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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考察有关西周时期洛邑殷遗民的考古遗存、出土文献以及传统记载，认识到在当时殷遗民的社会中存在着复杂的分化现象，周人有计划瓦解殷遗民家族为己所用，并以此制造人群的实力变化，这可以说是周人为保持洛邑社会稳定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
关键字： 西周 洛邑 殷遗民 社会分化
周公营筑洛邑，并迁徙大量的殷遗民贵族及平民于此地居住，是西周初年历史上的大事。经过长期以来学者们孜孜不倦的争论研究与晚近考古材料的不断出土，现已基本能够肯定洛邑位于今天的洛阳城区瀍河两岸，大体而言，瀍河东岸生活着迁徙而来的殷遗民群体，瀍河西岸生活着监视他们的周人群体。瀍河本来可能设计为殷周两类族群分界河，然而却有一部分殷遗民跟随周人留在瀍西，他们脱离了原来的家族，其墓葬的形态与瀍河东岸的族群对比明显，反映出周人在洛邑殷遗民中根据群体的分离制造实力和地位的差距。
一、瀍河西岸殷遗民贵族的兴盛
从考古材料上看，埋葬于瀍河西岸的殷遗民，聚族而葬的墓区较少，散葬的分布范围较广，这说明他们的埋葬远离所出身的家族，处于周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中，那么可以想见这些遗民本身的活动，也应与周人关系密切，而脱离了家族的影响。朱凤瀚先生认为，在殷商晚期，殷人宗族已开始出现内部亲族关系疏远的情形，以至于削弱了殷商王朝的凝聚力量[1] [259-260]。谢维扬指出，在西周时期，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只包含两代的简单家庭都是普遍的居住形式，大家族同堂居住制则是汉代以后的现象[2] []270-277。因此，在洛邑的某些殷遗民，随着家族凝聚力的下降，有可能会以简单家庭为个体单位，服事于周人，从而形成类似瀍西的散葬情形。这种家族分离的现象在西周早期便开始出现。五女冢和瀍东塔湾所发现的殷遗民墓葬中，出土族徽显示他们同属于商王族的分支--"冉"族，然而却东西相隔有数公里之远。
既然在这些殷遗民中，有的来自于显要的家族，他们为何愿意摆脱家族的强大势力，以单独力量服事于周人？从瀍河西岸的殷遗民墓葬中，发现有较多而且精美的铜礼器、铜兵器和玉器。这些财富和武器显然不是他们自身所能够取得的，应是周人赏赐的产物。这正说明这些遗民作为周人的心腹而效劳，因此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在死后葬于周人居处附近。对于他们来说，服事新兴的周人，能够弥补缺少家族根基的不足，促使他们对周人统治者更加忠心耿耿。
这种殷遗民以分支家庭甚至个人力量服事周人的现象是长期而且常见的。例如在庞家沟西周墓地所发现的 4座的殷遗民墓葬，就显示出时代和位置上的分散态势。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洛邑一地，朱凤瀚先生指出，发现于瀍西墓葬的戈氏族徽，也同样见于关中的早期墓葬，且都不是族葬墓。戈氏宗族原本与商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此时已拆分为无数单独的家庭，而周人在使殷商宗族瓦解之后，仍然给予其成员贵族的社会地位，故而他们乐于用族徽展示自己的社会出身，这也是族徽分布不同地域的原因[1][90-95]。
周人对于这部分殷遗民，总体上是信任的。在瀍西一座散葬墓中，出土了带有"子韦"族徽和"亚"字标识的铜器，"子韦"与先前洛阳所出"子某"族氏铜器的形式相类似。而这些"子某"铜器，有可能系商王后代所作[1][59]，那么此"子韦"氏也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况。而在当时，他已经是作为周人的亚职，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在瀍河西岸的群葬墓，只有北窑铸铜作坊内的西部墓群一处。该群共有墓葬16座，均有腰坑和二层台，可知确系殷遗民。群内有羊、马祭祀坑3座，彼此关系紧密，主从分明，方位一致，时代不晚于西周中期。从墓群内羊坑的埋葬情形看，该坑使用了不止一次。杨宽先生认为，殷周时代无墓祭，祭祀坑为修筑墓葬时的祭祀地神所用[3] [108]。这就说明该墓区延续时间较长，应为家族墓葬。由于北窑铸铜作坊的技术继承自殷商时代的工匠，因此该家族很可能即为掌握铸铜技术的贵族世家，并为北窑铸铜作坊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顺便一说，这种殷人举族投靠周人的例子并不少见，《史记.周本纪》："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以为公卿，封长子。"[4]从金文材料看，在北窑东北方向的马坡所出土的"雋"和"臣辰"等家族诸器，也应属于在周人灭商前后所投靠的殷商贵族家族。北窑铸铜家族虽然也属于举族投靠，但可能由于他们的职事任务不同，所以埋葬地也不相同。
二、瀍河东岸殷遗民贵族的衰落
从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在瀍河东岸仍然生活着不少殷商贵族，他们是周人监视的主要对象。在瀍东的摆驾沟和洛一高附近，均发现带有墓道并向东拐的大中型墓葬，这种特殊形制在殷墟没有发现，它们的分布排列也由于发掘局限而缺少相关资料。但是前述北窑铸铜作坊西部墓群，也发现有同类的大墓，由于资料详备，可以完整看出这种墓葬在其中的较高地位和形制意义。
该大墓位于所在墓群的东边，与殷墟墓地的内部排列方位相同，反映了殷人以东为尊的思想。这说明墓道东拐的墓葬形式，应是洛邑殷遗民贵族更进一步坚持传统的改制所为。此外，墓道在殷商时代，被认为系墓主灵魂出入之路，因此墓主头向往往与墓道朝向相反，使墓主面对墓道[5] [142-145]。这一点与洛邑殷遗民相关墓葬的情形相符，无论墓葬头向何方，朝向墓主的墓道一定东拐。如北窑大墓虽然有两条墓道，但是墓主头向南，正好与东拐的北墓道相对。《尚书.多士》云："汝多为顺事，乃庶几还有汝本土"，孔颖达疏："但能如此，得还本土"[6]，因此墓道的改制，可能还带有思念故土的感情表达成分。
同时，发现有画幔痕迹的西周早中期墓葬也都位于瀍河东岸，棺椁之上铺有画幔是殷商贵族下葬常见的礼仪形式，如殷墟西区M1713殉人墓、M1052、M222、武官北地84M259以及一号大墓WGM1等大中型墓葬均发现有画幔痕迹，色彩为红、白、黑、黄四种，与瀍河东岸所发现痕迹相同，从而进一步确认了该地殷遗民贵族长期生活的存在。然而在此期间，贵族墓所出土的器物却发生了变化。在西周早期，这种墓中还出有铜礼器、铜兵器和玉器。但是到西周中期，铜礼器和玉器却极少在贵族墓中出现，铜兵器则被纯礼仪用途的铅兵器所代替，这些现象都与殷墟同类墓的发掘情形大相径庭，反映出在瀍河东岸，殷遗民贵族的社会地位已经逐渐不如往昔了，尽管表明自己身份的要素，如墓道和画幔，还能够维持，而用来威伏他人的财富和武器正在流失，甚至出现了让无法实用的铅制武器来装样充数的尴尬局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西周时期，洛邑殷遗民存在着社会分化的现象。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某个社会群体内的分裂，二是社会人群之间实力与地位的差距变化。这两种现象相继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周人强大的主导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举措是为了预防殷遗民的反抗，也是为了利用殷遗民来学习殷商较发达的生产文化。从西周两百余年洛邑地区基本保持稳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不能不说这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功的措施。
参考文献:
[1]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2]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胡进驻.殷墟晚商葬制与葬俗的几个问题[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6] [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作者简介：孟奂（1985），男，河南杞县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2008级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
关键字： 西周 洛邑 殷遗民 社会分化
周公营筑洛邑，并迁徙大量的殷遗民贵族及平民于此地居住，是西周初年历史上的大事。经过长期以来学者们孜孜不倦的争论研究与晚近考古材料的不断出土，现已基本能够肯定洛邑位于今天的洛阳城区瀍河两岸，大体而言，瀍河东岸生活着迁徙而来的殷遗民群体，瀍河西岸生活着监视他们的周人群体。瀍河本来可能设计为殷周两类族群分界河，然而却有一部分殷遗民跟随周人留在瀍西，他们脱离了原来的家族，其墓葬的形态与瀍河东岸的族群对比明显，反映出周人在洛邑殷遗民中根据群体的分离制造实力和地位的差距。
一、瀍河西岸殷遗民贵族的兴盛
从考古材料上看，埋葬于瀍河西岸的殷遗民，聚族而葬的墓区较少，散葬的分布范围较广，这说明他们的埋葬远离所出身的家族，处于周人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中，那么可以想见这些遗民本身的活动，也应与周人关系密切，而脱离了家族的影响。朱凤瀚先生认为，在殷商晚期，殷人宗族已开始出现内部亲族关系疏远的情形，以至于削弱了殷商王朝的凝聚力量[1] [259-260]。谢维扬指出，在西周时期，无论贵族还是平民，只包含两代的简单家庭都是普遍的居住形式，大家族同堂居住制则是汉代以后的现象[2] []270-277。因此，在洛邑的某些殷遗民，随着家族凝聚力的下降，有可能会以简单家庭为个体单位，服事于周人，从而形成类似瀍西的散葬情形。这种家族分离的现象在西周早期便开始出现。五女冢和瀍东塔湾所发现的殷遗民墓葬中，出土族徽显示他们同属于商王族的分支--"冉"族，然而却东西相隔有数公里之远。
既然在这些殷遗民中，有的来自于显要的家族，他们为何愿意摆脱家族的强大势力，以单独力量服事于周人？从瀍河西岸的殷遗民墓葬中，发现有较多而且精美的铜礼器、铜兵器和玉器。这些财富和武器显然不是他们自身所能够取得的，应是周人赏赐的产物。这正说明这些遗民作为周人的心腹而效劳，因此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并在死后葬于周人居处附近。对于他们来说，服事新兴的周人，能够弥补缺少家族根基的不足，促使他们对周人统治者更加忠心耿耿。
这种殷遗民以分支家庭甚至个人力量服事周人的现象是长期而且常见的。例如在庞家沟西周墓地所发现的 4座的殷遗民墓葬，就显示出时代和位置上的分散态势。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洛邑一地，朱凤瀚先生指出，发现于瀍西墓葬的戈氏族徽，也同样见于关中的早期墓葬，且都不是族葬墓。戈氏宗族原本与商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此时已拆分为无数单独的家庭，而周人在使殷商宗族瓦解之后，仍然给予其成员贵族的社会地位，故而他们乐于用族徽展示自己的社会出身，这也是族徽分布不同地域的原因[1][90-95]。
周人对于这部分殷遗民，总体上是信任的。在瀍西一座散葬墓中，出土了带有"子韦"族徽和"亚"字标识的铜器，"子韦"与先前洛阳所出"子某"族氏铜器的形式相类似。而这些"子某"铜器，有可能系商王后代所作[1][59]，那么此"子韦"氏也有可能属于这种情况。而在当时，他已经是作为周人的亚职，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在瀍河西岸的群葬墓，只有北窑铸铜作坊内的西部墓群一处。该群共有墓葬16座，均有腰坑和二层台，可知确系殷遗民。群内有羊、马祭祀坑3座，彼此关系紧密，主从分明，方位一致，时代不晚于西周中期。从墓群内羊坑的埋葬情形看，该坑使用了不止一次。杨宽先生认为，殷周时代无墓祭，祭祀坑为修筑墓葬时的祭祀地神所用[3] [108]。这就说明该墓区延续时间较长，应为家族墓葬。由于北窑铸铜作坊的技术继承自殷商时代的工匠，因此该家族很可能即为掌握铸铜技术的贵族世家，并为北窑铸铜作坊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顺便一说，这种殷人举族投靠周人的例子并不少见，《史记.周本纪》："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以为公卿，封长子。"[4]从金文材料看，在北窑东北方向的马坡所出土的"雋"和"臣辰"等家族诸器，也应属于在周人灭商前后所投靠的殷商贵族家族。北窑铸铜家族虽然也属于举族投靠，但可能由于他们的职事任务不同，所以埋葬地也不相同。
二、瀍河东岸殷遗民贵族的衰落
从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在瀍河东岸仍然生活着不少殷商贵族，他们是周人监视的主要对象。在瀍东的摆驾沟和洛一高附近，均发现带有墓道并向东拐的大中型墓葬，这种特殊形制在殷墟没有发现，它们的分布排列也由于发掘局限而缺少相关资料。但是前述北窑铸铜作坊西部墓群，也发现有同类的大墓，由于资料详备，可以完整看出这种墓葬在其中的较高地位和形制意义。
该大墓位于所在墓群的东边，与殷墟墓地的内部排列方位相同，反映了殷人以东为尊的思想。这说明墓道东拐的墓葬形式，应是洛邑殷遗民贵族更进一步坚持传统的改制所为。此外，墓道在殷商时代，被认为系墓主灵魂出入之路，因此墓主头向往往与墓道朝向相反，使墓主面对墓道[5] [142-145]。这一点与洛邑殷遗民相关墓葬的情形相符，无论墓葬头向何方，朝向墓主的墓道一定东拐。如北窑大墓虽然有两条墓道，但是墓主头向南，正好与东拐的北墓道相对。《尚书.多士》云："汝多为顺事，乃庶几还有汝本土"，孔颖达疏："但能如此，得还本土"[6]，因此墓道的改制，可能还带有思念故土的感情表达成分。
同时，发现有画幔痕迹的西周早中期墓葬也都位于瀍河东岸，棺椁之上铺有画幔是殷商贵族下葬常见的礼仪形式，如殷墟西区M1713殉人墓、M1052、M222、武官北地84M259以及一号大墓WGM1等大中型墓葬均发现有画幔痕迹，色彩为红、白、黑、黄四种，与瀍河东岸所发现痕迹相同，从而进一步确认了该地殷遗民贵族长期生活的存在。然而在此期间，贵族墓所出土的器物却发生了变化。在西周早期，这种墓中还出有铜礼器、铜兵器和玉器。但是到西周中期，铜礼器和玉器却极少在贵族墓中出现，铜兵器则被纯礼仪用途的铅兵器所代替，这些现象都与殷墟同类墓的发掘情形大相径庭，反映出在瀍河东岸，殷遗民贵族的社会地位已经逐渐不如往昔了，尽管表明自己身份的要素，如墓道和画幔，还能够维持，而用来威伏他人的财富和武器正在流失，甚至出现了让无法实用的铅制武器来装样充数的尴尬局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西周时期，洛邑殷遗民存在着社会分化的现象。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某个社会群体内的分裂，二是社会人群之间实力与地位的差距变化。这两种现象相继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周人强大的主导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举措是为了预防殷遗民的反抗，也是为了利用殷遗民来学习殷商较发达的生产文化。从西周两百余年洛邑地区基本保持稳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不能不说这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功的措施。
参考文献:
[1]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2]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胡进驻.殷墟晚商葬制与葬俗的几个问题[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6] [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作者简介：孟奂（1985），男，河南杞县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2008级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