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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8日，备受瞩目的古吉拉特邦地方选举结果揭晓。在印度经济增速下滑、竞争对手国大党复苏势头强劲的不利环境下，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印人党）赢得邦议会182席中的99席，有惊无险地获得连任。作为莫迪的老家与政治大本营，古吉拉特邦对印人党的意义不言而喻。为了赢得此次选举，莫迪本人不惜从繁忙的总理事务中抽身，亲赴古邦为印人党站台。印人党政府甚至将印度议会冬季会期的开始时间由往常的11月中旬推迟至古邦选举投票结束后的12月中旬，以便将工作重心全部投入到选战之中。虽然选举的最终结果没有辜负这些努力，但选前舆论对古吉拉特模式的质疑以及对种姓配额问题的讨论，折射出执政党在发展问题上面临的诸多困境。此外，国大党新任掌门人拉胡尔·甘地的强势反击，也为此次选举增添了多重色彩。
2017年12月6日，莫迪出席了在印度古吉拉特邦达恩杜卡举行的竞选活动。
古吉拉特邦地处印度西北部，濒临阿拉伯海，拥有超过1600公里的海岸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古吉拉特在古代便成為印度洋海上贸易的重要节点，孕育了该地的经商文化。2001年莫迪出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后，充分利用该邦的地理区位优势与商业基础，倾力打造“古吉拉特模式”。在其执政的2001至2012年间，古邦以全国5%的人口为印度贡献了7.6%的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10%，成为引领印度经济增长的龙头之一。大批知名经济学家开始为莫迪的“古吉拉特模式”背书，使莫迪在印度乃至世界范围内赢取知名度，成为其日后问鼎全国的重要政治资本。综合来看，古吉拉特邦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可归于莫迪在以下两方面的努力：
2017年12月9日，印度古吉拉特邦艾哈迈达巴德，时任印度国大党副主席拉胡尔·甘地出席一场竞选活动。一周后，拉胡尔·甘地正式就任新一届国大党主席。
一是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印度长期饱受基础设施不足之苦，交通落后、缺水缺电现象普遍，全年不间断供电甚至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大城市都难以实现。莫迪在古邦投入大量政府开支用于完善公路交通网络，修建港口、机场等设施，形成发达的交通网络;同时大量投资电力与供水设施，鼓励私营企业建设发电厂，保障邦内的工农业与居民用电用水。在印度多数农村地区缺电的情况下，古吉拉特邦率先使邦内1.8万个村庄接入电网，实现“村村通电”。
二是以“小政府大治理”改善营商环境。莫迪执掌古邦后逐步废除繁杂的行政审批手续，减少官僚主义对企业经营的妨碍。古邦利用经济特区制度为企业投资提供大量税收优惠与征地、环评等审批手续方面的便利，利用本地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国内外大批企业入驻。在莫迪亲力亲为的招商引资宣传下，包括塔塔在内的印度工业巨头纷纷将自己的生产线设在古邦，不少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外资企业也将古吉拉特视作自己在印度的首选投资目的地。
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古吉拉特模式”背后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同样引起舆论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批评古吉拉特邦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在社会福利方面乏善可陈。该邦在医疗卫生与教育领域的一些指标甚至落后于全印平均水平，经济高速增长并未如期带来社会的显著进步。邦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上投入过多财力，因此在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
与选举政治息息相关的就业问题在古邦同样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高等教育的严重滞后使该邦难以培育大批高素质劳动力，九成以上的劳动力服务于低收入、社会保障不足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与传统行业，失业风险较高。此外，古邦相对发达的工业并未给当地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该邦引以为傲的石油化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并未创造太多就业岗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自动化生产线普及而变得不再依赖劳动力。例如，投资290亿卢比建立的塔塔Nano汽车生产线仅需要不到2200名工人。因此，就业岗位的数量并没有随着古吉拉特蒸蒸日上的工业投资而获得显著增长。加之2016年11月莫迪突然宣布废除大额现金钞票以及2017年7月《商品与服务税（GST）法案》实施对经济秩序造成的冲击，容纳大量就业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与中小企业遭受重创，该邦就业问题愈发严重。
此次邦议会选举的结果较为显著地反映了“古吉拉特模式”对政治格局带来的影响。印人党在得票率提升了1.2个百分点的情况下，邦议会席位减少16席，凸显了选票的集中与社会分化的加剧。印人党在城镇中的优势得到巩固，受益于“古吉拉特模式”的城市新兴中产阶级成为莫迪的铁杆支持者，提高了印人党的得票率。广大农村选区则因就业不足、社会发展不均等问题转投国大党阵营，致使印人党在农村地区的席位锐减。
所谓配额保留制度，指的是由印度法律规定，在政府机关、公共事业部门以及政府资助的教育机构中为表列种姓（SC）、表列部落（ST）以及其他落后阶层（OBC）等社会弱势群体在就业和升学方面按比例保留一定名额。这种颇具印度特色的制度至少可追溯至英国殖民时期。二十世纪初，殖民政府为缓和社会矛盾，顺应弱势群体打破高种姓垄断地位的诉求，逐渐在教育、求职与政治上给弱势族群提供保留名额。印度独立后，虽然从法理上废除种姓制度，但为了体现对社会落后群体的照顾，《印度宪法》将传统社会中最受歧视与压迫的“达利特”（即“不可接触者”，约占总人口16.6%）和生活在偏远地区的部落民（约占人口8.6%）分别以“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之名纳入保留制度中。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印度又将不属于的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的“其他落后阶层”纳入保留制度。在保留制度范围不断扩大的刺激下，各政党均希望利用不同族群对保留制度的争夺作为重要的政治筹码，由此形成以“种姓票仓”与“种姓政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种姓政治，加剧了社会的分裂与隔阂，同时也促成了政治碎片化的趋势。在今年初的北方邦选举中，印人党曾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依靠保留制度与种姓政治起家的地方政党。部分舆论一度高呼印度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莫迪的“发展政治”逐渐超越陈旧的“身份政治”，印人党通过对发展话语的垄断，正逐渐打破过去基于种姓、族群认同的动员模式，“种姓政党”的票仓正逐渐被强调发展的印人党所取代。简而言之，就是选民在投票时更关注广泛、包容性的经济发展因素，而不是首先考虑为自己的种姓谋取更多利益。 然而，印度政治中的配额保留与种姓政治似乎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在此次古邦议会选举中，印人党毫不意外地受到了来自该邦主要种姓族群帕提达尔（Patidar）的挑战。该族群多以“帕特尔”（Patel）为姓，主要由农民与小商人构成，约占该邦人口八分之一，在历史上曾经是印人党的坚定支持者。然而近年来由于就业形势严峻，帕提达尔团体多次发起大规模游行示威，呼吁邦议会将其纳入保留制度中。2015年8月，帕提达尔社团组织了数十万示威者在古邦主要城市举行大规模集会，引发全邦范围内的暴力冲突，至少造成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此次“后院起火”严重挫伤了莫迪的政治声望，致使时任古邦首席部长在任期未到的情况下于次年辞职。为安抚帕提达尔，印人党邦政府曾在2016年4月宣布为该族群提供10%的配额保留，但古邦高等法院很快就在8月以违宪为由撤销了邦政府的决定。根据印度最高法院1963年作出的一项判决，各类保留配额不得超过总数的一半。目前古邦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层提供的配额总比例已达49%，不可能再为帕提达尔保留更多份额。在印人党无法满足其诉求的情况下，该族群的主要领导人、1993年出生的哈迪克·帕特尔在古邦选举前公开与印人党彻底决裂，团结包括国大党在内的各方反对派，“誓将印人党赶出古吉拉特”。这位年仅24岁的领导人善于利用社交网络宣传造势，此前已成功发动多起大规模反政府的示威游行，人气极高，在选举期间利用自己的种姓政党分走不少选票，令印人党头痛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古吉拉特，主要族群呼吁获得配额保留的现象在印度若干个大邦均有发生。在经济同样发达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马拉塔人不断在孟买等地发动大规模游行，要求印人党掌控的邦政府将其纳入保留名额。在同为印人党治下的哈里亚纳邦，贾特人为了争夺保留席位，曾发动多起大规模打砸抢活动，甚至一度威胁到了首都新德里的供水。近年来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未能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口正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这些焦虑的年轻人若无法获得政府与社会的及时照顾，不得不将希望重新寄托于保留制度，这就为种姓政治注入了新的动力。这些现象提醒了人们，种姓政治带来的新一轮社会碎片化风险并不会因印人党与莫迪的强势而立即消亡。
就在选举结果揭晓前的12月16日，百年老党印度国大党迎来了自己的新任领导人。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第四代掌门人拉胡尔·甘地正式从母亲索尼娅·甘地手中接过国大党主席之职。此次古吉拉特邦选举也成为拉胡尔扶正后的第一次考验。
现年47岁的拉胡尔自2004年當选议员以来正式步入政坛，2013年起担任国大党副主席。由于出身显赫，形象出众，拉胡尔年纪轻轻便在家族政治盛行的印度脱颖而出，被国大党支持者给予厚望。然而性格相对温和的拉胡尔在步入政坛的初期因经验不足而失误频频，一度成为舆论与反对党的笑柄，被认为能力有限，缺乏领袖气质。莫迪曾讽刺拉胡尔为“公子哥”，称其“出身富贵人家，不了解印度”。印度社交媒体上至今流传着各类拉胡尔的口误视频与笑话集锦。2014年全国大选，过早被寄予厚望的拉胡尔以国大党总理候选人的身份与莫迪对垒，遭遇惨败，创下国大党历次选举最差成绩，成为拉胡尔迄今为止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
然而拉胡尔并未因舆论和反对党的嘲笑而退缩，而是在随后三年地方选举的屡败屡战中不断积攒政治经验。在古邦选举前夕，拉胡尔一改自己不善言辞的缺点，开始在社交媒体以幽默的口吻批评莫迪“废钞”等争议性举措，并在公开演讲中表现出一个成熟的政治领导人“该有的样子”。舆论不再对拉胡尔报以嘲笑轻蔑的态度，而是将他视作莫迪在2019年大选时的主要竞争对手。在选举策略方面，国大党在拉胡尔的领导下充分团结古邦的反印人党力量，与帕提达尔政党结盟，并在印人党传统力量薄弱的古邦农村拓展力量，重新获得农村选民的支持。此外，拉胡尔在涉及宗教矛盾的问题上表态更为慎重，避免被反对党贴上“穆斯林政党” 与“伪世俗主义”标签，招致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选民反感。在他的领导下，国大党在邦议会中的席位由61席扩大至77席，尤其是在农村选区赢得了大量选民支持，在古邦形成与印人党的城市选区对立之势，为自己“扶正”后的首战交上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然而也要看到，相比于如日中天的印人党，国大党依然缺乏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纲领与基层组织同印人党及其背后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对抗。以现有条件而言，拉胡尔·甘地很难在2019年的全国大选中对莫迪构成强有力的威胁。百年老党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古吉拉特模式”的功过
古吉拉特邦地处印度西北部，濒临阿拉伯海，拥有超过1600公里的海岸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古吉拉特在古代便成為印度洋海上贸易的重要节点，孕育了该地的经商文化。2001年莫迪出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后，充分利用该邦的地理区位优势与商业基础，倾力打造“古吉拉特模式”。在其执政的2001至2012年间，古邦以全国5%的人口为印度贡献了7.6%的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10%，成为引领印度经济增长的龙头之一。大批知名经济学家开始为莫迪的“古吉拉特模式”背书，使莫迪在印度乃至世界范围内赢取知名度，成为其日后问鼎全国的重要政治资本。综合来看，古吉拉特邦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可归于莫迪在以下两方面的努力：
一是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印度长期饱受基础设施不足之苦，交通落后、缺水缺电现象普遍，全年不间断供电甚至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大城市都难以实现。莫迪在古邦投入大量政府开支用于完善公路交通网络，修建港口、机场等设施，形成发达的交通网络;同时大量投资电力与供水设施，鼓励私营企业建设发电厂，保障邦内的工农业与居民用电用水。在印度多数农村地区缺电的情况下，古吉拉特邦率先使邦内1.8万个村庄接入电网，实现“村村通电”。
二是以“小政府大治理”改善营商环境。莫迪执掌古邦后逐步废除繁杂的行政审批手续，减少官僚主义对企业经营的妨碍。古邦利用经济特区制度为企业投资提供大量税收优惠与征地、环评等审批手续方面的便利，利用本地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国内外大批企业入驻。在莫迪亲力亲为的招商引资宣传下，包括塔塔在内的印度工业巨头纷纷将自己的生产线设在古邦，不少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外资企业也将古吉拉特视作自己在印度的首选投资目的地。
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古吉拉特模式”背后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同样引起舆论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曾批评古吉拉特邦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在社会福利方面乏善可陈。该邦在医疗卫生与教育领域的一些指标甚至落后于全印平均水平，经济高速增长并未如期带来社会的显著进步。邦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上投入过多财力，因此在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
与选举政治息息相关的就业问题在古邦同样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高等教育的严重滞后使该邦难以培育大批高素质劳动力，九成以上的劳动力服务于低收入、社会保障不足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与传统行业，失业风险较高。此外，古邦相对发达的工业并未给当地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该邦引以为傲的石油化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并未创造太多就业岗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自动化生产线普及而变得不再依赖劳动力。例如，投资290亿卢比建立的塔塔Nano汽车生产线仅需要不到2200名工人。因此，就业岗位的数量并没有随着古吉拉特蒸蒸日上的工业投资而获得显著增长。加之2016年11月莫迪突然宣布废除大额现金钞票以及2017年7月《商品与服务税（GST）法案》实施对经济秩序造成的冲击，容纳大量就业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与中小企业遭受重创，该邦就业问题愈发严重。
此次邦议会选举的结果较为显著地反映了“古吉拉特模式”对政治格局带来的影响。印人党在得票率提升了1.2个百分点的情况下，邦议会席位减少16席，凸显了选票的集中与社会分化的加剧。印人党在城镇中的优势得到巩固，受益于“古吉拉特模式”的城市新兴中产阶级成为莫迪的铁杆支持者，提高了印人党的得票率。广大农村选区则因就业不足、社会发展不均等问题转投国大党阵营，致使印人党在农村地区的席位锐减。
配额保留与种姓政治之痛
所谓配额保留制度，指的是由印度法律规定，在政府机关、公共事业部门以及政府资助的教育机构中为表列种姓（SC）、表列部落（ST）以及其他落后阶层（OBC）等社会弱势群体在就业和升学方面按比例保留一定名额。这种颇具印度特色的制度至少可追溯至英国殖民时期。二十世纪初，殖民政府为缓和社会矛盾，顺应弱势群体打破高种姓垄断地位的诉求，逐渐在教育、求职与政治上给弱势族群提供保留名额。印度独立后，虽然从法理上废除种姓制度，但为了体现对社会落后群体的照顾，《印度宪法》将传统社会中最受歧视与压迫的“达利特”（即“不可接触者”，约占总人口16.6%）和生活在偏远地区的部落民（约占人口8.6%）分别以“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之名纳入保留制度中。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印度又将不属于的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的“其他落后阶层”纳入保留制度。在保留制度范围不断扩大的刺激下，各政党均希望利用不同族群对保留制度的争夺作为重要的政治筹码，由此形成以“种姓票仓”与“种姓政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种姓政治，加剧了社会的分裂与隔阂，同时也促成了政治碎片化的趋势。在今年初的北方邦选举中，印人党曾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依靠保留制度与种姓政治起家的地方政党。部分舆论一度高呼印度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莫迪的“发展政治”逐渐超越陈旧的“身份政治”，印人党通过对发展话语的垄断，正逐渐打破过去基于种姓、族群认同的动员模式，“种姓政党”的票仓正逐渐被强调发展的印人党所取代。简而言之，就是选民在投票时更关注广泛、包容性的经济发展因素，而不是首先考虑为自己的种姓谋取更多利益。 然而，印度政治中的配额保留与种姓政治似乎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在此次古邦议会选举中，印人党毫不意外地受到了来自该邦主要种姓族群帕提达尔（Patidar）的挑战。该族群多以“帕特尔”（Patel）为姓，主要由农民与小商人构成，约占该邦人口八分之一，在历史上曾经是印人党的坚定支持者。然而近年来由于就业形势严峻，帕提达尔团体多次发起大规模游行示威，呼吁邦议会将其纳入保留制度中。2015年8月，帕提达尔社团组织了数十万示威者在古邦主要城市举行大规模集会，引发全邦范围内的暴力冲突，至少造成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此次“后院起火”严重挫伤了莫迪的政治声望，致使时任古邦首席部长在任期未到的情况下于次年辞职。为安抚帕提达尔，印人党邦政府曾在2016年4月宣布为该族群提供10%的配额保留，但古邦高等法院很快就在8月以违宪为由撤销了邦政府的决定。根据印度最高法院1963年作出的一项判决，各类保留配额不得超过总数的一半。目前古邦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以及其他落后阶层提供的配额总比例已达49%，不可能再为帕提达尔保留更多份额。在印人党无法满足其诉求的情况下，该族群的主要领导人、1993年出生的哈迪克·帕特尔在古邦选举前公开与印人党彻底决裂，团结包括国大党在内的各方反对派，“誓将印人党赶出古吉拉特”。这位年仅24岁的领导人善于利用社交网络宣传造势，此前已成功发动多起大规模反政府的示威游行，人气极高，在选举期间利用自己的种姓政党分走不少选票，令印人党头痛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古吉拉特，主要族群呼吁获得配额保留的现象在印度若干个大邦均有发生。在经济同样发达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马拉塔人不断在孟买等地发动大规模游行，要求印人党掌控的邦政府将其纳入保留名额。在同为印人党治下的哈里亚纳邦，贾特人为了争夺保留席位，曾发动多起大规模打砸抢活动，甚至一度威胁到了首都新德里的供水。近年来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未能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口正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这些焦虑的年轻人若无法获得政府与社会的及时照顾，不得不将希望重新寄托于保留制度，这就为种姓政治注入了新的动力。这些现象提醒了人们，种姓政治带来的新一轮社会碎片化风险并不会因印人党与莫迪的强势而立即消亡。
拉胡尔·甘地之兴
就在选举结果揭晓前的12月16日，百年老党印度国大党迎来了自己的新任领导人。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第四代掌门人拉胡尔·甘地正式从母亲索尼娅·甘地手中接过国大党主席之职。此次古吉拉特邦选举也成为拉胡尔扶正后的第一次考验。
现年47岁的拉胡尔自2004年當选议员以来正式步入政坛，2013年起担任国大党副主席。由于出身显赫，形象出众，拉胡尔年纪轻轻便在家族政治盛行的印度脱颖而出，被国大党支持者给予厚望。然而性格相对温和的拉胡尔在步入政坛的初期因经验不足而失误频频，一度成为舆论与反对党的笑柄，被认为能力有限，缺乏领袖气质。莫迪曾讽刺拉胡尔为“公子哥”，称其“出身富贵人家，不了解印度”。印度社交媒体上至今流传着各类拉胡尔的口误视频与笑话集锦。2014年全国大选，过早被寄予厚望的拉胡尔以国大党总理候选人的身份与莫迪对垒，遭遇惨败，创下国大党历次选举最差成绩，成为拉胡尔迄今为止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
然而拉胡尔并未因舆论和反对党的嘲笑而退缩，而是在随后三年地方选举的屡败屡战中不断积攒政治经验。在古邦选举前夕，拉胡尔一改自己不善言辞的缺点，开始在社交媒体以幽默的口吻批评莫迪“废钞”等争议性举措，并在公开演讲中表现出一个成熟的政治领导人“该有的样子”。舆论不再对拉胡尔报以嘲笑轻蔑的态度，而是将他视作莫迪在2019年大选时的主要竞争对手。在选举策略方面，国大党在拉胡尔的领导下充分团结古邦的反印人党力量，与帕提达尔政党结盟，并在印人党传统力量薄弱的古邦农村拓展力量，重新获得农村选民的支持。此外，拉胡尔在涉及宗教矛盾的问题上表态更为慎重，避免被反对党贴上“穆斯林政党” 与“伪世俗主义”标签，招致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选民反感。在他的领导下，国大党在邦议会中的席位由61席扩大至77席，尤其是在农村选区赢得了大量选民支持，在古邦形成与印人党的城市选区对立之势，为自己“扶正”后的首战交上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然而也要看到，相比于如日中天的印人党，国大党依然缺乏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纲领与基层组织同印人党及其背后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对抗。以现有条件而言，拉胡尔·甘地很难在2019年的全国大选中对莫迪构成强有力的威胁。百年老党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