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岱短篇小说《枣花杠子馍》中塑造了两位性格不同的进城务工的人物形象。一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形象——保银叔，另一位是“镇民”形象——石玉刚。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同的是，石玉刚生活在乡镇上，靠做一点小生意为生，“农民”和“市民”的影子在他身上都有体现。作者也通过这一人物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城市化进程中处于过渡地带、过渡时期的人面临的困境。
　　 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石玉刚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小说中第一次体现他极其敏感的这一特征，是他去姨夫家和姨夫的侄子黄晓庆喝酒，“亲戚连着亲戚，脸面值钱。”为了脸面不甘人后地喝酒，也因为黄晓庆当着亲戚揭他的短，石玉刚感到颜面尽失而大打出手。石玉刚离开什集前往广州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儿子上高中每年需要几千块钱的学费，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己的老婆和建筑队的崔胜利跑了，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也因此石玉刚的出走也就带有了一种逃离的意味。如果说石玉刚因为自尊受到伤害不得不离开故乡，那么他离开广州，某种程度上同样是为了寻回自己的自尊。来广州的第一天受到敲诈、惊吓，对生理上留下的阴影一直是石玉刚在意的事情，他认为由此失去了作为男人的尊严。而在菜市场自己对堂叔保银使用了不良竞争手段的暴露，则直接推动他离开广州。作为生活在城市底层的一员，对自己尊严的看重和极力维护，成为石玉刚确认自己存在意义的一种方式。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石玉刚对自己面子的敏感，体现了他内心被尊重的渴求，这也是现实生活中在底层的人容易被忽略的心理需求。
　　 在石玉刚身上，作者除了写出他作为底层人物极其敏感的内心之外，还呈现了以石玉刚为代表的一类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性特征。一方面石玉刚身上有着传统乡土伦理的影子，另一方面他的身上有着更加现代的气息。
　　 一方面石玉刚看重亲情，对故土有着浓浓的依恋。小说中对他离开之前在火车站前吃饭细节的描写，体现出他对故乡的不舍。他前往广州是投奔自己刚出五服的堂叔。在传统乡村伦理中，没出五服是人们确认血缘亲近的一种方式，而找黄晓庆帮忙也是由于内心对乡村熟人社会的自信。和保银不同，石玉刚受市场经济影响更深，如他对保银不用机器做杠子馍的疑惑，将保银“山东馒头”的名字改成“山东枣花杠子馍”，自己的馒头店叫“山东老面馒头”，相比保銀此前的店铺名称，石玉刚的起名方式更加突出馒头的特点，对城市的市民和同乡人更加具有吸引力。如果说保银代表的是质朴乡土乡愁，在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石玉刚则代表了在社会转型期的一类人。一方面他内心有着传统的一面，但是在面对利益与亲情发生冲突时，他会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虚假欺骗手段来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小说中，作者将枣花杠子馍独有的枣花香与浓浓的乡愁相联系，到了石玉刚那里，这种带有乡愁色彩的枣花香味“失效”了，石玉刚闻不到枣花香，也不明白为什么坚持用这种传统的耗时耗力的生产方式。在情感上与乡土的“失联”、现实中融不进的城市，让石玉刚似乎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小说中写到他和保银叔关于生活的讨论，显示了生活的意义对他来说是不明确的，于是他将自己绝大部分的精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体上来。如果说对面子的过度敏感和其他一些细节，表明石玉刚在精神上是孱弱的。那么受到惊吓后石玉刚的身体也是萎缩的，小说用了诸多笔墨描写他对自己身体的调理和焦虑。小说结尾石玉刚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去证明自己身体的生殖性，这成为他最后的希望。
　　 小说在把握石玉刚身份特征的一些细节处理上是下了功夫的，也为我们展示了他性格中的多面性。不足之处是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展现力度不够，石玉刚面对自己和保银叔生意悬殊的心理是什么？又是什么样复杂纠结的心理，让他为了自己的生意使用不正当手段让保银不出摊？对石玉刚身体的描写过多冲淡了小说的思想力度，对人物内心的挣扎、思想斗争挖掘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一些人物的出场、对话方面还有很大拓展、描写的空间。
　　责任编辑 黑 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