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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属哲学范畴的“健”,在宋金元时期成为经学家和文学家共同关注的对象,这在北方文坛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金代著名文学评论家王若虚堪为代表,他以经学为根基,继承了北方文化与文学的传统,使得“健”成为金代文学评论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
关键词: 王若虚 “健” “意” 文笔
作为金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重辨析、重评论,是王若虚文论的外在形式,其贯穿于经学、史学和文学之间,同时又相互统筹,左右兼顾。就其作品而言,现存《滹南遗老集》四十六卷(包括续编一卷),其中除《诗话》三卷、杂文及诗五卷外,全都冠以“辨”字即为明证。就其文论的内部着眼,“意”则是关键所在。王若虚甚为推崇其舅周昂对文“意”的看法:“文章以意为之主,以言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1](P437)这里的“意”,其实就是文章整体呈现出来的充实的内容和饱满的思想情感。“意”的重要性就在于从宏观统摄全局,以保持文章焕发出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意”的最终实现,则必须依赖于微观方面的诸多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完美配合。文章的整体形式风貌——“健而和”,便是其中至关重要且内涵丰富的因素之一。
作为文学批评范畴的“健”,源自《周易》中卦辞提出的“天行健”命题。《周易》对乾坤二卦的解说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P277)《周易》卦辞提出“天行健”的命题,是中国古人上观天文、下观地理发现的自然运行法则,强调的是自然运动的刚劲强健、锐不可挡的变化发展趋势。“健”则反映了这种变化发展的刚健强劲程度。
王若虚认为,为文之时即便立意新颖、言语恰切,但若文辞欠佳,亦会严重影响文“意”——整体美感的表达。如:“退之《三器论》,以为阶太平之治,归天人之心者,不在是。其言惬当,出人意表,在韩集中当为第一。然辞采不足观,亦如《范蠡招大夫种议》,故不入内篇,惜哉!”[1](P343)王若虚对文章文辞之美的追求,集中体现于“健”字。但是,当“健”与“意”发生抵触,自然还是毫不犹豫地以“意”为重。如他说:“王仲至《召试馆中》诗有‘日斜奏罢《长杨赋》’之句,荆公改为‘奏赋《长杨》罢’,云如此语乃健。是矣,然意无乃复窒乎?”[1](P482)
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诗话这一批评形式在文学领域逐渐变得蔚为大观,“意”则是宋代诗话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在对“意”的表达和描述中,“健”的范畴亦屡见不鲜。如梅尧臣《续金针诗格》云:“诗有三本”,“一曰声调则意婉,二曰物象则骨健,三曰意圆则髓满。”又如范温《潜溪诗眼》云:“李义山‘海外徒闻更九州’,其意则用杨妃在蓬莱山,其语则用邹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后深稳健丽。”[3](P288)
“意”主要是就整体内涵而言,那么“健”则偏重于形式风貌。王若虚说:“《桑榆杂录》云:或言醉翁亭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观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户者曰:‘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必此处欠之。荆公大喜。予谓不然。若如所说,不惟意断,文亦不健矣。恐荆公无此言,诚使有之,亦戏云尔。”[1](P408)又说:“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1]P412王若虚所推重的“健”,是与“气”相联系的。他对司马迁百般指责,但对其“辞气近古,有战国遗风”[1](P385)的优点却能客观看待,直言不讳。从《孟子》“浩然正气”说,到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说,“气”与文章的关系愈来愈紧密,以“气”论文,自然是文论家们惯常的做法。晚唐杜牧提出“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4](P124)的主张,体现了文学由粗到细、由低到高的自然发展过程。王若虚高举“文以意为主”大旗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传统文论中“气”的概念,正是体现出其于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继承中的发展。
以王若虚为代表的金代文论家推重“健”,可以说与北方地域文化亦是分不开的。“辽金元文学作为北方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其基本风貌和审美品质,实际上也是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滋养的结果。……由于统治者明确的功利目的和北方儒学重实用的传统,因此三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趋向明显地不同于南宋。辽金元文化对北方文化传统的承袭,也包括了对北方文学传统的接受。文化价值体系对于传统的取向直接影响到文学对于传统的体认和选择,就辽金元文学而言,它实质上是对《诗经》以来包括建安文学、北朝文学及北宋文学中北方文学传统的承继和发展”。[5]王若虚尊杜重苏,杜甫的“健笔凌云”说,正是概括庾信入北朝后吸取了北方文化的丰富营养,熔南北文化于一炉的诗赋审美特征。明代杨慎曾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绝,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绝,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总纂升庵合集·庾信诗》)清人沈德潜也说:“北朝诗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切之篇,常见风骨。是时徐(陵)、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于其后矣。”这一点,无疑也是深得王氏之心。
金朝开国之初,尚武野蛮,先后灭辽与北宋,进据淮水以北人文荟萃的中原地区,其诗文在第一期接受北宋的巨大影响。北宋诗文的高峰是在苏轼主持文坛的元祐时期,苏轼为人的气度与风范所彰显出的亲和力,让北人颇为崇仰;而他为文的雄浑自然、充沛浩荡,则与北人粗犷、朴直、遒劲的气质更为契合。这一点,在词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金人直接秉承苏轼所创立的立言之体及其所特有的刚健之气,形成了鲜明的北宗风范。对于苏轼的豪放词,我们若是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来看,便会发现其中包涵着典型的北方文化质素。“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6](P1559)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7]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堪为代表,“东州壮士”和“关西大汉”作为一种象征,所代表的正是一种雄壮、刚健、爽朗的北方地域文化精神。
“健”是王若虚认为文章不可缺少的外在风貌,但仅有“健”还是远远不够的。他说:“邵公济云:‘欧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东坡之文,英气多和气少。’其论欧公似矣,若东坡,岂少和气者哉?文至东坡无复遗恨矣。”[1](P413)“英气”,指刚健、硬朗的文风;“和气”,指为文的平和雅正。王若虚在肯定苏轼文风豪迈、雄健的同时,并不认为苏文缺少“和气”,这与他一贯尊崇典雅尚实的文学主张是相一致的。正是如此,他才批评柳宗元《捕蛇者说》“恶语多而和气少”,[1](P404)批驳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有“雅正之累”。[1](P393)
当“健”与“雅”实现和谐,文章的辞采气韵便达到顶峰,会更有助于整体文意从字里行间展现出来,创作者各具特色的艺术魅力——“气象”,亦会油然而生。这种情形,正如王若虚自己所说:“夫经义虽科举之文,然不尽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辞欲其精,意欲其明,势欲其若倾。故必探《语》、《孟》之渊源,撷欧、苏之菁英,削以斤斧,约诸准绳。敛而节之,无乏作者之气象;肆而驰之,无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而并若是者,所向如志,敌功无劲,可以高视而横行矣。”[1]P538对“不得预文章之数”的科举之文尚且要求如此,那么,王若虚心目中真正的文章更应该是“和”“英”并举、“雅”“健”相谐。
参考文献:
[1]胡传志.滹南遗老集校注[M].辽宁:辽海出版社,2006.
[2]李微.四书五经[M].延边:延边人民出版社2006.
[3]王大鹏.中国历代诗话选[M].长沙:岳麓书社,1985.
[4]陈允吉.杜牧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赵维江.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J].文史哲,2005,(1).
[6]孔凡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陶宗仪.说郛[M].四部丛刊本.
本文为甘肃政法学院2010年青年科研资助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 王若虚 “健” “意” 文笔
作为金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重辨析、重评论,是王若虚文论的外在形式,其贯穿于经学、史学和文学之间,同时又相互统筹,左右兼顾。就其作品而言,现存《滹南遗老集》四十六卷(包括续编一卷),其中除《诗话》三卷、杂文及诗五卷外,全都冠以“辨”字即为明证。就其文论的内部着眼,“意”则是关键所在。王若虚甚为推崇其舅周昂对文“意”的看法:“文章以意为之主,以言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1](P437)这里的“意”,其实就是文章整体呈现出来的充实的内容和饱满的思想情感。“意”的重要性就在于从宏观统摄全局,以保持文章焕发出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意”的最终实现,则必须依赖于微观方面的诸多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完美配合。文章的整体形式风貌——“健而和”,便是其中至关重要且内涵丰富的因素之一。
作为文学批评范畴的“健”,源自《周易》中卦辞提出的“天行健”命题。《周易》对乾坤二卦的解说指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P277)《周易》卦辞提出“天行健”的命题,是中国古人上观天文、下观地理发现的自然运行法则,强调的是自然运动的刚劲强健、锐不可挡的变化发展趋势。“健”则反映了这种变化发展的刚健强劲程度。
王若虚认为,为文之时即便立意新颖、言语恰切,但若文辞欠佳,亦会严重影响文“意”——整体美感的表达。如:“退之《三器论》,以为阶太平之治,归天人之心者,不在是。其言惬当,出人意表,在韩集中当为第一。然辞采不足观,亦如《范蠡招大夫种议》,故不入内篇,惜哉!”[1](P343)王若虚对文章文辞之美的追求,集中体现于“健”字。但是,当“健”与“意”发生抵触,自然还是毫不犹豫地以“意”为重。如他说:“王仲至《召试馆中》诗有‘日斜奏罢《长杨赋》’之句,荆公改为‘奏赋《长杨》罢’,云如此语乃健。是矣,然意无乃复窒乎?”[1](P482)
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诗话这一批评形式在文学领域逐渐变得蔚为大观,“意”则是宋代诗话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在对“意”的表达和描述中,“健”的范畴亦屡见不鲜。如梅尧臣《续金针诗格》云:“诗有三本”,“一曰声调则意婉,二曰物象则骨健,三曰意圆则髓满。”又如范温《潜溪诗眼》云:“李义山‘海外徒闻更九州’,其意则用杨妃在蓬莱山,其语则用邹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后深稳健丽。”[3](P288)
“意”主要是就整体内涵而言,那么“健”则偏重于形式风貌。王若虚说:“《桑榆杂录》云:或言醉翁亭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观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户者曰:‘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必此处欠之。荆公大喜。予谓不然。若如所说,不惟意断,文亦不健矣。恐荆公无此言,诚使有之,亦戏云尔。”[1](P408)又说:“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1]P412王若虚所推重的“健”,是与“气”相联系的。他对司马迁百般指责,但对其“辞气近古,有战国遗风”[1](P385)的优点却能客观看待,直言不讳。从《孟子》“浩然正气”说,到曹丕《典论·论文》的“文以气为主”说,“气”与文章的关系愈来愈紧密,以“气”论文,自然是文论家们惯常的做法。晚唐杜牧提出“凡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4](P124)的主张,体现了文学由粗到细、由低到高的自然发展过程。王若虚高举“文以意为主”大旗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传统文论中“气”的概念,正是体现出其于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继承中的发展。
以王若虚为代表的金代文论家推重“健”,可以说与北方地域文化亦是分不开的。“辽金元文学作为北方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其基本风貌和审美品质,实际上也是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滋养的结果。……由于统治者明确的功利目的和北方儒学重实用的传统,因此三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价值趋向明显地不同于南宋。辽金元文化对北方文化传统的承袭,也包括了对北方文学传统的接受。文化价值体系对于传统的取向直接影响到文学对于传统的体认和选择,就辽金元文学而言,它实质上是对《诗经》以来包括建安文学、北朝文学及北宋文学中北方文学传统的承继和发展”。[5]王若虚尊杜重苏,杜甫的“健笔凌云”说,正是概括庾信入北朝后吸取了北方文化的丰富营养,熔南北文化于一炉的诗赋审美特征。明代杨慎曾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绝,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绝,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总纂升庵合集·庾信诗》)清人沈德潜也说:“北朝诗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切之篇,常见风骨。是时徐(陵)、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于其后矣。”这一点,无疑也是深得王氏之心。
金朝开国之初,尚武野蛮,先后灭辽与北宋,进据淮水以北人文荟萃的中原地区,其诗文在第一期接受北宋的巨大影响。北宋诗文的高峰是在苏轼主持文坛的元祐时期,苏轼为人的气度与风范所彰显出的亲和力,让北人颇为崇仰;而他为文的雄浑自然、充沛浩荡,则与北人粗犷、朴直、遒劲的气质更为契合。这一点,在词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金人直接秉承苏轼所创立的立言之体及其所特有的刚健之气,形成了鲜明的北宗风范。对于苏轼的豪放词,我们若是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来看,便会发现其中包涵着典型的北方文化质素。“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6](P1559)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7]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堪为代表,“东州壮士”和“关西大汉”作为一种象征,所代表的正是一种雄壮、刚健、爽朗的北方地域文化精神。
“健”是王若虚认为文章不可缺少的外在风貌,但仅有“健”还是远远不够的。他说:“邵公济云:‘欧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东坡之文,英气多和气少。’其论欧公似矣,若东坡,岂少和气者哉?文至东坡无复遗恨矣。”[1](P413)“英气”,指刚健、硬朗的文风;“和气”,指为文的平和雅正。王若虚在肯定苏轼文风豪迈、雄健的同时,并不认为苏文缺少“和气”,这与他一贯尊崇典雅尚实的文学主张是相一致的。正是如此,他才批评柳宗元《捕蛇者说》“恶语多而和气少”,[1](P404)批驳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有“雅正之累”。[1](P393)
当“健”与“雅”实现和谐,文章的辞采气韵便达到顶峰,会更有助于整体文意从字里行间展现出来,创作者各具特色的艺术魅力——“气象”,亦会油然而生。这种情形,正如王若虚自己所说:“夫经义虽科举之文,然不尽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辞欲其精,意欲其明,势欲其若倾。故必探《语》、《孟》之渊源,撷欧、苏之菁英,削以斤斧,约诸准绳。敛而节之,无乏作者之气象;肆而驰之,无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而并若是者,所向如志,敌功无劲,可以高视而横行矣。”[1]P538对“不得预文章之数”的科举之文尚且要求如此,那么,王若虚心目中真正的文章更应该是“和”“英”并举、“雅”“健”相谐。
参考文献:
[1]胡传志.滹南遗老集校注[M].辽宁:辽海出版社,2006.
[2]李微.四书五经[M].延边:延边人民出版社2006.
[3]王大鹏.中国历代诗话选[M].长沙:岳麓书社,1985.
[4]陈允吉.杜牧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赵维江.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J].文史哲,2005,(1).
[6]孔凡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陶宗仪.说郛[M].四部丛刊本.
本文为甘肃政法学院2010年青年科研资助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