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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书是一种书，但非普通书，而是特别书。《说文》曰：“经，织也。从糸，至声。”“经”的原义是“编织品的纵线”，后来借指装订书用的丝线。古人将写有文字的竹简、纸张用丝线装订起来，以便阅读。有用才会常读，好书方能传世。所以，经书就是那些古代流传下来的，得到人们广泛认可的好书。
作为一个读书人，我读的书不少，但读的经不多，于宗教经书，几未读过。无缘念经，却有缘听经。1996年我在宁夏老家为祖母办丧事，按照家乡风俗，请阴阳师念了一天经，我才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了“经”。阴阳师身穿黑色带花纹长袍，头戴长方帽，手摇铃铛，敲打木鱼，用一种特殊的语音语调，半哼半唱地念着，类似“四直地古洪者，来受甘罗喂呀”的，一句也听不懂。起初我以为这都是些游方僧人、江湖术士，属于“歪嘴和尚念歪了经”的类型。后来，我又有机会几次品味了“经”的味道。一次是在银川唐徕渠边的西关清真寺听过阿訇念经。通过高音喇叭，我能听到阿訇们“唱经”的声音，声音虽然悦耳，但却不知所云。还有一次是在厦门万石岩侧的天界寺听和尚念经。我们跟在香客队伍后面，听和尚诵经。和尚连哼带唱，与其说是念经，倒不如说是唱经。虽然能听懂个片言只语，但还是云里雾里的感觉。年届五十，我终于有所领悟，经就是听不懂的书。
为什么经非要让人听不懂呢？
经与宗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考察几大宗教，首先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名字都是人所看不懂的。佛教之“佛”原本是“觉者”之意，因梵语读为“浮屠”或“佛陀”，就简称佛陀为佛。基督教中的“基督”来源于耶稣基督其人，“基督”之意已不可考，但可以确知它来源于古代希伯来语。全世界谁都知道基督，但没有人知道“基督”一词的含义。众多的宗教翻译家，无一人如此尝试解读，教名就叫人看不懂。
不仅宗教名称如此，内容也有类似情形。著名的佛教用语“南无阿弥陀佛”，如果说成“皈依无量光神”，就会失去宗教的感觉。基督教徒在祷告完毕时，以手指在胸前画十字，用一句“阿门”作为结束语。这个“阿门”来自希伯来语，意思是“但愿如此”。区区两个音节的一个单词，全世界20多亿基督教徒，无人能够将它变成自己的语言。宗教经书中，还有一种咒语，可谓经之精华。著名的《大悲咒》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一部分。《大悲咒》的开头一句是“南无啰怛那，哆啰夜耶，南无阿唎耶，婆卢羯帝烁钵啰耶”。写的是汉文，念的却是梵语。还有一句有名的咒语，叫作六字大明咒：“嗡唵-嘛-呢-叭-咪-吽”，也由梵文而来，但无人译成汉语。如果说成“消除天界生死苦，消除饿鬼饥渴苦”之类的大白话，必然失去咒语的效力。
形成宗教用语的这种“用音不用意”现象，可能有一些历史上的原因。三大宗教无不经历了多次语言的翻译与转换。佛教历史上，乔达摩·悉达多在创立原始佛教时所使用的语言是半摩揭陀方言，到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集结形成佛教经典时，使用的是巴利文，再到公元后的佛教经典，使用的则是梵文或混合梵文。或许有人以为这三种文字都是印度语言，但是季羡林先生则认为这几种语言之间不仅存在着翻译的问题，而且，即使是在巴利文的佛典中也保留着很多摩揭陀方言的残余，梵文佛典中更是混合着大量的摩揭陀方言和巴利文词汇（季羡林：《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季羡林讲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伊斯兰教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古兰经》号称千古奇文，“散文而带韵，有韵而非诗”。“人类终其生，毕其力，不但不能模拟一节经文，而且也探索不尽这部经典的深邃奥义”，原因就在于《古兰经》不仅使用多种方言，而且还使用大量的外来语，如古莱什、海宰勒、太密木、艾孜得、莱比尔、海瓦铮、塞尔得·本·白克尔等方言。它也有许多外来语词汇，譬如：“米石喀特”（壁龛），埃塞俄比亚语；“安沙古”（漆黑），土耳其语；“古斯托斯”（公平），罗马语；“森智利”（原始黏土），波斯语；“图勒”（山），古叙利亚语；“努哈”（一位先知），希伯来语（刘桢：《真主的启示穆圣的奇迹——试论（古兰经>的语言特色》，《中国穆斯林》2001年第4期）。基督教的情况更为典型。原始《圣经》是希伯来语，但是真正读过它的原始语句的人却微乎其微。它先是被译成希腊文，称为“七十士希腊文译本”，接着又有“古叙利亚译本”“哥特译本”和“埃塞俄比亚译本”，后被译成拉丁文，称为“通俗拉丁语译本”，直到16世纪以后方才有《日内瓦圣经》和《詹姆斯王译本》的英文译本。
一个非常有趣甚至令人诧异的现象是，宗教诞生地与信徒分布地的分离。佛教诞生在印度，然而其信徒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现在的印度实际上已经没有佛教徒了”；基督教诞生在巴勒斯坦，但基督教的中心在罗马，罗马教皇居住在梵蒂冈，相反的是，巴勒斯坦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即使是产生伊斯兰教的沙特阿拉伯，虽仍信奉伊斯兰教，但此阿拉伯人非彼阿拉伯人也。学者们已注意到，《古兰经》中还能见到的塔斯姆、贾迪斯、奥德和萨姆德等部族，如今早已消亡，所以有“消失的阿拉伯人”和“存在下来的阿拉伯人”之说（陈沫主编：《列国志·沙特阿拉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版，第10页）。
中国民谚“墙里开花墙外香”“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用在此处解释分离、翻译和“听不懂”现象是再恰当不过了。宗教的核心在于神灵崇拜，神在天，人在地，天人两隔犹如一堵墙。经是神语，来自于天界；经文是神语的载体，总是出自圣贤之手。佛祖释迦牟尼是西天世界的神主，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则是上帝或真主的使者。经是用来念的。念经不同于读书。读书的目的在于获取信息，增长知识；而念经的目的则在于神人沟通，求神保佑。书可以在家一个人自己读，而经却不可以在家一个人自己念。所谓“医不自治，经不自念”，这也就是为什么全世界要建那么多寺院、教堂和清真寺的原因。念经是宗教僧侣的权利，和尚、阿訇、牧师、阴阳师都是上可以通神、下可以通人的专门人员。念经一半是给神听，一半是给人听的。经如果念得尽人皆知，必然失去其神秘味道，神语可能就变成了人语。神一旦跟人没有两样了，失去了其神秘性，也就无法产生对神的崇拜，自然就会动摇宗教存在的根基。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隔膜，就像是一堵隔墙。此地诞生的宗教学说，完全是人语；只有到了彼地，语言不通，才可能变成神语。“墙里”不香的花，在“墙外”散发出了香味。本地的和尚念经，人人听得懂，自然不神秘；外来的和尚念经，半懂不懂，所以神秘。神秘的经就是好经。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是从天竺国来的达摩祖师，另一个是到天竺国去的三藏法师。达摩祖师这个“碧眼胡僧”，被称为“禅宗第一代祖师”。南朝梁武帝时，在嵩山少林寺专以《楞伽经》授人，大概就是因为无人听得懂他的天竺外语，他传授的才更像是经。这也成就了他在佛教史上一代宗师的地位，正好诠释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民谚。三藏法师，这个“西天取经”的和尚，《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翻译者，在那烂陀寺，讲经辩论，名震天竺，也应验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古谚。 说起语言隔膜“墙”的作用，我不由得想起顾颉刚先生的“累层放大说”。顾先生提出了著名的“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顾颉刚：《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这里的“层”与“墙”有着相同或类似的作用。“墙”是竖立着的“层”，“层”是平放着的“墙”，都具有“区分”与“隔离”的功能。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关键都在于“模糊”。“层”说的是时间的距离，时间的距离使得先前的传说人物或故事越来越模糊，而留给后来读者或听众的想象空间却越来越大，所以传说中的人或事被越放越大；“墙”说的是空间的距离，空间的阻隔使得神、圣人或教理也变得模糊不清，而听众知道得愈少，知的对象反而显得愈加神秘，普通的东西反倒变得伟大。道理同出一辙：拉大距离，逐渐放大。
中国古代的经便是这样形成的。以“六经”为例，《诗》《书》《礼》《乐》《易》《春秋》，本是记载夏、商、周三代历史及风俗制度的古代文献，所谓“六经皆史”。春秋时期，这六书并不称经，但是它们中却蕴藏着成经的要素：其一，它们记载的是“先王之陈迹”，就是帝王祖先的故事，同时，形成的年代都比较久远；其二，语言艰涩，识读困难，非注释不能理解，这都具备了“经来源于神”和“模糊通向经”的条件。因为帝王祖先，如黄帝、周公、姜尚本身就是神的化身。六书成经始于孔子。孔子以自己的思想来“折中六艺”，对六书进行了整理、加工与改造。这又使六书满足了“经书出于圣贤之手”的条件。六书成经完成于孔子的追随者，以荀子《劝学》“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为标志。孔子之后，子思、孟子、荀子等人，尊称六书等文献为经，而把自己的理论寄托在传和记里面，形成了《易》《书》有“大传”，《礼》《乐》有“记”，《诗》有鲁、齐、韩、毛四家之“传”，《春秋》有《公羊传》和《毂梁传》的局面（董运庭：《论“六经”的经典化过程》，《西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造成了经与记、传之间的距离，形成了“累层”，从而起到了“放大”的作用，彻底完成了六书从史到经的经典化过程。
经以“模糊”为要旨还可以在中国教育史上找到“旁证”，那就是“私塾传经”的教学方法。我曾听祖辈、父辈讲述过自己去学堂“念书”的经历，也读过很多老一辈学者去私塾“求学”的故事，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先生“只教背书，不作讲解”；生徒“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读不懂的语言才会神圣。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声音悦耳，内容玄奥”的方法，经也才成为真正的经，从而具有了神圣的地位。年幼的学生，口念古奥的经书，因不懂而加深了记忆，也因不懂而产生崇拜之心，经渗入到了人的灵魂深处，从而生出了没齿不忘、终身不敢违背的效果。
我曾经纳闷：既然供奉鬼神的“供养”（馒头）可以自己做，那超度亡灵的经文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念呢？如今方才彻悟：同样一部《灵宝度人经》，出自阴阳师之口就是念经，出自个人之口则是读经。书可自读，经不可自念。因为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总是听不懂的。
（题图：西来东土的达摩祖师）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作为一个读书人，我读的书不少，但读的经不多，于宗教经书，几未读过。无缘念经，却有缘听经。1996年我在宁夏老家为祖母办丧事，按照家乡风俗，请阴阳师念了一天经，我才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了“经”。阴阳师身穿黑色带花纹长袍，头戴长方帽，手摇铃铛，敲打木鱼，用一种特殊的语音语调，半哼半唱地念着，类似“四直地古洪者，来受甘罗喂呀”的，一句也听不懂。起初我以为这都是些游方僧人、江湖术士，属于“歪嘴和尚念歪了经”的类型。后来，我又有机会几次品味了“经”的味道。一次是在银川唐徕渠边的西关清真寺听过阿訇念经。通过高音喇叭，我能听到阿訇们“唱经”的声音，声音虽然悦耳，但却不知所云。还有一次是在厦门万石岩侧的天界寺听和尚念经。我们跟在香客队伍后面，听和尚诵经。和尚连哼带唱，与其说是念经，倒不如说是唱经。虽然能听懂个片言只语，但还是云里雾里的感觉。年届五十，我终于有所领悟，经就是听不懂的书。
为什么经非要让人听不懂呢？
经与宗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考察几大宗教，首先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名字都是人所看不懂的。佛教之“佛”原本是“觉者”之意，因梵语读为“浮屠”或“佛陀”，就简称佛陀为佛。基督教中的“基督”来源于耶稣基督其人，“基督”之意已不可考，但可以确知它来源于古代希伯来语。全世界谁都知道基督，但没有人知道“基督”一词的含义。众多的宗教翻译家，无一人如此尝试解读，教名就叫人看不懂。
不仅宗教名称如此，内容也有类似情形。著名的佛教用语“南无阿弥陀佛”，如果说成“皈依无量光神”，就会失去宗教的感觉。基督教徒在祷告完毕时，以手指在胸前画十字，用一句“阿门”作为结束语。这个“阿门”来自希伯来语，意思是“但愿如此”。区区两个音节的一个单词，全世界20多亿基督教徒，无人能够将它变成自己的语言。宗教经书中，还有一种咒语，可谓经之精华。著名的《大悲咒》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一部分。《大悲咒》的开头一句是“南无啰怛那，哆啰夜耶，南无阿唎耶，婆卢羯帝烁钵啰耶”。写的是汉文，念的却是梵语。还有一句有名的咒语，叫作六字大明咒：“嗡唵-嘛-呢-叭-咪-吽”，也由梵文而来，但无人译成汉语。如果说成“消除天界生死苦，消除饿鬼饥渴苦”之类的大白话，必然失去咒语的效力。
形成宗教用语的这种“用音不用意”现象，可能有一些历史上的原因。三大宗教无不经历了多次语言的翻译与转换。佛教历史上，乔达摩·悉达多在创立原始佛教时所使用的语言是半摩揭陀方言，到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集结形成佛教经典时，使用的是巴利文，再到公元后的佛教经典，使用的则是梵文或混合梵文。或许有人以为这三种文字都是印度语言，但是季羡林先生则认为这几种语言之间不仅存在着翻译的问题，而且，即使是在巴利文的佛典中也保留着很多摩揭陀方言的残余，梵文佛典中更是混合着大量的摩揭陀方言和巴利文词汇（季羡林：《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季羡林讲佛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伊斯兰教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古兰经》号称千古奇文，“散文而带韵，有韵而非诗”。“人类终其生，毕其力，不但不能模拟一节经文，而且也探索不尽这部经典的深邃奥义”，原因就在于《古兰经》不仅使用多种方言，而且还使用大量的外来语，如古莱什、海宰勒、太密木、艾孜得、莱比尔、海瓦铮、塞尔得·本·白克尔等方言。它也有许多外来语词汇，譬如：“米石喀特”（壁龛），埃塞俄比亚语；“安沙古”（漆黑），土耳其语；“古斯托斯”（公平），罗马语；“森智利”（原始黏土），波斯语；“图勒”（山），古叙利亚语；“努哈”（一位先知），希伯来语（刘桢：《真主的启示穆圣的奇迹——试论（古兰经>的语言特色》，《中国穆斯林》2001年第4期）。基督教的情况更为典型。原始《圣经》是希伯来语，但是真正读过它的原始语句的人却微乎其微。它先是被译成希腊文，称为“七十士希腊文译本”，接着又有“古叙利亚译本”“哥特译本”和“埃塞俄比亚译本”，后被译成拉丁文，称为“通俗拉丁语译本”，直到16世纪以后方才有《日内瓦圣经》和《詹姆斯王译本》的英文译本。
一个非常有趣甚至令人诧异的现象是，宗教诞生地与信徒分布地的分离。佛教诞生在印度，然而其信徒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现在的印度实际上已经没有佛教徒了”；基督教诞生在巴勒斯坦，但基督教的中心在罗马，罗马教皇居住在梵蒂冈，相反的是，巴勒斯坦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即使是产生伊斯兰教的沙特阿拉伯，虽仍信奉伊斯兰教，但此阿拉伯人非彼阿拉伯人也。学者们已注意到，《古兰经》中还能见到的塔斯姆、贾迪斯、奥德和萨姆德等部族，如今早已消亡，所以有“消失的阿拉伯人”和“存在下来的阿拉伯人”之说（陈沫主编：《列国志·沙特阿拉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版，第10页）。
中国民谚“墙里开花墙外香”“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用在此处解释分离、翻译和“听不懂”现象是再恰当不过了。宗教的核心在于神灵崇拜，神在天，人在地，天人两隔犹如一堵墙。经是神语，来自于天界；经文是神语的载体，总是出自圣贤之手。佛祖释迦牟尼是西天世界的神主，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则是上帝或真主的使者。经是用来念的。念经不同于读书。读书的目的在于获取信息，增长知识；而念经的目的则在于神人沟通，求神保佑。书可以在家一个人自己读，而经却不可以在家一个人自己念。所谓“医不自治，经不自念”，这也就是为什么全世界要建那么多寺院、教堂和清真寺的原因。念经是宗教僧侣的权利，和尚、阿訇、牧师、阴阳师都是上可以通神、下可以通人的专门人员。念经一半是给神听，一半是给人听的。经如果念得尽人皆知，必然失去其神秘味道，神语可能就变成了人语。神一旦跟人没有两样了，失去了其神秘性，也就无法产生对神的崇拜，自然就会动摇宗教存在的根基。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的隔膜，就像是一堵隔墙。此地诞生的宗教学说，完全是人语；只有到了彼地，语言不通，才可能变成神语。“墙里”不香的花，在“墙外”散发出了香味。本地的和尚念经，人人听得懂，自然不神秘；外来的和尚念经，半懂不懂，所以神秘。神秘的经就是好经。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是从天竺国来的达摩祖师，另一个是到天竺国去的三藏法师。达摩祖师这个“碧眼胡僧”，被称为“禅宗第一代祖师”。南朝梁武帝时，在嵩山少林寺专以《楞伽经》授人，大概就是因为无人听得懂他的天竺外语，他传授的才更像是经。这也成就了他在佛教史上一代宗师的地位，正好诠释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民谚。三藏法师，这个“西天取经”的和尚，《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翻译者，在那烂陀寺，讲经辩论，名震天竺，也应验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古谚。 说起语言隔膜“墙”的作用，我不由得想起顾颉刚先生的“累层放大说”。顾先生提出了著名的“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顾颉刚：《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这里的“层”与“墙”有着相同或类似的作用。“墙”是竖立着的“层”，“层”是平放着的“墙”，都具有“区分”与“隔离”的功能。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关键都在于“模糊”。“层”说的是时间的距离，时间的距离使得先前的传说人物或故事越来越模糊，而留给后来读者或听众的想象空间却越来越大，所以传说中的人或事被越放越大；“墙”说的是空间的距离，空间的阻隔使得神、圣人或教理也变得模糊不清，而听众知道得愈少，知的对象反而显得愈加神秘，普通的东西反倒变得伟大。道理同出一辙：拉大距离，逐渐放大。
中国古代的经便是这样形成的。以“六经”为例，《诗》《书》《礼》《乐》《易》《春秋》，本是记载夏、商、周三代历史及风俗制度的古代文献，所谓“六经皆史”。春秋时期，这六书并不称经，但是它们中却蕴藏着成经的要素：其一，它们记载的是“先王之陈迹”，就是帝王祖先的故事，同时，形成的年代都比较久远；其二，语言艰涩，识读困难，非注释不能理解，这都具备了“经来源于神”和“模糊通向经”的条件。因为帝王祖先，如黄帝、周公、姜尚本身就是神的化身。六书成经始于孔子。孔子以自己的思想来“折中六艺”，对六书进行了整理、加工与改造。这又使六书满足了“经书出于圣贤之手”的条件。六书成经完成于孔子的追随者，以荀子《劝学》“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为标志。孔子之后，子思、孟子、荀子等人，尊称六书等文献为经，而把自己的理论寄托在传和记里面，形成了《易》《书》有“大传”，《礼》《乐》有“记”，《诗》有鲁、齐、韩、毛四家之“传”，《春秋》有《公羊传》和《毂梁传》的局面（董运庭：《论“六经”的经典化过程》，《西北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造成了经与记、传之间的距离，形成了“累层”，从而起到了“放大”的作用，彻底完成了六书从史到经的经典化过程。
经以“模糊”为要旨还可以在中国教育史上找到“旁证”，那就是“私塾传经”的教学方法。我曾听祖辈、父辈讲述过自己去学堂“念书”的经历，也读过很多老一辈学者去私塾“求学”的故事，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先生“只教背书，不作讲解”；生徒“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读不懂的语言才会神圣。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声音悦耳，内容玄奥”的方法，经也才成为真正的经，从而具有了神圣的地位。年幼的学生，口念古奥的经书，因不懂而加深了记忆，也因不懂而产生崇拜之心，经渗入到了人的灵魂深处，从而生出了没齿不忘、终身不敢违背的效果。
我曾经纳闷：既然供奉鬼神的“供养”（馒头）可以自己做，那超度亡灵的经文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念呢？如今方才彻悟：同样一部《灵宝度人经》，出自阴阳师之口就是念经，出自个人之口则是读经。书可自读，经不可自念。因为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总是听不懂的。
（题图：西来东土的达摩祖师）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