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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南方与北方》，公认为维多利亚时期描绘工业绅士的代表著作。维多利亚时期作为工业革命的重要发展阶段，英国阶层相应更迭。其中中产阶级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工业绅士的涌现。《南方与北方》以女性为观察者，以二元對立为视角，以误解原则为叙事手法，比较了工业绅士与维多利亚社会评论家的绅士观念，全面地展现出维多利亚时期工业绅士的内涵、践行和价值。
关键词：盖斯凯尔夫人;《南方与北方》;工业绅士;维多利亚时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空间叙事视域下的詹姆斯·霍格研究”（项目编号：17BWW05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静波，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和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
Title： North and South： An Industrial Version of the Victorian Gentleman
Abstract： Mrs. Gaskell’s novel， North and South，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representative Victorian novel in depicting the industrial gentleman. The Victorian period， as an important er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aw a corresponding change of the British class.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changes in the middle class is the emergence of the industrial gentleman. Taking women as observ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nary opposition， and using the principle of misunderstanding as the narrative technique， North and South compares the concept of gentlema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version and the Victorian social critics， and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connotations， practices， and values of the Victorian industrial gentleman.
Key words： Mrs. Gaskell; North and South; industrial gentleman; the Victorian period
Author： Zhang Jingbo is professor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supervisor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Victorian and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email protected]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近现代最辉煌的时代，社会风云变幻，工业革命成果初现，随之变化的则是英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变化。由于工业革命致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有别于传统社会，因此依靠工业发迹而财富增加的家族与日俱增，导致贵族阶层逐渐分化，逐渐发展从未以工厂为依靠的工业绅士的崛起。维多利亚社会对于这种类型的新兴绅士，兴趣盎然，讨论激烈，尤其集中于工业绅士对于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复兴和再建，其主旨是遏制工业革命对于英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格林布拉特（Greenblatt）认为，在贵族阶级日渐衰落的欧洲社会背景中，英国工业绅士是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谈判商讨的体现，是“维多利亚时代妥协”的文化重塑的表征（Greenblatt 18）。英国社会热爱并尊重传统，因此维多利亚社会维护且遵循18世纪的阶层划分，这无疑顺从并助长了贵族阶级的遗风，这是“对贵族心照不宣的亲近”;同时，这种风气还伴随着对贵族生活的向往，即每一个暴发户的内心，皆心仪这种贵族生活（Briggs 19）。因此，与马克思的预测相反，英国贵族的世界观不仅未被全盘否定，反而被中产阶级所吸纳。在“无人能底气十足地吹嘘自己祖辈”（Letwin 8）的社会环境中，文学作品，尤其是记录真实社会情况的小说开始着重刻画绅士形象，重新划分维多利亚社会中的新型阶层关系，重新评判绅士的道德品质和价值意义。
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紧密地追踪了社会财富和阶层的不断演变，展现出维多利亚社会的发展趋势。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们，以敏锐的心智，深刻的刻画出维多利亚工业绅士的重要作用。换言之，维多利亚小说揭示了工业绅士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减少了贵族和资本家之间的摩擦，缓和了维多利亚社会的内部矛盾，防止了阶级革命的爆发。尽管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绅士特征各异，但还是可以归纳出某些相似特征。普遍而言，维多利亚社会可划分为四种矛盾：城市与乡村、工业革命与农村经济、北方与南方，以及现在与过去，这些矛盾都可归之为混乱与秩序的矛盾。绅士通常是秩序和传统的代表，成为英国保守派推崇的社会阶层的典范代表，他们在社会的转型时期，虽然面临挑战，却勇往直前，一如维多利亚时期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试图挖掘全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众多小说中，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 Gaskell）的代表作小说《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 1854），以其对于工业绅士的深刻和真实的描绘，成为展示维多利亚绅士的典范作品。《南方与北方》细致地刻画了绅士在维多利亚社会中的调谐作用，以及工业绅士不同于其他绅士的典型特征。在小说中，叙事者以旁观者的女性视角，展现了出在社会变革的混乱时代，维多利亚时期的下层工业绅士如何前进。小说中的女主角是一位流离失所的牧师的女儿，头脑敏锐、目光犀利且善解人意，她成为维多利亚社会中的人物榜样，在混乱且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中，和工业绅士一起，共同找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工业绅士，有别于维多利亚小说绅士的普遍特征。在如下的论述中，笔者将探讨《南方与北方》中的工业绅士内涵，分析盖斯凯尔认定的男性气概，以此与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文化评论家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罗斯金（John Ruskin）、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和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所提出的绅士观点进行对比。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盖斯凯尔在描写桑顿（Thornton）这位代表性的工业绅士时，首次在维多利亚的小说中，将北方、城市、工业、当代和工场等维多利亚时期的特征元素融入其中，成功地塑造了维多利亚时期最为典型的绅士形象。
一、维多利亚时期工业绅士的演变
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勇敢的企业家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劳动生产率，开创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提升了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工业时期的城市工业环境并不理想，危险、肮脏，偶尔还会发生饥荒。历史学家科林·马修（Colin Matthew）将这个时代描述为“在不堪、肮脏和匮乏的环境中，财富、显赫和权势的复杂组合”（Matthew 4）。还有大量穷人在贫困环境中挣扎，生活在被工厂烟囱遮蔽的污浊贫民窟里。维多利亚女王在她的日记中，以直白的语言描述了她在19世纪中叶访问英格兰北部时的所见所闻：
它就像另一个世界。财富无穷，却只有废墟。眼目所及，不过是烟囱和燃烧的熔炉，也有很多废弃却依然矗立的熔炉，环绕在可怜的别墅周围……环境污浊黑暗，生命模糊，这就是30多万人口的可怜生活。（Victoria 4）
纵观英国19世纪的现实文学作品，普遍印象是：维多利亚小说对于工业革命的描述和关注负面多于正面。19世纪之前的简·奥斯丁（Jane Austen），其小说中描写的是英国摄政时代（Regency era）①上层阶级的贵族“绅士”（gentleman）和淑女（lady）。奥斯丁笔下的摄政时期的士绅，主要是乡绅、神职人员、准男爵和骑士等构成的“乡村家庭”（Pool 46）。这些贵族成员没有世袭的贵族头衔，然而他们一般拥有足够的不动产和众多租户，使他们能够悠闲地生活。对于这个阶层的绅士，他们只认可社会中的少数职业，陆军或海军军官受到士绅子弟的欢迎;绅士的另一种择业选择是从事声誉俱佳的“学术职业”，如律师、英国国教牧师、学者或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46）。
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涌现出一种文学流派，被称为工业小说，其议题正是维多利亚工业时代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代表作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 1854），描写了注重实利的校长和功利主义的伪君子纺织厂主。普遍而言，这些小说通常同情穷人，对工业家漠不关心或怀有敌意。在这些工业小说作品中，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工业小说《南方与北方》，其主题有所不同，作品主要描述了19世纪之交中层阶级的工业绅士，并未涉及上层贵族和地主阶层，讲述了1855年英格兰北部中产阶级与工人之间显著冲突和潜在协调。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黑尔（Margaret Hale）是一位圣公会牧师的女儿，这位牧师因为良心不安，放弃了他在南部乡村教区的牧師职位，举家搬到了位于曼彻斯特的工业城市北方米尔顿镇。对黑尔一家来说，此举带来的冲击是可怕的。玛格丽特一向娇弱的母亲，在烟雾弥漫的污染空气中慢慢死去。玛格丽特孤独又疏离，开始做善事，和一个叫希金斯的工人家庭成了朋友。她意识到当地工厂工人的贫穷和苦难，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正义感。黑尔先生必须靠做家教谋生，他的一个学生是棉织品的主要制造商，名叫约翰·桑顿。桑顿先生在14岁时离开学校，因为他的父亲死于不光彩的债务。他白手起家，努力工作，取得了成功，现年30岁左右，他想继续绅士教育。玛格丽特对桑顿的客观印象很是英俊：
两道笔直的眉毛低低地盖在一双清朗、真挚、深陷进去的眼睛上面。那双眼睛并不锐利得令人不快，不过却似乎致力想要看透他所望着的任何事物的本质。脸上纹路不多，却很坚定，仿佛是在大理石上雕刻出来的，它们主要分布在嘴角两旁，嘴微微遮着一口洁白无瑕的牙齿。遇到他难得露出一丝开朗的微笑，眼睛突然发光时，那一口牙齿就给人一种阳光忽然闪现的影响。（盖斯凯尔125）
如上对于桑顿的正面描述，让读者对于桑顿的印象颇佳，无论桑顿先生有什么缺点（他确实有一些），显然他并不是狄更斯笔下贪婪吝啬、剥削工人的恶棍工厂主形象。在绅士阶层中，工业绅士的出现和发展吸引了诸多读者和作家的注意力，盖斯凯尔夫人显然欣赏这种类型的实业家。在《南方与北方》中，作者以丰富的多视角和手法，深刻真实地描绘了英国北方工业绅士的多层内涵。
在《南方与北方》中，盖斯凯尔夫人向读者呈现了工业化时期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随着中产阶级社会的兴起，中上层阶层的新兴工业绅士和独立淑女的涌现，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的真实碰撞，皆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这部小说中。在这部作品中，盖斯凯尔巧妙地将个人情感与社会关怀融合在一起，刻画出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里耳目一新的工业绅士和南方淑女。 二、“北方”与“南方”视角中工业绅士的塑造
盖斯凯尔夫人以独特的手法，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风度，她在《南方与北方》的故事情节发展中，运用了“误解原则”（principle of misunderstanding）和倒叙手法，这两种技巧，展示出“欲抑先抑”的理想绅士典范。在小说中，一方面，桑顿逐渐熏陶培养了“绅士风度”;另一方面，桑顿绅士风度的彰显，也是通过与其他男子的对比，而显露其内在品质。正如《南方与北方》的标题所示，这部小说展现了二元结构的叙事对立和对称。长久以来，评论家一直强调，桑顿和玛格丽特体现的北方与南方的对立，实则展现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从经济学和地理学角度而言，伦敦所代表的城市和牛津附近的乡村形成了对比。此外，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受到“商人”和绅士身份的阶层影响，化身为政治隐喻，而北方小镇米尔顿则成为英国制造业的统辖中心。
这些二元范例不仅对立，而且进一步交叉，演变为多元叙事结构。盖斯凯尔在小说中建立二元和多元的体系，将整个故事构建为错误的对立。其中最发人深省的是英国南部城市赫尔斯顿（Helstone）的巨大逆转，赫尔斯顿位于汉普郡，是玛格丽特的故乡。在玛格丽特的印象中，赫尔斯顿从童年乐园，转变为“异教主义”肆虐并控制的地狱，更强化了“赫尔斯顿”一词所隐含的地狱之意。而“北方人”桑顿的形象却渗透了“南方”的特质，如他和贝尔先生和黑尔先生有相同的喜好，对于经典著作十分沉迷。事实上，盖斯凯尔对于英国地理学和二元对立的文化本质，有着深刻地认知和理解。《南方与北方》的题目看似对立误导，但是深入小说情节，逐渐明晰盖斯凯尔的曲径通幽——“北方”与“南方”并不是简单的地理文化冲突的代表，而应是纯粹具体的代表性体现，如米尔顿与赫尔斯顿、城市与乡村、平民与绅士，以及桑顿与玛格丽特等方方面面。
如下，笔者将探讨这部小说叙事的典型特征——即绅士典范的塑造表现。事实上，英国社会自18世纪之后，在社会地位和道德品质两方面，“绅士”意义有了较大转变。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绅士定义逐渐由血统世袭转变为对于高尚品质的认可和追求，卡斯特羅诺沃（Castronovo）认为这是“从条件到过程的转变”（Castronovo 15）。《南方与北方》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诸多小说不同，其男主人公桑顿的绅士地位，最初并未获得女主角玛格丽特的认可;相反，桑顿的绅士化过程是通过女性的审视和纠正，在细节上逐渐完美，渐渐得到玛格丽特的赏识和认可。
因此这部小说中的独特叙事视角就是：盖斯凯尔在展示绅士形象之时，匠心独运地采用了女性视角。盖斯凯尔通过女性的审视来展示男性人物，并且通过两者相互熟悉的过程，来塑造人物的性格和品质的展现。桑顿培养了绅士之风，玛格丽特成长为淑女，二人的成长过程实则是相互督促、共同成长。事实上，在诸多方面，《南方与北方》皆为名副其实的“双重成长小说”，盖斯凯尔运用家庭隐喻和政治意象，使得浪漫故事和社会情节交织互补（Zlotnick 122）。此外，男性的“绅士风度”在于和女性、尤其与妻子的关系中体现。19世纪的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重新审视，民众开始思考女性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绅士形象与维多利亚家庭议题息息相关，同时也影响着维多利亚时期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重新定义。
玛格丽特在初遇桑顿后，立刻将他“无绅士风度的”的特征告诉母亲：“大约三十岁——生着一张既不是完全平庸的，又说不上是漂亮的脸孔，一点儿也不出众——样子也不大像一位有身分的人，不过也不大可能指望他像”（盖斯凯尔99）。玛格丽特对桑顿的描述细致深入，虽然交流短暂，从外表、年龄到长相，由外到内，分析得出桑顿的内在品质。值得注意的是，玛格丽特对桑顿的评价中，潜含着维多利亚时代以前评判绅士的传统概念。英国18世纪的绅士概念以等级、阶级和教育作为评判标准，这种传统绅士观念最初构成了男性气概的内涵主旨，但是随着叙事的展开和深入，小说提出了更为民主、以个人内在品德为核心的绅士概念。玛格丽特评判桑顿“一点儿也不出众”，说明他不过是低微的普通人身份。其实自中世纪以来，个人主义是男性气概的内涵，一直作为主旨，支持着男子卓越气概的形成，如中世纪的骑士、文艺复兴时期的朝臣和19世纪的绅士，皆为异于常人、脱颖而出的榜样典范。在维多利亚时代，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拉斯金和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等对于社会道德规范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和思想家，从各个层面重申个性和原创性的首要价值，反对束缚个性的标准化的社会准则。然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 1859）被认定为最具开创性的著作，推动了以美德和内在价值为本旨的男性气概的出现。在尚未确定绅士标准的情况下，密尔设想了一种任何人都能企及的全新崇高精神境界，即以“普通人”的崇高替代了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凡一切聪明事物或高贵事物的发端总是也必是出自一些个人，并且最初总是也必是出自某一个个人。一般人的令誉和光荣就在他能跟随那个发端;就在他能够从内心对那些聪明和高贵的事物有所反应，并且睁着眼睛被引向它们”（密尔78）。
在维多利亚时代，“高贵”一词的品质内涵不断加强，说明人们开始重视个体的内在品德，表明“绅士风度”的概念逐渐发生转变，在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徘徊犹豫，这种思潮与小说前半部分中，玛格丽特持有的旧式观念相呼应。玛格丽特初见桑顿后，对他的第一印象——“也不大可能指望他像”，此处的相象，显然所指绅士一词的传统内涵意义，展露她对北方工业界男士的沉疴偏见。事实上，在《南方与北方》的前半部分，当玛格丽特的母亲抱怨见不到富有的戈尔曼一家时，玛格丽特则表达了她对暴发户新富的反感：“就是在南安普顿经商发了财的戈尔曼家吗？哟！咱们不去拜访他们，我可真高兴。我不喜欢生意人。我觉得我们只认识一些村民和雇农，认识一些毫不矫揉造作的人，反而好得多”（盖斯凯尔25）。显然，玛格丽特很是排斥有钱的生意人，他们“凭财富来检验一切的影响”（136）。这是“英国病”（Barnett 29）的一种广泛表现，科内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使用“英国病”这一术语，来定义维多利亚社会的新型价值论。。这种病症表现为，维多利亚时期在英国北方迅速勃兴的工业工厂——在社会价值观中，与传统理念中“田园闲适的快乐”英国相违背，进而在社会文化中萌发出以文化符号“工厂”与“花园”为代表的剧烈冲突，这种格格不入和冲击，与唐纳德·霍恩（Donald Horne）提出的“北方”与“南方”的意象甚是贴合和照应： 关于北方的意象，其含义包括：信奉清教，求真务实，精于算计，冒险进取，崇尚科学，严谨认真。北方人代表资产阶级，崇尚斗争。这些特点若发展到邪恶程度。就表现为无情与贪婪，认为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就是理性、算计与追求经济利益。
而关于南方的意象，则表现为：信奉国教，浪漫任性，温吞糊涂，保守传统，相信命运，活泼轻佻。南方人代表贵族阶级，崇尚秩序与传统。这些特点发展到罪恶的程度则是无情与骄傲，认为人生而为奴。（Horne 22-23）
根据上述这种分类特征，盖斯凯尔的《南方与北方》常被誉为18世纪末《傲慢与偏见》的维多利亚时代重写版本。事实上，如若借鉴霍恩对于“南方”和“北方”的定义分类，将其称为《傲慢与贪婪》则更为合适。表面看来，桑顿和玛格丽特相互交织的视角，折射出两种对立文化之间的冲突，小说正是围绕这种矛盾而展开。桑顿过着达尔文式适者生存的竞争生活，而玛格丽特则为自己南部赫尔斯顿为故土的显贵地位感到自豪。玛格丽特的父亲是村子里的首位绅士，绅士的女儿要拜访穷人，乐善好施，建言献策。从社会层面看，虽然南方和北方的暗喻构成了整个维多利亚社会矛盾的冲突核心，但长远看来，依旧是南方意象占据上风，绅士成为“秩序和传统”的恢复者和捍卫者。绅士代表着高尚道德的典范，其形象和行为被视为“维多利亚时代不和谐现象”的解药，绅士意象成为英国乡村田园的模范和代表（Marroni 38）。
从这个角度分析，盖斯凯尔的文学和文化成就并不是直接创造出一位“北方绅士”，而是植根于英国的北方元素，提出“绅士风度”的内在性，即忽视“南方”与“北方”的地理位置，注重绅士内涵的相互融合和培养。在小说结尾处，玛格丽特和桑顿的态度都有所改变，逐渐消融彼此的分歧和对立，南方与北方这两个地域概念达成共识、合二为一。
事实上，在《北方与南方》中，女性视角中的工业绅士和新型淑女，是面对困境而共同成长和相互理解的。当玛格丽特面对黑暗而荒凉的城市弥尔顿时，她必须调整并重新定义她的维多利亚女性形象。弥尔顿是一个模仿英国曼彻斯特的北方工业城镇，一个与她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她通过对当地棉纺厂工人的困境发现人性的高尚，为个人价值找到了一席之地。玛格丽特出身中产阶级，父亲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秉承正义的良心牧师，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使她能与各行各业的人交往，没有障碍且毫无顾忌。她能够看到工人和主人相通的人性，并且能够跨越两者交流的障碍和偏见。玛格丽特作为一位和平的“调停者”，缓解了工人和工厂主桑顿先生之间的鸿沟和冲突，让他转而走入一个充满理解和同情的地方，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则是，玛格丽特成为“北方”和“南方”的调解人。
三、女性视角下工业绅士的践行和内涵
马丁·威纳（Martin Wiener）认为，“工业精神的衰落”（Wiener 79）使得维多利亚民众对于个人炫富和追求物质财富愈发蔑视;人们开始崇尚“经济骑士精神”，即鼓励暴发户和财阀新贵们，购置田产或获取盾徽，在精神和教育上效仿贵族，追求生活上甚至超越贵族的奢侈模式。玛格丽特的南方人思维，包括对戈尔曼一家的厌恶，后来被证明是一种短浅偏狭的观点。盖斯凯尔以对比的手法，似乎刻意描写了玛格丽特的经济窘况，并将桑顿塑造为一位现代绅士风度的典范。桑顿从不避讳自己的财富来源，更是乐于将寓所安置在个人的工厂附件，把住宅和工厂合并在一个既私人又公共的社会空间内。
盖斯凯尔夫人借助玛格丽特的南方女性的视角，表达了个人对于绅士风度的看法，这是人物塑造的全新方法。玛格丽特厌恶戈尔曼，认为其“自命不凡”，这种姿态是社会不平等的保守观念，这种观念导致了僵化的等级制度——认为阶层天定并获上帝认可。在家长式统治和强迫顺从上层阶级的金字塔体系中，任何等级上升都视为普罗米修斯式的反叛行为，是一种反抗既定秩序的恶行。从这一社会观点来看，玛格丽特的南方人思想，显然与新兴的“工作至上的福音主义”的信条及其哲学推论相悖，该哲学推论由英国19世纪伟大的道德学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②所提出，他向利兹（Leeds）的工人们宣讲“自救论”（Self-help）。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中，追求绅士身份不仅是一种合理的抱负，而且用约翰·拉斯金的话说，是任何人不能也不愿逃避的责任。拉斯金在《前拉斐尔主义》（“Pre-Raphaelitism”， 1851）一文中写道，“既然人可以挣钱，可以出人头地，则心安理得地向往更高的地位，那么停留在原来的位置就是一种耻辱，每个人都有义务、努力成为一名绅士”（Ruskin 342）。事实上，社会宿命论掩盖了上层阶级与其被奴役的下属之间的专制关系，这种关系与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自由工业经济相冲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玛格丽特对绅士风度的保守观点，实则是更看重教育范畴而非社会等级。教育是个有争议的议题，《南方与北方》这部小说从方方面面展现了教育的问题。
显然，传统世袭制度的血统论将一些职业排除在上流社会之外。玛格丽特认为，工厂业主无法成为绅士，因为教育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对牛弹琴、毫无意义。父亲告诉玛格丽特，他的新工作是担任北方工业城市米尔顿某一工厂主的私人教师，她立即质疑道，“厂主们要经典作品、文学或是一位有教养的先生的学问造诣究竟有什么用呢？”（盖斯凯尔58）事实上，《南方与北方》恰恰回答了这个问题，英国教育体系在19世纪推波助澜，1850年由“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for Enquiry）在英国教育界推动了大学改革和整顿，在民众中一直颇有争议，这部小说便为这些争议注入了新的见解。盖斯凯尔的女性视角在诸多方面揭示了公立学校中墨守成规的教育缺陷——过度重视希腊文和拉丁文等古典文本的学习，以及对《圣经》的深入解读。托马斯·阿诺德于1828年到1841年担任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校长时，提出了正规教育的宗旨，此后，正规教育的目标就是遵循既有的等级秩序，“第一，宗教和道德的原则;第二，绅士风度的行为;第三，获取知识的能力”（Stanley 107）。的确，拉斯金之前提出的教育目标，实则也是借鉴了阿诺德的观点，“学生上大学不是为了经商，也不是为了成为行业翘楚，而是为了成为绅士和学者”（Ruskin 18）。莫里斯（Maurice）和金斯利（Kingsley）倡导的“工人学院”等协会，并未特别重视工人阶级职业技能的培训发展;而且教区学校也不以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获取为主，这两种学校总是将基督教和道德培养置于首位，对于科学和职业技能的训练并不重视。 在《南方与北方》这部小说中，盖斯凯尔既讨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也探讨了牛津剑桥精神，质疑并追寻教育的真正意义。在小说讨论教育的篇章中，黑尔先生和贝尔先生是盖斯凯尔夫人批判的主要人物。玛格丽特认为，黑尔先生“十足是一位有教养的人”（盖斯凯尔37），而在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l Newman）看来，黑尔先生是反面典型的讽刺化身，因为绅士是“从不制造痛苦之人”（Newman 179）。黑尔本人是一名基督教牧师，是典型的腐朽之人。他虽博学广知，但他沉浸在“梦幻般的”文学世界中，远离现实世界。黑尔不信奉国教，阴柔的女性化男子气概使他无法和妻子有效沟通，也难以和同事交流。比较典型的事例如：他在当地的学院讲授教会建筑，但是这些讲座并不适合工人学习，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完全无关。
在小说中的上述情节中，间接证实了玛格丽特并不理解工人阶级接受教育的真正缘由，此外盖斯凯尔夫人还主张，建立包括农业和政治经济学等更公平的实用学科教育体系。在小说中，虽然传统教育遭到质疑，但绝不会被轻易摒弃。盖斯凯尔提出了教育的全新概念，这种理念紧跟时代步伐，不再仅限于“读写水平”，而是将学校教育与社会学习相结合，将读书识字与经验积累相结合。据库尔曼（Kuhlman）分析，这个概念通过三重作用来进行拓展，即事件、对话和运动（Kuhlman 25）。玛格丽特和桑顿的“双重成长经历”表明，民众在接受英语的读写教育过程中，就像南方人和北方人要跨越阶级和社会的鸿沟，则需要新鲜的、转变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小说中对教育经验的强调和审视，演变为对于过去和现在的重新评估以及对于性别角色的期望。在每一处转折点，旧有观念都与新型思想产生抵触，盖斯凯尔甚至在完成某一章的创作后，重新命名为“昔日与今朝”（盖斯凯尔623）。当桑顿为北方价值观辩白，提及绅士风度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时，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北方民众对传统教育和南方世界观的不满。桑顿太太鄙视贝尔先生这位牛津人，称其“在一个使人瞌睡的大学里过着一种懒散的生活”（180）;而桑顿则认为，这些才是绅士的本质内涵：
“请记住，我们和希腊人不是同一个种族。在希腊人看来，美就代表一切，贝尔先生可以对他们去讲讲悠闲与宁静享乐的生活，那种生活大部分都是通过他们外在的感官进入的。我并不想轻视他们，就和我不想模仿他们一样。但是我属于条顿族③，在英格兰这一带是不大和其他种族混合在一块儿的……我们并不把生活看作是享乐的时期，而看作是行动和努力的时期。我们的光荣和我们的美，来自内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使我们战胜了物质的抵抗，还战胜了更为艰巨的困难……如果我们不像你们在牛津那样尊重过去，那是因为我们想要可以更为直接地适用于现在的东西。”（540-41）
从桑顿的表白中，可以看出——“行动”、“努力”、“光荣”和“内心的力量”等词汇，体现了北方新型“绅士风度”的主要内涵。盖斯凯尔夫人的北方工业绅士和萨克雷笔下自命不凡的虚伪绅士完全不同，盖斯凯尔借桑顿提及条顿族，这也突显出小说与塞缪尔·斯迈尔斯所著的《论自救》（Self-Help）的隐含互文。在《论自救》“工业与贵族”（Industry and the Peerage）的章节中，英国贵族被比作是“传说中的安泰俄斯（Antaeus） ④”，从“最古老的贵族秩序——工作秩序”中源源不斷地给予并更新他的力量，从而形成了当前的理念，即“内心的贵族”才是男人的纹章（Smiles 103-10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家长、超级英雄、健硕基督徒、骑士和绅士都源自于北方神话。斯迈尔斯指出，这些形象并非从众神之中随机选出，正如贝尔先生在此章中所论及的，“你们（米尔顿人）其实是雷神（Thor）的真正崇拜者”是一致的（盖斯凯尔541）。这些理想榜样都具有一种无可争议的优越感——以品格为中心，根植于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品质。斯迈尔斯则认为正是这种新型男性气概，使得桑顿反对玛格丽特关于男性的陈旧观点。桑顿反对之前狭隘的绅士观念，认为人类应该关注于更为广阔的“人”的高贵品质，他列举了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和拔摩海岛的圣徒（a saint in Patmos）的例子，他们并非绅士，但是他们的品格，“他的耐性、他的力量、他的信心最为恰当地表达出来”（262-263）。之后，在男女主人公经历过一系列艰难事件之后，玛格丽特认为桑顿是位“很出色的人”（137），这与她的第一印象恰恰相反。玛格丽特转而认为，桑顿非常善良且细心，在与哥哥弗雷德里克的对话中，玛格丽特完全转变并认可了桑顿的品质：
“我以为你是说一个不同阶级的人，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一个别人差他来办事的人。”“他看上去像一个那样的人。”弗雷德里克漫不经意地说。“我原以为他是个店主，结果他是个厂主。”玛格丽特没有做声。她想起来，在她了解他的性格以前，她起先也曾经像弗雷动德里克这样讲到他和看待他……她想要是使弗雷德里克知道，桑顿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417）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盖斯凯尔夫人肯定了玛格丽特和桑顿的进步和包容，也强调了桑顿和工人阶级的相互认知和理解，并且在家庭内外设置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空间。这个家庭正是基于斯迈尔斯所提出的“相互依赖的体系”（Smiles 186），也是马多克斯·布朗（Madox Brown）的画作《劳动》（Work）的题材。维多利亚时期的工厂主和工人、以及丈夫和妻子，逐渐克服了最初的误解，渐渐在经济上和情感上，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不只是协作，即使有分歧和异议，更多地鼓励双方讨论商榷，来避免暴力的对抗和斗争。事实上，盖斯凯尔夫人在《南方与北方》这部小说中，细致地刻画了社会转型之时不同阶层和文化的不稳定元素，通过对话和探讨，进行交流，避免社会的动荡。
事实上，作为完美的南方女英雄的玛格丽特一旦进入北方，她对作为英国人以及男人如何行事的观念必须改变，以适应北方的价值观。最初，玛格丽特有限的阶级和性别的认知，并不能欣赏桑顿的工业绅士的男子气概，显然有别于南方的阴柔绅士气质。简·曼斯菲尔德（Jane Mansfield）曾经区分并阐明了南方与北方的男子气概，“摄政时期重视与绅士行为相关的传统的男子气概。相比之下，北方的男子气概和价值观则与早先衰弱堕落的摄政精英的过时世界相对立”（Mansfield 36）。对曼斯菲尔德而言，北方是强硬的、以工作为基础的、偶尔粗野的男子气概的模式，逐渐替代了南方柔弱无能的绅士。在某种程度上，南北双方也是如此。而盖斯凯尔笔下的工业绅士桑顿更有意义：他代表了一位平易近人、自我教育、进步改善的北方男子气概的典范。最终，在玛格丽特的帮助下，作为北方绅士和地方英雄的桑顿，逐渐摒弃野蛮，成为南方和北方皆认可的维多利亚绅士。 结语
在小说《南方与北方》中，虽然北方的工业绅士颠覆了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绅士的许多特征，但北方工厂主代表人物桑顿的刻画，表明了工业绅士仍然担负着维多利亚社会和谐者和润滑剂的作用。盖斯凯尔描写中的重点在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转变，即由父子间的垂直家长式统治，逐渐转变为婚姻家庭中的和谐的水平关系，并将工人与绅士、主人与仆人、男人与女人，置于平等的视角和框架之中。盖斯凯尔在《南方与北方》中采纳了婚姻的意象，让读者重新认识到——新型绅士是维多利亚时代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重新谈判和妥协的产物。盖斯凯尔不仅通过女性的眼光，来评判绅士的发展，而且通过一系列误解的对立和冲突，以及最后矛盾的融合，来展现真正的维多利亚绅士特征。在小说中，伦诺克斯和肖这两家人，追求疯狂敛财的兽性生活，是享乐主义的典型代表;男性人物伦诺克斯上尉和亨利·伦诺克斯都不具有真正的绅士风度，他们将女性作为个人美丽、迷人、依赖的家庭私藏品，用以炫耀男性高高在上的个人身份。
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工业绅士桑顿先生，则与他们截然不同，他努力實现“梦想中的秩序”，即工厂主与工人的交流可以超越“现金交易关系”（盖斯凯尔699），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对话。这种典范代表，正是盖斯凯尔夫人和玛格丽特女性视角所赞赏并推崇的个人高尚品格——以自救为动力，与民众建立平等关系的男性气概，这才是维多利亚时期“工业绅士”的真正内涵。
注释【Notes】
①摄政时代指1795-1837年期间，包括乔治三世统治的后期和他的儿子乔治四世和威廉四世统治时期，被视为摄政时代，在这个时代英国建筑、文学、时尚、政治和文化出现了独特的风格。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后，摄政时代结束。
②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 1812-1904）是英国19世纪伟大的道德学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脍炙人口的散文随笔作家。斯迈尔斯一生写过20多部著作，包括：《论自救》、《品格的力量》、《金钱与人生》和《人生的职责》。他的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对西方乃至世界许多国家近、现代道德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③条顿族（teuton）是古代日耳曼人中的一个分支，公元前4世纪时大致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带，后来逐步和日耳曼其他民族融合，后世常以条顿族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后裔，往往被冠以“严谨、沉稳、坚毅、自立”等标签。
④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力大无穷，只要他保持与土地的接触，就可以从他的母亲盖亚那里获取无限的力量，从而不被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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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翁逸琴
关键词：盖斯凯尔夫人;《南方与北方》;工业绅士;维多利亚时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空间叙事视域下的詹姆斯·霍格研究”（项目编号：17BWW05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静波，山东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和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
Title： North and South： An Industrial Version of the Victorian Gentleman
Abstract： Mrs. Gaskell’s novel， North and South，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a representative Victorian novel in depicting the industrial gentleman. The Victorian period， as an important er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saw a corresponding change of the British class.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changes in the middle class is the emergence of the industrial gentleman. Taking women as observ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nary opposition， and using the principle of misunderstanding as the narrative technique， North and South compares the concept of gentlema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version and the Victorian social critics， and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the connotations， practices， and values of the Victorian industrial gentleman.
Key words： Mrs. Gaskell; North and South; industrial gentleman; the Victorian period
Author： Zhang Jingbo is professor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supervisor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Victorian and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email protected]
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近现代最辉煌的时代，社会风云变幻，工业革命成果初现，随之变化的则是英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变化。由于工业革命致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有别于传统社会，因此依靠工业发迹而财富增加的家族与日俱增，导致贵族阶层逐渐分化，逐渐发展从未以工厂为依靠的工业绅士的崛起。维多利亚社会对于这种类型的新兴绅士，兴趣盎然，讨论激烈，尤其集中于工业绅士对于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复兴和再建，其主旨是遏制工业革命对于英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格林布拉特（Greenblatt）认为，在贵族阶级日渐衰落的欧洲社会背景中，英国工业绅士是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谈判商讨的体现，是“维多利亚时代妥协”的文化重塑的表征（Greenblatt 18）。英国社会热爱并尊重传统，因此维多利亚社会维护且遵循18世纪的阶层划分，这无疑顺从并助长了贵族阶级的遗风，这是“对贵族心照不宣的亲近”;同时，这种风气还伴随着对贵族生活的向往，即每一个暴发户的内心，皆心仪这种贵族生活（Briggs 19）。因此，与马克思的预测相反，英国贵族的世界观不仅未被全盘否定，反而被中产阶级所吸纳。在“无人能底气十足地吹嘘自己祖辈”（Letwin 8）的社会环境中，文学作品，尤其是记录真实社会情况的小说开始着重刻画绅士形象，重新划分维多利亚社会中的新型阶层关系，重新评判绅士的道德品质和价值意义。
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紧密地追踪了社会财富和阶层的不断演变，展现出维多利亚社会的发展趋势。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们，以敏锐的心智，深刻的刻画出维多利亚工业绅士的重要作用。换言之，维多利亚小说揭示了工业绅士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减少了贵族和资本家之间的摩擦，缓和了维多利亚社会的内部矛盾，防止了阶级革命的爆发。尽管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绅士特征各异，但还是可以归纳出某些相似特征。普遍而言，维多利亚社会可划分为四种矛盾：城市与乡村、工业革命与农村经济、北方与南方，以及现在与过去，这些矛盾都可归之为混乱与秩序的矛盾。绅士通常是秩序和传统的代表，成为英国保守派推崇的社会阶层的典范代表，他们在社会的转型时期，虽然面临挑战，却勇往直前，一如维多利亚时期新兴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试图挖掘全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众多小说中，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夫人（Elizabeth Gaskell）的代表作小说《南方与北方》（North and South， 1854），以其对于工业绅士的深刻和真实的描绘，成为展示维多利亚绅士的典范作品。《南方与北方》细致地刻画了绅士在维多利亚社会中的调谐作用，以及工业绅士不同于其他绅士的典型特征。在小说中，叙事者以旁观者的女性视角，展现了出在社会变革的混乱时代，维多利亚时期的下层工业绅士如何前进。小说中的女主角是一位流离失所的牧师的女儿，头脑敏锐、目光犀利且善解人意，她成为维多利亚社会中的人物榜样，在混乱且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中，和工业绅士一起，共同找寻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工业绅士，有别于维多利亚小说绅士的普遍特征。在如下的论述中，笔者将探讨《南方与北方》中的工业绅士内涵，分析盖斯凯尔认定的男性气概，以此与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文化评论家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罗斯金（John Ruskin）、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和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所提出的绅士观点进行对比。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盖斯凯尔在描写桑顿（Thornton）这位代表性的工业绅士时，首次在维多利亚的小说中，将北方、城市、工业、当代和工场等维多利亚时期的特征元素融入其中，成功地塑造了维多利亚时期最为典型的绅士形象。
一、维多利亚时期工业绅士的演变
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勇敢的企业家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劳动生产率，开创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提升了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工业时期的城市工业环境并不理想，危险、肮脏，偶尔还会发生饥荒。历史学家科林·马修（Colin Matthew）将这个时代描述为“在不堪、肮脏和匮乏的环境中，财富、显赫和权势的复杂组合”（Matthew 4）。还有大量穷人在贫困环境中挣扎，生活在被工厂烟囱遮蔽的污浊贫民窟里。维多利亚女王在她的日记中，以直白的语言描述了她在19世纪中叶访问英格兰北部时的所见所闻：
它就像另一个世界。财富无穷，却只有废墟。眼目所及，不过是烟囱和燃烧的熔炉，也有很多废弃却依然矗立的熔炉，环绕在可怜的别墅周围……环境污浊黑暗，生命模糊，这就是30多万人口的可怜生活。（Victoria 4）
纵观英国19世纪的现实文学作品，普遍印象是：维多利亚小说对于工业革命的描述和关注负面多于正面。19世纪之前的简·奥斯丁（Jane Austen），其小说中描写的是英国摄政时代（Regency era）①上层阶级的贵族“绅士”（gentleman）和淑女（lady）。奥斯丁笔下的摄政时期的士绅，主要是乡绅、神职人员、准男爵和骑士等构成的“乡村家庭”（Pool 46）。这些贵族成员没有世袭的贵族头衔，然而他们一般拥有足够的不动产和众多租户，使他们能够悠闲地生活。对于这个阶层的绅士，他们只认可社会中的少数职业，陆军或海军军官受到士绅子弟的欢迎;绅士的另一种择业选择是从事声誉俱佳的“学术职业”，如律师、英国国教牧师、学者或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46）。
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涌现出一种文学流派，被称为工业小说，其议题正是维多利亚工业时代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代表作是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 1854），描写了注重实利的校长和功利主义的伪君子纺织厂主。普遍而言，这些小说通常同情穷人，对工业家漠不关心或怀有敌意。在这些工业小说作品中，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工业小说《南方与北方》，其主题有所不同，作品主要描述了19世纪之交中层阶级的工业绅士，并未涉及上层贵族和地主阶层，讲述了1855年英格兰北部中产阶级与工人之间显著冲突和潜在协调。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黑尔（Margaret Hale）是一位圣公会牧师的女儿，这位牧师因为良心不安，放弃了他在南部乡村教区的牧師职位，举家搬到了位于曼彻斯特的工业城市北方米尔顿镇。对黑尔一家来说，此举带来的冲击是可怕的。玛格丽特一向娇弱的母亲，在烟雾弥漫的污染空气中慢慢死去。玛格丽特孤独又疏离，开始做善事，和一个叫希金斯的工人家庭成了朋友。她意识到当地工厂工人的贫穷和苦难，并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正义感。黑尔先生必须靠做家教谋生，他的一个学生是棉织品的主要制造商，名叫约翰·桑顿。桑顿先生在14岁时离开学校，因为他的父亲死于不光彩的债务。他白手起家，努力工作，取得了成功，现年30岁左右，他想继续绅士教育。玛格丽特对桑顿的客观印象很是英俊：
两道笔直的眉毛低低地盖在一双清朗、真挚、深陷进去的眼睛上面。那双眼睛并不锐利得令人不快，不过却似乎致力想要看透他所望着的任何事物的本质。脸上纹路不多，却很坚定，仿佛是在大理石上雕刻出来的，它们主要分布在嘴角两旁，嘴微微遮着一口洁白无瑕的牙齿。遇到他难得露出一丝开朗的微笑，眼睛突然发光时，那一口牙齿就给人一种阳光忽然闪现的影响。（盖斯凯尔125）
如上对于桑顿的正面描述，让读者对于桑顿的印象颇佳，无论桑顿先生有什么缺点（他确实有一些），显然他并不是狄更斯笔下贪婪吝啬、剥削工人的恶棍工厂主形象。在绅士阶层中，工业绅士的出现和发展吸引了诸多读者和作家的注意力，盖斯凯尔夫人显然欣赏这种类型的实业家。在《南方与北方》中，作者以丰富的多视角和手法，深刻真实地描绘了英国北方工业绅士的多层内涵。
在《南方与北方》中，盖斯凯尔夫人向读者呈现了工业化时期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随着中产阶级社会的兴起，中上层阶层的新兴工业绅士和独立淑女的涌现，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的真实碰撞，皆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这部小说中。在这部作品中，盖斯凯尔巧妙地将个人情感与社会关怀融合在一起，刻画出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里耳目一新的工业绅士和南方淑女。 二、“北方”与“南方”视角中工业绅士的塑造
盖斯凯尔夫人以独特的手法，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风度，她在《南方与北方》的故事情节发展中，运用了“误解原则”（principle of misunderstanding）和倒叙手法，这两种技巧，展示出“欲抑先抑”的理想绅士典范。在小说中，一方面，桑顿逐渐熏陶培养了“绅士风度”;另一方面，桑顿绅士风度的彰显，也是通过与其他男子的对比，而显露其内在品质。正如《南方与北方》的标题所示，这部小说展现了二元结构的叙事对立和对称。长久以来，评论家一直强调，桑顿和玛格丽特体现的北方与南方的对立，实则展现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从经济学和地理学角度而言，伦敦所代表的城市和牛津附近的乡村形成了对比。此外，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受到“商人”和绅士身份的阶层影响，化身为政治隐喻，而北方小镇米尔顿则成为英国制造业的统辖中心。
这些二元范例不仅对立，而且进一步交叉，演变为多元叙事结构。盖斯凯尔在小说中建立二元和多元的体系，将整个故事构建为错误的对立。其中最发人深省的是英国南部城市赫尔斯顿（Helstone）的巨大逆转，赫尔斯顿位于汉普郡，是玛格丽特的故乡。在玛格丽特的印象中，赫尔斯顿从童年乐园，转变为“异教主义”肆虐并控制的地狱，更强化了“赫尔斯顿”一词所隐含的地狱之意。而“北方人”桑顿的形象却渗透了“南方”的特质，如他和贝尔先生和黑尔先生有相同的喜好，对于经典著作十分沉迷。事实上，盖斯凯尔对于英国地理学和二元对立的文化本质，有着深刻地认知和理解。《南方与北方》的题目看似对立误导，但是深入小说情节，逐渐明晰盖斯凯尔的曲径通幽——“北方”与“南方”并不是简单的地理文化冲突的代表，而应是纯粹具体的代表性体现，如米尔顿与赫尔斯顿、城市与乡村、平民与绅士，以及桑顿与玛格丽特等方方面面。
如下，笔者将探讨这部小说叙事的典型特征——即绅士典范的塑造表现。事实上，英国社会自18世纪之后，在社会地位和道德品质两方面，“绅士”意义有了较大转变。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绅士定义逐渐由血统世袭转变为对于高尚品质的认可和追求，卡斯特羅诺沃（Castronovo）认为这是“从条件到过程的转变”（Castronovo 15）。《南方与北方》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诸多小说不同，其男主人公桑顿的绅士地位，最初并未获得女主角玛格丽特的认可;相反，桑顿的绅士化过程是通过女性的审视和纠正，在细节上逐渐完美，渐渐得到玛格丽特的赏识和认可。
因此这部小说中的独特叙事视角就是：盖斯凯尔在展示绅士形象之时，匠心独运地采用了女性视角。盖斯凯尔通过女性的审视来展示男性人物，并且通过两者相互熟悉的过程，来塑造人物的性格和品质的展现。桑顿培养了绅士之风，玛格丽特成长为淑女，二人的成长过程实则是相互督促、共同成长。事实上，在诸多方面，《南方与北方》皆为名副其实的“双重成长小说”，盖斯凯尔运用家庭隐喻和政治意象，使得浪漫故事和社会情节交织互补（Zlotnick 122）。此外，男性的“绅士风度”在于和女性、尤其与妻子的关系中体现。19世纪的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对于男女两性关系的重新审视，民众开始思考女性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绅士形象与维多利亚家庭议题息息相关，同时也影响着维多利亚时期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重新定义。
玛格丽特在初遇桑顿后，立刻将他“无绅士风度的”的特征告诉母亲：“大约三十岁——生着一张既不是完全平庸的，又说不上是漂亮的脸孔，一点儿也不出众——样子也不大像一位有身分的人，不过也不大可能指望他像”（盖斯凯尔99）。玛格丽特对桑顿的描述细致深入，虽然交流短暂，从外表、年龄到长相，由外到内，分析得出桑顿的内在品质。值得注意的是，玛格丽特对桑顿的评价中，潜含着维多利亚时代以前评判绅士的传统概念。英国18世纪的绅士概念以等级、阶级和教育作为评判标准，这种传统绅士观念最初构成了男性气概的内涵主旨，但是随着叙事的展开和深入，小说提出了更为民主、以个人内在品德为核心的绅士概念。玛格丽特评判桑顿“一点儿也不出众”，说明他不过是低微的普通人身份。其实自中世纪以来，个人主义是男性气概的内涵，一直作为主旨，支持着男子卓越气概的形成，如中世纪的骑士、文艺复兴时期的朝臣和19世纪的绅士，皆为异于常人、脱颖而出的榜样典范。在维多利亚时代，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拉斯金和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等对于社会道德规范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和思想家，从各个层面重申个性和原创性的首要价值，反对束缚个性的标准化的社会准则。然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 1859）被认定为最具开创性的著作，推动了以美德和内在价值为本旨的男性气概的出现。在尚未确定绅士标准的情况下，密尔设想了一种任何人都能企及的全新崇高精神境界，即以“普通人”的崇高替代了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凡一切聪明事物或高贵事物的发端总是也必是出自一些个人，并且最初总是也必是出自某一个个人。一般人的令誉和光荣就在他能跟随那个发端;就在他能够从内心对那些聪明和高贵的事物有所反应，并且睁着眼睛被引向它们”（密尔78）。
在维多利亚时代，“高贵”一词的品质内涵不断加强，说明人们开始重视个体的内在品德，表明“绅士风度”的概念逐渐发生转变，在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徘徊犹豫，这种思潮与小说前半部分中，玛格丽特持有的旧式观念相呼应。玛格丽特初见桑顿后，对他的第一印象——“也不大可能指望他像”，此处的相象，显然所指绅士一词的传统内涵意义，展露她对北方工业界男士的沉疴偏见。事实上，在《南方与北方》的前半部分，当玛格丽特的母亲抱怨见不到富有的戈尔曼一家时，玛格丽特则表达了她对暴发户新富的反感：“就是在南安普顿经商发了财的戈尔曼家吗？哟！咱们不去拜访他们，我可真高兴。我不喜欢生意人。我觉得我们只认识一些村民和雇农，认识一些毫不矫揉造作的人，反而好得多”（盖斯凯尔25）。显然，玛格丽特很是排斥有钱的生意人，他们“凭财富来检验一切的影响”（136）。这是“英国病”（Barnett 29）的一种广泛表现，科内利·巴尼特（Correlli Barnett）使用“英国病”这一术语，来定义维多利亚社会的新型价值论。。这种病症表现为，维多利亚时期在英国北方迅速勃兴的工业工厂——在社会价值观中，与传统理念中“田园闲适的快乐”英国相违背，进而在社会文化中萌发出以文化符号“工厂”与“花园”为代表的剧烈冲突，这种格格不入和冲击，与唐纳德·霍恩（Donald Horne）提出的“北方”与“南方”的意象甚是贴合和照应： 关于北方的意象，其含义包括：信奉清教，求真务实，精于算计，冒险进取，崇尚科学，严谨认真。北方人代表资产阶级，崇尚斗争。这些特点若发展到邪恶程度。就表现为无情与贪婪，认为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就是理性、算计与追求经济利益。
而关于南方的意象，则表现为：信奉国教，浪漫任性，温吞糊涂，保守传统，相信命运，活泼轻佻。南方人代表贵族阶级，崇尚秩序与传统。这些特点发展到罪恶的程度则是无情与骄傲，认为人生而为奴。（Horne 22-23）
根据上述这种分类特征，盖斯凯尔的《南方与北方》常被誉为18世纪末《傲慢与偏见》的维多利亚时代重写版本。事实上，如若借鉴霍恩对于“南方”和“北方”的定义分类，将其称为《傲慢与贪婪》则更为合适。表面看来，桑顿和玛格丽特相互交织的视角，折射出两种对立文化之间的冲突，小说正是围绕这种矛盾而展开。桑顿过着达尔文式适者生存的竞争生活，而玛格丽特则为自己南部赫尔斯顿为故土的显贵地位感到自豪。玛格丽特的父亲是村子里的首位绅士，绅士的女儿要拜访穷人，乐善好施，建言献策。从社会层面看，虽然南方和北方的暗喻构成了整个维多利亚社会矛盾的冲突核心，但长远看来，依旧是南方意象占据上风，绅士成为“秩序和传统”的恢复者和捍卫者。绅士代表着高尚道德的典范，其形象和行为被视为“维多利亚时代不和谐现象”的解药，绅士意象成为英国乡村田园的模范和代表（Marroni 38）。
从这个角度分析，盖斯凯尔的文学和文化成就并不是直接创造出一位“北方绅士”，而是植根于英国的北方元素，提出“绅士风度”的内在性，即忽视“南方”与“北方”的地理位置，注重绅士内涵的相互融合和培养。在小说结尾处，玛格丽特和桑顿的态度都有所改变，逐渐消融彼此的分歧和对立，南方与北方这两个地域概念达成共识、合二为一。
事实上，在《北方与南方》中，女性视角中的工业绅士和新型淑女，是面对困境而共同成长和相互理解的。当玛格丽特面对黑暗而荒凉的城市弥尔顿时，她必须调整并重新定义她的维多利亚女性形象。弥尔顿是一个模仿英国曼彻斯特的北方工业城镇，一个与她成长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她通过对当地棉纺厂工人的困境发现人性的高尚，为个人价值找到了一席之地。玛格丽特出身中产阶级，父亲是一位持不同政见、秉承正义的良心牧师，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使她能与各行各业的人交往，没有障碍且毫无顾忌。她能够看到工人和主人相通的人性，并且能够跨越两者交流的障碍和偏见。玛格丽特作为一位和平的“调停者”，缓解了工人和工厂主桑顿先生之间的鸿沟和冲突，让他转而走入一个充满理解和同情的地方，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则是，玛格丽特成为“北方”和“南方”的调解人。
三、女性视角下工业绅士的践行和内涵
马丁·威纳（Martin Wiener）认为，“工业精神的衰落”（Wiener 79）使得维多利亚民众对于个人炫富和追求物质财富愈发蔑视;人们开始崇尚“经济骑士精神”，即鼓励暴发户和财阀新贵们，购置田产或获取盾徽，在精神和教育上效仿贵族，追求生活上甚至超越贵族的奢侈模式。玛格丽特的南方人思维，包括对戈尔曼一家的厌恶，后来被证明是一种短浅偏狭的观点。盖斯凯尔以对比的手法，似乎刻意描写了玛格丽特的经济窘况，并将桑顿塑造为一位现代绅士风度的典范。桑顿从不避讳自己的财富来源，更是乐于将寓所安置在个人的工厂附件，把住宅和工厂合并在一个既私人又公共的社会空间内。
盖斯凯尔夫人借助玛格丽特的南方女性的视角，表达了个人对于绅士风度的看法，这是人物塑造的全新方法。玛格丽特厌恶戈尔曼，认为其“自命不凡”，这种姿态是社会不平等的保守观念，这种观念导致了僵化的等级制度——认为阶层天定并获上帝认可。在家长式统治和强迫顺从上层阶级的金字塔体系中，任何等级上升都视为普罗米修斯式的反叛行为，是一种反抗既定秩序的恶行。从这一社会观点来看，玛格丽特的南方人思想，显然与新兴的“工作至上的福音主义”的信条及其哲学推论相悖，该哲学推论由英国19世纪伟大的道德学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②所提出，他向利兹（Leeds）的工人们宣讲“自救论”（Self-help）。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中，追求绅士身份不仅是一种合理的抱负，而且用约翰·拉斯金的话说，是任何人不能也不愿逃避的责任。拉斯金在《前拉斐尔主义》（“Pre-Raphaelitism”， 1851）一文中写道，“既然人可以挣钱，可以出人头地，则心安理得地向往更高的地位，那么停留在原来的位置就是一种耻辱，每个人都有义务、努力成为一名绅士”（Ruskin 342）。事实上，社会宿命论掩盖了上层阶级与其被奴役的下属之间的专制关系，这种关系与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自由工业经济相冲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玛格丽特对绅士风度的保守观点，实则是更看重教育范畴而非社会等级。教育是个有争议的议题，《南方与北方》这部小说从方方面面展现了教育的问题。
显然，传统世袭制度的血统论将一些职业排除在上流社会之外。玛格丽特认为，工厂业主无法成为绅士，因为教育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对牛弹琴、毫无意义。父亲告诉玛格丽特，他的新工作是担任北方工业城市米尔顿某一工厂主的私人教师，她立即质疑道，“厂主们要经典作品、文学或是一位有教养的先生的学问造诣究竟有什么用呢？”（盖斯凯尔58）事实上，《南方与北方》恰恰回答了这个问题，英国教育体系在19世纪推波助澜，1850年由“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for Enquiry）在英国教育界推动了大学改革和整顿，在民众中一直颇有争议，这部小说便为这些争议注入了新的见解。盖斯凯尔的女性视角在诸多方面揭示了公立学校中墨守成规的教育缺陷——过度重视希腊文和拉丁文等古典文本的学习，以及对《圣经》的深入解读。托马斯·阿诺德于1828年到1841年担任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校长时，提出了正规教育的宗旨，此后，正规教育的目标就是遵循既有的等级秩序，“第一，宗教和道德的原则;第二，绅士风度的行为;第三，获取知识的能力”（Stanley 107）。的确，拉斯金之前提出的教育目标，实则也是借鉴了阿诺德的观点，“学生上大学不是为了经商，也不是为了成为行业翘楚，而是为了成为绅士和学者”（Ruskin 18）。莫里斯（Maurice）和金斯利（Kingsley）倡导的“工人学院”等协会，并未特别重视工人阶级职业技能的培训发展;而且教区学校也不以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获取为主，这两种学校总是将基督教和道德培养置于首位，对于科学和职业技能的训练并不重视。 在《南方与北方》这部小说中，盖斯凯尔既讨论了基督教社会主义，也探讨了牛津剑桥精神，质疑并追寻教育的真正意义。在小说讨论教育的篇章中，黑尔先生和贝尔先生是盖斯凯尔夫人批判的主要人物。玛格丽特认为，黑尔先生“十足是一位有教养的人”（盖斯凯尔37），而在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l Newman）看来，黑尔先生是反面典型的讽刺化身，因为绅士是“从不制造痛苦之人”（Newman 179）。黑尔本人是一名基督教牧师，是典型的腐朽之人。他虽博学广知，但他沉浸在“梦幻般的”文学世界中，远离现实世界。黑尔不信奉国教，阴柔的女性化男子气概使他无法和妻子有效沟通，也难以和同事交流。比较典型的事例如：他在当地的学院讲授教会建筑，但是这些讲座并不适合工人学习，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完全无关。
在小说中的上述情节中，间接证实了玛格丽特并不理解工人阶级接受教育的真正缘由，此外盖斯凯尔夫人还主张，建立包括农业和政治经济学等更公平的实用学科教育体系。在小说中，虽然传统教育遭到质疑，但绝不会被轻易摒弃。盖斯凯尔提出了教育的全新概念，这种理念紧跟时代步伐，不再仅限于“读写水平”，而是将学校教育与社会学习相结合，将读书识字与经验积累相结合。据库尔曼（Kuhlman）分析，这个概念通过三重作用来进行拓展，即事件、对话和运动（Kuhlman 25）。玛格丽特和桑顿的“双重成长经历”表明，民众在接受英语的读写教育过程中，就像南方人和北方人要跨越阶级和社会的鸿沟，则需要新鲜的、转变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小说中对教育经验的强调和审视，演变为对于过去和现在的重新评估以及对于性别角色的期望。在每一处转折点，旧有观念都与新型思想产生抵触，盖斯凯尔甚至在完成某一章的创作后，重新命名为“昔日与今朝”（盖斯凯尔623）。当桑顿为北方价值观辩白，提及绅士风度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时，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北方民众对传统教育和南方世界观的不满。桑顿太太鄙视贝尔先生这位牛津人，称其“在一个使人瞌睡的大学里过着一种懒散的生活”（180）;而桑顿则认为，这些才是绅士的本质内涵：
“请记住，我们和希腊人不是同一个种族。在希腊人看来，美就代表一切，贝尔先生可以对他们去讲讲悠闲与宁静享乐的生活，那种生活大部分都是通过他们外在的感官进入的。我并不想轻视他们，就和我不想模仿他们一样。但是我属于条顿族③，在英格兰这一带是不大和其他种族混合在一块儿的……我们并不把生活看作是享乐的时期，而看作是行动和努力的时期。我们的光荣和我们的美，来自内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使我们战胜了物质的抵抗，还战胜了更为艰巨的困难……如果我们不像你们在牛津那样尊重过去，那是因为我们想要可以更为直接地适用于现在的东西。”（540-41）
从桑顿的表白中，可以看出——“行动”、“努力”、“光荣”和“内心的力量”等词汇，体现了北方新型“绅士风度”的主要内涵。盖斯凯尔夫人的北方工业绅士和萨克雷笔下自命不凡的虚伪绅士完全不同，盖斯凯尔借桑顿提及条顿族，这也突显出小说与塞缪尔·斯迈尔斯所著的《论自救》（Self-Help）的隐含互文。在《论自救》“工业与贵族”（Industry and the Peerage）的章节中，英国贵族被比作是“传说中的安泰俄斯（Antaeus） ④”，从“最古老的贵族秩序——工作秩序”中源源不斷地给予并更新他的力量，从而形成了当前的理念，即“内心的贵族”才是男人的纹章（Smiles 103-10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家长、超级英雄、健硕基督徒、骑士和绅士都源自于北方神话。斯迈尔斯指出，这些形象并非从众神之中随机选出，正如贝尔先生在此章中所论及的，“你们（米尔顿人）其实是雷神（Thor）的真正崇拜者”是一致的（盖斯凯尔541）。这些理想榜样都具有一种无可争议的优越感——以品格为中心，根植于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品质。斯迈尔斯则认为正是这种新型男性气概，使得桑顿反对玛格丽特关于男性的陈旧观点。桑顿反对之前狭隘的绅士观念，认为人类应该关注于更为广阔的“人”的高贵品质，他列举了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和拔摩海岛的圣徒（a saint in Patmos）的例子，他们并非绅士，但是他们的品格，“他的耐性、他的力量、他的信心最为恰当地表达出来”（262-263）。之后，在男女主人公经历过一系列艰难事件之后，玛格丽特认为桑顿是位“很出色的人”（137），这与她的第一印象恰恰相反。玛格丽特转而认为，桑顿非常善良且细心，在与哥哥弗雷德里克的对话中，玛格丽特完全转变并认可了桑顿的品质：
“我以为你是说一个不同阶级的人，不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一个别人差他来办事的人。”“他看上去像一个那样的人。”弗雷德里克漫不经意地说。“我原以为他是个店主，结果他是个厂主。”玛格丽特没有做声。她想起来，在她了解他的性格以前，她起先也曾经像弗雷动德里克这样讲到他和看待他……她想要是使弗雷德里克知道，桑顿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417）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盖斯凯尔夫人肯定了玛格丽特和桑顿的进步和包容，也强调了桑顿和工人阶级的相互认知和理解，并且在家庭内外设置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空间。这个家庭正是基于斯迈尔斯所提出的“相互依赖的体系”（Smiles 186），也是马多克斯·布朗（Madox Brown）的画作《劳动》（Work）的题材。维多利亚时期的工厂主和工人、以及丈夫和妻子，逐渐克服了最初的误解，渐渐在经济上和情感上，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不只是协作，即使有分歧和异议，更多地鼓励双方讨论商榷，来避免暴力的对抗和斗争。事实上，盖斯凯尔夫人在《南方与北方》这部小说中，细致地刻画了社会转型之时不同阶层和文化的不稳定元素，通过对话和探讨，进行交流，避免社会的动荡。
事实上，作为完美的南方女英雄的玛格丽特一旦进入北方，她对作为英国人以及男人如何行事的观念必须改变，以适应北方的价值观。最初，玛格丽特有限的阶级和性别的认知，并不能欣赏桑顿的工业绅士的男子气概，显然有别于南方的阴柔绅士气质。简·曼斯菲尔德（Jane Mansfield）曾经区分并阐明了南方与北方的男子气概，“摄政时期重视与绅士行为相关的传统的男子气概。相比之下，北方的男子气概和价值观则与早先衰弱堕落的摄政精英的过时世界相对立”（Mansfield 36）。对曼斯菲尔德而言，北方是强硬的、以工作为基础的、偶尔粗野的男子气概的模式，逐渐替代了南方柔弱无能的绅士。在某种程度上，南北双方也是如此。而盖斯凯尔笔下的工业绅士桑顿更有意义：他代表了一位平易近人、自我教育、进步改善的北方男子气概的典范。最终，在玛格丽特的帮助下，作为北方绅士和地方英雄的桑顿，逐渐摒弃野蛮，成为南方和北方皆认可的维多利亚绅士。 结语
在小说《南方与北方》中，虽然北方的工业绅士颠覆了维多利亚时代传统绅士的许多特征，但北方工厂主代表人物桑顿的刻画，表明了工业绅士仍然担负着维多利亚社会和谐者和润滑剂的作用。盖斯凯尔描写中的重点在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转变，即由父子间的垂直家长式统治，逐渐转变为婚姻家庭中的和谐的水平关系，并将工人与绅士、主人与仆人、男人与女人，置于平等的视角和框架之中。盖斯凯尔在《南方与北方》中采纳了婚姻的意象，让读者重新认识到——新型绅士是维多利亚时代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重新谈判和妥协的产物。盖斯凯尔不仅通过女性的眼光，来评判绅士的发展，而且通过一系列误解的对立和冲突，以及最后矛盾的融合，来展现真正的维多利亚绅士特征。在小说中，伦诺克斯和肖这两家人，追求疯狂敛财的兽性生活，是享乐主义的典型代表;男性人物伦诺克斯上尉和亨利·伦诺克斯都不具有真正的绅士风度，他们将女性作为个人美丽、迷人、依赖的家庭私藏品，用以炫耀男性高高在上的个人身份。
盖斯凯尔夫人笔下的工业绅士桑顿先生，则与他们截然不同，他努力實现“梦想中的秩序”，即工厂主与工人的交流可以超越“现金交易关系”（盖斯凯尔699），实现人与人的平等对话。这种典范代表，正是盖斯凯尔夫人和玛格丽特女性视角所赞赏并推崇的个人高尚品格——以自救为动力，与民众建立平等关系的男性气概，这才是维多利亚时期“工业绅士”的真正内涵。
注释【Notes】
①摄政时代指1795-1837年期间，包括乔治三世统治的后期和他的儿子乔治四世和威廉四世统治时期，被视为摄政时代，在这个时代英国建筑、文学、时尚、政治和文化出现了独特的风格。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后，摄政时代结束。
②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 1812-1904）是英国19世纪伟大的道德学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脍炙人口的散文随笔作家。斯迈尔斯一生写过20多部著作，包括：《论自救》、《品格的力量》、《金钱与人生》和《人生的职责》。他的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对西方乃至世界许多国家近、现代道德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③条顿族（teuton）是古代日耳曼人中的一个分支，公元前4世纪时大致分布在易北河下游的沿海地带，后来逐步和日耳曼其他民族融合，后世常以条顿族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后裔，往往被冠以“严谨、沉稳、坚毅、自立”等标签。
④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力大无穷，只要他保持与土地的接触，就可以从他的母亲盖亚那里获取无限的力量，从而不被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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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翁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