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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相当于剧院刚说要演戏，大家抢板凳，这个时候闹心的程度高，都觉得不公平。而我们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始终在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之间不断摇摆，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左右之争。那么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公平呢?
公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表现为收入差距大、两极分化、贫富不均，还有很多话题与之相关，比如官二代、富二代等。社会上关于公平的问题始终很纠结，很多不安定因素或事件，更是来自于对某件事件不公平的愤怒。公平这个话题，现在几乎天天都在讨论，连领导人也特别爱说公平、正义。
结果公平易衍生特权与暴力
结果公平最容易做到，无非就是劫富济贫，把你们家的东西拿来跟他家拉平。但从历史上看，结果公平都是表面上大家拉平，但上面依然存在特权阶层，而这部分特权要维持，就要用暴力。
朝鲜前两年搞过一次货币改革，因为他们之前几年允许小商小贩做点小买卖，这样在民间钱就多了起来，富人开始出现，政府便实行货币改革，拿新钱换旧钱。只有这样，富人们才能把钱吐出来。那次货币改革引起了社会相当的不满，人家刚有点钱，又被洗掉了。后来经济出现问题，财政部长在体育场上被枪毙了，说他出身地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再举个例子，我刚到北京读书时在中央机关，那时我有一个特供本，是普通老百姓买不到的东西，我在中央机关内部的购物商店里能买到，当时叫24号商店。在中央机关里有一套特权供应系统，是编号的。过年我把东西拿回家时特高兴，因为别人买不着。我属于当时那个特权体系里最底层的。结果公平这种体制从来都是表面上大家拉平，但上面依然存在特权阶层。
就像封建社会，皇帝是特权，但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你跟皇帝关系越近特权越大，最终形成普遍的平均加顶上的特权。太平天国也是农民认为社会不公平要平分土地才起义的，可太平军打到南京以后，大家又造反了。主要因为两件事：第一大家都是一个村的，现在你当了皇上，让我们给你下跪，大家都不干；第二在女人方面搞特权，当时所有的太平天国普通将士不能男女在一起，但高层可以自己偷着来，这就是特权，它很难做到绝对的结果公平。而太平天国提出的纲领是所谓的绝对公平，土地、吃饭、穿衣都是平均主义。
《水浒传》讲的也是结果公平，造反的原因是认为不公平，造反以后《水浒传》里提出等贵贱，这是中国农民起义提得最多的一件事，要求大家社会身份一样。《水浒传》里进一步具体化，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所有人的生活像在部队里似的。
结果均等一定导致最高层特权，而这部分特权要维持，就要用暴力方法。全世界坚持结果公平最久的是古巴、朝鲜。古巴现在也在改革，扛不住了。我去过古巴，那里连卖甘蔗水都是国家控制，不许个人发财。因为个人只要起点上一公平，大家开始跑，肯定有跑得快的、跑得慢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勒住，都是国家管，挣的钱先交给国家，国家再给每个人平均分配。不管什么人结婚，政府都给你几天假期，在公家酒店里度蜜月，政府还负责分房，当然房子造的水平很低，但都一样。
总体来看，西方能形成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因为传统的资本主义更多强调机会均等、起点公平，用社会政策来矫正由于起点公平和竞争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社会福利和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用公益、慈善、再分配、税收等来补充，但不破坏起点公平，充分保持大家愿意跑、愿意去创业挣钱的劲头。不管是亚洲的社会主义、非洲的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都是更多强调结果的公平，在分配上做文章，不在生产上做文章。
作为企业来说，大家收入差距都差不多，干多干少都一样，这就是1978年中国改革初期面临的问题。改革进行到今天，在挣钱速度上跑得快慢各有不同，有了差距是自然的。但如果差距太大，差距拉大的原因又不是机会均等，这就不行。机会是公开竞争的，大家都来争，谁能干谁就干，这样谁挣钱多一点，大家能接受。但如果说因为朋友、哥们儿给机会而挣到了钱，那就是机会不均等，起点上就有了不公平，会使得大家不服气。所以公司应该把制度设计好，让大家有动力干事，最后收入上能够有一些调节，比如用奖金、公共福利等来弥补，这样大家既能够努力工作，又能够爱护组织、维系体制。
在公平问题上，不把握这两件事情中间的度，就很难把政策制定好。就像农民工进城，不能说是农民工的小孩就不能上学，只有北京户口的小孩才能上学。强调外地人跟北京人有同样的上学机会，这就是机会均等。再有就是收入分配上的调节，比如把个人所得税调到3500元这个档位，可以对低收入者减少些负担。中国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始终在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之间不断摇摆，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左右之争。显然，两种公平对应的政策效果是明显不同的。
遗产税解决富二代
在美国，遗产要收一半的遗产税。政府收了遗产税以后办医院、办学校、治理环保等公共事务，最后普遍造福老百姓。遗产税能够让所有的人自由创造财富，令竞争的起点更公平，也有利于社会形成创业奋斗的正面风气。
中国有1亿元以上投资能力的个人已经有两万人，这是私人银行调查的财富报告数据。有上千万投资能力的人有几十万人，整个民间的资产是60万亿元，私人手里的钱非常多。不到20％的人拥有银行存款的80％，收入差距的确很大。
我有一个朋友，去年很开心，他帮助外国一家公司卖飞机，他老板跟他讲，你在中国能卖出10架，咱们就算非常成功，因为每架飞机都在1000万美元以上，贵的四五千万美元，很难卖。我后来在迪拜碰到这个人，他说去年卖出去21架飞机，他赚了超过1亿元，令老板大跌眼镜，笑得合不拢嘴。可见，中国有钱人非常多，飞机、游艇、豪宅最近几年很火爆。
我们讲的收入差距大，一种是显性的看得见的，但还有一些是隐性的，我们为什么要仇官呢?因为官和富有一定的关系。比如每弄出一个贪官，都有8套、10套房子，家里都有几百万元，上千万元都不稀罕，上亿元的也都出来了。而且官越小，贪得越大。权力带来利益上的分配不公平，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现象很多，所以大家对官二代有意见。不是因为他是官二代挡了我们升官的路，而是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这么多钱，还这么嚣张。有个省级官员和他太太贪污，他被判了无期，太太被枪毙，但是他把很多钱转给了儿子，把儿子弄到海外。这些人大部分隐性的收入，不在公开场合用，转移到境外或者地下。前一种显性的收入差距，大家能够看得到，比如听说赵本山买飞机，总体上还能容忍，因为人家是卖艺的，不容易，大家对这种收入差距容忍程度比当官的要大，因为我们愿意捧他场。后一种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是对致富路径和过程、以及道德和法律的合规性的讨论。
另外一个关于公平的角度涉及横向的公平问题和纵向的公平问题。横向的公平问题就是不同职业、不同产权形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之间的公平，这是横向来比。比如我们跟国企比，凭什么我们民营企业职工收入低，国企又垄断还收入高?查出国 企用公家的钱买福利，比如团购房子分给他们，民营没办法这么做。另外有很多隐性的，比如他们就业比较稳定，竞争性不强，一干一辈子，收入比较多。民营则不够稳定。
现在官二代有机会当官，富二代经商机会也比别人多，这样在起点上又不公平了。从纵向来看，越往下传越不公平。过去科举是解决当官纵向不公平的问题，今天公务员考试也是。有个小地区招的公务员都是20多岁，一查他们家都是当地当官的，舆论哗然。现在公务员考试，一个职位几万人考。通过考试的方法让整体公务员素质增加，各种各样的人可以去考，不断筛选、竞争、提拔。如果以后开放党内民主选举，通过民意基础加上竞争机制、外部监督，减少政府体制内纵向不公平，逐步可以做到用人透明诚信。
富二代、富三代问题怎么解决呢?西方的解决方法是收遗产税。美国都收遗产一半的遗产税，中国未来至少也得收一半。你得交现金，不能交资产、交股票、交房子。这样房子你得打折卖，还得缴税，所以有钱人缴遗产税是为社会做贡献，一大半都交给社会。政府收了遗产税以后办医院、办学校、治理环保等公共事务，最后普遍造福老百姓。比如李彦宏挣100亿美元，至少一大半交给社会，所以我们得感谢他，让他赶紧挣钱，挣了其中一半是给咱的。但是现在没有这个税收，那么富二代跟我们的孩子就不公平了。这些富二代全部躺在这儿吃喝，但什么机会他都给你拦住，你有发明创造刚想弄，他给你买了，他把各个最有利的位置都占据了，把大家发展的路拦住了。而遗产税能够让所有的人自由创造财富，令竞争的起点更公平，也有利于社会形成创业奋斗的正面风气。
美国富豪为什么捐钱呢?很大程度跟遗产税有关。巴菲特到70岁左右开始琢磨这个事情，最后说全捐了。因为这些股票是以股权形式存在的，他不捐，他死以后要缴所得税，那就得卖这些股票，那股价就会掉，公司其他股东就不干了。但是他捐给公益基金，他可以在活着的时候聘请专业的人来管，政府不能剥夺，永远是社会的，虽然他没有所有权，但他有支配权，可以通过信托和法律来保障。遗产税增加了社会公益的资产，促进财富在人群中横向再分配。
在中国为什么有时捐款没动力呢?因为你捐了一块钱，等于捐了一块五，你捐的钱是税后的。我们做了一块五的好事，给了五毛钱表彰，那就不做了，还惹事，还让人家知道我有钱，遗产税鼓励了公益捐款，调整了结果公平。遗产税能够增加财政的收入。现在中国统计有60万亿元私人财产，假定今后20年之内，这些人陆陆续续过世，这些资产增长到100万亿元、150万亿元，可能遗产税也有50万亿元、60万亿元。给予社会对大家也是好事。政府掌握时机推动遗产税的法案很重要，太早不行，大家就不挣钱了；太晚也不行，太晚已经交给第二代了，财富报告里说，大概有20％左右的富人已经把权力交给第二代了，如果他已经交完了，你才出遗产税，就收不着了。遗产税过重会导致财富创造的动力减弱，也会导致资本外移，钱跑了。台湾曾经遗产税是50％，很多台湾人就把钱转来转去，把公司迁出去或者死在遗产税低的地方躲过去。最近马英九上台把遗产税降到10％，海外的钱又回到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没有遗产税的，所以很多人移民过去。
社会公平比经济公平更利于稳定
经济公平相对来说还好处理，毕竟钱的度量是具体的，公平的程度可以看得清楚，而社会公平则很难准确度量，只有一个方法能达成让人相对满意，那就是法制
司法要独立，生命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发展的权利必须要得到保护，要让人有安全感。
我们看到有的国家和地区媒体上整天吵来吵去，为什么社会还基本稳定，没有什么大的折腾?从媒体上看这些地区很乱，但这些地区没有成立维稳部门，也没有专门的维稳经费，媒体上的吵恰好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一种出口，不平则鸣，大家可以言论自由。如果社会和人们的意见或不满被压制着，社会其实更不公平。而社会公平比经济公平重要，为什么呢?从收入差距的绝对比看，美国比中国大。但在美国，你感觉人们对这类事不太闹腾。后来我看到个研究，说这种情况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在美国，任何一个人要想成为比尔·盖茨都是有机会的，没人拦着你。人们对比尔·盖茨服气，是由于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爹有权有势，也不是因为哪个官员支持他，而是在机会均等下他依靠自己的能力成功的。由于机会均等造成的差距，人们服气。
第二，游戏规则你可以参与制定，也就是说关于财富分配，人们参与了相关规则的制定，对结果的接受度就高。就像三个人一块分钱，其中两人暗中商量给我的比我想要的还多，比如100块钱决定给我1／3，但我撒尿回来的工夫你俩都已商量好了，我就会想你俩可能分得更多。但如果我参与了分钱的决策过程，我可能会觉得20块钱就已满足，可由于我没参与，便会觉得不舒服。所以，参与和程序透明很重要。
第三，健全的社会再分配体系会进行调节，社会再分配体系就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再分配体系。人们知道富人的钱反正是要捐基金会的，所以心理平衡。
创造更多的社会公平，增强透明度，会使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增大。两人在黑房子里会有怎样的行为模式?一个人想先下手为强，另一个人挨一拳后害怕他再打，就想无毒不丈夫，干脆一拳弄死他。一个破坏规则先下手，一个无毒不丈夫还以过分报复，这就是黑屋子里永远的游戏模式。透明度增强以后，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离自己比较远，没拿武器，还在朝自己笑，知道对方没有恶意，然后两人开始商量怎么办，不行开门走人。宋庆龄基金会河南分会涉嫌滥用善款被挖了出来，它之所以能涉嫌滥用善款，都是不透明造成的，挖出来之后就踏实了起来。在中国私募基金会有1200个，为什么没人深挖私募基金会?为什么现在挖的全是公募基金会?因为公募基金会缺乏透明度。私募基金都是企业或老板自己弄的，他都捐钱了还贪污什么?这不合逻辑。
我们再来看看法律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为什么很重要，为什么能够保证社会稳定，为什么能让大家满意和觉得公平。因为法律和独立的司法制度，最重要的首先是给人们以安全感。生命、财产安全是人第一位的需要，这个安全感要是没有了，我们就会觉得不公平。比如在台湾，陈水扁被抓后，媒体天天都在报，政府还专门让媒体去参观他住的地方。政府司法部门这样做是要告诉人们，他没有受虐待，这是他的权利。在没正式定罪(三审定案)之前，陈水扁在收审期间还写了两本书，还能指挥选举，还可以随便见记者，这都是公民权利的体现。还有李庄的案子，如果不是公开审判，如果没有辩护制度，如果没有现在媒体的舆论环境，那可能就错判、枉判了。所以法制首先给予人身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如果赋予所有人，那就是一种公平，公民就会有社会公平的感觉。
过去有些地方对付民营企业，是把企业家抓起来，查他的税，最后把他的企业搞垮，东西收归国有，比如山西对有些煤矿的处理，对煤老板资产的剥 夺，河北钢铁企业的强行合并等，用一种运动的方式搞变相没收。现在还有人提议给每个民营企业强行塞一个国企，永远不分红，这不等于把民营的资产剥夺了吗?我相信，这种提议不会得到施行，但这种揣测本身就是一种不安全感不公平的反映。因此，如果不能用法律的方法保护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那社会公平就很难体现和落实。
微观上需要的是相对公平
我们渴望：当毕业参加工作时，能加入到一个已经开演的剧，自觉地找一个和自己对应的角色演，不会乱。
我们在微观上讲不公平，都是在跟认识的人扯。如果我们不认识中国某首富，若有不满，可能也就是议论而已，不影响各自正常过日子。但要是我认识的人，比我多收入那么几百块钱，可能我就会闹心很长时间。比如我和年轻时的同学、同事在一起，他们当中当官的、做学问的很多，我是做生意的，他们会说我赚钱多，而我则说他们当官、做学问清闲，这都是熟人之间在比，很容易纠结。国外体制逐步变成生人社会，而且有钱的人、没钱的人，他们彼此之间除了在媒体上见面，生活中每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人们在各自不同的范围内活动，不在一起搅和，各走各路，彼此之间就不会那么纠结，社会相对的公平感会提高，宽容度会增大。
此外，时间也会影响人的公平感。就像你昨天什么都没有，咱俩喝酒时称兄道弟，今天你突然一下赚钱了，忽然变成了我领导，我心里可能就不大容易平衡。或者你的一个发小在你公司供职，你因为他工作出错而忽然拉下脸来炒他鱿鱼，他该多生气啊!而如果你之前不认识的一个人来你公司上班，他做错了一件事情，公司说要解聘，那他可能也就认了，不会有太大的心理不平衡。因此，如果昨天和今天的角色变化太频繁，对比太鲜明，人们的满意度、宽容度就会降低，但如果这个角色在大家进入时是既定的，而且很持久，这宽容度就会增大。我曾经去过一个台湾老板的家，那是坐落在阳明山上的一座大宅子，家里的司机、保安、服务人员都很职业化，管理和服务像酒店似的。我有次跟那老板的司机聊天，我问他每天住那么远，上班会不会很辛苦。他说他很满意这份工作，而且这么稳定，他就这能力，觉得很好。他觉得大陆人老恨不得第二天就发财似的，显得有些浮躁。在台湾，财产的分配制度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任何一个人进入时都是有次序感的，所以台湾社会长期稳定，当你毕业参加工作时，等于加入到一个已经开演的剧，你会自觉地找一个和自己对应的角色演，不会乱。但大陆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相当于剧院刚说要演戏，大家抢板凳，这个时候闹心的程度高，都觉得不公平，因为每个人的角色都不是事先确定的。
[编辑 代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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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表现为收入差距大、两极分化、贫富不均，还有很多话题与之相关，比如官二代、富二代等。社会上关于公平的问题始终很纠结，很多不安定因素或事件，更是来自于对某件事件不公平的愤怒。公平这个话题，现在几乎天天都在讨论，连领导人也特别爱说公平、正义。
结果公平易衍生特权与暴力
结果公平最容易做到，无非就是劫富济贫，把你们家的东西拿来跟他家拉平。但从历史上看，结果公平都是表面上大家拉平，但上面依然存在特权阶层，而这部分特权要维持，就要用暴力。
朝鲜前两年搞过一次货币改革，因为他们之前几年允许小商小贩做点小买卖，这样在民间钱就多了起来，富人开始出现，政府便实行货币改革，拿新钱换旧钱。只有这样，富人们才能把钱吐出来。那次货币改革引起了社会相当的不满，人家刚有点钱，又被洗掉了。后来经济出现问题，财政部长在体育场上被枪毙了，说他出身地主，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再举个例子，我刚到北京读书时在中央机关，那时我有一个特供本，是普通老百姓买不到的东西，我在中央机关内部的购物商店里能买到，当时叫24号商店。在中央机关里有一套特权供应系统，是编号的。过年我把东西拿回家时特高兴，因为别人买不着。我属于当时那个特权体系里最底层的。结果公平这种体制从来都是表面上大家拉平，但上面依然存在特权阶层。
就像封建社会，皇帝是特权，但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你跟皇帝关系越近特权越大，最终形成普遍的平均加顶上的特权。太平天国也是农民认为社会不公平要平分土地才起义的，可太平军打到南京以后，大家又造反了。主要因为两件事：第一大家都是一个村的，现在你当了皇上，让我们给你下跪，大家都不干；第二在女人方面搞特权，当时所有的太平天国普通将士不能男女在一起，但高层可以自己偷着来，这就是特权，它很难做到绝对的结果公平。而太平天国提出的纲领是所谓的绝对公平，土地、吃饭、穿衣都是平均主义。
《水浒传》讲的也是结果公平，造反的原因是认为不公平，造反以后《水浒传》里提出等贵贱，这是中国农民起义提得最多的一件事，要求大家社会身份一样。《水浒传》里进一步具体化，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所有人的生活像在部队里似的。
结果均等一定导致最高层特权，而这部分特权要维持，就要用暴力方法。全世界坚持结果公平最久的是古巴、朝鲜。古巴现在也在改革，扛不住了。我去过古巴，那里连卖甘蔗水都是国家控制，不许个人发财。因为个人只要起点上一公平，大家开始跑，肯定有跑得快的、跑得慢的，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勒住，都是国家管，挣的钱先交给国家，国家再给每个人平均分配。不管什么人结婚，政府都给你几天假期，在公家酒店里度蜜月，政府还负责分房，当然房子造的水平很低，但都一样。
总体来看，西方能形成自由市场经济，就是因为传统的资本主义更多强调机会均等、起点公平，用社会政策来矫正由于起点公平和竞争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社会福利和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用公益、慈善、再分配、税收等来补充，但不破坏起点公平，充分保持大家愿意跑、愿意去创业挣钱的劲头。不管是亚洲的社会主义、非洲的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都是更多强调结果的公平，在分配上做文章，不在生产上做文章。
作为企业来说，大家收入差距都差不多，干多干少都一样，这就是1978年中国改革初期面临的问题。改革进行到今天，在挣钱速度上跑得快慢各有不同，有了差距是自然的。但如果差距太大，差距拉大的原因又不是机会均等，这就不行。机会是公开竞争的，大家都来争，谁能干谁就干，这样谁挣钱多一点，大家能接受。但如果说因为朋友、哥们儿给机会而挣到了钱，那就是机会不均等，起点上就有了不公平，会使得大家不服气。所以公司应该把制度设计好，让大家有动力干事，最后收入上能够有一些调节，比如用奖金、公共福利等来弥补，这样大家既能够努力工作，又能够爱护组织、维系体制。
在公平问题上，不把握这两件事情中间的度，就很难把政策制定好。就像农民工进城，不能说是农民工的小孩就不能上学，只有北京户口的小孩才能上学。强调外地人跟北京人有同样的上学机会，这就是机会均等。再有就是收入分配上的调节，比如把个人所得税调到3500元这个档位，可以对低收入者减少些负担。中国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始终在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之间不断摇摆，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左右之争。显然，两种公平对应的政策效果是明显不同的。
遗产税解决富二代
在美国，遗产要收一半的遗产税。政府收了遗产税以后办医院、办学校、治理环保等公共事务，最后普遍造福老百姓。遗产税能够让所有的人自由创造财富，令竞争的起点更公平，也有利于社会形成创业奋斗的正面风气。
中国有1亿元以上投资能力的个人已经有两万人，这是私人银行调查的财富报告数据。有上千万投资能力的人有几十万人，整个民间的资产是60万亿元，私人手里的钱非常多。不到20％的人拥有银行存款的80％，收入差距的确很大。
我有一个朋友，去年很开心，他帮助外国一家公司卖飞机，他老板跟他讲，你在中国能卖出10架，咱们就算非常成功，因为每架飞机都在1000万美元以上，贵的四五千万美元，很难卖。我后来在迪拜碰到这个人，他说去年卖出去21架飞机，他赚了超过1亿元，令老板大跌眼镜，笑得合不拢嘴。可见，中国有钱人非常多，飞机、游艇、豪宅最近几年很火爆。
我们讲的收入差距大，一种是显性的看得见的，但还有一些是隐性的，我们为什么要仇官呢?因为官和富有一定的关系。比如每弄出一个贪官，都有8套、10套房子，家里都有几百万元，上千万元都不稀罕，上亿元的也都出来了。而且官越小，贪得越大。权力带来利益上的分配不公平，在中国目前这种社会现象很多，所以大家对官二代有意见。不是因为他是官二代挡了我们升官的路，而是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来这么多钱，还这么嚣张。有个省级官员和他太太贪污，他被判了无期，太太被枪毙，但是他把很多钱转给了儿子，把儿子弄到海外。这些人大部分隐性的收入，不在公开场合用，转移到境外或者地下。前一种显性的收入差距，大家能够看得到，比如听说赵本山买飞机，总体上还能容忍，因为人家是卖艺的，不容易，大家对这种收入差距容忍程度比当官的要大，因为我们愿意捧他场。后一种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是对致富路径和过程、以及道德和法律的合规性的讨论。
另外一个关于公平的角度涉及横向的公平问题和纵向的公平问题。横向的公平问题就是不同职业、不同产权形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之间的公平，这是横向来比。比如我们跟国企比，凭什么我们民营企业职工收入低，国企又垄断还收入高?查出国 企用公家的钱买福利，比如团购房子分给他们，民营没办法这么做。另外有很多隐性的，比如他们就业比较稳定，竞争性不强，一干一辈子，收入比较多。民营则不够稳定。
现在官二代有机会当官，富二代经商机会也比别人多，这样在起点上又不公平了。从纵向来看，越往下传越不公平。过去科举是解决当官纵向不公平的问题，今天公务员考试也是。有个小地区招的公务员都是20多岁，一查他们家都是当地当官的，舆论哗然。现在公务员考试，一个职位几万人考。通过考试的方法让整体公务员素质增加，各种各样的人可以去考，不断筛选、竞争、提拔。如果以后开放党内民主选举，通过民意基础加上竞争机制、外部监督，减少政府体制内纵向不公平，逐步可以做到用人透明诚信。
富二代、富三代问题怎么解决呢?西方的解决方法是收遗产税。美国都收遗产一半的遗产税，中国未来至少也得收一半。你得交现金，不能交资产、交股票、交房子。这样房子你得打折卖，还得缴税，所以有钱人缴遗产税是为社会做贡献，一大半都交给社会。政府收了遗产税以后办医院、办学校、治理环保等公共事务，最后普遍造福老百姓。比如李彦宏挣100亿美元，至少一大半交给社会，所以我们得感谢他，让他赶紧挣钱，挣了其中一半是给咱的。但是现在没有这个税收，那么富二代跟我们的孩子就不公平了。这些富二代全部躺在这儿吃喝，但什么机会他都给你拦住，你有发明创造刚想弄，他给你买了，他把各个最有利的位置都占据了，把大家发展的路拦住了。而遗产税能够让所有的人自由创造财富，令竞争的起点更公平，也有利于社会形成创业奋斗的正面风气。
美国富豪为什么捐钱呢?很大程度跟遗产税有关。巴菲特到70岁左右开始琢磨这个事情，最后说全捐了。因为这些股票是以股权形式存在的，他不捐，他死以后要缴所得税，那就得卖这些股票，那股价就会掉，公司其他股东就不干了。但是他捐给公益基金，他可以在活着的时候聘请专业的人来管，政府不能剥夺，永远是社会的，虽然他没有所有权，但他有支配权，可以通过信托和法律来保障。遗产税增加了社会公益的资产，促进财富在人群中横向再分配。
在中国为什么有时捐款没动力呢?因为你捐了一块钱，等于捐了一块五，你捐的钱是税后的。我们做了一块五的好事，给了五毛钱表彰，那就不做了，还惹事，还让人家知道我有钱，遗产税鼓励了公益捐款，调整了结果公平。遗产税能够增加财政的收入。现在中国统计有60万亿元私人财产，假定今后20年之内，这些人陆陆续续过世，这些资产增长到100万亿元、150万亿元，可能遗产税也有50万亿元、60万亿元。给予社会对大家也是好事。政府掌握时机推动遗产税的法案很重要，太早不行，大家就不挣钱了；太晚也不行，太晚已经交给第二代了，财富报告里说，大概有20％左右的富人已经把权力交给第二代了，如果他已经交完了，你才出遗产税，就收不着了。遗产税过重会导致财富创造的动力减弱，也会导致资本外移，钱跑了。台湾曾经遗产税是50％，很多台湾人就把钱转来转去，把公司迁出去或者死在遗产税低的地方躲过去。最近马英九上台把遗产税降到10％，海外的钱又回到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没有遗产税的，所以很多人移民过去。
社会公平比经济公平更利于稳定
经济公平相对来说还好处理，毕竟钱的度量是具体的，公平的程度可以看得清楚，而社会公平则很难准确度量，只有一个方法能达成让人相对满意，那就是法制
司法要独立，生命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发展的权利必须要得到保护，要让人有安全感。
我们看到有的国家和地区媒体上整天吵来吵去，为什么社会还基本稳定，没有什么大的折腾?从媒体上看这些地区很乱，但这些地区没有成立维稳部门，也没有专门的维稳经费，媒体上的吵恰好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一种出口，不平则鸣，大家可以言论自由。如果社会和人们的意见或不满被压制着，社会其实更不公平。而社会公平比经济公平重要，为什么呢?从收入差距的绝对比看，美国比中国大。但在美国，你感觉人们对这类事不太闹腾。后来我看到个研究，说这种情况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在美国，任何一个人要想成为比尔·盖茨都是有机会的，没人拦着你。人们对比尔·盖茨服气，是由于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爹有权有势，也不是因为哪个官员支持他，而是在机会均等下他依靠自己的能力成功的。由于机会均等造成的差距，人们服气。
第二，游戏规则你可以参与制定，也就是说关于财富分配，人们参与了相关规则的制定，对结果的接受度就高。就像三个人一块分钱，其中两人暗中商量给我的比我想要的还多，比如100块钱决定给我1／3，但我撒尿回来的工夫你俩都已商量好了，我就会想你俩可能分得更多。但如果我参与了分钱的决策过程，我可能会觉得20块钱就已满足，可由于我没参与，便会觉得不舒服。所以，参与和程序透明很重要。
第三，健全的社会再分配体系会进行调节，社会再分配体系就是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再分配体系。人们知道富人的钱反正是要捐基金会的，所以心理平衡。
创造更多的社会公平，增强透明度，会使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增大。两人在黑房子里会有怎样的行为模式?一个人想先下手为强，另一个人挨一拳后害怕他再打，就想无毒不丈夫，干脆一拳弄死他。一个破坏规则先下手，一个无毒不丈夫还以过分报复，这就是黑屋子里永远的游戏模式。透明度增强以后，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离自己比较远，没拿武器，还在朝自己笑，知道对方没有恶意，然后两人开始商量怎么办，不行开门走人。宋庆龄基金会河南分会涉嫌滥用善款被挖了出来，它之所以能涉嫌滥用善款，都是不透明造成的，挖出来之后就踏实了起来。在中国私募基金会有1200个，为什么没人深挖私募基金会?为什么现在挖的全是公募基金会?因为公募基金会缺乏透明度。私募基金都是企业或老板自己弄的，他都捐钱了还贪污什么?这不合逻辑。
我们再来看看法律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为什么很重要，为什么能够保证社会稳定，为什么能让大家满意和觉得公平。因为法律和独立的司法制度，最重要的首先是给人们以安全感。生命、财产安全是人第一位的需要，这个安全感要是没有了，我们就会觉得不公平。比如在台湾，陈水扁被抓后，媒体天天都在报，政府还专门让媒体去参观他住的地方。政府司法部门这样做是要告诉人们，他没有受虐待，这是他的权利。在没正式定罪(三审定案)之前，陈水扁在收审期间还写了两本书，还能指挥选举，还可以随便见记者，这都是公民权利的体现。还有李庄的案子，如果不是公开审判，如果没有辩护制度，如果没有现在媒体的舆论环境，那可能就错判、枉判了。所以法制首先给予人身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如果赋予所有人，那就是一种公平，公民就会有社会公平的感觉。
过去有些地方对付民营企业，是把企业家抓起来，查他的税，最后把他的企业搞垮，东西收归国有，比如山西对有些煤矿的处理，对煤老板资产的剥 夺，河北钢铁企业的强行合并等，用一种运动的方式搞变相没收。现在还有人提议给每个民营企业强行塞一个国企，永远不分红，这不等于把民营的资产剥夺了吗?我相信，这种提议不会得到施行，但这种揣测本身就是一种不安全感不公平的反映。因此，如果不能用法律的方法保护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那社会公平就很难体现和落实。
微观上需要的是相对公平
我们渴望：当毕业参加工作时，能加入到一个已经开演的剧，自觉地找一个和自己对应的角色演，不会乱。
我们在微观上讲不公平，都是在跟认识的人扯。如果我们不认识中国某首富，若有不满，可能也就是议论而已，不影响各自正常过日子。但要是我认识的人，比我多收入那么几百块钱，可能我就会闹心很长时间。比如我和年轻时的同学、同事在一起，他们当中当官的、做学问的很多，我是做生意的，他们会说我赚钱多，而我则说他们当官、做学问清闲，这都是熟人之间在比，很容易纠结。国外体制逐步变成生人社会，而且有钱的人、没钱的人，他们彼此之间除了在媒体上见面，生活中每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人们在各自不同的范围内活动，不在一起搅和，各走各路，彼此之间就不会那么纠结，社会相对的公平感会提高，宽容度会增大。
此外，时间也会影响人的公平感。就像你昨天什么都没有，咱俩喝酒时称兄道弟，今天你突然一下赚钱了，忽然变成了我领导，我心里可能就不大容易平衡。或者你的一个发小在你公司供职，你因为他工作出错而忽然拉下脸来炒他鱿鱼，他该多生气啊!而如果你之前不认识的一个人来你公司上班，他做错了一件事情，公司说要解聘，那他可能也就认了，不会有太大的心理不平衡。因此，如果昨天和今天的角色变化太频繁，对比太鲜明，人们的满意度、宽容度就会降低，但如果这个角色在大家进入时是既定的，而且很持久，这宽容度就会增大。我曾经去过一个台湾老板的家，那是坐落在阳明山上的一座大宅子，家里的司机、保安、服务人员都很职业化，管理和服务像酒店似的。我有次跟那老板的司机聊天，我问他每天住那么远，上班会不会很辛苦。他说他很满意这份工作，而且这么稳定，他就这能力，觉得很好。他觉得大陆人老恨不得第二天就发财似的，显得有些浮躁。在台湾，财产的分配制度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任何一个人进入时都是有次序感的，所以台湾社会长期稳定，当你毕业参加工作时，等于加入到一个已经开演的剧，你会自觉地找一个和自己对应的角色演，不会乱。但大陆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相当于剧院刚说要演戏，大家抢板凳，这个时候闹心的程度高，都觉得不公平，因为每个人的角色都不是事先确定的。
[编辑 代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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