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生态变异加剧的今天，诗歌受到的震荡首当其冲，又坚固异常。观察看，受到冲击并无法自保不能一以贯之的，几乎都是诗歌阵营里动机不纯的“伪诗人”。反之，对于虔诚的歌者，对于那些压抑着歌喉以帶血思考介入生活，并迸发向上力量的诗人而言，诗歌领着前行的步履愈益坚毅，他们行走在大地上的身影，拖着长长的惊叹号，向着远方，踽踽独行。是的，走心的诗歌，永远属于寂寞者的事业，远离喧嚣，心底坚实心怀广大，像宗教一样虔诚地建构专属通天的高塔。这其中，藏族青年诗人班玛南杰的写作无疑具有标本性意义。出道至今，他先后在为数众多的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并入选多部权威选本。而成为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创作高研班诗歌班学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说明他已是一个业有所成的人。其诗自带芳华，既有现实触须的敏感，又不失内在锋芒的敏锐，禁得起评骘。
　　一
　　追梦路上的班玛南杰，充满激情，又腹有悲悯，以深度美学的方式打开了他作为一个诗人面向世界的洞察。他忧戚的独白里散射着人生的苍凉，以及不屈的灵魂挣扎。“那些画面/和承载那些画面的空间/都是我生死相依/却难以托付的秘密//我赐予它们时间和力量/在生命犹如亡灵一般的沉寂中/在稍纵即逝的舞台上/在人人顺从地跳跃的影像中/在黑夜跋涉的世界里/思想赤裸裸地/独处于难忘的过去与稠密的未来之间”。这首《梦》中的句子，直抒胸臆地，自道着诗人胸中“志气”。人生如梦，梦由情生，因此“那些画面/和承载那些画面的空间/都是我生死相依/却难以托付的秘密”，诗人直陈梦的依附及其开枝散叶的现实姿态，“不顺从”表明他反叛蝇营狗苟的俗世暗流。他明示，置身荒诞的“身”迷惑不了“心”。他寄望诗歌试图从幽暗的缝隙找寻告慰心灵的力量。
　　班玛南杰写诗已经整整十年。通常的说法：十年一代。那么这个写作的长度对于他，非常宝贵：不管是一路走得“磕磕绊绊、摇摇晃晃”，无论在写作路上遭遇多少迷茫与彷徨，但挺住意味着一切，始终初衷不弃。他“非常庆幸找到了适合自己梳理、宣泄和证实生活的方式，这其实如同食物与生命间的联系一般自然常态”，这是他在处女诗集《闪亮的结》的后记中的自我界定，而恰恰是这种“非诗人”般的存在方式，让他幸运地入定诗歌的第一现场，埋头扎进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现代文明发展与民族古老传统的反差巨大，每个个体与社会之间充满各种复杂联系，生命和命运又是如此难以揣度掌握，每种细微的变化都能够让他的身心经历深深的迷惘与伤痛，无法从一些无形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这是他必须面对的现实。这种无奈与纠结，是生存的本相，也是诗歌生态在底部产生巨大冲力的坚实土壤，诗人不回避、不漠视，反而以此掘进更富意味的精神高地和情怀纵深。“因为这样，我试着用个人化的书写去进行一次反抗反思，尽力关注社会文化或者人生本性的苦痛与激情所在”。当代诗歌的问题，正是“个人化”与“社会化”之间在书写上的矛盾无法达成“和解”，自我太过于隐晦和不可调和，现实隔膜又难以被乏力的个人小情绪穿透，以至于形成更大的裂隙，彼此互不买账。只有当基于个人化的“痛苦和快乐”与普世价值情感中的痛楚发生化学反应的时候，诗歌，才有意义指涉上的当代价值，呈现开放的被接纳的经验在场。显然，在这个层面，班玛南杰的觉醒没有缺位。对于外在生活朝向自身的一切，他认知清醒：“它们的质量就是我本人的质量。”他期待“巨大的沉默和深远的寂寞”之后的爆发。一种来自诗歌的盘点，或者说并行于生命的诗意出发让偏安一隅的他极其享受“自制的生活”。
　　在我看来，正是他身上展现出特有的少数民族诗人的谦虚、豁达、包容与开放的气度，铸成了其诗歌的特质，一个敢于向自己的“稚嫩、轻狂、焦虑、浅薄”告别的人，才有走出狭隘的可能，才会向着“厚重和博大的诗歌内涵虔诚进发”的一往无前。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少数民族诗人要认清自己必须把“梦想”放置于广阔的诗意空间，甚至世界的文学坐标之中，才不至于固步自封，才会大有作为。
　　二
　　“躺过的床上都应该隐藏着一种温度/每种温度都应该蕴藏着一个期待展翅的酣梦”。一种有温度的人生，就是有态度的生命。这梦想的底色，成为推动班玛南杰诗歌的河床。毫无疑问，《葵花册》之于诗人的意义，就好比一册葵花宝典，这首长诗耽于整体性寓意而彰显的是“故乡”意义的写作。在诗人眼里的葵花宝典装载的不是什么怪力乱神之类的武功存废的秘笈，而更类似于梵高情怀里的“向日葵”那样的艺术指南。是诗人对“大武”这个专属地域特有的关乎生死轮回过程中的细部考量。这种挖掘的专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出生地的一次精神检索，诗人希望通过全方位的“触碰”，把思考半径规制在“意想与现实的结合”里，同时也是诗人主动将自己的凡俗之身当成故乡属性及其边界的延续，从实际意义的故乡上升到精神观照的故乡，从实地人文觉察到自身思考的诗性塑造。“……在体内膨胀为另一个胸腔/失衡的情感架空了理性的躯壳/一切迷茫、失意……伺机鱼贯而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个人化感受，其实也是大众化的遭遇。当个人美好的情感图谱遭遇生活不测，林林总总的无情肆意发威、无法遂意时，一种撕裂的人性开始成为显赫的“真实”挥之不去。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就不会只是停留在诗意表达层面，而是以更复杂多变的微妙涌自心头，“一切迷茫、失意……伺机鱼贯而入”。借用评论家耿占春的话说，就是“这些诗歌文本为我提供了把经验主题化的可能，同时又提供了与晦暗不明的语境保持隐喻关系的方法”。
　　在《葵花册》中，诗人以全知的精神维度和强烈的焦虑视角进入一种异数，即标签化的地域抒情解决不了的深度景观，班玛南杰已然明白，诗歌，只有专注于人，才会有出路，才会最有效，人的内心，人的精神和灵魂，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来对应于外部世界的明暗、繁复、深邃、冷酷等，更有可能指向人性的“不可驭”。当然，间杂的闪光、温暖、朗润、开阔等积极层面的抚慰功能及其催人向上的所指，也随着诗意的渐入，而逐步形成开放的走向与多维的触动。“你俯下身/拾回那些熬过冬日依旧炙热的阳光/走过春风，忽略无数芽苗萌动的心事/挣脱叶脉向岁月延伸的纠缠/跳出年轮在生命刻画的无奈/毅然趺坐人类苦难的枝头/只为把光明与温暖/送进我们即将绽放而又层出不穷的美丽心蕊”。在隐喻、象征、暗示的向度牵引下，诗人想象中的自我塑造是渐至丰满，通过变形、错搭、闪回等意念虚实的试探与确认，精神路径与生活杂感交织扭结，最终形成突围的锐不可当。这种形象塑造，有着对屈原、李白、但丁、荷尔德林等先知的投影。只不过，班玛南杰似乎更喜欢把格调处理得晦暗不明，或许这是出于一种现实考虑，而采取的一种“婉曲”，诗人似乎找到了个人心律与人类共振的调值，内在密致的意象组接，随着情绪的流泻，导向温暖与光明，开出不竭的花语。这有点类似波德莱尔《恶之花》对“不灭的灵魂之光”的笃信和“陶醉于痛苦的深渊”的任性。 　　三
　　如果说《葵花册》全景扫描模式开启了诗人的生死观，以及由此在展现生命宽度的同时把握精神脉象，并在试图摆脱单一生猛的青春意绪而汆入复杂落寞的中年情感，在彷徨与自信的悖论中创造“深刻的自己”，那么，在他的一系列新作中，班瑪南杰呈现了作为诗人的又一种状态：基于现实人性的多维探测，尤其是对阶层生态的人本个性挖掘，显得急切而强烈。
　　他的《路过一个人是如此之快》无疑是抗争诗学的一次有效实践，诗以颇具冲击力的视觉语言，切入现代社会凌乱的现场。“当下”是作者无法破解却又必须面对的一道大题。“我猜二道桥附近有许多她那样的女人/人人都幻想有一块劳力士金表，最好是男式的/松垮的表带扣在轻柔的艾特莱斯绸袖口上面/像离异前新婚丈夫紧紧牵着的手”。诗人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不回避”中获得对应社会真实的世相，诗中的女人们所在的“二道桥”隐含了极其丰富的俗世外延，这是通向滚滚红尘的桥头堡，充满城乡接合部的文化符号。女人们的欲望，带出了强大男权对情感世界的左右和意识舵向。而她们的遭遇和麻木于命运的“自得”，正是人性堕落的悲哀。
　　这是一首人性速朽的见证之诗。宝贵的时间，不对人生走向智美有效，而是用于提示交易的尽快完成，其揭示力度通过细节刻画，那种人性之“恶”，竟然堕落到打起盘剥时间的主意来，“发条越来越紧”是为应对“一个接一个干瘪的男人”，因有趣、可笑，而更发人深省。诗人选择从这个断面剖析滑坡的世道，如一把藏刀挥砍沾满泡沫的死水。而混迹其中的这个人，他曾经从军的身份隐藏于手机彩铃，自负地进行着人格分裂的双面人生：“一边操持军人的利落本色/一边用心扎进俗世尘埃。”尽管本色有时还残留着“唤醒”的余味，故乡也依然坚毅着初心的召唤，但生活的血本，很难从“埋头苦干”中淘到利益的分币，乡音也无法让孤儿般的两人在生活着的异地相互温暖。
　　在我的诗歌观察中，“招待所”作为一个具有诗学镜像被“慢镜头”化的独特性几乎是第一次见。班玛南杰在西部高原这个更具混声元素和时代洪流回音的地域中，找到了如爱尔兰诗人希尼一样向下挖掘的出水口，其实，在我们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更多的招待所承担了浓缩社会图谱、见证人性的灰暗意识与倔强的生存法则，这个富有“典型”含义的艺术表现，其关键在诗人本身是否具有介入能力与保持内省的锋芒。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认为：“诗就是黑夜，白天以它为镜子，照出自己的存在。”对于班玛南杰而言，刨开市井的表层，搜寻喧嚣背后那些真实的人性，写出生活底层的实况，把世人最真的一面淋漓展现，因此他的诗歌斑驳陆离，场景转换总是朝着在场的向度位移，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洞察与塑造，似乎是他诗歌永久的坐标轴。仅仅是对一碗面的需求，年轻姑娘就可以撕掉“羞涩”，而工地上挣命的男人面对诱惑也能突破“旱田和学费”的禁戒。“仅仅是一大一小两碗面，/进入身体的热量，/一个热气蒸腾，/另一个汗流浃背”。如此低级的食物需求与肉体交易，触痛了诗人的心，进而让他的诗行对应了这样的艺术法度———文艺作品对“不伦”的表现就是对人类激情的描绘，同时也是对人生种种道德困境的展示，其魅力就在这种困顿却热烈的情感中得以放大。显而易见的是他的“放大”，不走“下半身”的噱头，而是赋予身体与欲望一种真实的情态，一种“存在”的视觉打量，一种对活着的追问。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提出的“此在”概念是“存在的本质在于把握那个提问者的存在”。也许班玛南杰冥冥中意识到，对存在的诘问力度，定会转化成诗人自身存在的意义。于是在他诗歌中的现实，呈现出罗兰·巴特指认的“我是我所是者”的残缺图景。它们散布在破旧的招待所、老人们值守的村里、灯红酒绿的悦宾楼、商贾熙攘的南方北方，而在宏阔视野下的社会大舞台出没的，是转业军人、退休领导、年轻诗人、中年商人、街舞小生……众生相的刻录，最终淹没于一条灰尘飞扬的土路，命运的轨迹也终结于戏剧性的一幕：“修路炸山的飞石打瞎了左眼/因此，他无比幸运。先进、模范……/跟着村主任到处披红戴花，脚下生风/直到撞到领导的座驾/看到那么多人在认真地看着自己的瞎眼/他慌忙摘下红花指指干瘪的眼球：/‘一只眼。看路就看不见您/看您就看不见路。’”对于被“路过的人”，他因为“修路炸山的飞石打瞎了左眼”而成为了一种“幸运”，成为“跟着村主任到处披红戴花”的“先进、模范”，瞎眼而幸运，巨大的讽喻让诗歌开篇衍生的悲剧感有了一个及物的共鸣。但诗人似乎意犹未尽，一个更大的“局”紧随而至：撞到领导的座驾，一种犹如契诃夫似的幽默与讥讽跃然眼前：“看到那么多人在认真地看着自己的瞎眼/他慌忙摘下红花指指干瘪的眼球”。细节背后的人性深刻从围观的“那么多人”的麻木与作为主角的“他”借“干瘪的眼球”的言外之意试图转移话题，最后以“看路不见您”与“看您不见路”的自嘲作哲理式收场，其中有限的回旋余地，加大了诗歌返塑的意义共识。
　　于是不难理解，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里，诗人竭力让自己像一个无比忠诚的布道者那样踏上了异常艰难的求证路途。他对于动荡中的底层描述，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诗歌叙事和社会观念洞开了一道豁口。
　　四
　　行文至此，有必要再绕述一下诗人班玛南杰的底层意识及其关注的兴趣触点。关于底层意识与作为话语实践的底层叙述，李遇春曾撰文阐述：一种是“阶级”意义上的底层，划分的依据是经济标准，即物质财富匮乏的社会群体。再一种是“阶层”意义上的底层，划分的依据是组织、经济和文化三种社会资源的有机构成，即“综合人力”较低的社会群体。阶级意义上的底层是沿用的革命历史语境中的“成见”。阶层意义上的底层是在新时期以来“后革命语境”中出现的“新见”。
　　姑且不论新时期文学在底层书写上的建树成果瞩目，也不遑论后学术时期的“底层”对文本纯正意味的严重剥离，单就班玛南杰的诗歌本身所提供的场景和打开方式，就可见一斑。这或许是他新作呈现的一个异数，当然，其所展现的“现实”，有着别样的“人间烟火”与“社会隐痛”。
　　“她和别人通话/声音总压得很低/像在谈论不可告人的秘密/像是从一个秘密工厂/一件接着一件不停输送/她耐着性子照单全收/再后来她接电话姿势也低/低到鬼鬼祟祟/低到恨不得接起电话就能隐身/一手扶着电话/另一只手捂嘴监视四周/周围人看她接起电话/也自觉和她保持距离/她恪守唯一的安全法则———/远离人群/保持沉默”。诗中袒露的“她”，无疑是一个被性别定义的人，一个和此时代的某个端口紧密相连，而这个端口通向的，正是一个被生活驱赶而聚集的族群，类似“七十二家房客”的那种杂乱、嚣闹，但正是他们，撑起了社会最坚实，也是最有艺术指向意义的人文生态，客观得没有参照，也无需调查取证予以回应。一切深度的打开都潜伏在诗人主体责任感对世道的诗意阐释之中。苏珊·桑塔格在一次采访中说：“我不相信有‘人类经验’这种东西存在。有各种不同的感受力，有各种不同的对艺术的要求，对‘艺术家是什么’也有不同的自我构想。艺术家认为有必要做的事情是，给人以经验的新形态……艺术家是这样的人，即他挑战被接受的观念，或者给予人们关于经验的其他信息，或者其他阐释。”如果说文艺作品应当是对不同的可能性的展示，那么诗歌，就更应该是成功打入日常之象，去表现最富有意味的人事，或者是对最极端的东西在现实面前的特殊观照，“是创造性的而不是刻板的”。她身上带有某种属性的暗示，这是生活困厄对人性逼退的应验。“她信任听筒里的声音/怀疑听筒外的两只耳朵/她迷恋按键上呼叫每个人的唯一的号码/厌恶来电显示上赤裸裸的姓名/反馈给大脑多余的信息/除了充电/她都习惯用不为人知的乳名/称呼手机”。 　　文化的先导权最有理由交还广大底层群众，诗人也必须有服务百姓的主体性认识。自文学诞生至今，作者只有重视了“人”，注重探究人的本質，尤其是不缺位于各个阶层和不同背景下的所有人及其复杂性的深刻揭示，才谈得上对文学艺术规律的尊崇。欣喜的是，班玛南杰的认知起点不仅赋予了诗歌提升社会共识的前提，也给更高要求的文学理解提供了条件。不难看出，班玛南杰的底层写作，不是简单模仿那些局限在流水线上作业的既成定势的底层人物形象，那种不切实际的几乎已成宣教口径的创作惰性，已为他自觉摒弃。相反，他更专注于诚实、勇敢地在生活洪流的基石之中去抒写、打捞深邃的“感觉”。他诗歌中的底层体验，是朝向精神之窗发出的纵情而又节制的吟唱。他自觉超越过去既有的主流化底层写作模式，把艺术视角转移到对自身生活的肯定，深入体察当前广泛、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发出真实的声音，他的诗歌，以理性认识为基础，以感性形象塑造为手段，沿着体察世道的必由之路不留余力地昭示底层写作的真正价值所在。
　　作为一个新诗写作者，如何从生活经验里探测未知经验并展现其无限的可能性，从而回避“二手玫瑰”的尴尬与盲动，摈弃习惯性的自我复制是走出概念化诗歌藩篱不可或缺的原创动力，因此，赋予现实以形象才会生成可感的诗意。综合班玛南杰的一批新作可见，他的诗愈加注重整体的完整，意象与世相的双重意味。他忠于现实又不倚重现实，随时有着出尘的风雅和入世的勇气。“一个优秀的作家既要精通现实，也要与传统或历史建立对话关系。”小说家格非认为，“文学艺术是现实最为敏感的触须。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波澜壮阔，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和素材。同时，现实极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给作家们的写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说《路过一个人是如此之快》是集中以调侃的口吻叙写底层生活的苦难，对主人公经历的辛酸际遇置于荒诞表达之中，对线索人物的畸变轨迹进行明暗穿插，但在人性塑造上始终表现出的惊人的一致性，隐含的社会批判渐渐生成诗歌内在最打动人心的力量，那么，他的《大武，大路之外》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副本”，诗人力图把触及外部世界的眼光转入内在锋芒的思考知觉，从复杂的共生关系中拟清自己的面对，把“每次出门”都当成是走在“新的荒原上”，然后“在每一个路口之后自然交错的空间”倾注想象的热情，谋求“灵魂的激荡”，在“一亩常年痉挛的田地”自行“萌芽、抽枝、结穗”，为着“赎罪”或“洗礼”，为着“繁华”之外的“宁静”被“安排妥当”。对生命意识与文化意味的省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诗人自身的心灵宽度与精神的真诚度。
　　诗歌是回响的脉搏，永远对求真负责。在意义指向上，班玛南杰的诗歌始终坚守一种唤醒意识。持“唤醒”主张的法国思想家弗朗茨·法侬认为只有唤醒和铸造民族意识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民族文化，才可信、有效、有生命力和创造力。而立足于人的日常感知，才是维系文脉最核心的“魂”，最有力的“根”，最不会走样的“底色”。任何诗歌，几乎都是在“隐”与“显”的二分维度上书写属于诗人的个体经验朝向经验世界的秘密、智慧与艺术张力。班玛南杰的诗，正是这迷人的一面，把我迷住。
　　总之，班玛南杰的诗呈现了一个少数民族诗人的最大“开放度”，骨子里的进阶意识缘于少数民族血液中特有的韧性，他内心的光芒，在驳杂现实敏锐地捕捉诗思之真，精诚致力“写作方向感”的维系，表现不俗，值得期待。
　　作者简介：芦苇岸，土家族，诗人、评论家。1989年开始发表作品，曾在《诗刊》《人民文学》《民族文学》《中国作家》《当代文坛》《创作与评论》等刊物发表过作品若干；主要作品有《光阴密码》《冷，或曰道德经》，长诗《空白带》和大型组诗《湖光》等；2015年入围闻一多诗歌奖，2016年入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