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了莫言写的《童年读书》。
　　莫言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也就是说莫言连小学都没能读完，怎么就成了中国迄今为止第一个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们从他自己写的《童年读书》就会发现他对读书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如果莫言不是对读书有浓厚的兴趣，他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
　　莫言为了读到《封神演义》，帮人拉磨，拉了一上午的磨才得到看半天书的资格；为了读《青春之歌》，一直躲在草垛里面，被蚂蚁、蚊虫咬出了一片片的疙瘩却全然不知；为了读《破晓记》去猪窝里面找书，被几十只马蜂蜇到脸上，奇痛难挨，但顾不上痛，抓紧时间阅读，读着读着眼睛就睁不开了，头肿得像柳斗，眼睛肿成了一条缝；为了读《三家巷》而去牛棚里面看书。可是，看看我们今天的孩子，还有对读书如此痴迷的吗？没有，也许他们对玩手机、打游戏有这样痴迷吧。
　　今天的孩子为什么不喜欢读书，对读书没兴趣呢？
　　我认为，语文教学的根本是培养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而不是培养一个又一个答题的机器。这正如邓拓写《不求甚解》里说的，好读书，才能不求甚解，好读书是前提，如果没了“好读书”，求不求甚解都没多大意义了。我也想说，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是前提，如果没有了这个前提，语文能力没有提高，还有意义吗？提高了也无非是会答题的机器罢了。中广网消息“中国人均读书4.3本，比韩国的11本、法國的20本、日本的40本、犹太人的64本少得多。”这个数据足以说明国人不好读书。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曾说：“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所以，语文老师的最大责任就是要让学生“好读书”。
　　为什么会出现中国人均读书这么低的现状？我们在学校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考试在进行的，而考试的试题又是模式化的，主、客观题目的答案基本上都是标准的。答对哪一点给一分，答对哪一点给两分。如说明文中加点字能不能去掉，答案就有四个要点，记叙文基本也如此。看历年的高考，各省市语文得分率都很低，各省市大多数语文成绩都集中在90分左右，而这些试卷的满分为150—160分之间。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学生学了十几年，母语却连及格水平都没有达到！这十多年学过的课本、做过的教辅资料摞起来不知有多少，最终却未能突破及格线。学生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还会对祖国的语言文字充满激情充满热爱吗？我们常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怎么到了考试就成了无论多少考生就只有一个哈姆雷特呢？为什么试题不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不让学生发挥个性特点呢？
　　模式化的考试试题必然导致模式化的教学，而模式化的教学必然让学生丧失对语文的兴趣，丧失对语言文字的热爱。单就国人年均读书量就说明了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存在诸多问题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小品居然是抄袭了韩国的节目，我们有那么多在优秀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到哪里去了？我们的教育专家们不能只看高考“神话”学校的成绩，而要调查这些“名校”的学生对语文的真实态度。考高分的不一定就热爱汉语，也许他们只是把其作为敲开名牌大学的一块敲门砖而已。
　　我们应该把研究的课题，方向转为——如何培养学生“好读书”上来。当孩子们走出校门不为考试还愿意读书，这才是每一位专家学者们、语文教育工作者真正应该思考的事情，而不是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究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模式，再用这种模式来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