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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到红楼梦诗词，无不充满着语言的悖论。这种语言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语言，显现出强大的艺术张力。在这种历史的关照中，不难发现中国文人的一种“解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有着深厚的语言传统土壤和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鲜明折射，对于进一步考察中国文人的灵魂世界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悖论；解构；历史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明代文学家杨慎谪戍云南时所作《廿一史弹词》（原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后毛宗岗父子评刻《三国演义》时将其放在卷首。它取材于正史，用浅近文言写成，杨慎因此也被誉为“后世弹词之祖”。开场词的内容如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诗人通过一个叙述性的情景，寄寓了对历史人生变幻的形象化的思考。物象、感情、描叙前后连贯，从气象雄阔激迫的开篇到从容冷静的审视再到平和通达的描叙，起承转合自然畅达，毫无雕琢修饰之感，从修辞上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从词作的内部各个层面的构成来看，我们发现作品内部隐含着强烈的历史悖论和感情悖论。面对这种双重悖论，诗人对其进行了艺术化的解构，从而实现了经验的调和与冲突的平衡，使内在的对峙与和谐达到了统一，从而显现了这首词的内在张力。
一、悖论的存在与艺术化的解构
美国新批评派的克林斯·布鲁克斯说：“悖论正合诗歌的用途，并且是诗歌不可避免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显然，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1]102他认为诗人的用词不断地在相互修饰，从而互相破坏彼此的词典意义，使其在相互对立和碰撞中产生丰富的意义。如新古典主义诗人蒲伯的《论人》就是一种典型的悖论语言：
生下只为死亡，思索只为犯错；他的理智如此，不管是想多想少，一样是无知……创造出来半是升华，半是堕落；万物之灵长，又被万物捕食；唯一的真理法官陷于无穷的错误里，是荣耀，是笑柄，是世界之谜。
蒲伯在诗里呈现了人的存在的矛盾困境，通过灵与肉，生与死，智慧与无知、升华与堕落，真理与错误等一系列悖论意象的对立陈列，使之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真实存在。在这里，悖论不仅是一种语义特征，更是诗歌的内在结构。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似乎也隐含了某种悖论的因素。若要从整体上感受其所含的内在悖论，我们可以参看这段开场词后面的说白部分：
转回头，翻覆手，做了三分。前人创业非容易，后代无贤总是空。回首汉陵和楚庙，一般潇洒月明中。落日西飞滚滚，大江东去滔滔。夜来今日又明朝，蓦地青春过了。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英豪。龙争虎斗漫劬劳，落得一场谈笑。
在与说白部分的参照下，从直觉感受上来看，这首词不过是说，一切英雄业绩都会被历史的波涛所淹没，最终化为虚空和笑谈。其悖论的核心在于“英雄-虚空”的并置。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首词带来的，又远远不止这样的一声苍凉地慨叹，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审美的意蕴和艺术的感染，感受到了诗人内心历经沧桑后的旷淡。而这种力量的出处，某种意义上则来自于引发这首词的悖论情景。诗人从历史的经验和永恒自然物的参照中，感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情绪。一般意义上，悖论往往会在刻意的诡辩和喜剧的反讽中显露出来。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这首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中包含的某种“严肃的悖论”或“深沉的反讽”。在这首开场词里，显现了若干显性的互相对立的审美意象，如逝水和英雄，青山和夕阳，白发渔樵和秋月春风等。逝水是涤荡生命的无情之物，而英雄是壮怀激烈的有情之躯；白发渔樵是老去的生命，而秋月春风是季节的循环；青山是无为静观的修士，而夕阳是炽热难舍的迁客。当这些对立的意象作为象征，则代表了若干隐性的矛盾对立体，那就是短暂的生命和恒久的历史、名利的缠斗和出世的旷达之间的分歧。
面对这种分歧，诗人的态度从文字深处隐隐地进行了表露，那就是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整体的“解构”。“解构”意味着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叛，对庙堂意识的消解，对历史传统的否定。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回首汉陵和楚庙，一般潇洒月明中”、“龙争虎斗漫劬劳，落得一场谈笑”这几句来看，诗人不仅用形象化的对比和反衬将圣贤英豪的丰功伟绩用潇洒的笔墨一笔勾销，甚至在词句之间隐含着一丝讽刺和揶揄的意味。可以看出，诗人的这种历史意识不仅是自觉的，而且是强烈的。这首词和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之间有着某种渊源关系，但是两首词的风格和感情基调是有所不同的。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前者的抒情主体是隐藏身份的第三人称，作为历史旁观者的意味较浓；后者的抒情主体是第一人称的“我”，凸显了抒情主题强烈的自我意识，表现了抒情者对历史经验的积极介入。虽然在首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和末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呼应中强化了个人和历史之间的悖论，但总体上没有表露出“解构”的意识，而是通过对“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仰慕和对周公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赞扬，表达了对英雄豪杰的历史业绩的肯定和向往之情，从中可看到一种积极的对于历史人生的肯定。相形之下，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历史介入意识是淡化的，疏离的，旁观的。我们不禁要问，在这种直接了当的“解构”意识背后，是否隐藏着诗人鲜为人知的隐衷呢？也许，从诗人的生平经历中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杨慎作为明代三大才子之一，明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他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议大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世宗因‘议大礼’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杨慎年近七旬时，曾返回泸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抚派人押解回永昌。可以想见，这一不幸的人生经历对杨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决定性的影响，作为文才冠绝当世、胸怀大志、仗节死义的文坛翘楚，却落得半生零落，最后在放浪形骸、纵酒自娱、扶觞游行中自我解嘲、消磨残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字里行间“解构”历史、粪土王侯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可以理解了。应该说，杨慎和苏轼的人生经历是有某种相似的，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先是遭遇了李定“乌台诗案”，受牵连入狱，几死，幸得友人相助，而神宗亦爱其才，终得以保全。后又遭到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的排挤，先后被贬黄州、惠州、澹州。幸而他为人心胸放达，所以没有消沉下去，在畅游长江时写下了千古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追忆功业非凡的英俊豪杰，抒发了热爱祖国山河、羡慕古代英杰、感慨自己未能建立功业的思想感情，总的来说感情基调是积极昂扬的。和苏轼的三起三落而最终保全相比，杨慎的遭遇似乎要悲惨得多，故而其词甚至表露了“解构主义”的一些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耐人寻味的是，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恰恰也产生于一场具体的政治失败（1968年5月法国爆发的反政府学生运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者”与“失败者”的契合。 二、对经验的调和及冲突的平衡
从杨慎和苏轼的政治遭遇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这种经历对他们的人生观、历史观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不自觉地反映了这种人生价值取向。而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解构”对于诗人来讲意味着什么？诗人从“解构”中得到了什么？诗人最终是积极地反叛还是消极地流露？现代新批评的先驱瑞查兹的语义分析学理论认为，普通人不能有条不紊地处理各种不同刺激所引起的互相对立、矛盾的复杂冲动，而诗人可以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语言形式把纷乱的、互不联系的各种冲动进行审美调和，组合成一个单一的、有条理的反应，使“相互干扰、相互冲突、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冲动，在诗人身上结合成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2]83从这个意义上讲，和谐的诗是包含的诗，是复杂经验的调和，是多种对立冲突的平衡，是横组合与纵聚合的统一。当诗人面对惨不忍睹的“个人历史”和波澜壮阔的“外在历史”，可以说在自觉地寻求一种平衡化解之道，无疑那就是艺术的方法和审美的超越。诗人通过对传统审美意象的深刻领悟和对汉语传统的高妙把握，调和艺术经验和艺术想象，很好地处理了以上几项矛盾，以宏大的气度使它们能够完美地组合成统一的有机体：以青山的静默容纳历史的变幻，以夕阳的从容化解人事的沧桑，以煮酒论英雄的高蹈旷达超越王霸伟业和成败得失。也就是说，作者以一种容纳苍生万物的宏大“气势”和洞若烛火的视线收纳了种种本来并没有必然联系的矛盾意象，使之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整体。这一过程，则是作者通过审美经验的调和对意象冲突的平衡过程，固然，其中也显露了某种深沉的非理性倾向。正如瑞查兹承认文学是一种“无稽之谈”，然而它的价值是自证的、內指的，不需要外在客观世界的干预。
然而，“悖论出自诗人语言的本质”，“艺术的手法永远不可能是直接的”，“自觉地使用悖论的诗人能获得一种用其他方法无法取得的精炼准确。”[1]106诗人通过词与词之间的相互修饰，通过赋、比、兴的完美结合，达到了“拐弯抹角地找出了直截了当”的艺术效果。诗人把伟大崇高的英雄历史作为非崇高伟大的可以笑谈的事物来写，在这里，悖论变成了一种严肃的修辞手段，也成为他不能不用的工具。诗人力图抛弃一个“古今英雄”世界而肯定另一个“把酒笑谈”世界，这个冲突才可以得以平衡。无疑，诗人在他词里找到了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这是诗人得以维持精神存在的一个寄寓之所，这首词既是这种主张的申辩，又是这种主张的体现。这种悖论究竟在何种程度得以极化或者终结？作者在整段弹词的结尾处写到：“龙争虎斗漫劬劳，落得一场谈笑”。这里面暗含一种反讽，给读者带来的是惊讶，惊讶于诗人的毫不留情的决然。“诗人的趋势恰好相反，是破坏性的，他的用词不断地相互修饰，从而互相破坏彼此的词典意义。”[1]104我们能否这样揣测，诗人之所以把这种不协调的矛盾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表明他在内心深处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达到平衡和缓和？老子曰“正言若反”。[3]279从文字上看，诗人的目的是实现了，但是，细心地品读之下，似乎又并非如此，在看似明晰无误的文字背后，隐藏的是诗人一颗复杂的内心。诗的语言在含混、寓言的意义上，莫非也可以是一种人生的反语，一种对主体的遮蔽。抛开诗人的价值取向来看，虽然诗人在主观上力图化解内心的冲突，但从读者外在审视的角度上讲，真实历史和虚无历史之间的冲突始终贯穿了全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灵魂经过重重挣扎之后，希求归于旷达淡泊却又暗含辛酸不平的痛苦，也许，这就是这首词的内在张力所在。
三、中国文人一种历史观的折射
杨慎作为一类中国传统文人的代表，他的词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独特的“解构”的历史意识，是否也代表着一类中国文人的一种历史意识。追究起来，这种历史意识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归根结底，是封建经济形态下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及儒、释、道文化精神传统的浸染。这种制度下的文人，背负着儒家沉重的制度伦理，普遍希望实现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致君尧舜、兼济天下、建功立业，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与正统的庙堂历史融为一体，最终名垂青史，进而“归向历史”。然而，他们的这种人生理想和专制的君主制从根本上来讲是对立不相容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悖论成了他们悲剧的根源。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一直到杨慎，这种政治理想的操持者的忠诚往往遭遇到专制体制的意想不到地摧残和打击，一种历史的悖论由此而生。在这种历史的困境里，一部分人选择了忍辱负重，比如孔子、屈原、司马迁、苏轼、陆游；一部分人选择了归隐山水，比如老子、庄子、陶渊明；还有一部分人在穷愁潦倒中消磨终生，如唐伯虎、曹雪芹、蒲松龄。但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面临着如何化解个人理想与历史理性之间的悖论这一难题。但特殊的遭遇又决定了他们的心态和处世方式的不同，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文学创作化解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并形成了“归向历史”和“解构历史”这两种不同的写作姿态。如果说第一类人选择了“归向历史”，那么其余两类人则选择了“解构历史”。面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历史困境，孔子选择周游列国，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屈原选择自沉殉国，司马迁选择发愤著书，苏轼选了旷达面对，无疑，他们是庙堂政治历史意识的典型代表。南宋诗人陆游的《示儿》突出地表达了这种介入意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怀着“飞霜掠面寒压指，一寸丹心唯报国”的拳拳爱国之心，奈何朝廷腐败，只求苟安无意进取，他抗金复国的壮志一直无法得到伸展的机会。这首诗作为陆游对儿子的临终遗嘱，反映了“死不瞑目”的“归向历史”的主体意识。
与此相反，面对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老子、庄子鄙弃荣华富贵，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陶渊明选择了归园田居遗世独立，而杨慎则选择了反讽式的解构。显然，他们以独特姿态抗拒历史理性的啃噬，于浊世中保持独立的人格，出自于他们对于历史理性的深刻怀疑。而对于那些在穷愁潦倒中挣扎的文人来说，唐寅的《桃花诗》也许可以作为他们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慰藉：“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与杨慎同时代的唐寅一生连遭不幸，特别是遭遇突如其来的科场舞弊案牵连，使他永远失去了进仕之机，终其一生困顿潦倒。在其临终时写的绝笔诗表露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留恋人间而又愤恨厌世的复杂心情：“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这无疑是对人生悖论的一种强力“解构”，而人生的悖论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又何尝不是历史的悖论？由此，“解构人生”便成了“解构历史”的另一种表现。 当然，这也许只是一种简单化的归类，实际的情况也许要比这种归类复杂得多。仔细考察，有的文人是从“归向历史”转向了“解构历史”，同时又“不忘历史”，如陶渊明从少壮时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积极入世到经历了“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的宦海浮沉之苦，最后转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超然静穆，可见他的人生初衷并不是归隐田园，而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在现实中遭到挫败，经历了功业未竟的焦虑之后，选择了对黑暗现实的矛盾的反抗，从他的诗句“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可以看出他归隐后精神深处依然进行着“独善”与“兼济”、“出仕”与“归隐”的激烈斗争。
作为中国文人一种历史意识的典型显现，“解构历史”的意识在传递中产生了广泛的精神共鸣，在古代诗词、传奇、话本、小说文本中都有着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表达，特别在不朽巨著《红楼梦》里，作者不仅深刻地揭露了人生存在的悖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同时也表露了独特的历史意识。开篇第一回，跛足道人就唱出了作为全书之谶的《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跛足道人唱《好了歌》是要启发甄士隐的觉悟：“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而甄士隐是颖悟的读书人，且经历了家破人亡的遭遇，一听就明白，接着就为《好了歌》作了篇解注，进一步发挥了《好了歌》的思想：“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曹雪芹出身于封建上层社会的诗礼簪缨之族，亲历了这个家族的腐朽、堕落，体验了由贵族阶级到穷愁落魄的苦痛，进行了半生深沉的思索，激起他强烈的怨恨。《好了歌》便是痛骂的歌、诅咒的歌、解构的歌，并成为全书主题思想的一个重要折射。曹雪芹不愧是语言的天才，整部《红楼梦》就是一部诗的语言，特别是小说里的具有隐喻、暗示、双关、寓言意义的诗词里，处处是语言的悖论，从中折射的是人生处境的悖论。可见，作者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对过去美好生活的梦呓般地追忆，又有对所属阶级的彻底的憎恶，更有面对历史理性之残忍的绝望挣扎，《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不可逾越的高峰，无疑成了中国古代文人“解构人生”进而“解构历史”的代表性文本。
至此，可以说，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到红楼梦诗词，无不充满着语言的悖论，无疑，这种语言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语言，显现出强大的艺术张力。在这种历史的关照中，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解构历史”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既有着深厚的语言传统土壤，同时又是中国专制封建社会的残酷性的一种折射。无疑，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鲜明反映，对于进一步考察中国文人的灵魂世界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布鲁克斯.悖论语言[A]//“新批评”文集[C].赵毅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英）瑞查兹.想象[A]//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上）[M].杨周翰译.作家出
版社，1962.
[3]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中华书局，1993.
作者简介：付玉东（1980-），男，甘肃酒泉人，新疆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基础理论和高职语文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关键词： 悖论；解构；历史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明代文学家杨慎谪戍云南时所作《廿一史弹词》（原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后毛宗岗父子评刻《三国演义》时将其放在卷首。它取材于正史，用浅近文言写成，杨慎因此也被誉为“后世弹词之祖”。开场词的内容如下：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诗人通过一个叙述性的情景，寄寓了对历史人生变幻的形象化的思考。物象、感情、描叙前后连贯，从气象雄阔激迫的开篇到从容冷静的审视再到平和通达的描叙，起承转合自然畅达，毫无雕琢修饰之感，从修辞上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从词作的内部各个层面的构成来看，我们发现作品内部隐含着强烈的历史悖论和感情悖论。面对这种双重悖论，诗人对其进行了艺术化的解构，从而实现了经验的调和与冲突的平衡，使内在的对峙与和谐达到了统一，从而显现了这首词的内在张力。
一、悖论的存在与艺术化的解构
美国新批评派的克林斯·布鲁克斯说：“悖论正合诗歌的用途，并且是诗歌不可避免的语言，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显然，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1]102他认为诗人的用词不断地在相互修饰，从而互相破坏彼此的词典意义，使其在相互对立和碰撞中产生丰富的意义。如新古典主义诗人蒲伯的《论人》就是一种典型的悖论语言：
生下只为死亡，思索只为犯错；他的理智如此，不管是想多想少，一样是无知……创造出来半是升华，半是堕落；万物之灵长，又被万物捕食；唯一的真理法官陷于无穷的错误里，是荣耀，是笑柄，是世界之谜。
蒲伯在诗里呈现了人的存在的矛盾困境，通过灵与肉，生与死，智慧与无知、升华与堕落，真理与错误等一系列悖论意象的对立陈列，使之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真实存在。在这里，悖论不仅是一种语义特征，更是诗歌的内在结构。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似乎也隐含了某种悖论的因素。若要从整体上感受其所含的内在悖论，我们可以参看这段开场词后面的说白部分：
转回头，翻覆手，做了三分。前人创业非容易，后代无贤总是空。回首汉陵和楚庙，一般潇洒月明中。落日西飞滚滚，大江东去滔滔。夜来今日又明朝，蓦地青春过了。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英豪。龙争虎斗漫劬劳，落得一场谈笑。
在与说白部分的参照下，从直觉感受上来看，这首词不过是说，一切英雄业绩都会被历史的波涛所淹没，最终化为虚空和笑谈。其悖论的核心在于“英雄-虚空”的并置。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首词带来的，又远远不止这样的一声苍凉地慨叹，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审美的意蕴和艺术的感染，感受到了诗人内心历经沧桑后的旷淡。而这种力量的出处，某种意义上则来自于引发这首词的悖论情景。诗人从历史的经验和永恒自然物的参照中，感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情绪。一般意义上，悖论往往会在刻意的诡辩和喜剧的反讽中显露出来。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这首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中包含的某种“严肃的悖论”或“深沉的反讽”。在这首开场词里，显现了若干显性的互相对立的审美意象，如逝水和英雄，青山和夕阳，白发渔樵和秋月春风等。逝水是涤荡生命的无情之物，而英雄是壮怀激烈的有情之躯；白发渔樵是老去的生命，而秋月春风是季节的循环；青山是无为静观的修士，而夕阳是炽热难舍的迁客。当这些对立的意象作为象征，则代表了若干隐性的矛盾对立体，那就是短暂的生命和恒久的历史、名利的缠斗和出世的旷达之间的分歧。
面对这种分歧，诗人的态度从文字深处隐隐地进行了表露，那就是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整体的“解构”。“解构”意味着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叛，对庙堂意识的消解，对历史传统的否定。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回首汉陵和楚庙，一般潇洒月明中”、“龙争虎斗漫劬劳，落得一场谈笑”这几句来看，诗人不仅用形象化的对比和反衬将圣贤英豪的丰功伟绩用潇洒的笔墨一笔勾销，甚至在词句之间隐含着一丝讽刺和揶揄的意味。可以看出，诗人的这种历史意识不仅是自觉的，而且是强烈的。这首词和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之间有着某种渊源关系，但是两首词的风格和感情基调是有所不同的。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前者的抒情主体是隐藏身份的第三人称，作为历史旁观者的意味较浓；后者的抒情主体是第一人称的“我”，凸显了抒情主题强烈的自我意识，表现了抒情者对历史经验的积极介入。虽然在首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和末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呼应中强化了个人和历史之间的悖论，但总体上没有表露出“解构”的意识，而是通过对“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仰慕和对周公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赞扬，表达了对英雄豪杰的历史业绩的肯定和向往之情，从中可看到一种积极的对于历史人生的肯定。相形之下，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历史介入意识是淡化的，疏离的，旁观的。我们不禁要问，在这种直接了当的“解构”意识背后，是否隐藏着诗人鲜为人知的隐衷呢？也许，从诗人的生平经历中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杨慎作为明代三大才子之一，明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他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议大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世宗因‘议大礼’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杨慎年近七旬时，曾返回泸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抚派人押解回永昌。可以想见，这一不幸的人生经历对杨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决定性的影响，作为文才冠绝当世、胸怀大志、仗节死义的文坛翘楚，却落得半生零落，最后在放浪形骸、纵酒自娱、扶觞游行中自我解嘲、消磨残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字里行间“解构”历史、粪土王侯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可以理解了。应该说，杨慎和苏轼的人生经历是有某种相似的，苏轼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先是遭遇了李定“乌台诗案”，受牵连入狱，几死，幸得友人相助，而神宗亦爱其才，终得以保全。后又遭到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的排挤，先后被贬黄州、惠州、澹州。幸而他为人心胸放达，所以没有消沉下去，在畅游长江时写下了千古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追忆功业非凡的英俊豪杰，抒发了热爱祖国山河、羡慕古代英杰、感慨自己未能建立功业的思想感情，总的来说感情基调是积极昂扬的。和苏轼的三起三落而最终保全相比，杨慎的遭遇似乎要悲惨得多，故而其词甚至表露了“解构主义”的一些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耐人寻味的是，解构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恰恰也产生于一场具体的政治失败（1968年5月法国爆发的反政府学生运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者”与“失败者”的契合。 二、对经验的调和及冲突的平衡
从杨慎和苏轼的政治遭遇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这种经历对他们的人生观、历史观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不自觉地反映了这种人生价值取向。而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解构”对于诗人来讲意味着什么？诗人从“解构”中得到了什么？诗人最终是积极地反叛还是消极地流露？现代新批评的先驱瑞查兹的语义分析学理论认为，普通人不能有条不紊地处理各种不同刺激所引起的互相对立、矛盾的复杂冲动，而诗人可以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语言形式把纷乱的、互不联系的各种冲动进行审美调和，组合成一个单一的、有条理的反应，使“相互干扰、相互冲突、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冲动，在诗人身上结合成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2]83从这个意义上讲，和谐的诗是包含的诗，是复杂经验的调和，是多种对立冲突的平衡，是横组合与纵聚合的统一。当诗人面对惨不忍睹的“个人历史”和波澜壮阔的“外在历史”，可以说在自觉地寻求一种平衡化解之道，无疑那就是艺术的方法和审美的超越。诗人通过对传统审美意象的深刻领悟和对汉语传统的高妙把握，调和艺术经验和艺术想象，很好地处理了以上几项矛盾，以宏大的气度使它们能够完美地组合成统一的有机体：以青山的静默容纳历史的变幻，以夕阳的从容化解人事的沧桑，以煮酒论英雄的高蹈旷达超越王霸伟业和成败得失。也就是说，作者以一种容纳苍生万物的宏大“气势”和洞若烛火的视线收纳了种种本来并没有必然联系的矛盾意象，使之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整体。这一过程，则是作者通过审美经验的调和对意象冲突的平衡过程，固然，其中也显露了某种深沉的非理性倾向。正如瑞查兹承认文学是一种“无稽之谈”，然而它的价值是自证的、內指的，不需要外在客观世界的干预。
然而，“悖论出自诗人语言的本质”，“艺术的手法永远不可能是直接的”，“自觉地使用悖论的诗人能获得一种用其他方法无法取得的精炼准确。”[1]106诗人通过词与词之间的相互修饰，通过赋、比、兴的完美结合，达到了“拐弯抹角地找出了直截了当”的艺术效果。诗人把伟大崇高的英雄历史作为非崇高伟大的可以笑谈的事物来写，在这里，悖论变成了一种严肃的修辞手段，也成为他不能不用的工具。诗人力图抛弃一个“古今英雄”世界而肯定另一个“把酒笑谈”世界，这个冲突才可以得以平衡。无疑，诗人在他词里找到了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这是诗人得以维持精神存在的一个寄寓之所，这首词既是这种主张的申辩，又是这种主张的体现。这种悖论究竟在何种程度得以极化或者终结？作者在整段弹词的结尾处写到：“龙争虎斗漫劬劳，落得一场谈笑”。这里面暗含一种反讽，给读者带来的是惊讶，惊讶于诗人的毫不留情的决然。“诗人的趋势恰好相反，是破坏性的，他的用词不断地相互修饰，从而互相破坏彼此的词典意义。”[1]104我们能否这样揣测，诗人之所以把这种不协调的矛盾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表明他在内心深处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达到平衡和缓和？老子曰“正言若反”。[3]279从文字上看，诗人的目的是实现了，但是，细心地品读之下，似乎又并非如此，在看似明晰无误的文字背后，隐藏的是诗人一颗复杂的内心。诗的语言在含混、寓言的意义上，莫非也可以是一种人生的反语，一种对主体的遮蔽。抛开诗人的价值取向来看，虽然诗人在主观上力图化解内心的冲突，但从读者外在审视的角度上讲，真实历史和虚无历史之间的冲突始终贯穿了全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灵魂经过重重挣扎之后，希求归于旷达淡泊却又暗含辛酸不平的痛苦，也许，这就是这首词的内在张力所在。
三、中国文人一种历史观的折射
杨慎作为一类中国传统文人的代表，他的词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独特的“解构”的历史意识，是否也代表着一类中国文人的一种历史意识。追究起来，这种历史意识有着深厚的社会根源，归根结底，是封建经济形态下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及儒、释、道文化精神传统的浸染。这种制度下的文人，背负着儒家沉重的制度伦理，普遍希望实现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致君尧舜、兼济天下、建功立业，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与正统的庙堂历史融为一体，最终名垂青史，进而“归向历史”。然而，他们的这种人生理想和专制的君主制从根本上来讲是对立不相容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悖论成了他们悲剧的根源。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一直到杨慎，这种政治理想的操持者的忠诚往往遭遇到专制体制的意想不到地摧残和打击，一种历史的悖论由此而生。在这种历史的困境里，一部分人选择了忍辱负重，比如孔子、屈原、司马迁、苏轼、陆游；一部分人选择了归隐山水，比如老子、庄子、陶渊明；还有一部分人在穷愁潦倒中消磨终生，如唐伯虎、曹雪芹、蒲松龄。但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都面临着如何化解个人理想与历史理性之间的悖论这一难题。但特殊的遭遇又决定了他们的心态和处世方式的不同，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文学创作化解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并形成了“归向历史”和“解构历史”这两种不同的写作姿态。如果说第一类人选择了“归向历史”，那么其余两类人则选择了“解构历史”。面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历史困境，孔子选择周游列国，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屈原选择自沉殉国，司马迁选择发愤著书，苏轼选了旷达面对，无疑，他们是庙堂政治历史意识的典型代表。南宋诗人陆游的《示儿》突出地表达了这种介入意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怀着“飞霜掠面寒压指，一寸丹心唯报国”的拳拳爱国之心，奈何朝廷腐败，只求苟安无意进取，他抗金复国的壮志一直无法得到伸展的机会。这首诗作为陆游对儿子的临终遗嘱，反映了“死不瞑目”的“归向历史”的主体意识。
与此相反，面对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老子、庄子鄙弃荣华富贵，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陶渊明选择了归园田居遗世独立，而杨慎则选择了反讽式的解构。显然，他们以独特姿态抗拒历史理性的啃噬，于浊世中保持独立的人格，出自于他们对于历史理性的深刻怀疑。而对于那些在穷愁潦倒中挣扎的文人来说，唐寅的《桃花诗》也许可以作为他们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慰藉：“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与杨慎同时代的唐寅一生连遭不幸，特别是遭遇突如其来的科场舞弊案牵连，使他永远失去了进仕之机，终其一生困顿潦倒。在其临终时写的绝笔诗表露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留恋人间而又愤恨厌世的复杂心情：“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这无疑是对人生悖论的一种强力“解构”，而人生的悖论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又何尝不是历史的悖论？由此，“解构人生”便成了“解构历史”的另一种表现。 当然，这也许只是一种简单化的归类，实际的情况也许要比这种归类复杂得多。仔细考察，有的文人是从“归向历史”转向了“解构历史”，同时又“不忘历史”，如陶渊明从少壮时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积极入世到经历了“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的宦海浮沉之苦，最后转向“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超然静穆，可见他的人生初衷并不是归隐田园，而是儒家的政治理想在现实中遭到挫败，经历了功业未竟的焦虑之后，选择了对黑暗现实的矛盾的反抗，从他的诗句“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可以看出他归隐后精神深处依然进行着“独善”与“兼济”、“出仕”与“归隐”的激烈斗争。
作为中国文人一种历史意识的典型显现，“解构历史”的意识在传递中产生了广泛的精神共鸣，在古代诗词、传奇、话本、小说文本中都有着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表达，特别在不朽巨著《红楼梦》里，作者不仅深刻地揭露了人生存在的悖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同时也表露了独特的历史意识。开篇第一回，跛足道人就唱出了作为全书之谶的《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跛足道人唱《好了歌》是要启发甄士隐的觉悟：“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而甄士隐是颖悟的读书人，且经历了家破人亡的遭遇，一听就明白，接着就为《好了歌》作了篇解注，进一步发挥了《好了歌》的思想：“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曹雪芹出身于封建上层社会的诗礼簪缨之族，亲历了这个家族的腐朽、堕落，体验了由贵族阶级到穷愁落魄的苦痛，进行了半生深沉的思索，激起他强烈的怨恨。《好了歌》便是痛骂的歌、诅咒的歌、解构的歌，并成为全书主题思想的一个重要折射。曹雪芹不愧是语言的天才，整部《红楼梦》就是一部诗的语言，特别是小说里的具有隐喻、暗示、双关、寓言意义的诗词里，处处是语言的悖论，从中折射的是人生处境的悖论。可见，作者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对过去美好生活的梦呓般地追忆，又有对所属阶级的彻底的憎恶，更有面对历史理性之残忍的绝望挣扎，《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不可逾越的高峰，无疑成了中国古代文人“解构人生”进而“解构历史”的代表性文本。
至此，可以说，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到红楼梦诗词，无不充满着语言的悖论，无疑，这种语言是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语言，显现出强大的艺术张力。在这种历史的关照中，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解构历史”的历史意识，这种意识既有着深厚的语言传统土壤，同时又是中国专制封建社会的残酷性的一种折射。无疑，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鲜明反映，对于进一步考察中国文人的灵魂世界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布鲁克斯.悖论语言[A]//“新批评”文集[C].赵毅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英）瑞查兹.想象[A]//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上）[M].杨周翰译.作家出
版社，1962.
[3]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中华书局，1993.
作者简介：付玉东（1980-），男，甘肃酒泉人，新疆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基础理论和高职语文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