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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内涵是多层面的，丰富的，因此对“五四”的评价和“消费”，也多种多样，非常复杂。一提到“五四”，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民主”，历来很多人就用“民主”来定位“五四”。但这个“民主”的学生运动，起因却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侵吞，而且迅速扩大为工运为主的政治运动，所以对“五四”观察的重点，有时又落在“政治”，定性为“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落潮时，有过“问题与主义”之争，可见当初“五四”的先驱者对于“五四”性质的理解也有分歧，侧重“问题”者，如胡适，看重的是“五四”的思想革命;侧重“主义”者，如李大钊，强调的则是社会政治革命。立足点不同，现实需求不同，对“五四”的评价与“消费”也就有种种不同。
尽管100年来对于“五四”众说纷纭，但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有某一种评价是主导性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回顾一下，起码有过这么几种。
第一种，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偏于政治层面的评价。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参与和主导的革命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毛泽东把“五四”定位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参见《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这个观点侧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合法性角度阐发“五四”的历史内涵与意义，统领了之后几十年对于“五四”的阐释。
第二种，是从“思想启蒙”角度为“五四”定性，民主和科学就被看作是“五四”精神的内核。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仍然有一派对“五四”的评价是按照毛泽东对于“五四”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阐释的，但这时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即以周扬和李泽厚为代表的“五四”“思想解放”论，以及“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他们格外注重“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专制争民主的思想启蒙价值，认为“五四”的“启蒙”被后来的“救亡”所压倒，其历史任务远未能完成。因此继承“五四”精神，还需继续完成其未竟的“启蒙”任务。1979年周扬在中国社科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会上发言，指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打破了幾千年的封建传统，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1986年李泽厚在《走向未来》创刊号上著文，认为启蒙与救亡是五四运动的两大主题，但一段时间后，民族危亡局势和越来越激烈的现实斗争，改变了启蒙与救亡的平行局面，最终“救亡压倒启蒙”。七八十年代之交兴起的这种重视思想启蒙的评价与论争，一直影响到此后20多年的许多论争，至今我们也还未能完全摆脱这个论争的漩涡。
第三种，是对“五四”采取批判和否定为主的评价，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社会上涌动两股思潮，一是政治自由主义，二是文化保守主义，两派所秉承的思想资源和目标不同，但在否定“五四”这一点上可以说不谋而合。他们都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中国革命复杂的“激进主义”，而源头就追溯到“五四”。由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遭遇双重否定，“五四”评价的水准线降到了低谷。
第四种评价，出现在最近十多年。随着国内外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自由主义的、左的、民粹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潮此消彼长，对“五四”的评价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其中文化保守主义（这里没有贬义）通过复兴“国学”（也包括儒学），重提“文化自信”，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以更积极的态度重新理解中国古代传统，形成实力强大的社会思潮。但这一思潮仍然认为是“五四”割裂了传统，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他们对“五四”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多于肯定，虽然有时也表现出某些“宽容”，仍然掩盖不了理论上的乏力，处理不好古代文化传统与“五四”后形成的“新传统”之关系。
回顾100年来对待“五四”多种评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受大的时代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也都有它兴起或者存在的历史理由。但总的来说，又大都是取其一端，未能兼顾一般，因此就有可能失之偏颇。就像一把瑞士军刀，你说主要是刀，他说主要是拐锥，还有人说主要是矬子，各有局部“道理”，可是否符合历史的辩证？如果回归学理，对待“五四”这样多面向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思潮，评价还是应当兼顾一点、包容一点、辩证一点。而且因为历史距离越来越拉开，很多史料逐步发掘，也就更有条件对“五四”做出比较客观的、辩证的评价。
第二点思考，是“五四”的评价，还应当放到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格局中来考察，要看到“五四”作为一个历史拐点的特殊性。几十年来围绕“五四”的评价与争论，虽然都在满足特定时代的需求，但有时现实需求也可能限制了历史观察的视野，“五四”崇高的价值与地位并未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与尊重。
设想再过200年，300年，那时人们会怎样看待“五四”？很多过去和现在认定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到时候未必还能进入后人的历史叙述的眼界，但“五四”肯定还会作为重要的事件来叙写。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界碑，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从此转入“现代”的。
最近常听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这原是李鸿章在清朝同治年提出的。但他说的这个“局”，是外敌入侵的危险已经从北方转为海上的“局”，并非代表对社会变革的觉醒。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鸦片战争之后的割地赔款，虽然有所谓“抚夷派”感觉到了中外强弱的悬殊，但整个清王朝包括士大夫阶层仍然是不图改革和振作，完全没有能力去反思与更生。比如1842年南京《中英条约》和次年的《虎门条约》除了要求清政府割地赔款，还有所谓“治外法权”，这显然是不平等条约，但在道光时代普遍认为这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更方便省事。主权的丢失，一部分是由于无知，完全不了解外部世界，一部分是腐败，真是国将不国了。只有到了“五四”，有众多国民特别是“五四”先驱者痛切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开始从世界的格局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意识到中国势必要有天翻地覆的变革，这才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纵观中华三千多年历史，从未有过象“五四”这样感时忧国的群众性运动，这种群众运动是自觉地反强权、争平等的，具有从世界民族之林来回看中国的意识，表现出有“现代”特征的爱国主义思潮。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只有“五四”的到来才开始并形成“气候”。“五四”运动的国家民族观念，世界性的自我审视的目光，以及现代式的感时忧国，都是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我们只有联系“五四”那个特别的时代氛围，才能理解“五四”的精神特征，理解那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理解象郭沫若《天狗》那样的暴躁凌厉的情绪，理解所谓“五四”的激进。这一段观点也可参见阎秋霞《绝无仅有的五四发生在一个历史空档期——就五四运动100周年采访温儒敏教授》，《名作欣赏》2019年第3期。 如果把“五四”放到整个三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大格局去考察，也非常特殊。整体上说，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虽然稳固且有特色，但“大一统”之下的思想始终是比较禁锢的，真正称得上“思想解放”的时期不多，算来最多也不过四次。一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先秦诸子，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干。二是魏晋时期，有所谓“魏晋风度”，也是一种思想解放，三是盛唐时期，以非常广博宽容的胸襟接纳异域文化，出现文学等领域雍容大度的“盛唐气象”。第四次就是“五四”时期，批判和颠覆传统，同时又赓续和再造传统。当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曾有过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庶几也可以看作是第五次。参见阎秋霞《绝无仅有的五四发生在一个历史空档期——就五四运动100周年采访温儒敏教授》，《名作欣赏》2019年第3期。无论如何，“五四”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而这种“绝无仅有”的“思想解放”，它出现的历史机遇非常罕见，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异数”。
“五四”发生在1919年前后，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的，比如国内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的挤压，等等，这些人们谈论比较多了，但还有一个比较偶然、可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碰到了千载难逢的一个历史“空挡期”。当时，清朝覆灭，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崩坍，而民国刚刚成立，所谓“共和”的北洋政府其实“半生不熟”，尚未站稳脚跟，也根本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社会思想控制，这就出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空挡期”。“五四”刚好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空挡期”。“五四”发生在1919年，如果提前十年，清朝还没有覆灭;或者推后十年，党派斗争已经展开，这场运动恐怕都不可能发生。所谓“空挡”现象非常有意思，以往的历史研究对此注意不够。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不能认同现在仍然有“市场”的所谓“五四”割裂传统文化的观点，那不过是一种浅薄的历史虚无主义。
平常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些议论，认为现在社會风气不好，人文衰落，道德滑坡，人心不古，原因就在于“五四”与“文革”，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文革”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去讨论，但把“五四”与“文革”并列，完全是牵强附会。一个是时代转折期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个是为解决政治困局而造成的思想控制和文化混乱。怎么弄到一块？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先是来自海外，很快与国内学界某些类似的观点合流，并形成一种思潮，广泛影响到社会。1988年美国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本书试图从所谓“中国式思维”去分析“五四”领军人物如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的激进思想，从而对“五四”作出评价。这本书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书中，林毓生把“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要“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五四造成文化断层”，带来了中国的意识危机。还认为“（五四时期）这种反传统主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就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而言，这种反崇拜偶像要求彻底摧毁过去一切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在其他社会的历史中，却从未出现过像中国五四时代那样的在时间上持续如此之久、历史影响如此深远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和第7页。
林毓生的观点得到国内学界的呼应。一时间，“五四”割裂传统的说法不胫而走，传播广远。不过很快也遭到反对和抵制。很多学者陆续写文章反驳林毓生，比如王元化、袁伟时、严家炎，等等。虽然林毓生的论点受到批评，但还是有市场的，特别是在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学者那里，关于“五四”是否割裂传统这个疑问，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社会上，把当今道德滑坡、人文衰落的原因归咎于“五四”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
其实，如果辩证地研究历史，会发现那种论定“五四”是所谓“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也就是所谓“割裂传统”的观点，是浅薄的。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又在赓续传统，再造传统。
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五四”的激进。不久前我就“五四”100周年接受一家刊物的采访，也表明过这样的观点：《新青年》是激进的，“五四”也是激进的，它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看穿传统文化并非全是那么光辉灿烂，里头也有很多迂腐黑暗的糟粕，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竭力要铲除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封建专制主义之害，引进外国先进思潮，促成了旷古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是态度决绝的。当传统仍然作为一个整体在阻碍着社会进步时，要冲破“铁屋子”，只好采取断然的姿态，大声呐喊，甚至矫枉过正。《新青年》那一代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有怀疑，有焦虑的。所以他们要猛烈攻打，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批判得非常厉害，是那样不留余地。他们有意要通过这种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放到从“旧垒”中突破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对《新青年》那一代的“偏激”就可以得到理解，那是一种战略性的积极效应参见阎秋霞：《绝无仅有的五四发生在一个历史空档期——就五四运动100周年采访温儒敏教授》，《名作欣赏》2019年第3期。另可参考温儒敏：《〈新青年〉并未造成文化断裂》，《中国青年报》2015年5月18日。。
那些批评“五四”割裂传统的人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很多“五四”先驱者既是旧时代的破坏者，同时又是新时代和新文化的创造者。“五四”那一代人在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弊病的同时，也在着手探索如何去实现传统文化的过渡与转换，最终实现新文化的建设。毫无疑问，鲁迅的确是彻底反传统的，他对传统的攻打是那样猛烈。他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诅咒中国历史上写满了“吃人”二字，他曾声称对于传统，“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突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3卷，43页。鲁迅甚至主张青年多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鲁迅在其杂文《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中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常见有人顺手就把鲁迅这些言论拿来作为“五四”一代人彻底抛弃传统的例证。但这些言论只是特定语境中发出的文学性的表达，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中去理解这种表达为何偏激。鲁迅自己也不否定偏激，他是有意矫枉过正，直指传统弊病的痛处，以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引起注意。 不应该忘了，鲁迅一面极力反传统，一面又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的工作。大家都知道鲁迅是一位作家，但他也是一位古典文学家，一位古籍整理学者，鲁迅一生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古籍整理方面。1923年前后鲁迅在北京大学讲课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垦拓之作，至今仍可称是学界的典范。
其实《新青年》的先驱者中很多人也都在反传统的同时，做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工作，他们在所谓“国学”研究方面都有建树，甚至起到过“开山”的作用。参见阎秋霞：《绝无仅有的五四发生在一个历史空档期——就五四运动100周年采访温儒敏授》，《名作欣赏》2019年第3期。胡适在“五四”后不久就提倡“整理国故”，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整理传统文化，去芜存菁;顾颉刚探究历史典籍中的错漏伪说，写《古史辨》;钱玄同的古文字研究，刘半农的音韵研究，等等，都可以说是在“五四”先驱者的影响下成就学问的，在现代学术史上都曾处于先导的地位。现今不少研究“国学”者所使用的方法、材料和框架，往往也都是从“五四”那一代的学术垦拓中获益，怎么能说“五四”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呢？
反对专制，张扬个性，提倡人道主义、科学民主，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等等，都是“五四”那一代的功劳。“五四”的功劳在于探求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探索如何“立国”与“立人”。“五四”非但没有造成传统文化的彻底断裂，反而在批判与扬弃中选择，促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转型，让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
当然，“五四”突然兴起，又很快落潮，它所设定的任务没有来得及完成。之后半个多世纪时间，中国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又连续发生战乱，后来还经过“文革”等左的祸害，整个国家伤痕累累，传统文化的承续乃至整个文化生态也屡遭破坏。现今虽然经济发展，社会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但精神道德方面出现很多问题，拜金主义与庸俗科学主义盛行，人文精神失落，究其根源，与近百年来整个中国社会转型所产生的诸多矛盾是密切相关的。现今社会已经显出对科学与物质文明崇奉逾度的弊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于是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页。这些话是鲁迅100年前说的，现在也不无证实。这样的情势下，人们不约而同会想到传统文化，希望重新从古代精神遗存中获取有益的资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不能笼统地夸大传统的“断裂”，并把这笔账算到“五四”头上。
当今思想趋向多元，如何看待“五四”，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五四”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到底取得怎样的效果？损失了什么？增值了什么？又有哪些沉淀下来、甚至形成新的思维与行事方式，成为“新传统”？都应当认真讨论。但前提是要尊重历史，不能搞虚无主义，不能笼统地否定与贬斥“五四”。那种认为“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的观点，是肤浅的。
最后，第四点思考，回应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那就是关于“五四”与儒学的关系问题。
论定“五四”割裂传统的人，“根据”之一，就是所谓“五四”批孔反儒，“打倒孔家店”。这种说法在以前很盛行。但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五四”的确是反孔的。而一个巴掌拍不响，“反孔”，起因就是民国初年的“尊孔”，为帝制复辟而掀起的尊孔复古潮流。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曾经推动“孔教运动”，直到1915年民国起草第一部宪法时，康有为的信徒还竭力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民国以儒家为国教，引起激烈争论。虽然后来妥协，宪法写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而不是作为国家的宗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线装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6页。。新文化运动的起因有多方面，但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以及尊孔复古思潮，是一种诱发剂——连康有为这样维新运动中的激进人物都拥护帝制、并把孔教奉为国教，这怎能不引起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忧思？正如陈独秀所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1917年3卷3号。陈独秀、李大钊等之所以要“批孔”，其针对性是很明确的。
“尊孔”的思潮是与民权、平等的思想相悖的，是开历史的倒车。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守长：《孔子与宪法》，《甲寅》日刊1917年1月30日。陈独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7页。“五四”先驱者抨击孔子，内核是要否定礼教，否定三纲五伦，要打破把人区分为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摧毁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张扬民主和人的解放思想。
但是，他们对于孔子及其学说也不是势不两立，一锅端掉，彻底否定。陈独秀就这样声明;“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陈独秀：《孔教研究》，《每周评论》第20号第4版，1919年5月4日。李大钊也明确表态：“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中断，即使是儒学，也没有中断。如果说有“中断”，那断掉的只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
至于是否存在“打倒孔家店”的过激口号问题，严家炎等多位学者曾经作过考证，证明《新青年》一般人根本没有谁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口号杜圣修在《关于“打倒孔家店”若干史实的辨正》（1989）中指出五四时代并不存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认为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者不是吴虞;严家炎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1989）中指出，当时并不真有“打倒孔子”或“打倒孔家店”一类口号。，那是后来对“五四”污名化的夸大，以讹传讹，在社会上几乎当作历史常识来传播，更加强化了一般人对于“五四”割裂传统的印象。
如果拉开历史距离，心平气和来讨论，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这个结论也不能成立。事实上，传统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拿儒学来说，不是也一直在变吗？儒学本身也有僵化的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部分，这在晚清尤其显得突出。康有为鼓捣“今文学派”，相信孔子是神，希望把儒家建成宗教。这乌托邦想法本身也就包含有对儒家另一派的不满，另外也意识到随着社会变革，儒学也必须变革。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抨击孔子学说中那些不适合社会前进的部分，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对于儒學不是灾难，不是割裂，相反，是转机。
“五四”过去100周年了。今年的纪念，最值得提出，也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借重建“文化自信”“复兴儒学”之名来拒绝现代文明。希望我们学界无论是作传统文化研究的，还是从事现代文化研究的，都能好好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在“五四”评价上所走过的路，辩证史观，正本清源，赓续“五四”宝贵的遗产，推进当代文化建设。
尽管100年来对于“五四”众说纷纭，但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有某一种评价是主导性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回顾一下，起码有过这么几种。
第一种，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偏于政治层面的评价。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五四”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参与和主导的革命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毛泽东把“五四”定位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参见《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这个观点侧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合法性角度阐发“五四”的历史内涵与意义，统领了之后几十年对于“五四”的阐释。
第二种，是从“思想启蒙”角度为“五四”定性，民主和科学就被看作是“五四”精神的内核。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仍然有一派对“五四”的评价是按照毛泽东对于“五四”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阐释的，但这时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即以周扬和李泽厚为代表的“五四”“思想解放”论，以及“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他们格外注重“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专制争民主的思想启蒙价值，认为“五四”的“启蒙”被后来的“救亡”所压倒，其历史任务远未能完成。因此继承“五四”精神，还需继续完成其未竟的“启蒙”任务。1979年周扬在中国社科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会上发言，指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打破了幾千年的封建传统，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1986年李泽厚在《走向未来》创刊号上著文，认为启蒙与救亡是五四运动的两大主题，但一段时间后，民族危亡局势和越来越激烈的现实斗争，改变了启蒙与救亡的平行局面，最终“救亡压倒启蒙”。七八十年代之交兴起的这种重视思想启蒙的评价与论争，一直影响到此后20多年的许多论争，至今我们也还未能完全摆脱这个论争的漩涡。
第三种，是对“五四”采取批判和否定为主的评价，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社会上涌动两股思潮，一是政治自由主义，二是文化保守主义，两派所秉承的思想资源和目标不同，但在否定“五四”这一点上可以说不谋而合。他们都将批判的锋芒对准了中国革命复杂的“激进主义”，而源头就追溯到“五四”。由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遭遇双重否定，“五四”评价的水准线降到了低谷。
第四种评价，出现在最近十多年。随着国内外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自由主义的、左的、民粹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潮此消彼长，对“五四”的评价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其中文化保守主义（这里没有贬义）通过复兴“国学”（也包括儒学），重提“文化自信”，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以更积极的态度重新理解中国古代传统，形成实力强大的社会思潮。但这一思潮仍然认为是“五四”割裂了传统，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他们对“五四”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多于肯定，虽然有时也表现出某些“宽容”，仍然掩盖不了理论上的乏力，处理不好古代文化传统与“五四”后形成的“新传统”之关系。
回顾100年来对待“五四”多种评价，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受大的时代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也都有它兴起或者存在的历史理由。但总的来说，又大都是取其一端，未能兼顾一般，因此就有可能失之偏颇。就像一把瑞士军刀，你说主要是刀，他说主要是拐锥，还有人说主要是矬子，各有局部“道理”，可是否符合历史的辩证？如果回归学理，对待“五四”这样多面向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思潮，评价还是应当兼顾一点、包容一点、辩证一点。而且因为历史距离越来越拉开，很多史料逐步发掘，也就更有条件对“五四”做出比较客观的、辩证的评价。
第二点思考，是“五四”的评价，还应当放到整个中国大历史的格局中来考察，要看到“五四”作为一个历史拐点的特殊性。几十年来围绕“五四”的评价与争论，虽然都在满足特定时代的需求，但有时现实需求也可能限制了历史观察的视野，“五四”崇高的价值与地位并未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与尊重。
设想再过200年，300年，那时人们会怎样看待“五四”？很多过去和现在认定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到时候未必还能进入后人的历史叙述的眼界，但“五四”肯定还会作为重要的事件来叙写。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界碑，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从此转入“现代”的。
最近常听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这原是李鸿章在清朝同治年提出的。但他说的这个“局”，是外敌入侵的危险已经从北方转为海上的“局”，并非代表对社会变革的觉醒。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鸦片战争之后的割地赔款，虽然有所谓“抚夷派”感觉到了中外强弱的悬殊，但整个清王朝包括士大夫阶层仍然是不图改革和振作，完全没有能力去反思与更生。比如1842年南京《中英条约》和次年的《虎门条约》除了要求清政府割地赔款，还有所谓“治外法权”，这显然是不平等条约，但在道光时代普遍认为这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更方便省事。主权的丢失，一部分是由于无知，完全不了解外部世界，一部分是腐败，真是国将不国了。只有到了“五四”，有众多国民特别是“五四”先驱者痛切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开始从世界的格局来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意识到中国势必要有天翻地覆的变革，这才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纵观中华三千多年历史，从未有过象“五四”这样感时忧国的群众性运动，这种群众运动是自觉地反强权、争平等的，具有从世界民族之林来回看中国的意识，表现出有“现代”特征的爱国主义思潮。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只有“五四”的到来才开始并形成“气候”。“五四”运动的国家民族观念，世界性的自我审视的目光，以及现代式的感时忧国，都是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我们只有联系“五四”那个特别的时代氛围，才能理解“五四”的精神特征，理解那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理解象郭沫若《天狗》那样的暴躁凌厉的情绪，理解所谓“五四”的激进。这一段观点也可参见阎秋霞《绝无仅有的五四发生在一个历史空档期——就五四运动100周年采访温儒敏教授》，《名作欣赏》2019年第3期。 如果把“五四”放到整个三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大格局去考察，也非常特殊。整体上说，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虽然稳固且有特色，但“大一统”之下的思想始终是比较禁锢的，真正称得上“思想解放”的时期不多，算来最多也不过四次。一是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先秦诸子，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干。二是魏晋时期，有所谓“魏晋风度”，也是一种思想解放，三是盛唐时期，以非常广博宽容的胸襟接纳异域文化，出现文学等领域雍容大度的“盛唐气象”。第四次就是“五四”时期，批判和颠覆传统，同时又赓续和再造传统。当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曾有过短暂的思想解放运动，庶几也可以看作是第五次。参见阎秋霞《绝无仅有的五四发生在一个历史空档期——就五四运动100周年采访温儒敏教授》，《名作欣赏》2019年第3期。无论如何，“五四”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而这种“绝无仅有”的“思想解放”，它出现的历史机遇非常罕见，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异数”。
“五四”发生在1919年前后，是有特定的历史原因的，比如国内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的挤压，等等，这些人们谈论比较多了，但还有一个比较偶然、可也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碰到了千载难逢的一个历史“空挡期”。当时，清朝覆灭，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崩坍，而民国刚刚成立，所谓“共和”的北洋政府其实“半生不熟”，尚未站稳脚跟，也根本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社会思想控制，这就出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空挡期”。“五四”刚好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空挡期”。“五四”发生在1919年，如果提前十年，清朝还没有覆灭;或者推后十年，党派斗争已经展开，这场运动恐怕都不可能发生。所谓“空挡”现象非常有意思，以往的历史研究对此注意不够。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不能认同现在仍然有“市场”的所谓“五四”割裂传统文化的观点，那不过是一种浅薄的历史虚无主义。
平常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些议论，认为现在社會风气不好，人文衰落，道德滑坡，人心不古，原因就在于“五四”与“文革”，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文革”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去讨论，但把“五四”与“文革”并列，完全是牵强附会。一个是时代转折期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一个是为解决政治困局而造成的思想控制和文化混乱。怎么弄到一块？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先是来自海外，很快与国内学界某些类似的观点合流，并形成一种思潮，广泛影响到社会。1988年美国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本书试图从所谓“中国式思维”去分析“五四”领军人物如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的激进思想，从而对“五四”作出评价。这本书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书中，林毓生把“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要“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五四造成文化断层”，带来了中国的意识危机。还认为“（五四时期）这种反传统主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就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和文化变迁而言，这种反崇拜偶像要求彻底摧毁过去一切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空前的历史现象。”“在其他社会的历史中，却从未出现过像中国五四时代那样的在时间上持续如此之久、历史影响如此深远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和第7页。
林毓生的观点得到国内学界的呼应。一时间，“五四”割裂传统的说法不胫而走，传播广远。不过很快也遭到反对和抵制。很多学者陆续写文章反驳林毓生，比如王元化、袁伟时、严家炎，等等。虽然林毓生的论点受到批评，但还是有市场的，特别是在研究传统文化的一些学者那里，关于“五四”是否割裂传统这个疑问，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社会上，把当今道德滑坡、人文衰落的原因归咎于“五四”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
其实，如果辩证地研究历史，会发现那种论定“五四”是所谓“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也就是所谓“割裂传统”的观点，是浅薄的。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传统，同时又在赓续传统，再造传统。
关键在于如何看待“五四”的激进。不久前我就“五四”100周年接受一家刊物的采访，也表明过这样的观点：《新青年》是激进的，“五四”也是激进的，它提出“重新估价一切”，看穿传统文化并非全是那么光辉灿烂，里头也有很多迂腐黑暗的糟粕，阻碍现代社会发展，竭力要铲除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封建专制主义之害，引进外国先进思潮，促成了旷古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确实是态度决绝的。当传统仍然作为一个整体在阻碍着社会进步时，要冲破“铁屋子”，只好采取断然的姿态，大声呐喊，甚至矫枉过正。《新青年》那一代先驱者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有怀疑，有焦虑的。所以他们要猛烈攻打，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落后性的东西批判得非常厉害，是那样不留余地。他们有意要通过这种偏激，来打破禁锢，激活思想。放到从“旧垒”中突破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对《新青年》那一代的“偏激”就可以得到理解，那是一种战略性的积极效应参见阎秋霞：《绝无仅有的五四发生在一个历史空档期——就五四运动100周年采访温儒敏教授》，《名作欣赏》2019年第3期。另可参考温儒敏：《〈新青年〉并未造成文化断裂》，《中国青年报》2015年5月18日。。
那些批评“五四”割裂传统的人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很多“五四”先驱者既是旧时代的破坏者，同时又是新时代和新文化的创造者。“五四”那一代人在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弊病的同时，也在着手探索如何去实现传统文化的过渡与转换，最终实现新文化的建设。毫无疑问，鲁迅的确是彻底反传统的，他对传统的攻打是那样猛烈。他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诅咒中国历史上写满了“吃人”二字，他曾声称对于传统，“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突然想到》（六），《鲁迅全集》第3卷，43页。鲁迅甚至主张青年多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鲁迅在其杂文《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中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常见有人顺手就把鲁迅这些言论拿来作为“五四”一代人彻底抛弃传统的例证。但这些言论只是特定语境中发出的文学性的表达，必须回到历史语境中去理解这种表达为何偏激。鲁迅自己也不否定偏激，他是有意矫枉过正，直指传统弊病的痛处，以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引起注意。 不应该忘了，鲁迅一面极力反传统，一面又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的工作。大家都知道鲁迅是一位作家，但他也是一位古典文学家，一位古籍整理学者，鲁迅一生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古籍整理方面。1923年前后鲁迅在北京大学讲课基础上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垦拓之作，至今仍可称是学界的典范。
其实《新青年》的先驱者中很多人也都在反传统的同时，做传统文化的整理、研究工作，他们在所谓“国学”研究方面都有建树，甚至起到过“开山”的作用。参见阎秋霞：《绝无仅有的五四发生在一个历史空档期——就五四运动100周年采访温儒敏授》，《名作欣赏》2019年第3期。胡适在“五四”后不久就提倡“整理国故”，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整理传统文化，去芜存菁;顾颉刚探究历史典籍中的错漏伪说，写《古史辨》;钱玄同的古文字研究，刘半农的音韵研究，等等，都可以说是在“五四”先驱者的影响下成就学问的，在现代学术史上都曾处于先导的地位。现今不少研究“国学”者所使用的方法、材料和框架，往往也都是从“五四”那一代的学术垦拓中获益，怎么能说“五四”造成传统文化的“断裂”呢？
反对专制，张扬个性，提倡人道主义、科学民主，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等等，都是“五四”那一代的功劳。“五四”的功劳在于探求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探索如何“立国”与“立人”。“五四”非但没有造成传统文化的彻底断裂，反而在批判与扬弃中选择，促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转型，让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
当然，“五四”突然兴起，又很快落潮，它所设定的任务没有来得及完成。之后半个多世纪时间，中国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又连续发生战乱，后来还经过“文革”等左的祸害，整个国家伤痕累累，传统文化的承续乃至整个文化生态也屡遭破坏。现今虽然经济发展，社会物质条件大为改善，但精神道德方面出现很多问题，拜金主义与庸俗科学主义盛行，人文精神失落，究其根源，与近百年来整个中国社会转型所产生的诸多矛盾是密切相关的。现今社会已经显出对科学与物质文明崇奉逾度的弊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于是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页。这些话是鲁迅100年前说的，现在也不无证实。这样的情势下，人们不约而同会想到传统文化，希望重新从古代精神遗存中获取有益的资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不能笼统地夸大传统的“断裂”，并把这笔账算到“五四”头上。
当今思想趋向多元，如何看待“五四”，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五四”在批判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到底取得怎样的效果？损失了什么？增值了什么？又有哪些沉淀下来、甚至形成新的思维与行事方式，成为“新传统”？都应当认真讨论。但前提是要尊重历史，不能搞虚无主义，不能笼统地否定与贬斥“五四”。那种认为“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断裂”的观点，是肤浅的。
最后，第四点思考，回应一下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那就是关于“五四”与儒学的关系问题。
论定“五四”割裂传统的人，“根据”之一，就是所谓“五四”批孔反儒，“打倒孔家店”。这种说法在以前很盛行。但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五四”的确是反孔的。而一个巴掌拍不响，“反孔”，起因就是民国初年的“尊孔”，为帝制复辟而掀起的尊孔复古潮流。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曾经推动“孔教运动”，直到1915年民国起草第一部宪法时，康有为的信徒还竭力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民国以儒家为国教，引起激烈争论。虽然后来妥协，宪法写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而不是作为国家的宗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线装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6页。。新文化运动的起因有多方面，但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以及尊孔复古思潮，是一种诱发剂——连康有为这样维新运动中的激进人物都拥护帝制、并把孔教奉为国教，这怎能不引起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忧思？正如陈独秀所说：“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1917年3卷3号。陈独秀、李大钊等之所以要“批孔”，其针对性是很明确的。
“尊孔”的思潮是与民权、平等的思想相悖的，是开历史的倒车。李大钊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守长：《孔子与宪法》，《甲寅》日刊1917年1月30日。陈独秀也强调说：民主共和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等级，“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7页。“五四”先驱者抨击孔子，内核是要否定礼教，否定三纲五伦，要打破把人区分为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摧毁忠、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张扬民主和人的解放思想。
但是，他们对于孔子及其学说也不是势不两立，一锅端掉，彻底否定。陈独秀就这样声明;“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陈独秀：《孔教研究》，《每周评论》第20号第4版，1919年5月4日。李大钊也明确表态：“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甲寅》日刊，1917年2月4日。仅此而言，也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说不上是“全盘反传统”。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传统文化中断，即使是儒学，也没有中断。如果说有“中断”，那断掉的只是儒学独尊的正统地位。
至于是否存在“打倒孔家店”的过激口号问题，严家炎等多位学者曾经作过考证，证明《新青年》一般人根本没有谁提出过“打倒孔家店”口号杜圣修在《关于“打倒孔家店”若干史实的辨正》（1989）中指出五四时代并不存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认为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者不是吴虞;严家炎在《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1989）中指出，当时并不真有“打倒孔子”或“打倒孔家店”一类口号。，那是后来对“五四”污名化的夸大，以讹传讹，在社会上几乎当作历史常识来传播，更加强化了一般人对于“五四”割裂传统的印象。
如果拉开历史距离，心平气和来讨论，说“五四”是“全盘反传统”，这个结论也不能成立。事实上，传统文化也并非一成不变。拿儒学来说，不是也一直在变吗？儒学本身也有僵化的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部分，这在晚清尤其显得突出。康有为鼓捣“今文学派”，相信孔子是神，希望把儒家建成宗教。这乌托邦想法本身也就包含有对儒家另一派的不满，另外也意识到随着社会变革，儒学也必须变革。从这个角度来看，“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抨击孔子学说中那些不适合社会前进的部分，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对于儒學不是灾难，不是割裂，相反，是转机。
“五四”过去100周年了。今年的纪念，最值得提出，也最值得警惕的，就是借重建“文化自信”“复兴儒学”之名来拒绝现代文明。希望我们学界无论是作传统文化研究的，还是从事现代文化研究的，都能好好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在“五四”评价上所走过的路，辩证史观，正本清源，赓续“五四”宝贵的遗产，推进当代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