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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董恂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四朝，官至尚书。董恂勤于手记，一生著作颇丰。道光二十九年随祁寯藻赴甘肃查案，遂著有《度陇记》一书。该书详细记载了往返北京和兰州途中，地跨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四省的山川、道里，为研究承平二百多年的陕甘社会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陕甘回民起义前后甘肃的社会状况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董恂 《度陇记》 版本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2-0142-03
董恂是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进士，道光二十九年随协办大学士祁寯藻从京赴甘肃查办案件，经过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四省，到兰州查办案件完毕后，原路返回京城，往返行程达7850里。《度陇记》既是记载董恂随祁寯藻一行往返的情形历史资料，也是记载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自然、道里等概况的社会史资料。该书以记载山川道里为详，往返虽同路，但是记载的内容却不相同，这是其一大特点。《度陇记》虽问世上百年，但是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远远不能体现其价值，本文对《度陇记》展开初步的论述，希望能引起学界对《度陇记》的重视。
一 《度陇记》问世的背景和董恂其人
道光二十九年，道光帝“命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祁寯藻、驰赴四川查办事件”。[1]但是因为前任甘肃岷州知州陈昌言奏陈原陕甘总督布彦泰“赃私多款”，并“指出案据姓名”，道光帝为了“确查根究，以成信谳”，命祁寯藻“速赴新任”，[2]故祁寯藻一行转而来甘。董恂跟随祁寯藻经过46日的行程来到兰州，查办案件。董恂曾作《迎熏记》，在此记中，体现了“衣服在躬，不知其名为罔。若山川在目，不知其名，若之何”①的观念，在此观念的影响下，董恂“案图访俗，篝灯署书，勤练有为”，成《度陇记》。这可能也是《度陇记》详于山川道里的缘故。
董恂 （1807-1892）（图一），又名醇，字忱甫，号醖卿，[3]清代江苏甘泉（今扬州市）人，道光二十年中二甲进士，以主事用分户部。二十八年以经营海运有功，遇缺尽先补用，旋即补官。咸丰元年（1851年），大学士祁寯藻（图二，图三，图四）以人才保荐为升元外郎。二年京察一等，奉旨记名以道府用升郎中。三月，在天津验收海运米石得奖，以道员记名简放。六年，补直隶清河道。八年，调任户部尚书。十年，兼署工部尚书。十一年，派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十三年再署工部尚书。光绪元年（1875年），署吏部尚书，四年，恭攥穆宗毅皇帝实录，五月，充实录官正总裁。十一年，授户部右侍郎，会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宜。同治元年三月，兼署吏部左侍郎，其年七月，兼署礼部左侍郎。闰八月，仍兼署礼部右侍郎。十二月，署理办理三口通商事务大臣。三年三月，任府尹。四年，迁左都御史。五年，升兵部尚书。七年，兼署户部尚书。十八年闰六月，卒。[4]自挽联曰：“不惠不夷渺沧海之一粟；而今而后听史论于千秋。”其衣冠冢在邵伯镇南郊，今已难寻踪迹。据当地老人回忆，墓冢不大，但石碑有2米多高，上书“××××（官职）董恂之墓”。此处旧称闵家桥，1959年划归江苏省家禽研究所。[5]
董恂德才兼备，世人对其评价很高，如光绪皇帝曾赐祭文，称其：“性行纯良，才能称职。”[6]董恂受当时“扬州学派”的影响较深，又历仕各地，勤于手笔，“凡所经历，纤悉毕记”[7]，所以一生著作甚丰，著有《问津记》、《楚漕工程》十六卷、《江北运程》四十卷、《随轺载笔七种》、《甘棠小志》（图七）、《荻芬书屋文稿》、《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图六）、《凤台·永宁祗谒笔记》等。还因翻译美国郎费罗《人生颂》一诗，成为“具体介绍近代西洋文学的第一人”[8]。董恂工书法，尤擅隶书[9]（图五）。
二 《度陇记》的版本和体例
《度陇记》的版本较为单一。现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的董恂所撰《度陇记》刻本（图十五），分为四卷，约6万字。系董氏荻芬书屋于咸丰元年自刊本，是现存最完整最早的《度陇记》版本。该版本在卷首收有祁寯藻作的序（图八，图九），并有自序。在每卷尾都注有“受业江都赵熙和较字”（图十）。此版本字迹清楚，内容完整，是研究此游记的最佳选择。该书在流传时有不知名人士对卷一、卷二做过少许的批注（图十一）。《小方壶舆地丛钞》第六帙亦收入此游记，该版在鱼尾中印有“南清河王氏铸版”和“上海著易堂印行”字样，但是在收入时删去了祁寯藻作的序和自序。200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北行记丛萃”丛书，《度陇记》收入到《宁海纪行》一书中，却没有注明刊本的点校者。
《度陇记》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了从北京出发到甘肃兰州，并原路返回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到之处的时间、行程、见闻等，都记载详细。与一般日记体不同的是，《度陇记》将作者往返北京到兰州的见闻都做了记载，而且记载的内容不相同，这是这种体例中比较少见的记载方式。
三 《度陇记》的内容
《度陇记》主要记述了出使兰州（图十三）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程路线的记述。自仪门（宛平）出城，石道西行，沿途历经良乡东关、涿州、河北、易州、保定、望都、正定等地；之后，进山西，过霍州、平阳、绛州等地，继则过潼关，入秦之地，过渭南、西安、咸阳、醴泉、永寿、邠州、长武等地；又入陇地，先到平凉，后过六盘山、固原、隆德、静宁州、会宁、安定、清水、定远、兰州（图十四）。到兰州完成朝廷托付之事后，董恂随祁寯藻一行又从原路返回。
第二，山川等自然景观描写。《度陇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翔实地描写了沿途的山川，这与作者秉持“若山川在目，不知其名，若之何”的理念有很大的关联。作者对陕甘河流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一百五十年来，陕甘地区生态的变化概况。平凉（图十二）附近，“十里上清水沟门，洪波滔滔，自左而来，奔流北去，土人告余曰：此乃泾河头也。”又如与会宁交接之处的清水河，“源有三，一由赵家岔，一由苟家岔，一发源马衔山。”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甘肃一些河流的水量较现在大，而且河水的来源较为广泛，这些记载对我们研究甘肃水文的变化具有参考价值。如“平凉郡西北门外与大河合流，距笄山九十余里，凡泾源所注之区，无论土壤石山，具见清浅涟漪，毫无泥滓。”而作者描述陇水则是“味甘美”。 董恂在兰州停留时间最长，作者对兰州段的黄河描写也最为详尽（图十六）。“皋兰西北有黄河浮桥（图十七），名镇远桥，齐世武所谓天下第一桥也，制以巨舟二十四艘。横亘河上，架以木梁，棚以木板，围以栏盾，两岸为铁柱四，铁缆二，麻绳草缆倍之各长一百二十丈，共维之。”这种浮桥“河冻则拆”，对桑园峡的记述是“数作瀑布，势始泻，为巨川”。而在冬天冻结时，“冰与岸平”，说明当时黄河冬天的水量也很大，同时揭示了兰州天气较现在更为寒冷。
对山的描写则是作者的另一个重点。入甘以来，作者笔下的陇原是“群山环翠”，“登六盘山，高不可极”，“层峦对峙，益进益隘”。到兰州后，兰山是“林泉幽阒”，华林山“旧有茂林”，马衔山“高俊多云”，而离兰州百五十里的石门山则是“高俊险绝，对峙如门”，而米哈山上“多鲜食”，寿鹿山则“崇冈隐天，深林蔽日”。由此可见，作者不仅关注到一些名山，而且一些较为陌生的山也进入他的视野，实现了山川在目，则知其名的目标。
四 《度陇记》的价值
正如咸丰元年祁寯藻为《度陇记》作序所言：“夫古来奉使秦陇者多矣，不皆有记记矣……董君之勤练有为，而又以见我国家法度纪纲，控驭施设，所为可久可大者。”《度陇记》对于我们了解清代甘肃概况，有很大的意义。
第一，《度陇记》记述风格上与以往的游记有不同。《度陇记》记载的内容不是董恂单程所见所闻，它包括往返路途的情景，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也是游记体少见的一种记述方式。虽然作者是沿路返回，但是在记述沿途社会时除了驿站名称相同，其它的记载多有不同。这种记述方式更为详尽地介绍了沿途的社会状况。
第二，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陕甘自然地理等概况。书中详细记载了陕甘等地的植被和水流状况。如书中对兰州附近的白塔山记载是“草木畅茂”，而今已不见矣。又如书中对华林山记载为“旧有茂林”，这反映了在道咸年间，兰州市周边的环境即因历史因素所致，也有近现代人为因素的作用。今人多谓兰州附近的兴隆山分为东山和西山，实则不然。据书中载，“兴隆山即争秀山，俗名东山”，而“兴隆对峙者为栖山，俗名西山”（封面图），由此可见今人之称呼扩大了历史上兴隆山的范围。董恂根据自身实地走访陕甘部分地区，补订了《郡国图志》的部分内容。如《郡国图志》根据河水的响声把清水河称为“响河”，董恂根据图志中“响河”离青家驿的里数，认为响河就是清水河，为后人了解清水河的历史奠定了基础。类似例子书中记载详细且丰富，也可见本书不仅对了解近现代陕甘山川有很大的用途，还对地名的考证有帮助。
第三，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承平二百年时陕甘的社会状况。《度陇记》刊刻于咸丰年间，清代行程秦陇者，很少有人记述当地的社会等概况，而本书详述了甘肃部分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我们留下了了解道咸年间甘肃社会状况的真实资料。这与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战争破坏后的社会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如《度陇记》中陕甘“地博民殷，边关清肃”的美好景象，与陕甘回民起义后的萧条万象差异悬殊、对比强烈，所以本书为我们了解甘肃近代的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良好的参考资料，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丙寅[Z].北京：中华书局，1987：943.
[2]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己巳[Z].北京：中华书局，1987：945.
[3][6]董恂.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82册[Z].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9，5.
[4]清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795-797.
[5]王伟康. 董恂其人与第一首汉译英语诗《人生颂》[J]. 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2，（1）.
[7]董恂.甘棠小志·序[A].续修四库全书：716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
[8]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7：147.
[9]周斌.中国近现代书法家辞典[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701.
作者简介：李军（1974-），男，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类学、民族社会学。
关键词：董恂 《度陇记》 版本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2-0142-03
董恂是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进士，道光二十九年随协办大学士祁寯藻从京赴甘肃查办案件，经过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四省，到兰州查办案件完毕后，原路返回京城，往返行程达7850里。《度陇记》既是记载董恂随祁寯藻一行往返的情形历史资料，也是记载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自然、道里等概况的社会史资料。该书以记载山川道里为详，往返虽同路，但是记载的内容却不相同，这是其一大特点。《度陇记》虽问世上百年，但是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远远不能体现其价值，本文对《度陇记》展开初步的论述，希望能引起学界对《度陇记》的重视。
一 《度陇记》问世的背景和董恂其人
道光二十九年，道光帝“命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祁寯藻、驰赴四川查办事件”。[1]但是因为前任甘肃岷州知州陈昌言奏陈原陕甘总督布彦泰“赃私多款”，并“指出案据姓名”，道光帝为了“确查根究，以成信谳”，命祁寯藻“速赴新任”，[2]故祁寯藻一行转而来甘。董恂跟随祁寯藻经过46日的行程来到兰州，查办案件。董恂曾作《迎熏记》，在此记中，体现了“衣服在躬，不知其名为罔。若山川在目，不知其名，若之何”①的观念，在此观念的影响下，董恂“案图访俗，篝灯署书，勤练有为”，成《度陇记》。这可能也是《度陇记》详于山川道里的缘故。
董恂 （1807-1892）（图一），又名醇，字忱甫，号醖卿，[3]清代江苏甘泉（今扬州市）人，道光二十年中二甲进士，以主事用分户部。二十八年以经营海运有功，遇缺尽先补用，旋即补官。咸丰元年（1851年），大学士祁寯藻（图二，图三，图四）以人才保荐为升元外郎。二年京察一等，奉旨记名以道府用升郎中。三月，在天津验收海运米石得奖，以道员记名简放。六年，补直隶清河道。八年，调任户部尚书。十年，兼署工部尚书。十一年，派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十三年再署工部尚书。光绪元年（1875年），署吏部尚书，四年，恭攥穆宗毅皇帝实录，五月，充实录官正总裁。十一年，授户部右侍郎，会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宜。同治元年三月，兼署吏部左侍郎，其年七月，兼署礼部左侍郎。闰八月，仍兼署礼部右侍郎。十二月，署理办理三口通商事务大臣。三年三月，任府尹。四年，迁左都御史。五年，升兵部尚书。七年，兼署户部尚书。十八年闰六月，卒。[4]自挽联曰：“不惠不夷渺沧海之一粟；而今而后听史论于千秋。”其衣冠冢在邵伯镇南郊，今已难寻踪迹。据当地老人回忆，墓冢不大，但石碑有2米多高，上书“××××（官职）董恂之墓”。此处旧称闵家桥，1959年划归江苏省家禽研究所。[5]
董恂德才兼备，世人对其评价很高，如光绪皇帝曾赐祭文，称其：“性行纯良，才能称职。”[6]董恂受当时“扬州学派”的影响较深，又历仕各地，勤于手笔，“凡所经历，纤悉毕记”[7]，所以一生著作甚丰，著有《问津记》、《楚漕工程》十六卷、《江北运程》四十卷、《随轺载笔七种》、《甘棠小志》（图七）、《荻芬书屋文稿》、《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图六）、《凤台·永宁祗谒笔记》等。还因翻译美国郎费罗《人生颂》一诗，成为“具体介绍近代西洋文学的第一人”[8]。董恂工书法，尤擅隶书[9]（图五）。
二 《度陇记》的版本和体例
《度陇记》的版本较为单一。现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的董恂所撰《度陇记》刻本（图十五），分为四卷，约6万字。系董氏荻芬书屋于咸丰元年自刊本，是现存最完整最早的《度陇记》版本。该版本在卷首收有祁寯藻作的序（图八，图九），并有自序。在每卷尾都注有“受业江都赵熙和较字”（图十）。此版本字迹清楚，内容完整，是研究此游记的最佳选择。该书在流传时有不知名人士对卷一、卷二做过少许的批注（图十一）。《小方壶舆地丛钞》第六帙亦收入此游记，该版在鱼尾中印有“南清河王氏铸版”和“上海著易堂印行”字样，但是在收入时删去了祁寯藻作的序和自序。2002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北行记丛萃”丛书，《度陇记》收入到《宁海纪行》一书中，却没有注明刊本的点校者。
《度陇记》以日记的形式，记述了从北京出发到甘肃兰州，并原路返回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到之处的时间、行程、见闻等，都记载详细。与一般日记体不同的是，《度陇记》将作者往返北京到兰州的见闻都做了记载，而且记载的内容不相同，这是这种体例中比较少见的记载方式。
三 《度陇记》的内容
《度陇记》主要记述了出使兰州（图十三）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程路线的记述。自仪门（宛平）出城，石道西行，沿途历经良乡东关、涿州、河北、易州、保定、望都、正定等地；之后，进山西，过霍州、平阳、绛州等地，继则过潼关，入秦之地，过渭南、西安、咸阳、醴泉、永寿、邠州、长武等地；又入陇地，先到平凉，后过六盘山、固原、隆德、静宁州、会宁、安定、清水、定远、兰州（图十四）。到兰州完成朝廷托付之事后，董恂随祁寯藻一行又从原路返回。
第二，山川等自然景观描写。《度陇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翔实地描写了沿途的山川，这与作者秉持“若山川在目，不知其名，若之何”的理念有很大的关联。作者对陕甘河流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一百五十年来，陕甘地区生态的变化概况。平凉（图十二）附近，“十里上清水沟门，洪波滔滔，自左而来，奔流北去，土人告余曰：此乃泾河头也。”又如与会宁交接之处的清水河，“源有三，一由赵家岔，一由苟家岔，一发源马衔山。”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甘肃一些河流的水量较现在大，而且河水的来源较为广泛，这些记载对我们研究甘肃水文的变化具有参考价值。如“平凉郡西北门外与大河合流，距笄山九十余里，凡泾源所注之区，无论土壤石山，具见清浅涟漪，毫无泥滓。”而作者描述陇水则是“味甘美”。 董恂在兰州停留时间最长，作者对兰州段的黄河描写也最为详尽（图十六）。“皋兰西北有黄河浮桥（图十七），名镇远桥，齐世武所谓天下第一桥也，制以巨舟二十四艘。横亘河上，架以木梁，棚以木板，围以栏盾，两岸为铁柱四，铁缆二，麻绳草缆倍之各长一百二十丈，共维之。”这种浮桥“河冻则拆”，对桑园峡的记述是“数作瀑布，势始泻，为巨川”。而在冬天冻结时，“冰与岸平”，说明当时黄河冬天的水量也很大，同时揭示了兰州天气较现在更为寒冷。
对山的描写则是作者的另一个重点。入甘以来，作者笔下的陇原是“群山环翠”，“登六盘山，高不可极”，“层峦对峙，益进益隘”。到兰州后，兰山是“林泉幽阒”，华林山“旧有茂林”，马衔山“高俊多云”，而离兰州百五十里的石门山则是“高俊险绝，对峙如门”，而米哈山上“多鲜食”，寿鹿山则“崇冈隐天，深林蔽日”。由此可见，作者不仅关注到一些名山，而且一些较为陌生的山也进入他的视野，实现了山川在目，则知其名的目标。
四 《度陇记》的价值
正如咸丰元年祁寯藻为《度陇记》作序所言：“夫古来奉使秦陇者多矣，不皆有记记矣……董君之勤练有为，而又以见我国家法度纪纲，控驭施设，所为可久可大者。”《度陇记》对于我们了解清代甘肃概况，有很大的意义。
第一，《度陇记》记述风格上与以往的游记有不同。《度陇记》记载的内容不是董恂单程所见所闻，它包括往返路途的情景，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也是游记体少见的一种记述方式。虽然作者是沿路返回，但是在记述沿途社会时除了驿站名称相同，其它的记载多有不同。这种记述方式更为详尽地介绍了沿途的社会状况。
第二，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陕甘自然地理等概况。书中详细记载了陕甘等地的植被和水流状况。如书中对兰州附近的白塔山记载是“草木畅茂”，而今已不见矣。又如书中对华林山记载为“旧有茂林”，这反映了在道咸年间，兰州市周边的环境即因历史因素所致，也有近现代人为因素的作用。今人多谓兰州附近的兴隆山分为东山和西山，实则不然。据书中载，“兴隆山即争秀山，俗名东山”，而“兴隆对峙者为栖山，俗名西山”（封面图），由此可见今人之称呼扩大了历史上兴隆山的范围。董恂根据自身实地走访陕甘部分地区，补订了《郡国图志》的部分内容。如《郡国图志》根据河水的响声把清水河称为“响河”，董恂根据图志中“响河”离青家驿的里数，认为响河就是清水河，为后人了解清水河的历史奠定了基础。类似例子书中记载详细且丰富，也可见本书不仅对了解近现代陕甘山川有很大的用途，还对地名的考证有帮助。
第三，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承平二百年时陕甘的社会状况。《度陇记》刊刻于咸丰年间，清代行程秦陇者，很少有人记述当地的社会等概况，而本书详述了甘肃部分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我们留下了了解道咸年间甘肃社会状况的真实资料。这与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战争破坏后的社会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如《度陇记》中陕甘“地博民殷，边关清肃”的美好景象，与陕甘回民起义后的萧条万象差异悬殊、对比强烈，所以本书为我们了解甘肃近代的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良好的参考资料，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丙寅[Z].北京：中华书局，1987：943.
[2]清宣宗实录·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己巳[Z].北京：中华书局，1987：945.
[3][6]董恂.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82册[Z].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9，5.
[4]清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3：795-797.
[5]王伟康. 董恂其人与第一首汉译英语诗《人生颂》[J]. 扬州职业大学学报，2002，（1）.
[7]董恂.甘棠小志·序[A].续修四库全书：716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
[8]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三联书店，2007：147.
[9]周斌.中国近现代书法家辞典[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701.
作者简介：李军（1974-），男，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类学、民族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