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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游戏规则，是破解“大豆危机”应遵循的基本前提。这也正是破解“大豆危机”的深层意义所在。在粮食作物和商品市场相继放开的过程中，“大豆危机”在其他商品市场上的复制和重演几乎是可以预计的必然局面。因此，破解“大豆危机”的现实借鉴价值由此凸显。
农历新年刚过去，黑龙江当地的大豆加工企业又面临着无豆可用的尴尬，1月底以来，7成以上的油脂加工厂已经停产。黑龙江大豆协会2月22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称，“近日省内大豆市场多数无价无市，油厂停收。”
本地大豆卖不动、大豆加工企业生产停滞、连同国内大豆成品食用油市场价格波动的现象，被形象的概括为“大豆危机”。事实上，危机早在2004年就显示出其强大的威力，受国际大豆期货市场恐慌而集体采购进口大豆的中国豆企被飘忽的大豆价格狠狠洗涮了一把，采购前后巨幅涨跌的大豆价格让部分民营豆企不得不采取违约行为，引发了中美间围绕大豆的贸易纠纷。自此之后，“大豆危机”便成为国内豆农和豆企绕不过去的一个怪圈：“国际大豆价格持续走低——企业亏损停产——国际大豆价格重新走高——企业开工”。在怪圈兜兜转转之间，外资也完成了对中国大豆加工产业的新一轮进驻布局。
豆企“原料荒”
黑龙江大豆加工企业之所以停产，主要因为本地大豆的采购价格相对过高。当地油脂加工企业的基本生产模式是“本地种植——本地收购——本地加工——本地销售”，因内陆运输成本较高，黑龙江当地的豆企没有使用进口大豆作为原料。大豆是我国加入WTO后唯一与国际接轨的粮食作物，从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地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握有种植成本和到岸优惠的优势，价格持续走低，直接对国产大豆形成威胁。以东北当地大豆为加工原料的本地油脂加工企业每加工一吨大豆就要亏损70多元，因此停产实属无奈之举。
与黑龙江油脂加工企业不时停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的大豆压榨产能一直在不断扩张。2000年我国压榨大豆300吨／日以上油厂的加工能力为6.4万吨，到2006年末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28.5万吨，大型油厂的压制能力扩张了4.45倍。压榨能力的扩张速度远超压榨量的增长速度，而压榨量的增长带来的缺口主要被进口大豆填补。从2003年到2008年，国产大豆在国内压榨市场中所占比重由30.9％暴跌到10.8％。市场占有率的暴跌，反映出国产大豆面对进口大豆的价格优势被动逐步退出市场的无奈。这也直接挫伤了黑龙江大豆主产区豆农的积极性，大豆的播种面积逐年减少。本地大豆一方面产能下降，一方面价格相对较高，导致了大豆加工企业的“原料荒”。
本地大豆“价格困境”
本地大豆仅仅是因为价格高而导致“大豆危机”的吗?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与其说本地大豆高价，不如说是“被高价”。本地大豆的价格高位是相对于进口大豆持续走低的价格而言。现在的国产大豆根本没有定价权，被动的相对高价是因为国内市场完全受制于国际市场的供需失衡和价格波动。而进口大豆在国际上早已形成实体经济、期货交易、资本市场三者联动的成熟体系。在没有认识到这套体系的条件下，国家统一收购储备的传统救市手段适得其反，以较高的储备价格收购大豆，不仅增加了大豆加工企业的原料采购成本，也抬高了豆农的价格期望，已经“被高价”的大豆价格进而走高。而储备的大豆也不能进入市场流通，无豆可收便进一步加剧了当地豆企的“原料荒”，进口大豆便趁机而入。
被业界称为“最后守望者”、目前国内仅存的一家有能力与外资抗衡的本土企业——黑龙江九三油脂设在东北地区的5个分厂全线亏损，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在大连和天津建立分厂，全部使用进口大豆，两个厂的进口量占全公司年加工总量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是不得不向生存屈服。
进口大豆赢得的扩张市场远不止于此，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进口大豆4255万吨，比2008年增加500万吨，这个数字正好相当于国库中目前积压大豆的数量。每年12月到来年1月是大豆销售的旺季，但是2009年12月进口大豆478万吨，今年1月份又进口408万吨，直接造成今年以来大豆销售的瘫痪。
透视“大豆危机”
要破解“大豆危机”，关键是找准症结。进口大豆价格的持续走低、进口量的连年激增，都只是表象。进口大豆大举占领中国市场的根源，在于大豆市场放开之后已经占有原料市场垄断地位的跨国巨鳄粮商对国内大豆油脂加工产业的进驻和控制。
外资大举进军国内油脂市场开始于2004年。由于大豆价格剧烈波动，国内大豆压榨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大规模渗透，短短几年时间便控制了中国85％的大豆加工量，同时完成了向产业的物流、精炼等核心节点的延伸。外资渗透的力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是国内压榨企业无法比拟的，本土压榨企业在竞争中屡遭“滑铁卢”。从此，我国大豆产业链环节被外资打断，并开始受制于“ABCD”。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粮商硬在“帮助穷国发展农业”的旗号下，进入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地区大力推广转基因大豆。巨额资金持续推动易于生长的转基因大豆疯长于美国、巴西、阿根廷，三国的大豆产量也一举超过大豆原产地中国。四大粮商也因此牢牢控制了国际大豆的生产环节。
而美国大豆的定价体系大致是美国农业部定期公布农产品公报，全球投资者伺机而动，报告一出台市场价格便随之波动。以美国为首的跨国粮油贸易商在掌握大豆现货资源的同时，也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美、西、阿三国的大豆资源，对终端成品油市场从压榨环节到流通环节的绝对主导，运作成熟的期货交易平台，动辄数十亿美元、在全球商品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宏观基金，国内的农业合作社针对农户的信息披露和套期保值设计等制度，是四大粮商稳握国际大豆定价主动权的“组合拳”。
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尚不健全的期货交易市场和落后的信息流通机制，以及国有农场加个体承包的散户经营模式便无力与四大粮商紧凑连贯的价格流通链条对抗，只能眼睁睁看着原料市场和压榨市场相继失守的现实。
令人回味的是，四大粮商在中国的目标却不是产品的终端价格和一级压榨企业的利润，只是想通过购买压榨企业，让这些企业购买进口大豆，这样可以稳定其对中国的出口，在贸易环节上便可以完成获利。由此看来，国内大豆与进口大豆、本地豆企与外资控股豆企之间的pk，不但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抗，甚至不是同一个项目的争夺。
危机破解之道
遵循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游戏规 则，是破解“大豆危机”应遵循的基本前提。这也正是破解“大豆危机”的深层意义所在。在粮食作物和商品市场相继放开的过程中，“大豆危机”在其他商品市场上的复制和重演几乎是可以预计的必然局面。因此破解“大豆危机”的现实借鉴价值由此凸显。
但目前在短期内健全期货市场制度、建立信息流通机制显然是不现实的，破解“大豆危机”或许需要转变思路，避开无谓的正面对抗。
作为世界大豆的原产地，我国的国产大豆的特点是高蛋白、低含油率、非转基因。大豆的加工除去油脂压榨，也包括蛋白提炼。在这两个不同的附加值开发市场，国产大豆应该采取差异化经营的策略。
一方面有侧重的进行加工转移，避开与进口转基因大豆在压榨市场上的劣势竞争，大力发挥高蛋白含量的优势，通过科研攻关，开发大豆蛋白的高端产品，丰富产品链条。目前国产大豆蛋白粉与进口大豆蛋白粉的价格比将近1:100，这无疑为大豆蛋白的深层次系列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也可以提高国产大豆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
另一方面，国产大豆虽然在压榨市场上面临价格、出油质量等方面的竞争劣势，但非转基因的“绿色天然”和“食品安全”是进口大豆无法比拟的优势。转基因食品在安全性上饱受质疑，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非转基因大豆油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认可度，或者能够从侧面为国产大豆压榨企业打开市场，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外市场。
根据公开报道，2008年当国产非转基因榨油用大豆因为价差在进口大豆面前一蹶不振时，黑龙江省海伦市东源油厂出口到日本的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价格每吨达到了4600K。打好非转基因这张牌。正是国产大豆压榨企业在困境中取得突破的新出路。但非转基因牌的“命门”则是保护好黑龙江大豆主产区的种源，避免因本地大豆一时的销售困境而让进口转基因大豆获得生存的空间，破坏已经脆弱不堪的原产地生物多样性。同时，对非转基因大豆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成品油品牌建设力度，也是这张牌能否打好的必要步骤。
但要真正走出困局，还是要找到应对国际粮商“组合拳”的破解套路。掌握国际大豆市场定价权的国际粮商，随时可能掐住国产大豆加工和流通市场的咽喉。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目前中国大豆协会向国家主管部门上报了一份解决方案和相关研究材料。上报的内容主要是促进我国大豆企业做大做强，降低对外依存度，建立自主定价体系，形成自主品牌，并建议将“大豆危机”的破解上升到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尽早列入“十二五”规划。
在国家层面的反应出台之前，破解“大豆危机”仍然需要依靠企业根据利益和诉求谋求联合，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整合作用。
农历新年刚过去，黑龙江当地的大豆加工企业又面临着无豆可用的尴尬，1月底以来，7成以上的油脂加工厂已经停产。黑龙江大豆协会2月22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公告称，“近日省内大豆市场多数无价无市，油厂停收。”
本地大豆卖不动、大豆加工企业生产停滞、连同国内大豆成品食用油市场价格波动的现象，被形象的概括为“大豆危机”。事实上，危机早在2004年就显示出其强大的威力，受国际大豆期货市场恐慌而集体采购进口大豆的中国豆企被飘忽的大豆价格狠狠洗涮了一把，采购前后巨幅涨跌的大豆价格让部分民营豆企不得不采取违约行为，引发了中美间围绕大豆的贸易纠纷。自此之后，“大豆危机”便成为国内豆农和豆企绕不过去的一个怪圈：“国际大豆价格持续走低——企业亏损停产——国际大豆价格重新走高——企业开工”。在怪圈兜兜转转之间，外资也完成了对中国大豆加工产业的新一轮进驻布局。
豆企“原料荒”
黑龙江大豆加工企业之所以停产，主要因为本地大豆的采购价格相对过高。当地油脂加工企业的基本生产模式是“本地种植——本地收购——本地加工——本地销售”，因内陆运输成本较高，黑龙江当地的豆企没有使用进口大豆作为原料。大豆是我国加入WTO后唯一与国际接轨的粮食作物，从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地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握有种植成本和到岸优惠的优势，价格持续走低，直接对国产大豆形成威胁。以东北当地大豆为加工原料的本地油脂加工企业每加工一吨大豆就要亏损70多元，因此停产实属无奈之举。
与黑龙江油脂加工企业不时停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的大豆压榨产能一直在不断扩张。2000年我国压榨大豆300吨／日以上油厂的加工能力为6.4万吨，到2006年末这一数字已经上涨到28.5万吨，大型油厂的压制能力扩张了4.45倍。压榨能力的扩张速度远超压榨量的增长速度，而压榨量的增长带来的缺口主要被进口大豆填补。从2003年到2008年，国产大豆在国内压榨市场中所占比重由30.9％暴跌到10.8％。市场占有率的暴跌，反映出国产大豆面对进口大豆的价格优势被动逐步退出市场的无奈。这也直接挫伤了黑龙江大豆主产区豆农的积极性，大豆的播种面积逐年减少。本地大豆一方面产能下降，一方面价格相对较高，导致了大豆加工企业的“原料荒”。
本地大豆“价格困境”
本地大豆仅仅是因为价格高而导致“大豆危机”的吗?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与其说本地大豆高价，不如说是“被高价”。本地大豆的价格高位是相对于进口大豆持续走低的价格而言。现在的国产大豆根本没有定价权，被动的相对高价是因为国内市场完全受制于国际市场的供需失衡和价格波动。而进口大豆在国际上早已形成实体经济、期货交易、资本市场三者联动的成熟体系。在没有认识到这套体系的条件下，国家统一收购储备的传统救市手段适得其反，以较高的储备价格收购大豆，不仅增加了大豆加工企业的原料采购成本，也抬高了豆农的价格期望，已经“被高价”的大豆价格进而走高。而储备的大豆也不能进入市场流通，无豆可收便进一步加剧了当地豆企的“原料荒”，进口大豆便趁机而入。
被业界称为“最后守望者”、目前国内仅存的一家有能力与外资抗衡的本土企业——黑龙江九三油脂设在东北地区的5个分厂全线亏损，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在大连和天津建立分厂，全部使用进口大豆，两个厂的进口量占全公司年加工总量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是不得不向生存屈服。
进口大豆赢得的扩张市场远不止于此，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进口大豆4255万吨，比2008年增加500万吨，这个数字正好相当于国库中目前积压大豆的数量。每年12月到来年1月是大豆销售的旺季，但是2009年12月进口大豆478万吨，今年1月份又进口408万吨，直接造成今年以来大豆销售的瘫痪。
透视“大豆危机”
要破解“大豆危机”，关键是找准症结。进口大豆价格的持续走低、进口量的连年激增，都只是表象。进口大豆大举占领中国市场的根源，在于大豆市场放开之后已经占有原料市场垄断地位的跨国巨鳄粮商对国内大豆油脂加工产业的进驻和控制。
外资大举进军国内油脂市场开始于2004年。由于大豆价格剧烈波动，国内大豆压榨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大规模渗透，短短几年时间便控制了中国85％的大豆加工量，同时完成了向产业的物流、精炼等核心节点的延伸。外资渗透的力度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是国内压榨企业无法比拟的，本土压榨企业在竞争中屡遭“滑铁卢”。从此，我国大豆产业链环节被外资打断，并开始受制于“ABCD”。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粮商硬在“帮助穷国发展农业”的旗号下，进入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地区大力推广转基因大豆。巨额资金持续推动易于生长的转基因大豆疯长于美国、巴西、阿根廷，三国的大豆产量也一举超过大豆原产地中国。四大粮商也因此牢牢控制了国际大豆的生产环节。
而美国大豆的定价体系大致是美国农业部定期公布农产品公报，全球投资者伺机而动，报告一出台市场价格便随之波动。以美国为首的跨国粮油贸易商在掌握大豆现货资源的同时，也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美、西、阿三国的大豆资源，对终端成品油市场从压榨环节到流通环节的绝对主导，运作成熟的期货交易平台，动辄数十亿美元、在全球商品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宏观基金，国内的农业合作社针对农户的信息披露和套期保值设计等制度，是四大粮商稳握国际大豆定价主动权的“组合拳”。
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尚不健全的期货交易市场和落后的信息流通机制，以及国有农场加个体承包的散户经营模式便无力与四大粮商紧凑连贯的价格流通链条对抗，只能眼睁睁看着原料市场和压榨市场相继失守的现实。
令人回味的是，四大粮商在中国的目标却不是产品的终端价格和一级压榨企业的利润，只是想通过购买压榨企业，让这些企业购买进口大豆，这样可以稳定其对中国的出口，在贸易环节上便可以完成获利。由此看来，国内大豆与进口大豆、本地豆企与外资控股豆企之间的pk，不但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抗，甚至不是同一个项目的争夺。
危机破解之道
遵循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游戏规 则，是破解“大豆危机”应遵循的基本前提。这也正是破解“大豆危机”的深层意义所在。在粮食作物和商品市场相继放开的过程中，“大豆危机”在其他商品市场上的复制和重演几乎是可以预计的必然局面。因此破解“大豆危机”的现实借鉴价值由此凸显。
但目前在短期内健全期货市场制度、建立信息流通机制显然是不现实的，破解“大豆危机”或许需要转变思路，避开无谓的正面对抗。
作为世界大豆的原产地，我国的国产大豆的特点是高蛋白、低含油率、非转基因。大豆的加工除去油脂压榨，也包括蛋白提炼。在这两个不同的附加值开发市场，国产大豆应该采取差异化经营的策略。
一方面有侧重的进行加工转移，避开与进口转基因大豆在压榨市场上的劣势竞争，大力发挥高蛋白含量的优势，通过科研攻关，开发大豆蛋白的高端产品，丰富产品链条。目前国产大豆蛋白粉与进口大豆蛋白粉的价格比将近1:100，这无疑为大豆蛋白的深层次系列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也可以提高国产大豆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
另一方面，国产大豆虽然在压榨市场上面临价格、出油质量等方面的竞争劣势，但非转基因的“绿色天然”和“食品安全”是进口大豆无法比拟的优势。转基因食品在安全性上饱受质疑，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非转基因大豆油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认可度，或者能够从侧面为国产大豆压榨企业打开市场，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外市场。
根据公开报道，2008年当国产非转基因榨油用大豆因为价差在进口大豆面前一蹶不振时，黑龙江省海伦市东源油厂出口到日本的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价格每吨达到了4600K。打好非转基因这张牌。正是国产大豆压榨企业在困境中取得突破的新出路。但非转基因牌的“命门”则是保护好黑龙江大豆主产区的种源，避免因本地大豆一时的销售困境而让进口转基因大豆获得生存的空间，破坏已经脆弱不堪的原产地生物多样性。同时，对非转基因大豆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成品油品牌建设力度，也是这张牌能否打好的必要步骤。
但要真正走出困局，还是要找到应对国际粮商“组合拳”的破解套路。掌握国际大豆市场定价权的国际粮商，随时可能掐住国产大豆加工和流通市场的咽喉。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目前中国大豆协会向国家主管部门上报了一份解决方案和相关研究材料。上报的内容主要是促进我国大豆企业做大做强，降低对外依存度，建立自主定价体系，形成自主品牌，并建议将“大豆危机”的破解上升到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尽早列入“十二五”规划。
在国家层面的反应出台之前，破解“大豆危机”仍然需要依靠企业根据利益和诉求谋求联合，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整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