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纪委、监察部决定，对涉嫌严重违纪的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云南省委原常委张田欣，分别给予开除党籍、行政降级处分——张田欣的行政级别由副省级降为副处级；赵智勇的行政级别则“一撸到底”，由副省级降为公务员序列中级别最低的科员。由于在以往反腐败的实践中，对高级干部的这种处理方式极为罕见，所以，这两起案件引发舆论的强烈关注，也遭到个别媒体和一些网友的误读。
　　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基于这一原则，党组织对党员的纪律要求，既严于法律对公民的要求，也严于政府对公务员的要求。因此，纪检监察部门对严重触犯党纪国法的公务员，如果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在开除党籍的同时都会开除公职；如果不涉嫌犯罪，又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行为的，一般在给予党纪处分的同时，也会给予相应的政纪处分。
　　按照规定，受到党内开除留用察看处分的干部，应给予降低行政级别一至二级的政纪处分；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干部，应给予降低行政级别两级以上的政纪处分。那么，这次中纪委、监察部对赵智勇和张田欣的处理，释放的究竟是什么信号呢？
　　笔者认为，至少有两大信号：
　　其一，高干身份不是“护身符”。有媒体评论认为，赵智勇和张田欣是因为认错深刻、退赃积极而受到宽大处理的，但事实远非这么简单。在以往的反腐败实践中有一种倾向，就是位高权重的官员特别是省部级以上干部，只要没有严重违纪违法，一般情况都不会受到追究。虽然这方面从无成文的规定，但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久而久之，一些高级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打起了“擦边球”：有些人降低道德标准，纵情声色犬马；有些人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隐蔽地换取预期收益；还有一些人则纵容配偶、子女和近亲属，利用自己的职务影响经商办企业，或插手重大开发项目，谋取巨额财富。由于我国尚没有防止利益冲突方面的法律，这些行为即便暴露，也只是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很难受到刑法的追究。这就等于为一些高级干部加了一道“护身符”，让这些人在名利场上游刃有余、风光占尽。尽管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此也多有察觉，但往往无可奈何。对赵智勇、张田欣的处理，给党的高级干部发出了明确的警示信号：不论地位多高，只要违反了党的纪律，都会受到严惩。
　　其二，执纪不能打“折扣”。在以往的执纪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对于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又保留公职的干部，一般会在给予政纪处分时给一条出路，档次“就低不就高”，也就是降低行政级别两级。从理论上讲，这种降级幅度对于一个政治生命基本完结的干部来说，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很大程度上是照顾一点儿情面。但这一做法的负面影响却不可小觑：一是让党纪处分和政纪处分的档次拉得太远，给人以党纪处理“畸重”或政纪处分“畸轻”的印象。二是让这些连党员资格都没有的人，仍然享受着与处分前差别不大的“长”字号待遇，给人的感觉十分别扭。一言以蔽之，这种照顾面子的做法有悖纪律处分的初衷，达不到警示教育党员干部的目的。
　　所以，对赵智勇、张田欣案件这种“跳楼式”的降级处理，最大的警示意义在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你功劳多大、级别多高，一旦因违纪受到查处，即便能够避免牢狱之灾，也无法避免政治上一切“归零”、经济上得不偿失的结局。
　　这两个案例体现的是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执纪的精神，必将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
　　@零距离： 中国有句俗话，叫“杀鸡给猴看”。这次对两名副省级高官的“断崖式连降”，是对顶风违纪者的“当头棒喝”，是对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决心的有力宣示，是对教育、惩治和预防反腐体系建设的最好解读。
　　@天使：副省级干部违纪遭遇“断崖式连降”，是一记警钟。这种令人惊愕的处理方式是在告诫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切不可心存侥幸，更不要因“恶小”而为之，对党纪国法要心存敬畏、心有戒尺，常思越矩之危，常思违纪之害，做到敬畏法纪不逾越半步，敬畏职责不懈怠片刻，永葆领导干部的政治本色。
　　@人生如水：对于被降级的两个省委常委而言，既然是降级，就必须不折不扣地真降，不能名义上降了，而实际享受的待遇却没多大变化。要让更多的官员看到，这种“断崖式降职”，不单单是面子问题，更有实际利益受损，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引以为鉴，真正自律和警醒。
　　@灿烂阳光：这一“断崖式降级”表明，以往在官员的升降管理上仍过于粗疏、宽松；尤其是在实际操作中的“只升不降”“多升少降”做法，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官员群体乃至社会公众的错误理解。
　　@老真理：如果赵智勇、张田欣的降职处分形式确系治吏新动向，那么就意味着官场生态的改变或将要发生，也意味着官场通道将打破“只上不下”的僵局，如此，或许能激活官场生态这潭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