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群体中，有两个毕亮，写小说的毕亮原籍湖南，现居深圳，以短篇小说为立身之道；写散文的毕亮原籍安徽，现居新疆伊犁，以淡墨式的素描刻画而特立独行。代际写作之下，两个毕亮，在各自的写作领域，皆为中坚力量。
　　白话散文初期，周氏兄弟不仅在创作上开风气之先，成绩斐然，而且在散文观念上也是星辉斑斓，他们的部分观点时至今日依然被奉为圭臬。比如鲁迅的“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主张，周作人“简单是文章的最高境界”的观点，影响皆甚为深远。对照上述之言，80后写作群体中的两个作者，胡竹峰和毕亮，恰两相照应。胡竹峰也有简单的一面，但其作品的主要特性在于随便；毕亮在艺术处理上也有随便之处，但其作品纵深的纹路还是线条之简单。在叙事散文成为主流形态，且散文的长度、容量不断增长的当下，胡、毕两位在篇幅上皆以短章为基本形制，在话语呈现上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去叙事化的个人化叙述方式，因此，既有卓然独立的一面，又具备某种相似性。而相似性这个问题，大略觀之则可成立，待及藕花深处，则两座山头尔！胡竹峰的作品可归于随笔的体式，且在气息上贯穿了正宗的中国文章的气息。何谓正宗？指的是文脉的传承和文章的渊源，先秦诸子，魏晋文章，唐宋笔记，明清小品，民国风流，这个文脉一直未彻底中断，即使遭逢乱世或政权之变迁，道法自然的美学原则没有变，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气质没有变。何谓中国文章？那是汉字、书法、绘画、茶艺等生活艺术化的产品在日常实践中熔铸出的一种独特精神，彼此相互交织或者相互映照，其旨归在于内心之道的体认。比照之下，毕亮的作品在形制上更多地受到了白话散文史上短札、日记、书信、记游等体式的影响，可视为纯正的小品文种类。而在内在精神上，文言传统也有所摄入，不过，主要继承的还是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人的简笔传统。这个传统不强求必须打通文学与诸艺术种类间的间隔，而重视以最少的线条呈现“我手写我心”的境界。
　　我手写我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是件很难的事。毕竟，“我手”难以自现，而“我心”时常被遮蔽。且看本期散文新观察选发的毕亮的《随手记》，由系列短章组成。每一短章的开头，皆无劈空之语，而是随口而出；每一短章的结尾也无匠心独运，而是止于所当止之处。在这个文章中，作者谈风霜雨雪，谈饮食，谈植物，谈为文之道，看上去关联度不大，实际上这就是过日子的基本内容，作者把生活的跨度直接还原到文章里，不虚夸，不装饰，忠实于客观事物本身，并从心而发。生活既不是用来摆拍的，也不是用来记录的，生活就是生活，偶然性莅临的过程，也是身体、灵魂拓宽边界的过程。之所以回过头来记录它，概在于我心戚戚焉。“虽粗头乱服，不掩国色”！理解王国维先生这句话的前提是理解粗头乱服的本色与自然。以此观照《随手记》，可见自现的“我手”，可观敞开的“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