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藐视“纸老虎”到筹划原子能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我们不会忘记，更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建国初期，西方列强不愿承认新中国，更不想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东方崛起。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一贯否定“唯武器论”的毛泽东指出，原子弹是纸老虎。这句话，他在延安的窑洞前讲过，后来又讲到了北京、讲到了莫斯科。
　　中国不怕原子弹，中国反对原子弹。但严峻的国际形势也使中国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抗美援朝战争中，在狭长的地带上，美军动用了除原子弹外几乎全部近代化的武装，包括最新式的飞机、大炮、坦克乃至细菌武器。此外，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了以核武器为依托的“大规模报复”政策和核威胁。这使得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国防科技现代化和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聂荣臻元帅在同忆录中写道：…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一句古训。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经常引起我们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当时的敌人。如何逐步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
　　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
　　1954年10月，在中苏两国政府进行高级会谈时，中方提出原子能事业援助的问题。同月，毛泽东还得知在广西富钟县发现了铀矿。苏联的援助和铀矿的发现给了毛泽东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极大信心和鼓励。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等科学家关于原子能的汇报，做出了创建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自力更生的创业之路

　　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制定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術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等条件完全具备，就果断提出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想，描绘了一张宏伟壮丽的蓝图。
　　当现代科学在西方蓬勃发展的时候，一批又一批聪明智慧的中华学子，怀着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留学海外，不少人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很快把已经归国的为数不多的专家组织起来，组建了专门的科研机构，同时千方百计精心安排，帮助在海外渴望回国的专家学者尽快地回到祖国的怀抱。
　　其中许多专家成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奠基者和带头人。李四光、赵忠尧、彭恒武、邓稼先、钱学森、程开甲等著名学者在党的关怀和努力下先后顺利回国。
　　江泽民同志1989年在中南海对钱学森说，从当年冲破重重困难毅然同国的老一辈科学家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气节和自尊心。
　　建国初始，党和政府就在重点高等院校设立与国防尖端技术相关的专业，随后又相继创办了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等一批高等院校，并派出了大批学者和青年学生到苏联等国家留学进修，为“两弹一星”事业培养了雄厚的专业技术队伍。
　　1958年，中央军委决定在甘肃酒泉设立特种工程指挥部，建设导弹试验靶场。
　　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刚刚从朝鲜撤离归国的志愿军第20兵团的将士们，由孙继先中将率领在浩瀚的沙海中开辟了新的战场。核武器研制基地建设在青海省的金银滩，核实验基地则建设在罗布泊荒原上。
　　面对沉寂的千古荒原，激荡在风尘仆仆的开拓者心中的是历史的责任和创业的豪情。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用心血和汗水在荒漠中浇灌出绿洲，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小城镇如今已成为世人瞩目的航天城。
　　历史注定了我们的事业，只能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除了艰苦奋斗，我们别无选择。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又一次在最危难的关头，闪耀出最灿烂的光彩，最困难的年代，却是实验室灯光最明亮的年代;最饥饿的年代，却是创业者歌声最嘹亮的年代。
　　人们称誉，这是“两弹一星”创业史上的黄金时代。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先发明火药的民族，这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站立起来的民族，终于用现代科学的雷霆，证明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第二天周总理在向二届人大常委会做报告时特别指出，随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现在是：应该扫除一切自卑感的时候了。
　　超级大国一直把氢弹技术作为核威胁的主要手段严加保密，我国的氢弹技术完全是靠自己的科学家在一片空白中艰苦探索。
　　1965年9月，被人称为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率领一批科研人员提出了氢弹的“于敏构型”理论。1967年6月17日上午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氧弹爆炸成功了。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我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 　　中国是古代火箭的故乡，毛主席1958年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后，中国科学院把研制人造卫星列为第一项重点任务，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581任务领导小组，开展有关空间技术的研发工作。
　　1970年4月24日凌晨，毛主席批准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卫星上天的喜讯传遍全国，大家一片欢腾，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两弹一星”的成功，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和优良作风的科技队伍，促进了国家科技进步和现代工业的发展。
　　1963年中国原子弹试验进入最后攻坚阶段的时候，国际社会议论纷纷。聂荣臻对军工领导干部们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天天在猜我们‘两弹’什么时候出来。他们最害怕中国人民拥有核武器、火箭武器，中国人民有了这些武器，他们向世界人民的讹诈就彻底地全部破产了。（他们）认为中国有原子武器，對他们的实力政策、威慑力量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叶剑英也说过，有没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可携带原子弹的飞机、人造卫星等这些武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和平能维持到什么程度。

“两弹一星”的战略意义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从此之后，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掌握了中子弹设计技术和核武器小型化技术，研制和发射了各种型号的战略战术导弹和运载火箭，潜艇水下发射成功，发射多颗返回式卫星、地球同步轨道及太阳同步轨道卫星。
　　“两弹一星”不仅为我们建立战略导弹部队提供了装备技术保障，增强了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御能力和作战能力，而且带动了中国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振兴中华的爱国热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