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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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订过程中,处罚种类扩张论得到广泛支持.学者们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型行为措施定性为行政处罚,并且基于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规范行政公权力的良好愿景,主张扩张处罚种类.修订通过后的《行政处罚法》有限度地扩张了处罚种类.然而,从行政处罚内涵和立法政策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处罚种类扩张论并不合理.一方面,通过考察刑罚处罚的特征和狭义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之区别可以发现,科处额外负担和非难是处罚的本质要素,典型非处罚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处罚之外.另一方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与扩张行政处罚种类并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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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订过程中,处罚种类扩张论得到广泛支持.学者们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型行为措施定性为行政处罚,并且基于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规范行政公权力的良好愿景,主张扩张处罚种类.修订通过后的《行政处罚法》有限度地扩张了处罚种类.然而,从行政处罚内涵和立法政策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处罚种类扩张论并不合理.一方面,通过考察刑罚处罚的特征和狭义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之区别可以发现,科处额外负担和非难是处罚的本质要素,典型非处罚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处罚之外.另一方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与扩张行政处罚种类并无直接关系,为了规范公权力而扩张处罚种类之考量也将随着行政法制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式微,贸然扩张处罚种类可能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障碍,因而中间类型行为不宜纳入处罚种类.确立“少而精”的处罚种类,才有利于实现对行政处罚的专业性精准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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