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20周年，“9·11”事件10周年，中国发布界定国家核心利益的白皮书。2011年这些符号性事件背后的历史运行轨迹，耐人寻味，需理性解读。
　　历史总是乐于告诉人们，胜利者是如何“糊里糊涂”地胜利的。1991年，前苏联解体，美国加冕成为举世无俦的全球领袖。
　　十年后，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小布什政府在此后八年间执行的大多数反恐战争政策，却一再生动地说明，美国是如何从反面吸取着冷战期间外交博弈的教训。
　　冷战结束后不久，弗朗西斯·福山宣告了“历史的终结”，认为人类文明必将趋同，所有国家制度都将汇入民主宪政的道路。福山的判断本身有朝一日或将被其终结了的历史证实，但这一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说法无疑让很多人忽视了民主宪政的实现是讲究方式与路径的，理念并不必然导致执著者的胜利。
　　冷战的终结，是讲求多边合作的、审慎的、现实主义政治的胜利。而不是一个恪守民主宪政理念的英雄，不惜一切代价，单枪匹马地挑战专制帝国的浪漫主义式的胜利。
　　冷战中的美国，是从兼顾自身和盟国以及国际机构的角度，界定其国家利益的。
　　以美国及其欧洲盟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世界广泛的范围内维系着民主政治和法治理念。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远超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稳定的政治、法律制度保障了集体繁荣。巴统组织的成立，在把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排斥在外的同时，也在发达国家间建立了相当宽松自由的全球科技交互网络，大大减少了各国科技发展的困难。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早就损害了苏联在其卫星国中的形象。
　　冷战中的美国是审慎的，1959年尼克松和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可以看做是冷战的缩影。虽然美国利用其庞大的经济实力，诱使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耗尽了资源，但美国本身很慎重地对待与苏联（有时是中国）全面开战的可能。胜利本身不是由军事力量直接达成的，而是在耗干苏联资源的同时，将其逼入社会经济领域的竞争，而决出胜负的。二战后的美国继承了罗斯福“新政”传统，保障了大多数美国民众都能享受“烤牛肉和苹果馅饼”式的物质生活。这也远非饱受短缺经济之苦的苏联民众所能想象。
　　冷战中的美国是首要的民主大国，而“9·11”事件后的小布什政府行事却更像一个后帝国时代的苏联帝国：不顾盟国的反对，一意孤行地发动伊拉克战争，一度引起德国外长发出“盟国不是卫星国”的呼声。
　　在冷战后世界更多借助联合国等国际平台通过谈判、外交手段协商时，美国却开始疏远自己主导创立的国际机构，转而倚重武装力量；新保守主义内阁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使得自己在国际舞台上陷入孤立境地。
　　的确，20年前苏联的解体，是民主宪政这一普世价值的胜利。但胜利的民主宪政是讲求技巧的。
　　诚如秉承现实主义政治理念的美国前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所说，重要的是，外部力量提供的只是鼓励，能够持续存在的政治变化必然是内生的。
　　把冷战的胜利看做是一两位保守主义总统“硬汉”性格的胜利，这是好莱坞“兰博”化的包装，而全然忽视了团结工会、甚至是戈尔巴乔夫等苏东社会内部力量的作用。
　　因此，美国需要回到国际政治的现实中来。
　　而国际政治目前最大的现实是，气候变化、经济合作、金融监管、反恐合作，这些曾笼统地概括在“全球化”概念下的议题，变得日益清晰重要，日益要求超国家层面的协调。
　　中国最新发布的白皮书称，在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打破“国强必霸”的大国传统崛起模式。中国选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参与国际事务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途径。
　　其实，无论是美国，抑或是中国，其繁荣和发展，都有赖于“二战”后由美国主导、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构造的国际体系。中国在政治上的崛起是从1971年重返联合国开始的，經济起飞受惠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从1978年开始提供的援助，而中国在新世纪的全面崛起，则依托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平台。
　　因此，新旧大国间摒弃冷战式大国博弈的迷思，积极协作，维护发展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才有利于双方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