞大的支付成为导致经常性财政赤字的最重要因素。而如果削减社会福利有会造成公民的不满，社会的动荡，这使英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到90年代，英国首相布莱尔把“第三条道路”的福利观作为其改革的依据，对医疗、失业、养老、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关系，并且特别提出了要从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向投资型国家模式。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职业养老金的普遍推广和个人养老金的积极推广，国家可相对减轻对养老金领取者所承担的职责。
2.政府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私人的作用。随着政府包揽角色的逐渐淡化，以及市场机制的引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又再一次被提上议程。虽然政府不再对社会福利事业包揽包办，但也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对此有所放松。据统计，英国对福利事业的投入一直是不断增加的，1997年至2004年，英国政府医疗资金从全国GDP的5.4%增加到6.7%，教育资金从4.5%增加到5.3%；2004年到2008年，医疗和教育还要分别增加230亿和76亿英镑。但是实践证明，单纯依靠增大政府的投入和强制性指令的方式不能充分达到改革的目标，社会福利的供给依然跟不上日益增长的需求。因而，政府在福利事业中还应该起到一个“推动者”的作用，积极地推动和发挥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私人在这一领域的作用。布莱尔的福利改革对我国福利制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处理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中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二、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中的“管理者”角色
近年來，中国也和英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甚至更为严峻。从国情来看，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又起步晚、发展慢，由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项目种类有限。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不断丰富，公民对于社会福利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当中国转型到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的过程中，社会福利目标定位需要就从以国家为本转为以需求为本。如果依旧只由政府作为社会福利提供的主体，显然是不现实的。不但从国家财政来讲难以负担到14亿人口方方面面的福利，而且从实际操作上看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系统工程。对比英国布莱尔政府的改革，我们在社会福利保障领域也应该做到，公平与效率并重，同时应更注重公平。英国布莱尔政府的社会福利改革对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中的角色定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而本文从管理学的视角给予它一个新的定位—管理者。
1.政府发挥“管理者”的宏观主导性功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将重心放在了国家建设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世界上又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但是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我们却远远落后于欧洲福利国家，所以在转型的当下，应该提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将社会福利保障的地位提升，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以及其他欧洲福利国家的改革经验来进行规划，避免再走弯路。
2.发挥“管理者”的资源配置能力。面对社会公民对社会福利保障日益增长的需求，开发和利用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私人力量是发展的趋势，同时，也势在必行，政府“包揽式”角色的淡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供给上的不作为，相反的，这将是一种更为合理、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福利保障的发展不是国家政府一方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应该激发和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谋发展，这也是国家政府当前要务。例如近年来“候鸟式养老”的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种特殊的养老生活，可以随着气候变换选择不同的地域环境养老，这种养老衣食住行都在异地的养老院、老年公寓等机构，集健康服务、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为一体，在旅游中养老，也称为“候鸟式养游”。据数据显示，仅海南三亚全国各地每年来此过冬的老人就超过40万，而每到盛夏，成群结队前去青城山避暑的“候鸟族”老人占公寓接待人数的60%，并且往往居住3至4个月。“候鸟式养老”渐渐变成一种时尚。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中国转型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的过程中，社会福利目标定位需要从国家为本转型为以需要为本。
三、结语
英国布莱尔政府的福利制度改革中关于对政府角色定位的问题给我国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在中国社会福利面临改革的当下，政府包揽式的角色淡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不作为，而是在中国福利制度的改革和转型中，逐渐转为“管理者”的角色，发挥其宏观调控、优化资源的作用，以期形成一个以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主体，以大力鼓励非政府组织或私人提供福利服务的社会福利体系。在政府层面，通过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形成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模式，推进社会福利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在市场层面，由非政府组织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的形成，在社会层面，由非政府组织推动个人的慈善捐赠的志愿行动，建立一个由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成的三维的公共服务的社会网络。
参考文献：
[1]王琴.NGO与中国社会福利构建研究.[J].武汉大学.2011.
[2]卢江.蔡棕宇.葛扬.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再思考：困境及对策.[J].江淮论坛.2015.
[3]郑功成.中国社会福利的现状和发展取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
关键词：社会福利保 政府 非政府组织
我国的社会福利保障起步较晚，而英国作为欧洲福利国家的典范，通过不断的改革和调整，对于社会福利的供给已经有了长足的经验。再对比两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并且逐步进入老龄化，而英国是欧洲大国中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据英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年终的人口评估显示，英国人口自2001年以来增加了500万，自1964年以来增长了1000万，并且英国人口老龄化仍呈现上升的趋势，至2013年年中，英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7.4%，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个亿，占中人口的14.9%，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英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英国布莱尔政府的福利制度改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使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联系都更加紧密，同时所带来的对原来传统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带来的巨大冲击，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性。对于像英国这样的本身发展较快、较好的福利国家而言，经济危机的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高额完善的社会福利使逐渐萎缩的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使福利国家出现危机，除此之外，一些企业或私人建立起的福利院、疗养院等福利机构的悄然兴起，也对政府事业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不得不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其中，对于政府在其社会福利保障中担当的角色转换问题是调整的重点。
1.政府包揽角色的淡化。英国自上个世纪40年代起，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其实行的社会福利保障涵盖了人一生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建立之初其公民的所有福利待遇几乎由国家政府一力承担。据官方统计，1951--1982年社会福利支付增长2.7倍，同期社会福利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4.4%跃升为29.4%。社会福利费用的来源，一部分由企业和个人所缴纳的国民保险基金提供，其余的都由政府财政拨款。但是，社会福利庞大的支付成为导致经常性财政赤字的最重要因素。而如果削减社会福利有会造成公民的不满，社会的动荡，这使英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到90年代，英国首相布莱尔把“第三条道路”的福利观作为其改革的依据，对医疗、失业、养老、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关系，并且特别提出了要从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向投资型国家模式。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职业养老金的普遍推广和个人养老金的积极推广，国家可相对减轻对养老金领取者所承担的职责。
2.政府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私人的作用。随着政府包揽角色的逐渐淡化，以及市场机制的引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又再一次被提上议程。虽然政府不再对社会福利事业包揽包办，但也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对此有所放松。据统计，英国对福利事业的投入一直是不断增加的，1997年至2004年，英国政府医疗资金从全国GDP的5.4%增加到6.7%，教育资金从4.5%增加到5.3%；2004年到2008年，医疗和教育还要分别增加230亿和76亿英镑。但是实践证明，单纯依靠增大政府的投入和强制性指令的方式不能充分达到改革的目标，社会福利的供给依然跟不上日益增长的需求。因而，政府在福利事业中还应该起到一个“推动者”的作用，积极地推动和发挥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私人在这一领域的作用。布莱尔的福利改革对我国福利制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处理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中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二、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中的“管理者”角色
近年來，中国也和英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甚至更为严峻。从国情来看，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又起步晚、发展慢，由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项目种类有限。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不断丰富，公民对于社会福利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当中国转型到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的过程中，社会福利目标定位需要就从以国家为本转为以需求为本。如果依旧只由政府作为社会福利提供的主体，显然是不现实的。不但从国家财政来讲难以负担到14亿人口方方面面的福利，而且从实际操作上看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系统工程。对比英国布莱尔政府的改革，我们在社会福利保障领域也应该做到，公平与效率并重，同时应更注重公平。英国布莱尔政府的社会福利改革对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中的角色定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而本文从管理学的视角给予它一个新的定位—管理者。
1.政府发挥“管理者”的宏观主导性功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将重心放在了国家建设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就。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世界上又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但是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我们却远远落后于欧洲福利国家，所以在转型的当下，应该提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将社会福利保障的地位提升，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以及其他欧洲福利国家的改革经验来进行规划，避免再走弯路。
2.发挥“管理者”的资源配置能力。面对社会公民对社会福利保障日益增长的需求，开发和利用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私人力量是发展的趋势，同时，也势在必行，政府“包揽式”角色的淡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供给上的不作为，相反的，这将是一种更为合理、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福利保障的发展不是国家政府一方的责任和义务，而是应该激发和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谋发展，这也是国家政府当前要务。例如近年来“候鸟式养老”的兴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种特殊的养老生活，可以随着气候变换选择不同的地域环境养老，这种养老衣食住行都在异地的养老院、老年公寓等机构，集健康服务、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为一体，在旅游中养老，也称为“候鸟式养游”。据数据显示，仅海南三亚全国各地每年来此过冬的老人就超过40万，而每到盛夏，成群结队前去青城山避暑的“候鸟族”老人占公寓接待人数的60%，并且往往居住3至4个月。“候鸟式养老”渐渐变成一种时尚。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中国转型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的过程中，社会福利目标定位需要从国家为本转型为以需要为本。
三、结语
英国布莱尔政府的福利制度改革中关于对政府角色定位的问题给我国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在中国社会福利面临改革的当下，政府包揽式的角色淡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不作为，而是在中国福利制度的改革和转型中，逐渐转为“管理者”的角色，发挥其宏观调控、优化资源的作用，以期形成一个以政府兴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为主体，以大力鼓励非政府组织或私人提供福利服务的社会福利体系。在政府层面，通过政府向非政府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形成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模式，推进社会福利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在市场层面，由非政府组织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的形成，在社会层面，由非政府组织推动个人的慈善捐赠的志愿行动，建立一个由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成的三维的公共服务的社会网络。
参考文献：
[1]王琴.NGO与中国社会福利构建研究.[J].武汉大学.2011.
[2]卢江.蔡棕宇.葛扬.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再思考：困境及对策.[J].江淮论坛.2015.
[3]郑功成.中国社会福利的现状和发展取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