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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建行率先完成上市,开创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先河与范例;2006年6月、7月,中行分别在香港和内地上市,谱写了中国企业上市的第二幕资本神话;继此之后,工行和农行改革与上市工作也加快了步点,全力冲击上市目标。
继今年6月1日在香港顺利上市后,7月5日中国银行实现了在内地A股的成功登陆。这标志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继建行公开上市之后，进入关键的冲刺阶段。在2006年12月11日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大限来临之前,工行和农行必将加快改革,全力冲刺。
建行:先行者的光荣与代价
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银行,建行上市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建行的IPO将建立一个让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效仿的样板,而如果建行开局不利,就可能会耽搁另3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进程。
曾多次参与过中国联通、中国石化、中国电信等大型国企改制上市的前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执行官竺稼表示,参与建行的股改上市是他作为一个投资银行家最有成就感的项目。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这条路走出来了,按建行这个模式来做,后面的国有商业银行就可以实现上市。就建行本身,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实力很强的银行。”竺稼说,“以后,国际投资者再不会不信任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报表了,后面准备上市银行的管理层也不用再为这个问题担心了,只要集中注意力把银行办得更好,用更好的业绩去吸引投资者。”
实际上,从最高决策层、学术界,直到具体执行操作层,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它能否成功改革滞后的金融体系,即要求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实现现代化和真正的商业化,而建行的上市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国际金融业界因此也将建行上市,评价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分水岭。
事因难能方显可贵,先行者在得到荣誉与赞赏的同时,也必将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
“太难了。”建行上市前一天晚上,建行副行长范一飞在回答对建行成功股改上市有何感受时只说了一句话,让人深深体味到建行上市经历的酸甜苦辣。
中国建设银行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在中国银行业界前所未有,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建行要还清旧账,还要符合国际资本市场的监管标准,达到国有商业银行从没达到过的标准。这种改变,对于一家在旧体制中浸淫了几十年的传统国有商业银行实属不易。
建行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当时为拿到一张批文,建行的工作人员有时要在相关部门的办公室守上好几天,甚至要暂时丢掉个人尊严,低三下四地求人。而如果在一个关键节点卡住,整体工作的推进就会延误。
国际资本市场瞬息万变,上市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上市时机没把握准,业绩再好的公司都有可能招不到股。当年中海油这样一家优秀的公司,第一次公开招股却铩羽而归,就是一个例证。
从汇金董事长空降到建行任董事长,至2005年10月27日建行上市,郭树清用了216天的时间。其中的每一天对于他来说都异常地忙碌。一个好结果,对于他付出的所有艰苦努力是最好的回报。
“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为员工提供最好发展机会的国际一流商业银行”，郭树清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描述建行的战略愿景。他表示,对于建行来说，不搞股份制,不搞现代企业制度、不上市,许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上市以后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上市只是建行建设国际一流银行的一个新的起点。
中行:A+H股的回归
在建行上市后,中行和工行的上市竞争成为业界预测的一个话题。虽然中行的上市显得步履蹒跚,一波三折,但全力冲击之下,中行的上市步伐还是走在了工行的前面。
6月1日,中行在香港溢价发行112亿美元,成为全球第四的IPO。继2005年10月建行在香港成功发行上市之后,创造出内地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香港IPO的新“资本神话”。
相对于建行的率先上市,中行上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筹到的资金比建行多,而在于它真正实现了四大银行在A股的突破。
7月5日,中行成功在沪发行A股,弥补了建行去年不能同时在A股上市的遗憾,成为全流通条件下第一只上市的超级大盘股,也是第一家在A股挂牌的国有商业银行。
中行登陆A股市场,创下国内资本市场的数项纪录之最。比如其IPO股数、总资产、净资产以及庞大的市值,都将刷新市场纪录。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中行A股上市将有效增加A股市场优质资产的供给,为国内市场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使国内投资者从证券市场中更多地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对于将迎来后股权分置时代的中国股市来说,中行上市不光是试金石,也是风向标,更是检验中国股市未来能否成为国民经济走向“晴雨表”的重要一步。有评论认为中行上市“开创了一个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公司上市的时代”。
这应该不是一个公司上市能体现的,而是体现了对中国股市制度完善的预期,同时也是对未来的信心。
工行:上市渐入收官
在建行、中行上市之前,工行无疑是中国最大、最具实力的银行,正因如此,高层对于工行的上市安排也显得无比谨慎小心。排在了建行、中行之后,工行的上市自然要比前者少走许多弯路,走得更稳更实,也最具实质意义。
最初的修正来自对工行的注资,工行的损失类贷款并不像中行、建行那样由公共资金冲销,而是由工行自身的经营利润逐步核销,外汇储备注资只是帮助其把资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及格线，决策层决心不在最后一个上市梯次的工行身上出现急功近利。
监管层的决心还体现在工行与高盛投资团队的战略投资协议形式,工行于是与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有了紧密的合作与协议约束。而此前,汇金与监管层一直就对中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银团的“一拖三”协议不满意,认为中行对银团中的瑞银和李嘉诚基金缺乏约束,这也导致了淡马锡入股中行最初协议的被否定。
在A股新老划断实行前,中行上市进程可谓一波三折。可是紧跟在后的工行却非常顺当。工行在与高盛引资谈判中的“强硬”态度,诸如提出加价且取得成效,获得了汇金董事会成员的称许。而且,由于汇金反思引入境外政府背景投资公司的弊端,工行主动搁置了与一些机构的引资谈判,确保在1月底前完成了引资。进入2月,对于汇金高层所说的中行在上半年、工行在9月份的上市时间表,工行却表示了“按自己的速度行事”。
从今年年初开始,工行在不断加速有关上市的各项进程。事实上,工行总行从去年开始,即已酝酿组织机构改革方案,方案几经论证,反复权衡,现已经工行董事会审议通过,在6月付诸实施。这意味着工行上市工作进入最后的收官阶段。
工行人士透露,工行总行此次的组织机构改革主要涉及对公业务、财务资金和资金交易等三个模块的调整。
在银行业内看来,工行此次大规模进行组织机构改革,是其股改进一步深入的体现。此番进行的经营管理层组织机构改革,意在清晰界定各机构职能,明确划分权力。这对于工行完善公司治理和提高组织运行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可以看出,工行此次组织机构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加强了营销职能部门的设置。其分层次、分类别营销的意图清晰可见。
以对公业务部门的设置为例,按照客户类别和客户对相关服务的需要,工行新组建了四个部门。即:公司业务一部负责大客户营销;公司业务二部负责除大客户外的其他公司有贷户的营销;结算与现金管理部负责无贷类公司客户的营销服务及结算产品的设计推广;机构业务部则负责包括金融机构、政府、军队、中介以及其他非法人性质的机构客户营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上述部门设置的背后,暗含工行新的对公营销机构布局,在客户服务方面更具针对性。
他认为工行股改的另一特点是高度强化风险控制。根据风险集中全面管理和前中后台业务有效分离的原则,工行此次专门新组建了风险管理部,负责全行的全面风险管理。并按照信贷业务管理流程,重组了授信业务部、信用审批部和信贷管理部。
业内人士表示,出于对观察中行上市表现的需要,工行的上市很可能会在9月份,而且很可能会和中行一样采取A+H股的形式在沪港同步上市。
农行:上市决心从未动摇
和前面三大行比起来,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排在四大行之末的农业银行股改动作显得迟缓了许多。
2003年10月农行即上报了改革方案,此后两年多来,至少上报了三次改革方案,但经多轮讨论至今没有明显进展。以至于外界一度盛传新的股改方案中,高层将把农行进行分拆,前不久银监会不得不专门出来进行辟谣。
今年以来,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农行也认为需要一家全国性大型银行来充分发挥系统性支农优势。行长杨明生前不久强调,农行不能离开“农”字。“可问题是,如果农行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实现政府调控农村金融意图，如果农行的使命仅限于此,我们无法得出‘整体改制,择机上市’的最终结论。同时,在国务院‘一行一策’的思路下,农行也无法要求国务院一定要实施财务重组的股改路径,亦不能因为农行沉重的包袱、独特的历史背景而停止改革诉求。”著名经济学者曹凤岐表示,处于漩涡中的农行,唯有厘清自身业务发展战略、差别化市场定位、农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如何构建核心战略等问题,方可觅得满意答案。搞清楚这些问题,再加上政府决策部门的大智慧,相信合理的改革方案就能够出台了。
全国政协委员、前银监会主席史纪良说,“第一,农业银行还是要继续办,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有商业金融的支持不行;第二,农业银行现在的状态不行,必须要给它卸包袱,让它能够轻装上阵。”他表示,农业银行的改革不宜久拖,但要放在农村金融改革的总体框架之中去设计。
尽管农行的股改方案屡次修改,但这似乎没有影响到农行改革的决心。种种迹象表明,农行一系列股份制改革基础工作都在按自身的原定目标稳步推进。
农行总行副行长杨琨日前透露,农行目前正在集中精力进行一系列的内部资源整合,包括人力资源的改革、经营结构的调整和金融产品的创新等等。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认为,农行股改难度相当大,尤其是其在农村遗留问题的处理难度很大。
不久前农行开展了信贷资产风险状况摸底清查,聘请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对试点分行进行外部审计,基本摸清了全行资产风险底数。按照此前三大国有商业银行(中行、建行和工行)股改经验,审计署和会计师事务所进场审计,是股改铺开前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
客观地说,农行这几年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没有获得注资和尚未剥离不良贷款的情况下,2005年,农行实现经营利润424.83亿元,同比增加105.09亿元;实现税前利润78.78亿元;消化历史包袱346.05亿元。统计表明,2005年末农业银行资产规模达到48768亿元,总资产已位居同业第二位。
“农行历史包袱虽沉重,但这更加说明及时启动农行股份制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2006年底前,银行业将全面开放,留给农行的时间只有半年。而农行如果不尽快剥离不良资产,及早进行股份制改造,面对虎视眈眈的外资银行和众多的内地金融机构,其处境将会十分危险。
更何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强大的金融服务。而在农村金融机构中,有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是区域性的,邮政储蓄功能不够完善,农业发展银行是政策性的,县以下没有机构。目前,农业银行是唯一在全国每个县市设有分支机构的大商业银行,是县域商业性金融的主渠道。
分析人士认为,农行的上市时间不可能在今年,很可能会到2006年以后。
IPO不是银行业改革终极目标
建行和中行的成功上市并上演一幕幕“资本神话”,让银行业内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乐观气氛。一些清醒的观察者表示,这值得警惕。
著名财经人士胡舒立在6月份出刊的《财经》撰文指出:“当此凯旋之际,投资银行家们尽可以继续陶醉,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者当倍加清醒……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耗资之巨、历时之久、所系之大,诚为‘背水一战’,并未预留失败的空间……上市后深入重组的任务只有更为艰巨。如果回避银行内部机制的深层次问题,单靠规模扩张追求短期利润回升,基本面疾患发作仅是迟早之事。”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念鲁给出了他对银行上市是否成功的判断标准:上市成功与否,只能从具体营运中考察。不能为上市而引进战略投资者,更不能为上市而上市。判断银行上市成功与否要看其存款市场占有率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税前利润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不良贷款率是下降了,还是上升了?显然,要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还早了一点。
国有商业银行的大股东——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作出了中肯的分析。他认为,中国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能够在境外和内地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的首要前提是,实施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聘用国际著名会计师,以保证银行数据的真实性和透明度。从此以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首先必须继续严格执行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以保护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下,银行经营将更加规范。同时银行上市以后,风险管理将大大得到强化。现在世界上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如数据的集中处理、授信、每一笔资产的经济资本的衡量、每一笔贷款的定价,都在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后逐步得到落实。他还强调,上市仅仅是银行改善治理结构的一个开端,银行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由于这次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被认为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水一战”。为推动这项改革,各个部门做了很多工作。这个过程中也存在许多短期化、仓促性行为。最近一段时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都暴露出内部控制问题,部分分支机构出现了巨额金融诈骗和信贷坏账。而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后必须面临的全新市场环境,严格的监管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使银行的各项财务指标和经营行为更加透明化。可以想象这些屡屡被披露出来的巨额坏账,将会导致上市后银行股票价格的急剧变动,影响银行形象。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目前我国存在着轻改制、重上市融资的风气,以为原来的国有商业银行或国有法人控股银行只要能够多吸收一些股东,改善银行的经营和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就会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根据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经验,如果仅仅着眼于融入补充资本金,这种期望很可能会落空。如果新的企业制度并未建立,机制并无改变,行为模式也依然故我,日后纷纷落马并不奇怪。由此我们更能体会到谢平所说的,银行上市只是银行改革的另一个起点,银行改革道路漫长,仍然任重而道远。
继今年6月1日在香港顺利上市后,7月5日中国银行实现了在内地A股的成功登陆。这标志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继建行公开上市之后，进入关键的冲刺阶段。在2006年12月11日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大限来临之前,工行和农行必将加快改革,全力冲刺。
建行:先行者的光荣与代价
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银行,建行上市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建行的IPO将建立一个让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效仿的样板,而如果建行开局不利,就可能会耽搁另3家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进程。
曾多次参与过中国联通、中国石化、中国电信等大型国企改制上市的前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执行官竺稼表示,参与建行的股改上市是他作为一个投资银行家最有成就感的项目。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这条路走出来了,按建行这个模式来做,后面的国有商业银行就可以实现上市。就建行本身,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实力很强的银行。”竺稼说,“以后,国际投资者再不会不信任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报表了,后面准备上市银行的管理层也不用再为这个问题担心了,只要集中注意力把银行办得更好,用更好的业绩去吸引投资者。”
实际上,从最高决策层、学术界,直到具体执行操作层,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它能否成功改革滞后的金融体系,即要求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实现现代化和真正的商业化,而建行的上市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国际金融业界因此也将建行上市,评价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分水岭。
事因难能方显可贵,先行者在得到荣誉与赞赏的同时,也必将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
“太难了。”建行上市前一天晚上,建行副行长范一飞在回答对建行成功股改上市有何感受时只说了一句话,让人深深体味到建行上市经历的酸甜苦辣。
中国建设银行进行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在中国银行业界前所未有,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建行要还清旧账,还要符合国际资本市场的监管标准,达到国有商业银行从没达到过的标准。这种改变,对于一家在旧体制中浸淫了几十年的传统国有商业银行实属不易。
建行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当时为拿到一张批文,建行的工作人员有时要在相关部门的办公室守上好几天,甚至要暂时丢掉个人尊严,低三下四地求人。而如果在一个关键节点卡住,整体工作的推进就会延误。
国际资本市场瞬息万变,上市时机的把握至关重要。上市时机没把握准,业绩再好的公司都有可能招不到股。当年中海油这样一家优秀的公司,第一次公开招股却铩羽而归,就是一个例证。
从汇金董事长空降到建行任董事长,至2005年10月27日建行上市,郭树清用了216天的时间。其中的每一天对于他来说都异常地忙碌。一个好结果,对于他付出的所有艰苦努力是最好的回报。
“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为员工提供最好发展机会的国际一流商业银行”，郭树清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描述建行的战略愿景。他表示,对于建行来说，不搞股份制,不搞现代企业制度、不上市,许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上市以后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上市只是建行建设国际一流银行的一个新的起点。
中行:A+H股的回归
在建行上市后,中行和工行的上市竞争成为业界预测的一个话题。虽然中行的上市显得步履蹒跚,一波三折,但全力冲击之下,中行的上市步伐还是走在了工行的前面。
6月1日,中行在香港溢价发行112亿美元,成为全球第四的IPO。继2005年10月建行在香港成功发行上市之后,创造出内地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香港IPO的新“资本神话”。
相对于建行的率先上市,中行上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其筹到的资金比建行多,而在于它真正实现了四大银行在A股的突破。
7月5日,中行成功在沪发行A股,弥补了建行去年不能同时在A股上市的遗憾,成为全流通条件下第一只上市的超级大盘股,也是第一家在A股挂牌的国有商业银行。
中行登陆A股市场,创下国内资本市场的数项纪录之最。比如其IPO股数、总资产、净资产以及庞大的市值,都将刷新市场纪录。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中行A股上市将有效增加A股市场优质资产的供给,为国内市场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使国内投资者从证券市场中更多地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对于将迎来后股权分置时代的中国股市来说,中行上市不光是试金石,也是风向标,更是检验中国股市未来能否成为国民经济走向“晴雨表”的重要一步。有评论认为中行上市“开创了一个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公司上市的时代”。
这应该不是一个公司上市能体现的,而是体现了对中国股市制度完善的预期,同时也是对未来的信心。
工行:上市渐入收官
在建行、中行上市之前,工行无疑是中国最大、最具实力的银行,正因如此,高层对于工行的上市安排也显得无比谨慎小心。排在了建行、中行之后,工行的上市自然要比前者少走许多弯路,走得更稳更实,也最具实质意义。
最初的修正来自对工行的注资,工行的损失类贷款并不像中行、建行那样由公共资金冲销,而是由工行自身的经营利润逐步核销,外汇储备注资只是帮助其把资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及格线，决策层决心不在最后一个上市梯次的工行身上出现急功近利。
监管层的决心还体现在工行与高盛投资团队的战略投资协议形式,工行于是与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有了紧密的合作与协议约束。而此前,汇金与监管层一直就对中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银团的“一拖三”协议不满意,认为中行对银团中的瑞银和李嘉诚基金缺乏约束,这也导致了淡马锡入股中行最初协议的被否定。
在A股新老划断实行前,中行上市进程可谓一波三折。可是紧跟在后的工行却非常顺当。工行在与高盛引资谈判中的“强硬”态度,诸如提出加价且取得成效,获得了汇金董事会成员的称许。而且,由于汇金反思引入境外政府背景投资公司的弊端,工行主动搁置了与一些机构的引资谈判,确保在1月底前完成了引资。进入2月,对于汇金高层所说的中行在上半年、工行在9月份的上市时间表,工行却表示了“按自己的速度行事”。
从今年年初开始,工行在不断加速有关上市的各项进程。事实上,工行总行从去年开始,即已酝酿组织机构改革方案,方案几经论证,反复权衡,现已经工行董事会审议通过,在6月付诸实施。这意味着工行上市工作进入最后的收官阶段。
工行人士透露,工行总行此次的组织机构改革主要涉及对公业务、财务资金和资金交易等三个模块的调整。
在银行业内看来,工行此次大规模进行组织机构改革,是其股改进一步深入的体现。此番进行的经营管理层组织机构改革,意在清晰界定各机构职能,明确划分权力。这对于工行完善公司治理和提高组织运行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可以看出,工行此次组织机构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加强了营销职能部门的设置。其分层次、分类别营销的意图清晰可见。
以对公业务部门的设置为例,按照客户类别和客户对相关服务的需要,工行新组建了四个部门。即:公司业务一部负责大客户营销;公司业务二部负责除大客户外的其他公司有贷户的营销;结算与现金管理部负责无贷类公司客户的营销服务及结算产品的设计推广;机构业务部则负责包括金融机构、政府、军队、中介以及其他非法人性质的机构客户营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上述部门设置的背后,暗含工行新的对公营销机构布局,在客户服务方面更具针对性。
他认为工行股改的另一特点是高度强化风险控制。根据风险集中全面管理和前中后台业务有效分离的原则,工行此次专门新组建了风险管理部,负责全行的全面风险管理。并按照信贷业务管理流程,重组了授信业务部、信用审批部和信贷管理部。
业内人士表示,出于对观察中行上市表现的需要,工行的上市很可能会在9月份,而且很可能会和中行一样采取A+H股的形式在沪港同步上市。
农行:上市决心从未动摇
和前面三大行比起来,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排在四大行之末的农业银行股改动作显得迟缓了许多。
2003年10月农行即上报了改革方案,此后两年多来,至少上报了三次改革方案,但经多轮讨论至今没有明显进展。以至于外界一度盛传新的股改方案中,高层将把农行进行分拆,前不久银监会不得不专门出来进行辟谣。
今年以来,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农行也认为需要一家全国性大型银行来充分发挥系统性支农优势。行长杨明生前不久强调,农行不能离开“农”字。“可问题是,如果农行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实现政府调控农村金融意图，如果农行的使命仅限于此,我们无法得出‘整体改制,择机上市’的最终结论。同时,在国务院‘一行一策’的思路下,农行也无法要求国务院一定要实施财务重组的股改路径,亦不能因为农行沉重的包袱、独特的历史背景而停止改革诉求。”著名经济学者曹凤岐表示,处于漩涡中的农行,唯有厘清自身业务发展战略、差别化市场定位、农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如何构建核心战略等问题,方可觅得满意答案。搞清楚这些问题,再加上政府决策部门的大智慧,相信合理的改革方案就能够出台了。
全国政协委员、前银监会主席史纪良说,“第一,农业银行还是要继续办,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有商业金融的支持不行;第二,农业银行现在的状态不行,必须要给它卸包袱,让它能够轻装上阵。”他表示,农业银行的改革不宜久拖,但要放在农村金融改革的总体框架之中去设计。
尽管农行的股改方案屡次修改,但这似乎没有影响到农行改革的决心。种种迹象表明,农行一系列股份制改革基础工作都在按自身的原定目标稳步推进。
农行总行副行长杨琨日前透露,农行目前正在集中精力进行一系列的内部资源整合,包括人力资源的改革、经营结构的调整和金融产品的创新等等。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认为,农行股改难度相当大,尤其是其在农村遗留问题的处理难度很大。
不久前农行开展了信贷资产风险状况摸底清查,聘请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对试点分行进行外部审计,基本摸清了全行资产风险底数。按照此前三大国有商业银行(中行、建行和工行)股改经验,审计署和会计师事务所进场审计,是股改铺开前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
客观地说,农行这几年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没有获得注资和尚未剥离不良贷款的情况下,2005年,农行实现经营利润424.83亿元,同比增加105.09亿元;实现税前利润78.78亿元;消化历史包袱346.05亿元。统计表明,2005年末农业银行资产规模达到48768亿元,总资产已位居同业第二位。
“农行历史包袱虽沉重,但这更加说明及时启动农行股份制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2006年底前,银行业将全面开放,留给农行的时间只有半年。而农行如果不尽快剥离不良资产,及早进行股份制改造,面对虎视眈眈的外资银行和众多的内地金融机构,其处境将会十分危险。
更何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强大的金融服务。而在农村金融机构中,有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是区域性的,邮政储蓄功能不够完善,农业发展银行是政策性的,县以下没有机构。目前,农业银行是唯一在全国每个县市设有分支机构的大商业银行,是县域商业性金融的主渠道。
分析人士认为,农行的上市时间不可能在今年,很可能会到2006年以后。
IPO不是银行业改革终极目标
建行和中行的成功上市并上演一幕幕“资本神话”,让银行业内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乐观气氛。一些清醒的观察者表示,这值得警惕。
著名财经人士胡舒立在6月份出刊的《财经》撰文指出:“当此凯旋之际,投资银行家们尽可以继续陶醉,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者当倍加清醒……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耗资之巨、历时之久、所系之大,诚为‘背水一战’,并未预留失败的空间……上市后深入重组的任务只有更为艰巨。如果回避银行内部机制的深层次问题,单靠规模扩张追求短期利润回升,基本面疾患发作仅是迟早之事。”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吴念鲁给出了他对银行上市是否成功的判断标准:上市成功与否,只能从具体营运中考察。不能为上市而引进战略投资者,更不能为上市而上市。判断银行上市成功与否要看其存款市场占有率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税前利润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不良贷款率是下降了,还是上升了?显然,要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目前还早了一点。
国有商业银行的大股东——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作出了中肯的分析。他认为,中国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能够在境外和内地资本市场上市、融资的首要前提是,实施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聘用国际著名会计师,以保证银行数据的真实性和透明度。从此以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首先必须继续严格执行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以保护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下,银行经营将更加规范。同时银行上市以后,风险管理将大大得到强化。现在世界上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如数据的集中处理、授信、每一笔资产的经济资本的衡量、每一笔贷款的定价,都在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后逐步得到落实。他还强调,上市仅仅是银行改善治理结构的一个开端,银行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由于这次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被认为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水一战”。为推动这项改革,各个部门做了很多工作。这个过程中也存在许多短期化、仓促性行为。最近一段时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都暴露出内部控制问题,部分分支机构出现了巨额金融诈骗和信贷坏账。而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后必须面临的全新市场环境,严格的监管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使银行的各项财务指标和经营行为更加透明化。可以想象这些屡屡被披露出来的巨额坏账,将会导致上市后银行股票价格的急剧变动,影响银行形象。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目前我国存在着轻改制、重上市融资的风气,以为原来的国有商业银行或国有法人控股银行只要能够多吸收一些股东,改善银行的经营和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就会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根据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经验,如果仅仅着眼于融入补充资本金,这种期望很可能会落空。如果新的企业制度并未建立,机制并无改变,行为模式也依然故我,日后纷纷落马并不奇怪。由此我们更能体会到谢平所说的,银行上市只是银行改革的另一个起点,银行改革道路漫长,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