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六代在寻父与现代性反思的背负中秉持着民间立场的话语实践，试图以隐形的话语结构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立场，在民间所对应指涉的在权力意识形态之外开辟一个独立的空间，怀有满腹的道德纬度与人文悲悯的终极关怀，试图维系民间的自在形态、价值拷问。第六代借助于民间话语和影像文本表达了他们对已经因意识形态化而形成话语霸权的五四式启蒙理性知识所裹挟的现代性原则的默默的温情和激烈的暴力的解构。
　　[关键词]民间话语　民间立场　寻父　反思
　　
　　引　言
　　
　　众说纷纭的第六代，众说纷纭的“边缘”。第六代影像建构起来的“边缘”，是基于在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文化语境的变迁中，尤其在第五代裹挟下的追求现代性启蒙建构的“宏大叙事”与激扬浪漫主义启蒙退却之后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边缘”。同时自身的边缘处境正如有的人指出的：“第六代中很大一部分人自己处在社会的边缘，在他们的作品中投射了他们自身的生命体验。”边缘的境遇使得第六代更注重当下性的民间，在表达上采用民间立场，“(民间立场)它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作家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的认识。”
　　但是走出学院的第六代，由于文化语境的变迁，启蒙声音的消失弥尽，他们目睹赤裸裸的追求现代性的代价。“现代化繁华景观背后是无数具体的人的痛楚、无奈和辛勤劳作，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历史的意志不断改写个人生命意志的过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新生代关注底层大众代表的平民现代性努力包含着中国大众最切身的现代经历和现代体验。”于是乎学院下的精英之子们“寻父”，在现代性反思中走上了历史之旅。
　　
　　一、民间的抉择与表述形式
　　
　　首先民间话语的提出是陈思和先生首推与代言的，它产生的背景是在“20世纪90年代民间理念产生的背景之一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中，民间的真实处境无法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精英知识分子话语中得到有效表达”。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文化语境的变迁，使得民间的真实利益和处境自然无法服务于国家权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真实处境的诸多回避使得民间逐步被忽视。后起的第六代生不逢时地浮出历史地表，在面对疮痍的语境之下，不得不选择民间作为表达体系。
　　对于民间的界定是非常复杂的又往往非常模糊的。周作人曾经认为，“民间这意义，本指多数不文的民众”。同时“有学者就把这个概念追溯到了明代的冯梦龙”(同上)，而冯梦龙作为仕大夫阶层，那么势必是知识分子，所以以此认为民间这个词最早是由知识分子提出的，那么“多数不文的民众”的“民间”一词的对应指涉多是“官方”，包含着一种官方与民间的压迫与反抗的上下关系，它的外延不仅包括农民，也包括城市中的平民与市民。毫无疑问是由某种强势文化主体的“他者”，绝然体现了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而民间的选择无疑会带上非主流的“边缘”色彩。所以“边缘”则成为第六代民间立场下的表述形式。
　　一方面是在题材的边缘。总是在文本建构中充斥着“边缘”：《冬春的日子》中先锋画家，《东宫西宫》中的同性恋，《小武》中的小偷，《安阳婴儿》中的妓女，《极度寒冷》中的行为艺术家，《任逍遥》中的无业青年等等不一而足。“第六代导演的早期电影作品里的主人公多为摇滚乐手、画家、学生、流浪艺术家等边缘青年形象，一个边缘青年部落，边缘化的人生表现。”
　　另一方面体现在影像空间的边缘。如《苏州河》、《北京杂种》、《十七岁的单车》、《扁担·姑娘》、《小山回家》、《小武》、《站台》、《任逍遥》、《三峡好人》等，影片将镜头聚焦于那些即将拆除的楼房、陈旧残破的码头和桥梁、古老狭窄的胡同、拥挤脏乱的大杂院、阴暗狭小的出租民房等。同时却避开都市下的现代性表述，这可以说是以一种民间影像形式对第五代寓言中国追求现代性神话的某种消解，是对主流遍蔽下的民间讨要话语权的集体形式从而建构起来一个当下的“另一个中国”。第六代以民间立场的边缘为表述形式作为掩护，开拓出一个“当下中国”的话语空间来寄存被主流话语所遮蔽与掩盖的民间诉求。所以“边缘立场不是一种价值空位，而是对中心话语霸权的疏离，是～种对自我的精神存在状态的根本调整”。
　　第六代民间表述“边缘”，正是基于启蒙浪漫主义退却之后“人死了”“主体死了”“知识分子也死了”中在高等学府产出的精英之子，在文化语境急剧变革的时代，从共名到无名的语境之中，在现实与精神迷离的双重受挫之下的自我调整。背离第五代的“历史的中国”的第六代更重视“当下的中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所以不难理解，“(边缘)这种独立的精神是对习以为常的规范的逃离，是对主导话语严密网络的总体拒绝，对自我个体独特性的维护，也是在当代中国话语领域拓展新的空间。这使得‘边缘’绝非是轻松游戏的话语，而是在历史豁口或时代断层中伸展出的一种正当的自我身份确证和自我形象重塑的文化权利空间”。
　　
　　二、寻父之旅与现代性反思
　　
　　在第五代裹挟下的追求现代性启蒙的宏大叙事阻断了传统价值判断，同时面对90年代的物质浪潮，原先张扬的现代性逐步偏离航道，驶入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启蒙成为了现代性的罪人，人逐渐异化与物化。与此第六代人身处断代语境之下，以民间的立场肩起衔接传统价值理性与现代性反思的重任。
　　在第六代电影杠鼎之作的《长大成人》中周遭的藏污纳垢，正是“民间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柏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但是民间的精华的代言周青并未同流合污而是在时代的豁口寻求丧失的传统价值，急切地寻找意念化的人物朱赫莱，如果说朱赫莱还承载着传统文化启蒙与价值理念的话，那么“朱赫莱”的消失便印证因第五代启蒙宏大叙事而割裂了传统价值理念。但是传统价值的追寻结局我们并未得知。而在陆川《寻枪》之中也暗合了此逻辑，周遭的民间也陷入现代性的工具理性，民间追求经济而使酒里掺入了甲醇使多人死亡的惨剧，为报复从而引起丢枪到寻枪。枪本是价值判断，但丢了。寻枪便成为寻求丧失的传统价值，但是结局枪找到了而价值判断却没有找到使得马山陷入了价值判断的焦虑之中。在《冬春的日子》，为了寻找丧失的价值与信仰，冬与春回到了冬的老家——山海关。这里双关性的隐喻，山海关是海子自杀的地方，是曾经属于文化张扬，启蒙的80年代，就这样消失在车马人烟的经济大潮中，像一场华丽而残忍的谢幕，寻父终将泡影。正如从《北京杂种》而始《长大成人》《头发乱了》、《寻枪》、《冬春的日子》、《苏 州河》乃至《三峡好人》最终的“贯穿一个动作，寻找”即因第五代的“弑父”而失去“父亲”的苦痛已成为内在逻辑。
　　而在第六代众多电影中重复出现寻找，一个是为寻找因启蒙追求现代性而丧失传统价值理性，另一方面，而在寻找之中彰显出了现代性而付出的代价。在《苏州河》、《三峡好人》中现代通讯手机与拆迁的废墟并存，时刻体现着还原民间话语的展示以及对现代性的代价的追问。在《三峡好人》机器的运转，断瓦残垣，废墟之情弥漫而来。“三峡建设”的所谓现代文明把人的生存变成孤零零的断片，机器的轮盘使人丧失了生存的和谐与想象的青春，有限的生命到哪里去寻找现世的皈依，甚至已经感到人的虚无，无根，只能在废墟的荒漠中呼告，呼唤灵性的回归。“企图将世界上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都统统纳入市场经济的交换机制中去，并把它们放在金钱的天平上来衡量，最终也将导致人本的物化和异化”。如此境况，具有意味的是贾樟柯的电影《小武》中“称钱”的桥段实则“有意味的形式”。意识到经济的标准与传统的价值判断的二难，意识到启蒙的理性原则所推崇的“现代性”将人“异化”从而导致把传统价值转化为庸常的生命形式“称”从而维系传统价值与情谊。
　　与此同时在学术界经常谈起的第六代表现贫穷、落后、废墟，甚至是“拆迁”荒凉的景象，我们如果认真的思考他们为何一次形态一次又一次的表症，而在《达达》中一开场又是一片荒凉的“半边楼”式的场景。第六代这种荒凉场景又与城乡的都市相联系，也就是说直逼现代性反思的话语，站在了民间立场上表达个人忧虑，表现了对启蒙话语的反思，将目光凝视注“民间”地位的前现代与现代的思考。
　　如果说第六代早期往往在地下不能公映是对主流政治意识的对抗的生存策略的话，那么对更大范围中民众的情感的认同和压抑的反抗，所以第六代的民间叙事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客观物质的荒凉而是人的物欲释放后所产生的精神认定的贫困，以此弥漫在第六代电影中的现代性反思暴露无遗。
　　
　　三、结语
　　
　　总之，第六代在寻父与现代性反思的背负中秉持着民间立场的话语实践，试图以隐形的话语结构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立场，在民间所对应指涉的在权力意识形态之外开辟一个独立的空间，怀有满腹的的道德纬度与人文悲悯的终极关怀，试图维系民间的自在形态、价值拷问。而操作民间话语实践的第六代并非顽固地表现当下的中国，而是借助于民间话语和影像文本表达了他们对已经因意识形态化而形成话语霸权的五四式启蒙理性知识所裹挟的现代性原则的默默的温情和激烈的暴力的解构，于是乎造成了当代中国第六代的寻父与现代性反思的背负的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