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文化还是经济？当代民粹主义辩论的主体部分均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唐纳德·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英国脱欧以及欧洲大陆右翼本土主义政党的崛起究竟是不是社会保守派和社会自由派之间价值观不断分裂的结果？而前者已经成为仇外人士、民族主义者和专制政客背后的支持力量。或者它们是否反映了许多选民的经济焦虑和不安全感，金融危机、紧缩和全球化正极大地助长这样的情绪。
　　答案能决定许多问题。如果民粹主义植根于经济学。那么恰当的补救措施就是建设另一种形式的民粹主义——针对经济不公平和经济包容，但在实现政治多元化的同时却不一定会损害民主体制。但如果它植根于文化和价值观，那么可能的选择就会少很多。自由民主可能注定会被其自身的内部势力和矛盾所吞没。
　　某些版本的文化论调可以被无视。例如，美国许多评论人士都关注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但某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一直就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因此单凭这一点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事实证明特朗普对它的操纵是如此受欢迎的。常数无法解释变化。
　　其他有些说法更加复杂。其中最全面和最雄心勃勃的文化反弹论版本是由我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同事皮帕·诺里斯和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所提出的。在最近一本著作中，他们提出专制民粹主义是长期代际价值观演化的结果。
　　随着年青一代变得更为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也更加安全，强调世俗主义个人自治和牺牲宗教信仰、传统家庭结构和服从精神以凸显多样性的“后唯物主义”价值观正在逐步为他们所接受。老一辈人已经越来越让他们感到疏远——实际成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虽然传统主义人士现在数量上仅仅是个小群体，但他们却有更多的人参与投票，政治活跃度也更高。
　　尼斯坎中心的威尔金森不久前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尤其重点强调了城市化的作用。威尔金森提出，城市化是一个空间分类的过程，它不仅从经济财富而且也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来对社会进行划分。它创造出繁荣、多元文化的高密度区域，在那里，社会自由价值观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此过程中被抛在后面的农村和小型城市中心则越来越一致地奉行社会保守主义和对多样性的厌恶。
　　此外。这还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大城市的经济成功验证了城市价值。而从落后地区迁移出来的自我选择则进一步加强了两极分化。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在社会领域持保守态度的同质化区域构成了支持本土民粹主义的基础。
　　事实上，奥特、多恩、汉森和马莱西的研究结果显示，贸易冲击可能直接导致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他们的估计表明，如果进口渗透率比2002至2014年间的实际渗透率低50%，那么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将赢得密歇根、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等关键州，这样希拉里·克林顿就能成为选举的赢家。
　　文化和经济论调可能看似存在矛盾——如果不是彼此彻底冲突的话。但从字里行间却可以找到某种一致性。因为文化趋势——如后唯物主义和城市化促成的价值观——具有长期性，它们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民粹主义反弹的具体时机。（诺里斯和英格尔·哈特提出了一个转折点，在这一点上，社会保守派团体已经沦为少数，但仍手握着异乎寻常的政治权力。）而那些倡导文化解释至上的人则实际上并未忽视经济冲击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上述冲击加剧了文化分歧，并将所需的额外推动力赋予了独裁民粹主义者。
　　举例来讲，诺里斯和英格尔哈特认为“中期经济条件和社会多样性的不断增长”加速了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并在他们的实证研究中表明经济因素的确在支持民粹主义政党方面发挥了作用。同样，威尔金森强调“种族焦虑”和“经济焦虑”并不属于選择性假设。因为城市化所引导的文化分类过程因为经济冲击而大大加速了。对他们而言，经济决定论者应当认识到贸易冲击这样的因素绝非在真空中产生，而是出现在社会文化领域本已存在的社会分裂的大背景下。
　　归根结底。从中汲取政策教训也许比准确分析独裁民粹主义崛起背后的原因更加重要。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对不平等和不安全采取经济补救措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