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唐代在君王奖掖、时人爱好的文学氛围下,表面上文学似乎获得了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实则文学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受到了淡化乃至斯伤。本文旨在探讨杜甫如何藉由“诗学论争”的喧哗,破解“无声无臭”的窘境,进而引领唐代诗风。其一,恻隐之美与狂筒斐然——初唐官修史书所确立的诗文典范;其二,典范移转与诗学论争——从四杰到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三,戏题剧论与大雅之作——杜甫的后继者与韩、白分流;其四,诗坛、诗选的杜诗定位与诗史的提出。本文由此厘清杜甫在唐代诗学论争中的评价与定位,及其对唐诗创作发展的意义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