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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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随后加入纳粹党。校长之位,仅仅9个月,仿佛一次短暂的艳遇,却留下了致命的影响,纠缠了海德格尔一生,也纠缠了雅斯贝尔斯、汉娜阿伦特一生。
  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记载了一个细节:海德格尔以大学校长身份来到弗莱堡,就纳粹的大学教育规划作演说。雅斯贝尔斯惆怅满怀地坐在前排。在与海德格尔一道回到自己家后,雅斯贝尔斯试图让海德格尔说出实情,他认为自己的朋友决不可能在犹太问题上认同纳粹。海德格尔说:“确实存在一个由犹太人组成的危险的国际网络。”雅斯贝尔斯问道:“像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怎堪承当统治德国的大任?”海德格尔回答说:“文化并不重要。他才能非凡。”那天,海德格尔早早离去,两位老友从此一生再未相聚。
  海德格尔似乎在一夜之间彻底倒向纳粹的怀抱,他跟包括自己导师胡塞尔在内的所有犹太同事断绝了关系,并动用自己的显赫影响告发自己的同事和从前的学生。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纳粹上台后,雅斯贝尔斯因妻子的犹太身份而受到当局的迫害,这位德国著名的哲学教授随即失去了工作,他的作品被禁止出版,他的妻子不想连累丈夫的学术前途而要求丈夫放弃自己,雅斯贝尔斯回答说:“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的全部哲学没有任何意义。”
  海德格尔主动关上了与雅斯贝尔斯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对话之门。而海德格尔寄予民族“觉醒”厚望的纳粹则迫使阿伦特——海德格尔的爱者、崇拜者——一位德国犹太女性流亡他国。
  对阿伦特而言,与海德格尔相遇也是一次致命的邂逅。自从成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兼情人后,她就守着一个人的爱情走完了人生。
  在马克里拉笔下,阿伦特和海德格尔是由思考的激情而随之绽放了对彼此的激情。
  1925年,海德格尔、阿伦特陷入热恋。
  这一年2月10日,海德格尔写道:“今夜我必定要回到你的身边,对你的心灵诉说。……从今以后,你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的存在将因你而获得提高……。” 时隔半月,海德格尔写道:“亲爱的汉娜,我着了魔。你安静的、亲爱的双手交叠,仿佛在祈祷,还有你光洁的前额,仿佛借助女性之美化身为魔鬼的守护者。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在冒着暴风雨回你住处的路上,你显得尤为优美和崇高。而我,我愿意每个夜晚都这样陪着你走。”
  海德格尔这位哲人的笔下出现了少有的抒情:“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冬天……当暴风雪在小木屋外肆虐的时候,我会记起‘属于我们的暴风雨’。你承载着我的爱。”
  这样的情书,情窦初开的少女无法抗拒。
  “无论如何,这场爱情是一幕司空见惯的戏剧,正朝着可预见的结局发展。”马克里拉冷静地评述。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显示:两人的隐秘偷情持续到1927年《存在与时间》出版。海德格尔声誉鹊起,师生恋戛然而止。
  阿伦特寄出了给海德格尔的第一封信,她要他相信,她的决定只是为了保护爱情免于世俗的束缚。她与曾是海德格尔学生的冈瑟斯特恩缔结婚姻,并随丈夫搬到了法兰克福。
  1930年阿伦特与丈夫一起拜访了海德格尔,这次见面让她真正清醒:与海德格尔的恋情是悲剧,为了摆脱这悲剧而与他人结婚还是悲剧。
  这位杰出的犹太女人绝望地离开海德格尔,离开了纳粹德国,一别就是将近二十年。这期间,阿伦特流亡巴黎、移居美国,成为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民主政治的发言人,她的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和《人的条件》成为同类著作中的经典。因爱而分离,让她伤心欲绝,也让她走向独立和丰饶。
  海德格尔在校长任上时间不足一年,但是他支持纳粹主义的重大决定却成为雅斯贝尔斯、阿伦特余生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当海德格尔接受清除纳粹委员会审查、身心疲惫不堪之际,曾遭其前恭而后倨的雅斯贝尔斯、曾被其始爱而终弃的阿伦特伸出了拯救之手。
  雅斯贝尔斯留下证言:“海德格尔不谙政治,更像是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入历史车轮的儿童。”同时,他毫不含糊地说:“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反自由的、独裁的,是不可交流的,在今天其教育效果是极坏的。”
  阿伦特也一直寻找各种机会为海德格尔辩护。1946年阿伦特发表了《何谓存在哲学》,称海德格尔的哲学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偶像崇拜”,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主义的信仰,与其归因于人格的缺陷,不如说是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使然。她与雅斯贝尔斯商量,劝海德格尔反省,公开忏悔,但被海德格尔拒绝。 直至生命的最后时日,阿伦特依然致力于解决海德格尔的问题。
  在《海德格尔》一书中,德国作家萨弗兰斯基说:“海德格尔,他的生涯,他的思想,是一个漫长的传说。其生命中绽放的,是整个20世纪人类的激情和灾难。”
  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评价:“在我们时代的智识困境中,帮助我们的只能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这里有一个大麻烦:我们时代唯一伟大的思想家是海德格尔。”
  激情。灾难。大麻烦!这是海德格尔与政治邂逅留下的关键词。
  当海德格尔背负纳粹校长的可耻印记重返教席时,他的同事讥诮道:君从叙古拉来?海德格尔之于希特勒,俨然柏拉图之于西西里岛暴君戴奥尼素。暴君依旧在,千载夕阳红。海德格尔提供了一个教训:如果让哲学家当国王,那么结果是,要么哲学被破坏,要么政治被破坏,还有一种可能,两者都被破坏。
  叙古拉的诱惑,是知识分子应对政治学术问题的典型试题。雷诺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给出了一个答案:知识分子的真正责任在于——为自由民主政治贡献专业知识,并保持道德均衡感,以判断各个政治制度之间的相对不正义。知识分子必须是独立的观察者,有节制地履行自己作为公民和舆论领袖的角色。
  以此判断,被马克里拉推上考场的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亚力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当在及格线以下。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评论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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