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上海作家张怡微30岁了。当年她写下“我不责怪寂寞，是责怪心底的荒芜”这样略显矫情的句子，今天她自己也想笑吧。60后作家余华曾对同样是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张悦然开玩笑：“100岁了，读者也当你是80后作家。”不知这是否也是张怡微的宿命。
　　80后作家、新概念作文、青春文学，这三块招牌悬在张怡微头顶，瘦弱的她居然也扛了下来，从2004年拿到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到今天，张怡微一直在写作，写作成了本能。她说“新概念作家”是她的历史，否认没有意义。她热爱文学，但是没有文学梦。写作越来越像田间劳作，“每天都要耕耘，收获来自土地微弱的失望和生机”。
　　写作，探究“家族试验”里的尴尬
　　张怡微喜欢做默默无闻的人，很少关注同行，害怕陌生人。从高二开始，她写关于童年往事和迷惘青春主题的小说，18岁时出版了第一本书。大三时告别青春题材，加入上海作协。此后，从复旦大学到台湾政治大学，在往返于上海和台北的求学路上，她不紧不慢地写作，在小说里编织上海和台北小人物的悲喜，显露出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也在随笔里观察台湾经济和文化状况，写台北的自动贩卖机，商务印书馆被改造成了民宿，或者柔情蜜意的宝岛旅游攻略……是典型的文艺小清新風格，但这两个面向都是她。
　　她珍惜每一次被认可的机会。写小说，拿下《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新人奖、台湾时报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评审奖……一系列大陆、台湾以及香港文学奖项，使她被称为“文学奖作家”，但张怡微很平静。工人家庭出身的她深知求学费用昂贵，台湾高昂的文学奖奖金资助了她的学业，而通过写大量的书评、专栏和采访稿，她才能养活自己和自己热爱的写作，“只写小说无法生活”。
　　作为在台湾的“异乡人”，孤独感也在侵蚀张怡微。她所在的校区位于台北市信宜区一个半山上，被一条“阴阳隧道”阻隔，隧道那边是灯火璀璨的城市生活，穿过隧道就是一片漆黑。读博的日子，无非“明天抄袭今天，今天抄袭昨天，仿佛被吃掉了时间”。最沉闷的是酷热夏季，动辄满身大汗，却因为太寂寞，经常忘记有没有洗过澡，必须去浴室看墙上是否有水汽才能确定。“我的孤独也令我惯性地投入文学比赛的竞技，不用面对活生生的社交，像是仅对自己的战役，检验自己的阅读和创作。”
　　要谈论写作，她有些战战兢兢，觉得自己始终是赤贫的学生，所记录的不过是赤裸疼痛的成长。她是城市里的独生子女，父母早就分道扬镳，各自重组家庭，她跟随母亲和继父生活。成长路上，她发现很多人都是重组家庭出来的，而她本着纤细的神经，想记录下“这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最终以一家人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的故事。
　　这一系列的故事，被她称为“家族试验”的写作计划，其中长篇《细民盛宴》是重头戏，其他如《不受欢迎的客人》《春丽的夏》《又一年》等是短篇，今年出版的“收官之作”，则是短篇集《樱桃青衣》。失独、丧偶、过房、离异、老人再婚……她写这些重组家庭的尴尬。
　　小时候，张怡微听说外婆有继母，而外婆有一次讲述自己十岁的经历：那时住上海石库门老房子，楼梯极窄，她有一次摔倒，把碗砸了。继母没有打骂她，但她依然耿耿于怀。原因呢？外婆说，“可是她（外婆的继母）为什么不问我痛不痛？”就是这样相安无事的隔阂，故事里有不对劲，可是说不出来，张怡微希望通过系列的“家族试验”故事，接近一点点人性深处的“缝隙”。
　　“家族试验”的写作，消耗大量自身经验，也用尽了道听途说，之所以《樱桃青衣》是“收官之作”，在于“倾诉欲已经耗尽”。故事是假的，经验是真的，市井小民日常生活的悲欢，张怡微想再做点深入挖掘，却发现自己游移在家长里短中跳不出来。经验面临匮乏的危险，也许是因为“身在此山中”的缘故。
　　世情，市井中不让人升华的真相
　　在上海，张怡微出生于工人新村。从小到大总计住过三个工人新村，至今还住在新村里，和王安忆、金宇澄等海派作家笔下的“正宗”老上海不在一个频道。张怡微最敬佩自己的写作课导师王安忆，但她知道如果让自己去写淮海路的生活，肯定不真实。她又说金宇澄的《繁花》还原了汉语的节奏美感，旧式话本的车辙印出海派质地，但自己更是无从学起。对她来说，“工人新村是我的全部”。
　　她笔下的“家族试验”，很多都来自对上海工人阶层的审视。对于这个群体，张怡微情绪复杂。上海历史上一直是商业城市，解放后曾被短暂改造成工业城市，纺织厂、钢铁厂、机床厂等遍地开花，却仿佛一夜的工夫，又变回了消费型的大都会，她熟悉的童年成长环境很快没落下去，而工人新村亦遭遇同样的命运，但工人的命运牵动着张怡微的心思。
　　她的父亲是海员，海上的工人，而和她一样经历的上海年轻人还有很多，父母有的是知青、有的是支内，有的曾在20世纪90年代出国淘金，“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工人的后代们有自己对父辈的认识”，她很清醒工人的局限性，“自我认知很强，永远觉得自己的一生很可怜，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因为他们受了很多苦，“表面上这一生走过了无穷无尽的善恶冲突，裹挟无穷尽的遗憾和辛酸，但好像就是没有‘自觉性’”。她和他们血肉相连，所以很难以旁观者身份带入写作。
　　她耽溺在苦楚的小市民生活中，却没有办法解释一个人已经惨到底谷为何不去死。台湾求学的经历帮了她很多。她读了大量台湾作家的书，发现他们对市民情绪的把握十分细腻，有时用一个场景甚至一句话就可以转圜人物戏剧性的命运。台湾作家蒋晓云的“民国素人志”系列创作，对她影响很大。而台湾中文系的学科设置，令她误打误撞学了一年半明清小说，无论是从话本还是章回小说中，她看了许多看似狗血、却又摄人心魄的世情故事。
　　最爱的是“三言二拍”，“冯梦龙写《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商人蒋兴哥发现老婆出轨，姘头穿着自己的衣衫，他有多尴尬？当然要休妻，可是蒋兴哥还是送了前妻16个箱笼的细软衣物，贺她再嫁。这是个有情有义的前夫。”张怡微偏爱冯梦龙这种世情的写法，很多人都说她的“家族试验”也是世情小说，而她对世情小说有自己的理解：“世情小说的落脚点不是人的情感，而恰恰是市井生活中不让人升华的真相。”
　　比如《金瓶梅》写暴发户的日常，《醒世姻缘传》里农村的破产，《歧路灯》中的黑幕，甚至是张怡微最近看的一出昆曲《狮吼记》，剧中苏东坡劝老友休掉悍妻，老友高呼：兄台休要连累我！我们很恩爱，虽然她打我，但我们在一起很好的。你再乱来，我回家又要受罚了。
　　“后来我明白，我们所谓的弱者，其实很多不需要同情，他甚至会让你失望”，张怡微逐渐体会出世情生活中“必然有一些细琐的安慰，可以疗愈创伤。有的是钱，哪怕是很少的钱，却能疗愈人”。她常看电视新闻，看见有人为了邻居三千元欠款，不惜上电视索要，要到了就长舒一口气。她能理解当事人，“市井小民生命里有一些小温暖和小难过，知识分子也许看不上这种妥协，这种妥协里藏着一点开心，他当然知道自己做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就是有抚慰的力量。知识分子可以看不上他，但不能说他是一个坏人。”
　　张怡微要表现的，就是这种“妥协”，它在工人新村的男女老少身上，也在日常百姓的骨子里。她同情这些“废柴”似的人，他们都在努力生活。记得在台湾时，她反复看香港导演许鞍华的电影《女人四十》，里面的小市民阿娥，老公无能，儿子不争气，公公得了老年痴呆，她苦不堪言。但电影有一个场景：有一天阿娥拎着大包小包生活用品走在回家路上，偶然看见临街一桌麻将，她忘记了手里的东西很重，想停下来打两圈。“所以人性是这样复杂，我们不能替别人悲伤。每个小人物都有自己的方式平衡一生中的创伤。”
　　阿娥这样的人物，幻化成《过房》里的老夏，或者《你心里有花开》的尤蕥，也是《度桥》里的阿平，总写这样的题材，难免被人诟病“格局小”，她却坦诚得自在，“要不要大格局？算了啦。我没有雄心壮志，我就是喜欢写作。”
　　从前，她看不上“平常心”三个字，现在觉出它的好。有时候她会想起很多热爱文学并为此奉献一生的“文学青年”，也记得自己年少时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但现在对写作这件事几无所求，“地在眼前，每天不得不耕耘，浅浅的希望依然是风调雨顺。写作的方式越来越逼近劳动的方式，土地在发出微弱的邀请，也有微弱的失望”，张怡微就想当这样一个写作的农夫，她说，也许自己也只能当这样的人。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