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听是黎凡，往事如莲，记忆的馨香四下里溢散开来。久未联系，她还是那么直爽，告诉我她编写的电视剧正在江西台影视频道热播，叮嘱我有空去看看，多提宝贵意见，云云。很自然地聊起往事，聊及汤姐。
　　每个人都是一部书，这书页里总会有些曲折的章节，充满晦涩，甚至阴暗，让人在尴尬或者苦痛中自省。翻过这一页就好了，弯道过后是正道，坎坷后面是顺途。她和汤姐是镜子的正反面，汤姐照亮我，也让我照亮别人。
　　那时，我刚从一所学校出来，在于丹老师担任总策划的某杂志做小编辑。初入行，稿源缺乏，手头上没有几个合乎杂志风格的作者，让我很是头痛。做了一段时间，才慢慢理出个头绪来，让我结识了不少作者朋友，甚至还有自己也写稿的编辑同行，汤姐就是其中一位。她是一家青年刊物的骨干编辑，写得一手漂亮的华章，文字间有清幽的月光和疏朗的清风。
　　有一期快截稿的时候，我主管的“看碟”栏目，连送几篇都被毙了，急缺稿，让我慌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打电话向汤姐求助，第二天她便将电影《U—571》观后文字传真过来，读后感觉超棒。送审，主编很爽快地签下“发”字！那一刻，我如释重负。
　　转眼新一期又要交稿了，“看碟”又没有让我满意的稿子，习惯性地我又拨通了汤姐的电话。她在电话里说：“我也要编稿子，实在抽不出空看碟给你写呀！虽然我也写东西，但我不是专门写影评的，上次是纯粹帮你，你不能再让我为难了。你得发现甚至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不能老指望我对你的帮助。”她的这番话，让尴尬至极的我顿生一股莫名的火气。我认为请她写稿是看得起她，孰料却遭到这番批评和训斥。
　　不过，没过多久我便理解汤姐，并明白了一个人生道理——陷入困顿，找朋友帮一次，无可厚非，但从此依赖上了朋友的善意，显然就不合乎常理了。
　　促使我发生这一改变的，正是黎凡。
　　离开杂志社后，我跳槽到一家报社做记者。七月底的一天，正伏案写稿，电话响了，是黎凡打来的。她告诉我，他们正策划做“八三男人节”的新闻，邀请我们报纸也一起参与进来。她向我打听领导的电话，我把我们主编的办公电话告诉她，以为这事就完了。到了八月，她每天两三个电话问询这事。后来，我烦了，对她说：“我只是一个小记者，这样的策划我做不了主。把领导电话给了你，我就算帮到位了。你这样催我，又有何用呢？”那一刻，我感觉到了深深的厌烦，并理解了汤姐当时的心情——人不应该让别人对自己的善意产生依赖！我把汤姐的故事说给她听，她呵呵一笑，说：“下次回江西，我请你吃饭！”
　　也是我们有缘，后来，我们仨在南昌相逢，成了好友。
　　黎凡编的电视剧确实不错，我打电话给她祝贺，聊我的感受和看法，她没提要我写影评做推广。她应该知道，若我有心，必定会做，若我没感觉，强打起劲写，只会收获无趣。岁月让我们平淡下来，也成熟了不少，朋友之间的善意，大家都谨慎小心地收存着，害怕浪费一丝一毫。
　　这让我想起新读的美国作家罗杰·迪恩·凯瑟写的小故事《会说话的鸟儿》（由翻译家孙开元先生翻译）。故事中的“我”从小生活在佛罗里达州的维尔孤儿院，有一次回孤儿院的路上，遇见一个女人坐在自己家门口吃三明治，嘴馋了，脚就拔不开。女人送给“我”一个肉馅三明治，并说：“如果想肉吃了，就到我这儿来。”第二天，“我”照例又吃到一个三明治。那次，“我”坐在她家厨房餐桌上吃，看见屋角挂着一个鸟笼，里面有一只黑色大鸟儿。她说：“这是一只会说话的鸟儿。只要你反复在它跟前说同一句话，时间长了，它就学会了。”此后半年，“我”在放学回孤儿院之前都会吃到她给的肉馅三明治。后来“我”去时，她都会提前盖好鸟笼，所以“我”从来没听过鸟儿说话呢。有一次，“我”再次来到她家，敲门喊人没回应，就径直去了厨房，发现餐桌上的字条，说有事不在，三明治在桌上，让“我”走时关好门。走之前，“我”看见那个蒙着布的鸟笼，在好奇心驱使下轻轻掀开一角，布滑落下来，受惊的鸟儿尖叫起来：“那个该死的孩子又来了！”“我”赶紧盖好布，跑出来，自始至终，除了自己，没有看见其他的孩子。
　　凯瑟长大成人后，对此有深深的感悟：“无论对谁，千万不要透支别人对你的善意。”
　　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么一只透露秘密的鸟儿，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汤姐那样推心置腹地说出知心体己的话来，不是每个施予善意的人都是心情舒畅，不是每一个善意都通体温暖……总之，不要让别人播撒于己的善意，成了人家的负累。
　　善良是朵娇艳的花，禁不住毫无节制的风雨摧残。别人的善意是晨曦中草尖上的那一滴滴露珠，美则美哉，应知珍惜，切莫当做凉白开，拿来解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