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私塾里教哲学，他的学生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共有6册，哲学史课本称之为《工具论（Organum）》。《工具论（Organum）》建立了人类思考逻辑的基本体系，算是人类建立知识体系的基石。
　　古时候，知识的传播速度很慢，只能用鹅毛笔书写在羊皮纸上来传递，因此大部分的知识都掌握在有权有势的基督教会手里。到了1 4世纪，人们开始怀疑教会霸道的神权地位，也开始厌恶教会伪善的禁欲主义。西元1453年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打开了大众吸收知识的窗户。
　　可惜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文化体系可以取代基督教文化，于是有识之士就借助古希腊、古罗马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张。到了15世纪，文艺复兴就像燎原的野火般的烧开了，从佛罗伦斯、米兰和威尼斯开始，扩展到欧洲各地。
　　欧洲的文艺复兴虽然打着复古的口号，其实是一次人类对知识和精神的空前解放和创造，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科学、哲学和世界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17世纪，当人类文化发展碰到了天花板，文艺复兴主张的经典古籍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紧急需求，求新求变再度成为了人们的渴望。
　　英国人培根（Francis bacon）推广“归纳法”试图让人们摆脱古经验的束缚，带领人们去接近自然，打开眼界去看清事物的道理。1620年培根出版了《新工具论（New Organum）》，书名说明为《工具论（Organum）》的更新版本。
　　虽然，在书里培根开宗明义地表示：“古人（亚里士多德）的尊荣依然无损。”却指引“新路”教人们思考，还特别强调：“一旦走上新路，从此唯有一路可走，科学、艺术和一切知识都必须彻底重建在正确的基础上面。”
　　这个基础是什么？
　　培根的新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观察。
　　当时许多学者开始认同培根的看法，认为哲学家应该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仔细看看周遭，如昆虫、火炮、星斗、船桨、摇晃的吊灯、下坠的苹果等。哲学家还应该多和铁匠、钟匠、工匠沟通，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知道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人。
　　在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尔等学者的推动下，人们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发现万事万物原来都是依照自然法则运行的各个机械系统。从此，人们知道了空气其实是物质，并不是空空如也；知道心脏在推动血液循环全身；知道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新工具论（New Organum）》指引人们不再以古为师，透过观察可以发现各种系统运行的法则，1687年牛顿出版《数学原理》，居然说清楚了星星、月亮、太阳运行的法则，建构了天体模型来描述宇宙这个大系统。
　　万能的上帝不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从此科学有了系统，甚至成为公共财产。全球学术论文数据库传承了数百年，《维基百科全书》这类众筹知识库，让知识分享不限于学校，知识人人可得，随手可得。
　　知识一代一代的传承，一步一步发挥了加成的效果，到了移动网络时代，人类几乎掌握了上帝大部分的秘密。知识太多，我们不需要全部学会，懂得应用的先知们创造了淘宝网、携程、腾讯、小米、京东……
　　互联网把触角延长到了13亿人的市场，让跨界应用知识变的易如反掌，可惜的是成功的范例无法复制，迷失在知识堆里，分不清哪一项有用的大部分人，想要效仿前人却无法成功。
　　印刷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面对产业的变化，市场跨度变大，自己的赚钱的能力却无力扩展。
　　以前，看到速度更快、幅面更大、质量更好的设备，买回来就有业务，就能赚钱的必胜法则，好像已经不适用于行业现况。
　　这次访问德鲁巴的印刷厂老总们，面对更大、更快、更好，甚至每一页都可以印不同印纹的新数码印刷机，大部分人都无法下定决心去购买。
　　看来旧的经营知识已经过时了，我们需要经营印刷生意的“新工具论”。
　　我们观察会场上的数码印刷机在逐渐向按需出版的模式发展，速度和质量可比胶印，幅面可达B2甚至B1，如果印刷企业应用了这样的新技术，肯定会影响对手的生意。
　　数码印刷是按印张收取费用，要应用这样的新设备，就得尽量把每一张大幅面的印张都印满。面对不同印量、各式各样的短版活，我们必须计算出一个印张上能实现的最经济的组合，才能控制成本发挥竞争力。
　　人脑无法应付复杂的计算，只能依赖电脑软件来帮忙生产。
　　如果软件可以生产，就需要软件来接单，当然也需要软件来管理企业资源。所以印刷产业下一波的竞争，软件的重要性超过了印刷设备。
　　这不就是印刷行业的“新工具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