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一书中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国金额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其中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 FIR)最重要，FIR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
　　现有的很多文献中都把M2/GDP或者金融资产总量/GDP的比值作为FIR，这样的表达其实和戈德史密斯最初的表达有所出入，都会夸大FIR的数值。利用现有资料计算出的实物资产总和，我们可以计算中国历年的FIR值。
　　对资本存量的衡量关键在于确定以下四个方面的值：基年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当年投资额和折旧。
　　汤向俊根据邹至庄(1993）估计的固定资产的积累指数在1952至1978年间将基本保持不变，直接采用1978年年末的资本存量值作为初始资本值为11292亿元（1978年不变价）。
　　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的确定，成为核算资本存量存在争议的关键点之一。因为国家统计局直到1992年才开始公布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的数据。（Hsueh, Li,1999）得到国家统计局的支持，取得每年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的统计报告，核算出1952年～1995年间的直接投资递减指数。汤向俊认为这是最为可信的数据，因此1995年之前以他的数据核算，对于1995年以后的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因此推算1991年～2003年实物资产总额（亿元）为：
　　金融资产总量的计算上从资产流动性的角度考察货币、债券、股票和保险四大类金融资产。货币资产以M2来计量;债券资产以即期余额来计量;股票资产以即期市价总值来计算，保险资产以当年保费计算。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金融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1991年～2003年的金融资产总额如下（亿元）：
　　根据前人计算所得的实物资产总额，以及利用现有统计资料得出的金融资产总额，中国1991年～2003年的FIR数值如下：
　　中国的FIR数值并不高，但是就趋势而言，中国的金融资产增加速度十分迅速，尤其是股权资产的增加迅速。考虑股票总市值而非流通市值的话，2003年的FIR值已经达到0.9，而且中国的股票市场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且是试点工程，90年代才开始有所发展，因此虽然增长速度迅猛但由于基数原因，占比还是较低，可以肯定的是，照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中国的FIR水平很快就可以达到1以上。中国的金融资产/GDP较高，恐怕IOCR，即增加的产出与投资比过低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在80年代经历了“增量改革”所创造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总体性改善之后，似乎开始表现出“粗放”增长的特征：相对于产出的增长，资本的形成加快了。从理论上说，在以“增量改革”或者以新兴工业化来推动产出增长的初始阶段，增长将会更多地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显著提高，这是配置效率或经济结构改善的结果。但在不断加速的市场化的进程中，产出的增长率将可能出现递减。可以理解为持续的“工业化”导致资本的生产力递减的结果。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资金的投向引导作用就十分重要。按照一些经典文献，发展中国家随着金融的不断深化，经济效率会提高。中国的金融资产总量在不断增长，但是结构的失衡很明显，这就会影响到其量上的增长对经济效率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