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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1980年第2期上发表了由曹治英署名的一篇文章，评我们写的小册子《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和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对我们这本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批评意见，也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原则问题。为了对读者负责，我们有必要公开地对书中的缺点错误作一番清理，并对有争议的问题作出答复。
一
《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和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五章的体会)一书，是应人民出版社之约于1973年开始撰写的。在政治运动的间隙中，时断时续，几经修改，直到1976年10月完稿，年底发稿，1977年10月正式出书。
三年来，无论在思想理论上还是在学术水平上，我们都提高了一步，回过头来看1976年定稿的这本书，感到确实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一些重要科学家、科学学说的哲学评述有简单化的倾向，特别表现在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和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论解释的评述上。尽管我们把相对论同对它的哲学解释区别开来，肯定了相对论本身的巨大科学意义；对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肯定了他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敢于创新的精神，但对他的复杂的哲学思想体系缺乏过细的分析，对他的时空观和宇宙论的评述中，简单地作出他由相对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在对哥本哈根学派的评述中，没有充分肯定和批判地吸取互补原理和度量分析中所包含的丰富的辩证法因素，而是笼统地把它们作为唯心主义来批判。
第二，在涉及自然科学同哲学关系的问题上，对于每一种哲学思想对科学发展所实际发生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缺乏具体分析，往往简单地重复唯物主义哲学促进科学发展、唯心主义哲学阻碍科学发展的套语。事实上，如同德国古典哲学对法国唯物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哲学发展中的重大进步一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和哥本哈根学派的互补原理对于机械的自然观、对于形而上学的直观反映论来说，在一定意义上也都是重大的进步。同时，作为人类认识发展的阶段和环节，又有它们的历史局限性。本书未能作到深入分析人类对高速微观领域认识不断深化的这种活生生的辩证发展过程，科学地揭示这一过程发展的趋势，进一步探索对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的具体含义。这是本书的一个重大不足。
第三，本书虽然主要是阐述列宁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的革命与“危机”的观点，但也大胆地涉及到了列宁逝世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物理学中哲学争论的许多问题，作了一些引伸和发挥。同样由于缺乏对科学史和科学内容本身的深入研究，在某些地方简单地把列宁当时的观点移用于现代，对列宁以后物理学革命的新情况，物理学“危机”的新表现，物理学中哲学斗争的新形式，“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新特点，未能作出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概括。
第四，由于我们的学力和这本书所要阐述的重大主题相距甚远，加上学风不够严谨和技术上的失误，还出现了一些知识性的错误①，表达不严格和词不达意的地方。我们欢迎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并借此机会感谢在书稿付印前细心审阅文稿提出宝贵意见的同志。
我们小册子中存在的上述缺点、错误，实质上是想要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而又没有把这种作用真正讲清楚；想要积极推动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而又没有使这种研究真正深入到自然科学中去，这是应当引为深刻教训的，我们正在并将继续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加以改正。至于我们明知学力不深，而又要去碰“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和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这个当代重大的理论问题，似乎是不自量力，但如果这样一个尝试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即使在前进的道路上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批评者把全书的基本观点同这些缺点、错误一起，说成是“四人帮”的流毒、“阴魂”和“遗物”。这本书作为一本学习经典著作的辅助读物，编选和采纳了解放以来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界有关这一主题的许多提法和材料，其中受到批评者指责的主要观点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我国报刊上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能把这些东西都说成是“四人帮”的流毒、阴魂和遗物吗？绝对不能。在这里也如同在别的问题上一样，首先要划清主流同支流的界限，划清自己人犯错误和敌人搞阴谋的界限，全面地、历史地总结我国自然辩证法工作的经验教训。把那些观点统统挂在我们的名下，冠以“四人帮”的帽子加以棒击，这种手法是不正当的。我们认为，解放以来，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主流是，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力图用来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的书中对此有所反映，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在强调这种指导作用的时候，也大量地存在着概念化、简单化、形式主义和戴帽子、打棍子的现象，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目前我国学术界正在总结经验教训，并且正在形成良好的风气。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大搞阴谋活动，利用了这些错误，使之恶性膨胀，造成了惊人的破坏，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对待人民内部的缺点错误，应当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互相帮助、总结经验教训，决不能抡起“四人帮”流毒这根大棒再来打这些同志。
二
批评者对小册子中“贯穿全书的基本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事实如何呢？
凡是不带偏见的读者在通读全书以后不会不看到，全书的各个部分、各个章节始终贯穿着由下述三个要点所组成的基本指导思想，这就是：第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中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彻底动摇了形而上学机械论的自然观。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的哲学思想是前进到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倒退到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这就是现代物理学中的革命所引起的两条哲学路线斗争的实质。从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上系统地展开阐述这一实质，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也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尝试；第二，通过物理学中哲学思想斗争的许多事实，论证和发挥了列宁的重要论断，即“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就是：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这就是说，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58页)，分析了一小部分物理学家陷入“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第三，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中引出结论：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家应当做一个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信徒。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党性原则，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对唯心论、形而上学进行长期的、坚决的、有说服力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刻苦学习，努力领会唯物辩证法这个普遍的方法论，用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不仅是摆脱物理学“危机”的唯一出路，而且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说来，也是迅速赶超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重要条件。应当承认，我们对这个基本指导思想的阐述和论证中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但是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基本的指导思想，我们用几年的业余时间所做的一切艰辛的努力，都凝聚在这个思想里，并在许多具体环节上发挥了我们独到的见解，如果这个基本指导思想和我们发挥的主要见解确实错了，我们甘愿接受最无情的清算。
现在，“贯穿全书的基本的指导思想”被批评者宣称为“四人帮”的阴魂和遗物，那么请问：由上述三个要点所构成的观点体系是不是“四人帮”的阴魂、遗物？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要把贯穿全书的基本指导思想说成是“四人帮”观点呢？为什么把作者的个别错误说成是作者的指导思想而强加给全书呢？“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总不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吧？如果是，那么为什么不堂堂正正地站出来批判这三个要点呢？为什么拿不出事实来证明“四人帮”怎样“论述”这些观点呢？为什么不敢触及列宁对这三个要点的基本立场，回避列宁在这些问题上的大量论述呢？
说实在的，这三个要点中所包含的基本指导思想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我们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五章的基本精神的转述、体会和发挥，并且吸取了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责难我们的指导思想时，总该说明一下，我们转述的这些思想、我们的体会和发挥是否符合列宁的本意。否则，一棒子打来，究竟是打了谁呢？
三
批评者对我们的具体责难主要集中在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评价问题上。
爱因斯坦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然科学革新家，而且是一位勇敢的哲学探索者。他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所引起的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的巨大变革，具有深远的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本来我们应当充分吸取爱因斯坦的宝贵成果来论述我们的主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反而对爱因斯坦作了一些简单化的批判，这是应当总结教训认真改正的。
我们书中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评价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妥之处，这和“四人帮”假借马列主义的名义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打棍子、泼污水完全是两回事。就拿批评者作为“四人帮”观点的铁证而摘引的那几段话来说吧(见《读书》1980年第2期第40—43页)，这几段话主要涉及下面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讨论了相对论理论解释本身的学术问题，即如何解释“尺缩”、“钟慢”等相对论效应③。我们从物体运动状态的变化对物体内在时空属性度量的影响的角度，作了初浅的解释，既批判了“以太”相互作用的机械论观点，也批判了“观察效应”的观点，我们的观点还阐述得很不完备，但毕竟是属于物理学中一派学术观点。自从狭义相对论产生以来，国际、国内对相对论效应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举世公认的解答。看来我们的解释是不符合批评者的口味的。这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只有迎合一家一派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吗？
第二，探讨了对相对论效应的哲学解释的问题，主要是引用马克思关于属性同关系的论点，来批判对相对论效应的唯心主义解释，批判了爱因斯坦、巴尔奈特、休谟、马赫的一些话，认为这些话宣扬了唯心主义观点。我们的这些分析批判有对、有错，在对爱因斯坦时空观、宇宙论的批判中，的确是比较简单地扣上了唯心主义帽子，但决不能认为，爱因斯坦早期对相对论效应的解释中不存在唯心主义的因素，也不能认为西方宇宙学研究中关于“整个宇宙是有限的”观点是正确的。退一步说，即使我们的观点都错了，也是属于百家争鸣范围之内的问题。就某个自然科学家或哲学家的哲学观点展开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本来就是正常现象，拿相对论的哲学解释来说，自从相对论问世以来就已经提出了，在人们根本不知道“四人帮”为何物以前很久很久，就有人运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属性决定关系的观点来论证时空属性决定时空关系的论点，并以此提供对相对论效应的哲学解释，难道说他们都是宣扬“四人帮”的观点吗？用一句“苏联某些以生吞活剥马列主义词句为职业的哲学家”(第42页)的话，企图曲解马克思的原意，这种手法也是不好的。某位哲学家说的话并不会因为他是“苏联”人而必定就是错误的，何况马克思本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一物的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2页)，这段话并没有加任何限制词，它是普遍适用的，对空间、时间来说当然也适用。马克思自己曾举例说：“一物和另一物有距离……这是空间的一维……。当我们说距离是两物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是以物本身的某种‘内在的’东西，某种能使物互相有距离的‘属性’为前提的。”(同上，第26卷，第三册，第154页)这里所说的距离不是指空间关系又是指什么呢？某种能使物互相存在距离的“属性”不是指空间属性又是指什么呢？认为只要一说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就不许再说时空还存在属性与关系的区别，这才是真正“概念上的混乱”，“哲学上的错误”。上面所引的马克思那段话恰恰是在谈到“价值形式”的时候说的，按照批评者的逻辑，岂不是马克思陷入了“概念上的混乱”，“哲学上的错误”吗？但愿这不是批评者的本意。
我们要再一次强调，“四人帮”观点，这是个特定的政治概念，决不能随意滥用。自然科学学术领域中的“四人帮”观点决不是指学术观点本身，因为它们本身没有阶级性，它同“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目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何况“四人帮”是一伙职业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本身对相对论、量子论的学术问题一窍不通，他们能够提出什么学术问题来呢？自然科学学术领域中的“四人帮”观点是指，“四人帮”歪曲利用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学术观点，把某种学术观点同某个政治问题人为地对应起来，然后抓住学术问题打政治棍子、戴政治帽子，对科技界和科技人员实行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以实现其篡党窃国的反革命目的。陈伯达和“四人帮”在京沪等地煽动“相对论批判”的罪恶目的就是如此。这和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讨论相对论，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
不错，我们在个别地方移用了当时报刊上某些学术观点和事实材料。现在已经清楚，其中有些观点和材料曾为“四人帮”所利用。这完全是两回事。学术问题本身决不会因为“四人帮”曾经歪曲地利用过就不成其为学术问题了。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曾被中世纪的教会所利用，不等于地球中心说本身成了宗教观点。怎么能够因为相对论解释中的某种学术观点曾被“四人帮”利用了一下，就都成了“四人帮”观点呢？硬要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变成一条政治大棒，去打别人的学术观点，这决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离开了科学的态度就不能正确地对待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里，如果仅仅停留在颂扬和复述资本主义国家中大科学家的成就和思想，我们在科学上怎么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呢？当前最重要的是在科学和哲学上正确地阐明和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学说。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还不许别人去努力做到这一点；刚刚砸碎了“四人帮”为相对论解释设置的禁区，现在又要为相对论解释设置新的禁区，用政治大棒去压制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这种违背双百方针的作风是绝对要不得的。
至于我们书中涉及到相对论效应的物理学观点和哲学观点，除个别提法欠妥，应当加以改正以外，基本的学术观点我们仍然认为是正确的。扼要地说，就是要从物质背景上来阐明相对论效应，从属性与关系的辩证法上来对这种效应作出哲学的解释。这些观点都还需要深入讨论和研究，希望批评者在这些学术问题上拿出自己的观点来。
四
最后谈谈本书所涉及到的自然科学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错误，不是导致“代替论”(用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来代替具体的自然科学学术问题)，就是导致“取消论”(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取消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实践证明，这两种错误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科技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自然科学同阶级斗争的关系，毛主席有过明确的论述：“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4页)也就是说，它要靠人去搞，就可能渗进一些人的阶级意识进去。显然，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给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和理论解释贴上阶级的标签是错误的。比方说，把相对论及其理论解释中的一些学术观点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是错误的，同样，把其中的另外一些学术观点贴上“四人帮”的标签也是错误的。第二，在阶级社会中，搞自然科学的人是有阶级性的，就可能把阶级的观点渗进自然科学工作中去，渗进自然科学领域中去。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就有这样一项历史任务，即对渗入到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坚持斗争。事实上，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哲学思想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哲学思想的斗争往往是那个时代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的书中坚持了关于自然科学同阶级斗争关系的这样两个观点。
批评者指责我们“把阶级斗争和政治上的路线斗争硬搬到自然科学领域中来”(《读书》1980年第2期第43页)，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吗？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不等于自然科学领域中不存在哲学路线的斗争，也不等于这种哲学路线斗争根本不反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领域中两条哲学路线斗争同当时欧洲各国阶级斗争、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联系，难道不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吗？列宁指责普列汉诺夫不恰恰是因为他忽视了自然科学革命同哲学思想斗争的深刻联系吗？列宁逝世以后直到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哲学思想斗争还少吗？当罗马教皇歪曲利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来论证上帝的存在的时候，当唯心主义者“把西方科学逻辑中每一个可利用的理论元素都铸成发亮的武器”来同辩证唯物主义作战的时候，我们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应当怎么办呢？把斗争扩大化是错误的，取消斗争更是错误的。取消对剥削阶级思想斗争以后，以更加凶狠的态度对待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同志，这尤其是错误的。不是我们要把阶级斗争和政治上的路线斗争搬到自然科学领域中来，而是批评者要把自然科学领域中本来存在着的哲学斗争和哲学斗争对阶级斗争的反映搬出去，这实质上就是取消这个领域中“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列宁选集》，第4卷，第608—609页)的任务。重温列宁半个世纪以前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的这个战斗号令，对于要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取消思想斗争的言论不能不有所警惕。是的，时代在前进，斗争的形式和特点在变化，不花费大的气力深入研究这种新的特点和形式是不可能很好地实践列宁的遗训的。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和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还要经历漫长的战斗历程，现在就要取消这种斗争，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与自然科学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相联系，还有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自然科学家世界观的两重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早有明确的论断。恩格斯说：“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他们在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徒。”(《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7页)毛主席也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4页)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中，多数自然科学家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一般说来是唯物主义的，对待社会历史的态度一般说来是唯心主义的，这种世界观的两重性普遍地存在着，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家身上也有所反映。在我们这本解释经典著作的小册子中力求如实地表述经典作家的上述观点，一方面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极大多数是‘始终不渝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的”(第24页)，另一方面指出“他们总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第112页)，并且只是在后一个意义上，在他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个意义上，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的“帮办和奴仆”的。当然这样说很不合适，但重申两重性的观点并没有违背经典作家的原意。至于列宁逝世以后五十多年来，由于情况的变化，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做出哪些新的概括，则是需要进行新的探索的问题。在没有得到新的结论以前，我们采用经典的提法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这种提法在今天也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如果根本不承认这种两重性，就无法解释他们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同他们的世界观的矛盾，也不便于帮助自然科学家更加自觉地接受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党中央指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普遍适用的。在科学技术领域中也是一样。我们承认科学技术事业的相对独立性和科技工作的特殊性，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四个坚持，是为了更好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技术工作，坚持科学技术工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对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科技事业的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希望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同志式的探讨和争论，使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真正发挥有益于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
一九八○年二月
①在批评者所指出的“知识性错误”中，有些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例如，批评者指责我们把蒸汽机的发明说成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后”，实际上引号中的那段话是就“蒸汽机的出现和广泛使用”(第5页)②而言的，当然这样说也有毛病，这是由于把出现同广泛使用并提在时间上造成的含混，但前后文的含义在于突出“广泛应用”这一点；同样地，为了强调牛顿力学产生以后所引起的变化，用了“自十八世纪”的提法(第14页)，决不是说牛顿力学产生于“十八世纪”。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推敲词句，这些含糊之处是可以避免的。至于书中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形成了科学的原子—分子学说，则完全不是什么“知识性的错误”，而是一个科学的表述。从道尔顿于1808年提出原子学说和阿佛加德罗于1811年提出分子假说，到1860年秋康尼查罗在世界第一次化学会议上论述分子学说的报告，使这一学说得到科学界的公认，经历了一段形成过程。我们的表述如实地反映了这个过程，因此，我们不同意批评者的说法。
②以下凡引自《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和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中的引文，只注页码。
③众所周知，对“尺缩”、“钟慢”效应的解释中，至少有数以千、万计的著作、文章举了火车或火箭的例子，如果说举火箭的例子就是“抄袭”的话，那究竟是谁抄袭谁呢？
一
《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和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五章的体会)一书，是应人民出版社之约于1973年开始撰写的。在政治运动的间隙中，时断时续，几经修改，直到1976年10月完稿，年底发稿，1977年10月正式出书。
三年来，无论在思想理论上还是在学术水平上，我们都提高了一步，回过头来看1976年定稿的这本书，感到确实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一些重要科学家、科学学说的哲学评述有简单化的倾向，特别表现在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和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论解释的评述上。尽管我们把相对论同对它的哲学解释区别开来，肯定了相对论本身的巨大科学意义；对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作了一分为二的分析，肯定了他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敢于创新的精神，但对他的复杂的哲学思想体系缺乏过细的分析，对他的时空观和宇宙论的评述中，简单地作出他由相对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在对哥本哈根学派的评述中，没有充分肯定和批判地吸取互补原理和度量分析中所包含的丰富的辩证法因素，而是笼统地把它们作为唯心主义来批判。
第二，在涉及自然科学同哲学关系的问题上，对于每一种哲学思想对科学发展所实际发生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缺乏具体分析，往往简单地重复唯物主义哲学促进科学发展、唯心主义哲学阻碍科学发展的套语。事实上，如同德国古典哲学对法国唯物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哲学发展中的重大进步一样，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释和哥本哈根学派的互补原理对于机械的自然观、对于形而上学的直观反映论来说，在一定意义上也都是重大的进步。同时，作为人类认识发展的阶段和环节，又有它们的历史局限性。本书未能作到深入分析人类对高速微观领域认识不断深化的这种活生生的辩证发展过程，科学地揭示这一过程发展的趋势，进一步探索对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的具体含义。这是本书的一个重大不足。
第三，本书虽然主要是阐述列宁关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的革命与“危机”的观点，但也大胆地涉及到了列宁逝世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物理学中哲学争论的许多问题，作了一些引伸和发挥。同样由于缺乏对科学史和科学内容本身的深入研究，在某些地方简单地把列宁当时的观点移用于现代，对列宁以后物理学革命的新情况，物理学“危机”的新表现，物理学中哲学斗争的新形式，“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新特点，未能作出深入的分析和科学的概括。
第四，由于我们的学力和这本书所要阐述的重大主题相距甚远，加上学风不够严谨和技术上的失误，还出现了一些知识性的错误①，表达不严格和词不达意的地方。我们欢迎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并借此机会感谢在书稿付印前细心审阅文稿提出宝贵意见的同志。
我们小册子中存在的上述缺点、错误，实质上是想要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而又没有把这种作用真正讲清楚；想要积极推动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而又没有使这种研究真正深入到自然科学中去，这是应当引为深刻教训的，我们正在并将继续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加以改正。至于我们明知学力不深，而又要去碰“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和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这个当代重大的理论问题，似乎是不自量力，但如果这样一个尝试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即使在前进的道路上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批评者把全书的基本观点同这些缺点、错误一起，说成是“四人帮”的流毒、“阴魂”和“遗物”。这本书作为一本学习经典著作的辅助读物，编选和采纳了解放以来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界有关这一主题的许多提法和材料，其中受到批评者指责的主要观点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我国报刊上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能把这些东西都说成是“四人帮”的流毒、阴魂和遗物吗？绝对不能。在这里也如同在别的问题上一样，首先要划清主流同支流的界限，划清自己人犯错误和敌人搞阴谋的界限，全面地、历史地总结我国自然辩证法工作的经验教训。把那些观点统统挂在我们的名下，冠以“四人帮”的帽子加以棒击，这种手法是不正当的。我们认为，解放以来，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主流是，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力图用来指导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的书中对此有所反映，这是我们必须肯定的。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在强调这种指导作用的时候，也大量地存在着概念化、简单化、形式主义和戴帽子、打棍子的现象，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目前我国学术界正在总结经验教训，并且正在形成良好的风气。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大搞阴谋活动，利用了这些错误，使之恶性膨胀，造成了惊人的破坏，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对待人民内部的缺点错误，应当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互相帮助、总结经验教训，决不能抡起“四人帮”流毒这根大棒再来打这些同志。
二
批评者对小册子中“贯穿全书的基本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事实如何呢？
凡是不带偏见的读者在通读全书以后不会不看到，全书的各个部分、各个章节始终贯穿着由下述三个要点所组成的基本指导思想，这就是：第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中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彻底动摇了形而上学机械论的自然观。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科学的哲学思想是前进到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倒退到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这就是现代物理学中的革命所引起的两条哲学路线斗争的实质。从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上系统地展开阐述这一实质，是本书的一个特色，也是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尝试；第二，通过物理学中哲学思想斗争的许多事实，论证和发挥了列宁的重要论断，即“现代物理学危机的实质就是：旧定律和基本原理被推翻，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被抛弃，这就是说，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代替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258页)，分析了一小部分物理学家陷入“物理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第三，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中引出结论：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家应当做一个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信徒。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党性原则，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对唯心论、形而上学进行长期的、坚决的、有说服力的斗争，另一方面要刻苦学习，努力领会唯物辩证法这个普遍的方法论，用来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不仅是摆脱物理学“危机”的唯一出路，而且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说来，也是迅速赶超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重要条件。应当承认，我们对这个基本指导思想的阐述和论证中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但是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基本的指导思想，我们用几年的业余时间所做的一切艰辛的努力，都凝聚在这个思想里，并在许多具体环节上发挥了我们独到的见解，如果这个基本指导思想和我们发挥的主要见解确实错了，我们甘愿接受最无情的清算。
现在，“贯穿全书的基本的指导思想”被批评者宣称为“四人帮”的阴魂和遗物，那么请问：由上述三个要点所构成的观点体系是不是“四人帮”的阴魂、遗物？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要把贯穿全书的基本指导思想说成是“四人帮”观点呢？为什么把作者的个别错误说成是作者的指导思想而强加给全书呢？“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总不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吧？如果是，那么为什么不堂堂正正地站出来批判这三个要点呢？为什么拿不出事实来证明“四人帮”怎样“论述”这些观点呢？为什么不敢触及列宁对这三个要点的基本立场，回避列宁在这些问题上的大量论述呢？
说实在的，这三个要点中所包含的基本指导思想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我们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五章的基本精神的转述、体会和发挥，并且吸取了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责难我们的指导思想时，总该说明一下，我们转述的这些思想、我们的体会和发挥是否符合列宁的本意。否则，一棒子打来，究竟是打了谁呢？
三
批评者对我们的具体责难主要集中在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评价问题上。
爱因斯坦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自然科学革新家，而且是一位勇敢的哲学探索者。他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所引起的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的巨大变革，具有深远的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本来我们应当充分吸取爱因斯坦的宝贵成果来论述我们的主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反而对爱因斯坦作了一些简单化的批判，这是应当总结教训认真改正的。
我们书中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评价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妥之处，这和“四人帮”假借马列主义的名义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打棍子、泼污水完全是两回事。就拿批评者作为“四人帮”观点的铁证而摘引的那几段话来说吧(见《读书》1980年第2期第40—43页)，这几段话主要涉及下面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讨论了相对论理论解释本身的学术问题，即如何解释“尺缩”、“钟慢”等相对论效应③。我们从物体运动状态的变化对物体内在时空属性度量的影响的角度，作了初浅的解释，既批判了“以太”相互作用的机械论观点，也批判了“观察效应”的观点，我们的观点还阐述得很不完备，但毕竟是属于物理学中一派学术观点。自从狭义相对论产生以来，国际、国内对相对论效应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至今仍然没有得到举世公认的解答。看来我们的解释是不符合批评者的口味的。这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只有迎合一家一派的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吗？
第二，探讨了对相对论效应的哲学解释的问题，主要是引用马克思关于属性同关系的论点，来批判对相对论效应的唯心主义解释，批判了爱因斯坦、巴尔奈特、休谟、马赫的一些话，认为这些话宣扬了唯心主义观点。我们的这些分析批判有对、有错，在对爱因斯坦时空观、宇宙论的批判中，的确是比较简单地扣上了唯心主义帽子，但决不能认为，爱因斯坦早期对相对论效应的解释中不存在唯心主义的因素，也不能认为西方宇宙学研究中关于“整个宇宙是有限的”观点是正确的。退一步说，即使我们的观点都错了，也是属于百家争鸣范围之内的问题。就某个自然科学家或哲学家的哲学观点展开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本来就是正常现象，拿相对论的哲学解释来说，自从相对论问世以来就已经提出了，在人们根本不知道“四人帮”为何物以前很久很久，就有人运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属性决定关系的观点来论证时空属性决定时空关系的论点，并以此提供对相对论效应的哲学解释，难道说他们都是宣扬“四人帮”的观点吗？用一句“苏联某些以生吞活剥马列主义词句为职业的哲学家”(第42页)的话，企图曲解马克思的原意，这种手法也是不好的。某位哲学家说的话并不会因为他是“苏联”人而必定就是错误的，何况马克思本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一物的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2页)，这段话并没有加任何限制词，它是普遍适用的，对空间、时间来说当然也适用。马克思自己曾举例说：“一物和另一物有距离……这是空间的一维……。当我们说距离是两物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是以物本身的某种‘内在的’东西，某种能使物互相有距离的‘属性’为前提的。”(同上，第26卷，第三册，第154页)这里所说的距离不是指空间关系又是指什么呢？某种能使物互相存在距离的“属性”不是指空间属性又是指什么呢？认为只要一说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就不许再说时空还存在属性与关系的区别，这才是真正“概念上的混乱”，“哲学上的错误”。上面所引的马克思那段话恰恰是在谈到“价值形式”的时候说的，按照批评者的逻辑，岂不是马克思陷入了“概念上的混乱”，“哲学上的错误”吗？但愿这不是批评者的本意。
我们要再一次强调，“四人帮”观点，这是个特定的政治概念，决不能随意滥用。自然科学学术领域中的“四人帮”观点决不是指学术观点本身，因为它们本身没有阶级性，它同“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目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何况“四人帮”是一伙职业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本身对相对论、量子论的学术问题一窍不通，他们能够提出什么学术问题来呢？自然科学学术领域中的“四人帮”观点是指，“四人帮”歪曲利用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学术观点，把某种学术观点同某个政治问题人为地对应起来，然后抓住学术问题打政治棍子、戴政治帽子，对科技界和科技人员实行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以实现其篡党窃国的反革命目的。陈伯达和“四人帮”在京沪等地煽动“相对论批判”的罪恶目的就是如此。这和广大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讨论相对论，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
不错，我们在个别地方移用了当时报刊上某些学术观点和事实材料。现在已经清楚，其中有些观点和材料曾为“四人帮”所利用。这完全是两回事。学术问题本身决不会因为“四人帮”曾经歪曲地利用过就不成其为学术问题了。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曾被中世纪的教会所利用，不等于地球中心说本身成了宗教观点。怎么能够因为相对论解释中的某种学术观点曾被“四人帮”利用了一下，就都成了“四人帮”观点呢？硬要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变成一条政治大棒，去打别人的学术观点，这决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离开了科学的态度就不能正确地对待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我们这样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里，如果仅仅停留在颂扬和复述资本主义国家中大科学家的成就和思想，我们在科学上怎么能够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呢？当前最重要的是在科学和哲学上正确地阐明和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学说。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还不许别人去努力做到这一点；刚刚砸碎了“四人帮”为相对论解释设置的禁区，现在又要为相对论解释设置新的禁区，用政治大棒去压制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这种违背双百方针的作风是绝对要不得的。
至于我们书中涉及到相对论效应的物理学观点和哲学观点，除个别提法欠妥，应当加以改正以外，基本的学术观点我们仍然认为是正确的。扼要地说，就是要从物质背景上来阐明相对论效应，从属性与关系的辩证法上来对这种效应作出哲学的解释。这些观点都还需要深入讨论和研究，希望批评者在这些学术问题上拿出自己的观点来。
四
最后谈谈本书所涉及到的自然科学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错误，不是导致“代替论”(用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来代替具体的自然科学学术问题)，就是导致“取消论”(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取消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实践证明，这两种错误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科技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自然科学同阶级斗争的关系，毛主席有过明确的论述：“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4页)也就是说，它要靠人去搞，就可能渗进一些人的阶级意识进去。显然，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给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和理论解释贴上阶级的标签是错误的。比方说，把相对论及其理论解释中的一些学术观点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是错误的，同样，把其中的另外一些学术观点贴上“四人帮”的标签也是错误的。第二，在阶级社会中，搞自然科学的人是有阶级性的，就可能把阶级的观点渗进自然科学工作中去，渗进自然科学领域中去。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就有这样一项历史任务，即对渗入到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意识形态坚持斗争。事实上，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哲学思想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哲学思想的斗争往往是那个时代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的书中坚持了关于自然科学同阶级斗争关系的这样两个观点。
批评者指责我们“把阶级斗争和政治上的路线斗争硬搬到自然科学领域中来”(《读书》1980年第2期第43页)，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吗？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不等于自然科学领域中不存在哲学路线的斗争，也不等于这种哲学路线斗争根本不反映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领域中两条哲学路线斗争同当时欧洲各国阶级斗争、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联系，难道不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吗？列宁指责普列汉诺夫不恰恰是因为他忽视了自然科学革命同哲学思想斗争的深刻联系吗？列宁逝世以后直到现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哲学思想斗争还少吗？当罗马教皇歪曲利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来论证上帝的存在的时候，当唯心主义者“把西方科学逻辑中每一个可利用的理论元素都铸成发亮的武器”来同辩证唯物主义作战的时候，我们这些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应当怎么办呢？把斗争扩大化是错误的，取消斗争更是错误的。取消对剥削阶级思想斗争以后，以更加凶狠的态度对待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同志，这尤其是错误的。不是我们要把阶级斗争和政治上的路线斗争搬到自然科学领域中来，而是批评者要把自然科学领域中本来存在着的哲学斗争和哲学斗争对阶级斗争的反映搬出去，这实质上就是取消这个领域中“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列宁选集》，第4卷，第608—609页)的任务。重温列宁半个世纪以前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的这个战斗号令，对于要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取消思想斗争的言论不能不有所警惕。是的，时代在前进，斗争的形式和特点在变化，不花费大的气力深入研究这种新的特点和形式是不可能很好地实践列宁的遗训的。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和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还要经历漫长的战斗历程，现在就要取消这种斗争，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与自然科学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相联系，还有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自然科学家世界观的两重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早有明确的论断。恩格斯说：“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他们在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徒。”(《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7页)毛主席也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4页)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资本主义国家中，多数自然科学家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一般说来是唯物主义的，对待社会历史的态度一般说来是唯心主义的，这种世界观的两重性普遍地存在着，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家身上也有所反映。在我们这本解释经典著作的小册子中力求如实地表述经典作家的上述观点，一方面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极大多数是‘始终不渝地站在唯物主义方面’的”(第24页)，另一方面指出“他们总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第112页)，并且只是在后一个意义上，在他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个意义上，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的“帮办和奴仆”的。当然这样说很不合适，但重申两重性的观点并没有违背经典作家的原意。至于列宁逝世以后五十多年来，由于情况的变化，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做出哪些新的概括，则是需要进行新的探索的问题。在没有得到新的结论以前，我们采用经典的提法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这种提法在今天也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如果根本不承认这种两重性，就无法解释他们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同他们的世界观的矛盾，也不便于帮助自然科学家更加自觉地接受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党中央指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普遍适用的。在科学技术领域中也是一样。我们承认科学技术事业的相对独立性和科技工作的特殊性，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四个坚持，是为了更好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技术工作，坚持科学技术工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对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科技事业的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希望在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同志式的探讨和争论，使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真正发挥有益于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
一九八○年二月
①在批评者所指出的“知识性错误”中，有些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例如，批评者指责我们把蒸汽机的发明说成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之后”，实际上引号中的那段话是就“蒸汽机的出现和广泛使用”(第5页)②而言的，当然这样说也有毛病，这是由于把出现同广泛使用并提在时间上造成的含混，但前后文的含义在于突出“广泛应用”这一点；同样地，为了强调牛顿力学产生以后所引起的变化，用了“自十八世纪”的提法(第14页)，决不是说牛顿力学产生于“十八世纪”。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推敲词句，这些含糊之处是可以避免的。至于书中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形成了科学的原子—分子学说，则完全不是什么“知识性的错误”，而是一个科学的表述。从道尔顿于1808年提出原子学说和阿佛加德罗于1811年提出分子假说，到1860年秋康尼查罗在世界第一次化学会议上论述分子学说的报告，使这一学说得到科学界的公认，经历了一段形成过程。我们的表述如实地反映了这个过程，因此，我们不同意批评者的说法。
②以下凡引自《现代物理学的革命和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中的引文，只注页码。
③众所周知，对“尺缩”、“钟慢”效应的解释中，至少有数以千、万计的著作、文章举了火车或火箭的例子，如果说举火箭的例子就是“抄袭”的话，那究竟是谁抄袭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