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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庚子新春,突如其来的疫情迫使几乎所有人不得不放下既有的工作安排,进入禁足避疫模式。笔者虽然每日按规定到学校值班,但是校园封闭,博物馆闭馆,毕竟少了许多琐事。守着偌大而空寂的博物馆,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惟有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线上教学工作,并积极组织员工力所能及地开展线上活动。除此而外,凭空多出些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于是,在脑海中盘亘数年之久、却始终无缘付诸行动的一项工作,终于提上日程,成为我每日工作之余最为重要的消遣,终于积数月边角时间成稿《金石别卷:莲花盦写铜艺术编年》。
在书稿中收录的一对姚茫父款《嗜酒爱修竹图》铜镇尺,涉及到“复刻”问题。所谓“复刻文铜”,特指以名家画稿真迹刻铜文房作品为原型,利用拓本或摹本重新翻刻之作。围绕《嗜酒爱修竹图》铜镇尺的资料较为丰富,所涉问题亦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趣味性,可惜限于书稿的体例与篇幅,未能充分展开讨论。近日欣闻刻铜文房收藏界将有金秋十月杭州雅集,藉此约稿之机,特重新拈出相关话题加以讨论,略申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嗜酒爱修竹图
在我所积累的网络资料库中,有一件姚茫父款铜镇尺的图片,已不记得何时得于何处。图片像素虽差强人意,让人无法感受作品之精微妙处,但已足资讨论。此铜镇尺使用痕迹明显,虽品相欠佳,但难掩其“高贵”出身。在镇尺下方,刻有修竹密匝,环绕茅舍,舍中老者,萧然冷坐,把盏凭窗,点出了“嗜酒爱修竹”之题意。镇尺上方则刻有细如米粒的行楷书近两百言,其文曰:
嗜酒爱修竹图
汪槐堂有此图,余秋室《酒边琴外词》有《沁园春》云:鸾鹤神仙,风月湖山,灵光殿岿。看一尊在手,红添玉颊;万竿绕屋,绿上荷衣。骚仆编排,酪奴勾管,消受春风万首诗。如翁者,洵醇宜人饮,虚亦吾师。 经时杖履轻违。空乌帽黄尘雪爪泥。况长安市上,酒珍赵璧;黄金台畔,竹比琼枝。畴似先生,萧然冷坐,翠影玲珑入酒杯。披清照,早怯将俗累,雪尽尘缁。
近收得稿,因词拟图。乙丑四月,莲花盦漫兴,茫父。
另有印章两枚:茫父、莲花盦,皆有残存朱色。(图1)
文中提及汪槐堂与余秋室。大意可知,茫父先生在乙丑年(1925)四月得到余秋室稿本《酒边琴外词》,其中有一首《沁园春》词,题咏汪槐堂《嗜酒爱修竹图》,于是先生“因词拟图”,创作了这件铜镇作品。
余秋室即余集(1738—1823),字蓉裳,号秋室,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诗人、画家。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侍读学士。这首《沁园春》词,收录在《全清词》中,仅最后一句为“雪净纤缁”,与茫父依稿本所录“雪尽尘缁”略异,余尽相同。
而茫父跋语所云“近收得稿”,可知所收为余集的稿本词集。傅增湘(1872-1949)先生《藏园群书经眼录》有《酒边琴外词》写本一卷,定为“清余秋室手写本,黑格,边栏外有‘东啸轩钞本’‘花可可斋钞本’款字,似为秋室自撰词也。钤有‘集’‘秋室手钞’‘只可自怡悦’‘书生考古’各印。”应该指的是同一版本。此书为李盛铎(1859—1934)木犀轩旧藏,一说是余集抄录宋人向子諲(1085—1152,字伯恭)的词集,应属误传。
说罢余集《酒边琴外词》,再谈汪槐堂《嗜酒爱修竹图》。汪槐堂即汪沆(1704—1784),字師李,一字西颢,号艮园,又号槐堂、槐塘,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诸生。早岁能诗,与杭世骏(1696—1772)齐名,为学极博。乾隆元年应“博学鸿词”试而未中,遂至天津,寄居查为仁(1695—1749)的水西庄,并师从厉鹗(1692—1752)治学。大学士史贻直(1682—1763)将以经学荐,以母老辞。好为有用之学,于农田、水利、边防、军政,靡不条贯。有《湛华轩杂录》《读书日札》《新安纪程》《全闽采风录》《蒙古氏族略》《汪氏文献录》《槐堂诗文集》等。
汪氏《嗜酒爱修竹图》原作今已不知所终,茫父先生亦只能无奈“因词拟图”,即由余秋室的词意来揣测画意。从画题推想,其用典或与东坡先生有关,同郡诗人杭世骏《题汪征君沆嗜酒爱修竹图》一诗可为辅证:“宁可食无肉,岂可居无竹?筛月与吟风,清阴满一屋。宁可居无耦,岂可坐无酒?种竹须拣辰,饮酒当尽酉。”
杭世骏(1696—1772),字大宗,号堇浦,室名道古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科,官御史。晚年在广州粤秀书院和江苏扬州安定两书院担任主讲。工书,善写梅竹、山水小品,疏澹有逸致。著有《道古堂集》等。
杭、汪二人年相若,地相邻,学识声望相仿佛,乾隆元年(1736)同赴京师应博学鸿词科,杭高中一等第五名,而汪以报罢归。汪沆落第后即来天津,寓居水西庄查为仁之香雨楼。积极参与水西庄雅集酬唱、宴游觞咏,同时受聘纂修天津府县志乘,直至乾隆八年(1743)赴闽中入将军幕府,前后盘亘水西庄逾八载,只乾隆四年秋冬至五年初夏曾南归钱塘小住。其时,杭世骏为京官,与查为仁结为儿女亲家,查之六女蔚起嫁与杭之次子守宸,杭、查时相往还京津两地,留下唱和诗文。如乾隆五年冬,查为仁、查为义与汪沆、吴廷华等人过访杭世骏京邸无畏室,以“多闻增智慧,无畏得清凉”分韵赋诗。乾隆八年二月,杭世骏以言事获罪罢官,愤懑抑郁之下来天津水西庄盘亘数日。彼时水西庄文事活动达至鼎盛,在士林中影响极大。汪槐堂此画、杭世骏此题画诗,推测或许就作于乾隆元年至八年之间。
汪沆长子彭寿过继给英年早逝的长兄汪浦(1699—1731),娶杭世骏次女,于是杭、汪亦结为姻亲。检光绪《杭州府志》,卷百四十五有:“汪沆字槐堂,钱唐诸生,少从厉鹗受诗法,博极群书……子彭寿,字静甫,官镇江府经,历承家学,又为杭世骏婿,工诗。”而杭世骏长女适同郡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龙泓山人)长子健(诚叔),于是可知汪槐堂、杭世骏、查为仁、丁敬皆有姻亲。此不赘述。
同郡后学梁同书(1723—1815)亦有《题汪西颢先生嗜酒爱修竹图》:“先生晚岁谢风尘,宴坐云根自在身。居近东头贪竹筿,天教白眼对杯巡。红大府南朝客,翠袖空山绝代人。老辈只今零落尽,风流谁与阮嵇论。” 从诗意推测,梁同书是将《嗜酒爱修竹图》视为汪槐堂的夫子自道,“先生晚岁谢风尘,宴坐云根自在身。居近东头贪竹筿,天教白眼对杯巡。”这几句诗与茫父先生于铜镇所写画境何其吻合!那么,亦不排除此畫为汪槐堂晚年所作的可能。
此外,桐乡冯浩(1719—1801)有《题汪槐堂〈嗜酒爱修竹图〉》,收在《孟亭居士诗稿》中。
冯浩字养吾,号孟亭,浙江桐乡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散馆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充国史馆纂修。曾参修《文献通考》。乾隆二十一年典试江南,升御史,以病告归。主龙城、崇文、蕺山、鸳湖诸院讲席。嘉庆元年重赴鹿呜宴,六年卒,年八十三。有《玉溪生诗详注》《樊南文集详注》,采入《四库全书》。是清中期著名诗人,其诗沉厚工稳,唱酬尽海内名士。
同郡龚禔身(1730—1776)有《题汪五丈沆嗜酒爱修竹图》,收在《吟臞山房诗》中。
龚禔身字深甫,号吟臞,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授内阁中书。四十一年卒,年仅三十七。龚氏年十七从杭世骏游,根柢亦深。其诗不名一家,格高词清。为龚自珍本生祖。
可知汪槐堂《嗜酒爱修竹图》在当时曾广邀朋辈题咏。
二、邂逅“双胞胎”
在收集整理《金石别卷:莲花盦写铜艺术编年》的过程中,忽然忆及数年前过石家庄守素堂拜访文博前辈张守中先生,主人曾告知早岁于北京琉璃厂购得一对茫父款铜镇尺,在北京的女儿处。于是立刻修书一封,奉上书稿初编并乞示下藏品图片资料。很快即收到先生回复(图2)
如下:
鹏飞先生:
三日信悉,《莲花盦写铜艺术编年》粗略翻阅,材料收集不易,工程浩繁,费神多多,祝您成功。旧存茫父铜镇尺在二女景固手中,她过节来石,今返北京,我已嘱她回京后与你直接联系,力争资料上书,能如你我之愿。不多述。
问节日快乐!
张守中
十月六日
不久即和张老令嫒景固女士加了微信,铜镇尺的图片也随即传来,收到图片,心中蓦然一喜,原来张老所藏正是《嗜酒爱修竹图》铜镇尺啊!然而激动过后,定睛一看,遂发现疑点:甲乙两对铜镇,竟然是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图3)
二者谋篇布局别无二致,仔细比对,发现两处肉眼可辨之差别:一是甲有年款“乙丑四月”,而乙没有,相应此四字处留下空白;二是右下压角之“莲花盦”印章的位置,甲略居中,乙则更偏在右侧。根据上述分析,笔者倾向于认为铜镇尺乙是用甲的拓本所翻刻的。之所以判断不是摹写后翻刻,是因为摹写很难做到每一笔、每个字的位置如此精准一致。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这种翻刻的作品就失去原有的价值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张老说过,大概是在1960年代初,他因公到京,在琉璃厂以高价购得此物并一直珍藏至今。到底花多少钱呢?为了准确掌握铜刻文房的历史信息,我决定再次去信请教,顺便奉上该铜镇尺的两纸拓本(图5)。很快再次收到回函(图4):
鹏飞先生:
廿三日信并贵馆开展周年册、《艺术中国》两书妥收,致谢。见到茫父铜镇拓本,十分亲切,倘能收入《莲花盦写铜》大作中,当为幸事。回想一九六二年夏秋间,随伯父(张象昱,字子炎)去琉璃厂,在庆云堂购字帖,顺便购得此物,当时售价为八十元。所刻铭文落款茫父,伯父相告此乃名人佳作。
日前景固女参观贵馆,电话相告收获颇多,为你们的出众业蹟(绩)高兴。余不多述。
问秋安。
张守中
十月廿七日
1962年的80元是什么概念?今天的年轻人多已无从了解。保守估计,即使在北京,当时的80元也可供一个普通5口之家至少维持2个月的基本生活。而当时琉璃厂荣宝斋出售的齐白石绘画小品每件不过5元,如果这80元全部购买齐白石画作,那么今天的市场价值该以千万元计了。
三、母本今何在
前已述及,经比对,笔者初以为铜镇尺甲(图1)是乙(图3)的母本,乙从甲之拓本翻刻而来,用当下文博界流行术语可称之为“复刻”。更进一步,则会倾向于认为甲是亲笔画稿,而乙为复刻。如果不是偶然看到半纸《嗜酒爱修竹图》铜镇尺旧拓片(图6),这种判断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有趣的是,这仅存的半纸旧拓,令上述判断失去了立足点,虽然旧拓只余铜镇尺右半,但是仔细比对之下,仍清晰可辨甲乙两件铜镇尺实物与旧拓本之间皆存在细微区别,其书法、绘画及刻工似更胜半分,因此可以毫无悬念地判断,这两对铜镇尺实物亦皆属复刻。
当然,正如前文分析,复刻本的价值亦不容小觑。笔者曾有幸上手(图3)铜镇尺实物,反复把玩,其铜质及刻工与民国时期同古堂、淳菁阁等名店所出几乎无二,温润称手,极有可能就是名店的铜师当年所翻刻者。
无需赘述,茫父款《嗜酒爱修竹图》旧拓本极有可能拓自茫父亲笔画稿刻铜镇尺实物。铜镇尺实物与旧拓本的相继出现,一件作品分身为三,说明在当时,名店铜师翻刻名家亲笔画稿铜刻文房用具是客观存在的现象,甚至可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也不难理解,一方面名家画稿毕竟不易求得,既费时日且费金钱,而以其拓本进行翻刻则容易操作;另一方面,翻刻本成品的实际效果亦不差,可谓下真迹一等,想来也是深受顾客欢迎的。张守中先生在1962年以80元购得铜镇尺乙,可为明证。
结语
1.《嗜酒爱修竹图》铜镇尺是姚茫父参与创作的一件精彩作品,他根据清人余集的一首《沁园春》词意,创制了《嗜酒爱修竹图》并写于铜镇尺之上,再经铜师之手刻成,绘画与长题相得益彰,写手与刻工刀笔相契,名店出品、名家写画、名师奏刀,堪称民国刻铜文房代表作品。惜实物原件不知今在何处,惟余右半之旧拓,可资想象原物之精彩。
2.民国时期存在以名家亲笔画稿刻铜真品拓本进行翻刻的现象,《嗜酒爱修竹图》铜镇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此铜镇尺目前可见两对翻刻本实物,其一据传现在海外,另一件为丰润张氏所购藏。仔细考察两件铜镇尺实物,与旧拓本皆有细微差异,应该都是以真品拓本为模板所翻刻者,但制作精良,下真迹一等。
3.这类名店铜师所翻刻的名家画稿作品数量亦很有限,就笔者过眼资料判断,通常不过一二,而且材质、刻工皆可称善,因此亦值得收藏界重视。尤其是在没有更多可据比对的资料时,视为真品亦不为过。此类作品在当时即价值不菲,其价格往往与真品相去无多。张守中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花费巨资“八十元”购入的铜镇尺,即是明证,而长辈张子炎先生的推荐,亦足证当时人们对其价值的普遍认可。这类作品传至今日,亦堪以真迹视之,不可轻易贬抑,其艺术性与工艺价值更不可低估。
4.由此可见,对于刻铜文房收藏价值的判断,应跳出片面追求“亲笔画稿”的窠臼,回归对藏品艺术性的考量和对制作工艺精良与否之判定。名家“亲笔画稿”真迹的价值固然无可撼动,但是在高端藏品往往可遇而不可求、资源日趋枯竭的当下,那些名店、名师当年复刻的“名家亲笔画稿级”刻铜文房作品,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容小觑的收藏价值。
5.由上述几点进一步引申开来,当代刻铜艺人在努力提高技艺的同时,还应该广泛联合书画艺术名家和文化名人、社会名流参与到刻铜文房的写画创作中,努力创作当代名品、精品刻铜作品。这无疑是一条值得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的发展路径。
以上浅见,不揣浅陋,愿就教于方家及广大刻铜爱好者。
庚子新春,突如其来的疫情迫使几乎所有人不得不放下既有的工作安排,进入禁足避疫模式。笔者虽然每日按规定到学校值班,但是校园封闭,博物馆闭馆,毕竟少了许多琐事。守着偌大而空寂的博物馆,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惟有尽心尽力完成自己的线上教学工作,并积极组织员工力所能及地开展线上活动。除此而外,凭空多出些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于是,在脑海中盘亘数年之久、却始终无缘付诸行动的一项工作,终于提上日程,成为我每日工作之余最为重要的消遣,终于积数月边角时间成稿《金石别卷:莲花盦写铜艺术编年》。
在书稿中收录的一对姚茫父款《嗜酒爱修竹图》铜镇尺,涉及到“复刻”问题。所谓“复刻文铜”,特指以名家画稿真迹刻铜文房作品为原型,利用拓本或摹本重新翻刻之作。围绕《嗜酒爱修竹图》铜镇尺的资料较为丰富,所涉问题亦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趣味性,可惜限于书稿的体例与篇幅,未能充分展开讨论。近日欣闻刻铜文房收藏界将有金秋十月杭州雅集,藉此约稿之机,特重新拈出相关话题加以讨论,略申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嗜酒爱修竹图
在我所积累的网络资料库中,有一件姚茫父款铜镇尺的图片,已不记得何时得于何处。图片像素虽差强人意,让人无法感受作品之精微妙处,但已足资讨论。此铜镇尺使用痕迹明显,虽品相欠佳,但难掩其“高贵”出身。在镇尺下方,刻有修竹密匝,环绕茅舍,舍中老者,萧然冷坐,把盏凭窗,点出了“嗜酒爱修竹”之题意。镇尺上方则刻有细如米粒的行楷书近两百言,其文曰:
嗜酒爱修竹图
汪槐堂有此图,余秋室《酒边琴外词》有《沁园春》云:鸾鹤神仙,风月湖山,灵光殿岿。看一尊在手,红添玉颊;万竿绕屋,绿上荷衣。骚仆编排,酪奴勾管,消受春风万首诗。如翁者,洵醇宜人饮,虚亦吾师。 经时杖履轻违。空乌帽黄尘雪爪泥。况长安市上,酒珍赵璧;黄金台畔,竹比琼枝。畴似先生,萧然冷坐,翠影玲珑入酒杯。披清照,早怯将俗累,雪尽尘缁。
近收得稿,因词拟图。乙丑四月,莲花盦漫兴,茫父。
另有印章两枚:茫父、莲花盦,皆有残存朱色。(图1)
文中提及汪槐堂与余秋室。大意可知,茫父先生在乙丑年(1925)四月得到余秋室稿本《酒边琴外词》,其中有一首《沁园春》词,题咏汪槐堂《嗜酒爱修竹图》,于是先生“因词拟图”,创作了这件铜镇作品。
余秋室即余集(1738—1823),字蓉裳,号秋室,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诗人、画家。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侍读学士。这首《沁园春》词,收录在《全清词》中,仅最后一句为“雪净纤缁”,与茫父依稿本所录“雪尽尘缁”略异,余尽相同。
而茫父跋语所云“近收得稿”,可知所收为余集的稿本词集。傅增湘(1872-1949)先生《藏园群书经眼录》有《酒边琴外词》写本一卷,定为“清余秋室手写本,黑格,边栏外有‘东啸轩钞本’‘花可可斋钞本’款字,似为秋室自撰词也。钤有‘集’‘秋室手钞’‘只可自怡悦’‘书生考古’各印。”应该指的是同一版本。此书为李盛铎(1859—1934)木犀轩旧藏,一说是余集抄录宋人向子諲(1085—1152,字伯恭)的词集,应属误传。
说罢余集《酒边琴外词》,再谈汪槐堂《嗜酒爱修竹图》。汪槐堂即汪沆(1704—1784),字師李,一字西颢,号艮园,又号槐堂、槐塘,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诸生。早岁能诗,与杭世骏(1696—1772)齐名,为学极博。乾隆元年应“博学鸿词”试而未中,遂至天津,寄居查为仁(1695—1749)的水西庄,并师从厉鹗(1692—1752)治学。大学士史贻直(1682—1763)将以经学荐,以母老辞。好为有用之学,于农田、水利、边防、军政,靡不条贯。有《湛华轩杂录》《读书日札》《新安纪程》《全闽采风录》《蒙古氏族略》《汪氏文献录》《槐堂诗文集》等。
汪氏《嗜酒爱修竹图》原作今已不知所终,茫父先生亦只能无奈“因词拟图”,即由余秋室的词意来揣测画意。从画题推想,其用典或与东坡先生有关,同郡诗人杭世骏《题汪征君沆嗜酒爱修竹图》一诗可为辅证:“宁可食无肉,岂可居无竹?筛月与吟风,清阴满一屋。宁可居无耦,岂可坐无酒?种竹须拣辰,饮酒当尽酉。”
杭世骏(1696—1772),字大宗,号堇浦,室名道古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科,官御史。晚年在广州粤秀书院和江苏扬州安定两书院担任主讲。工书,善写梅竹、山水小品,疏澹有逸致。著有《道古堂集》等。
杭、汪二人年相若,地相邻,学识声望相仿佛,乾隆元年(1736)同赴京师应博学鸿词科,杭高中一等第五名,而汪以报罢归。汪沆落第后即来天津,寓居水西庄查为仁之香雨楼。积极参与水西庄雅集酬唱、宴游觞咏,同时受聘纂修天津府县志乘,直至乾隆八年(1743)赴闽中入将军幕府,前后盘亘水西庄逾八载,只乾隆四年秋冬至五年初夏曾南归钱塘小住。其时,杭世骏为京官,与查为仁结为儿女亲家,查之六女蔚起嫁与杭之次子守宸,杭、查时相往还京津两地,留下唱和诗文。如乾隆五年冬,查为仁、查为义与汪沆、吴廷华等人过访杭世骏京邸无畏室,以“多闻增智慧,无畏得清凉”分韵赋诗。乾隆八年二月,杭世骏以言事获罪罢官,愤懑抑郁之下来天津水西庄盘亘数日。彼时水西庄文事活动达至鼎盛,在士林中影响极大。汪槐堂此画、杭世骏此题画诗,推测或许就作于乾隆元年至八年之间。
汪沆长子彭寿过继给英年早逝的长兄汪浦(1699—1731),娶杭世骏次女,于是杭、汪亦结为姻亲。检光绪《杭州府志》,卷百四十五有:“汪沆字槐堂,钱唐诸生,少从厉鹗受诗法,博极群书……子彭寿,字静甫,官镇江府经,历承家学,又为杭世骏婿,工诗。”而杭世骏长女适同郡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龙泓山人)长子健(诚叔),于是可知汪槐堂、杭世骏、查为仁、丁敬皆有姻亲。此不赘述。
同郡后学梁同书(1723—1815)亦有《题汪西颢先生嗜酒爱修竹图》:“先生晚岁谢风尘,宴坐云根自在身。居近东头贪竹筿,天教白眼对杯巡。红大府南朝客,翠袖空山绝代人。老辈只今零落尽,风流谁与阮嵇论。” 从诗意推测,梁同书是将《嗜酒爱修竹图》视为汪槐堂的夫子自道,“先生晚岁谢风尘,宴坐云根自在身。居近东头贪竹筿,天教白眼对杯巡。”这几句诗与茫父先生于铜镇所写画境何其吻合!那么,亦不排除此畫为汪槐堂晚年所作的可能。
此外,桐乡冯浩(1719—1801)有《题汪槐堂〈嗜酒爱修竹图〉》,收在《孟亭居士诗稿》中。
冯浩字养吾,号孟亭,浙江桐乡人。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散馆改庶吉士,授翰林编修,充国史馆纂修。曾参修《文献通考》。乾隆二十一年典试江南,升御史,以病告归。主龙城、崇文、蕺山、鸳湖诸院讲席。嘉庆元年重赴鹿呜宴,六年卒,年八十三。有《玉溪生诗详注》《樊南文集详注》,采入《四库全书》。是清中期著名诗人,其诗沉厚工稳,唱酬尽海内名士。
同郡龚禔身(1730—1776)有《题汪五丈沆嗜酒爱修竹图》,收在《吟臞山房诗》中。
龚禔身字深甫,号吟臞,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授内阁中书。四十一年卒,年仅三十七。龚氏年十七从杭世骏游,根柢亦深。其诗不名一家,格高词清。为龚自珍本生祖。
可知汪槐堂《嗜酒爱修竹图》在当时曾广邀朋辈题咏。
二、邂逅“双胞胎”
在收集整理《金石别卷:莲花盦写铜艺术编年》的过程中,忽然忆及数年前过石家庄守素堂拜访文博前辈张守中先生,主人曾告知早岁于北京琉璃厂购得一对茫父款铜镇尺,在北京的女儿处。于是立刻修书一封,奉上书稿初编并乞示下藏品图片资料。很快即收到先生回复(图2)
如下:
鹏飞先生:
三日信悉,《莲花盦写铜艺术编年》粗略翻阅,材料收集不易,工程浩繁,费神多多,祝您成功。旧存茫父铜镇尺在二女景固手中,她过节来石,今返北京,我已嘱她回京后与你直接联系,力争资料上书,能如你我之愿。不多述。
问节日快乐!
张守中
十月六日
不久即和张老令嫒景固女士加了微信,铜镇尺的图片也随即传来,收到图片,心中蓦然一喜,原来张老所藏正是《嗜酒爱修竹图》铜镇尺啊!然而激动过后,定睛一看,遂发现疑点:甲乙两对铜镇,竟然是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图3)
二者谋篇布局别无二致,仔细比对,发现两处肉眼可辨之差别:一是甲有年款“乙丑四月”,而乙没有,相应此四字处留下空白;二是右下压角之“莲花盦”印章的位置,甲略居中,乙则更偏在右侧。根据上述分析,笔者倾向于认为铜镇尺乙是用甲的拓本所翻刻的。之所以判断不是摹写后翻刻,是因为摹写很难做到每一笔、每个字的位置如此精准一致。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这种翻刻的作品就失去原有的价值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张老说过,大概是在1960年代初,他因公到京,在琉璃厂以高价购得此物并一直珍藏至今。到底花多少钱呢?为了准确掌握铜刻文房的历史信息,我决定再次去信请教,顺便奉上该铜镇尺的两纸拓本(图5)。很快再次收到回函(图4):
鹏飞先生:
廿三日信并贵馆开展周年册、《艺术中国》两书妥收,致谢。见到茫父铜镇拓本,十分亲切,倘能收入《莲花盦写铜》大作中,当为幸事。回想一九六二年夏秋间,随伯父(张象昱,字子炎)去琉璃厂,在庆云堂购字帖,顺便购得此物,当时售价为八十元。所刻铭文落款茫父,伯父相告此乃名人佳作。
日前景固女参观贵馆,电话相告收获颇多,为你们的出众业蹟(绩)高兴。余不多述。
问秋安。
张守中
十月廿七日
1962年的80元是什么概念?今天的年轻人多已无从了解。保守估计,即使在北京,当时的80元也可供一个普通5口之家至少维持2个月的基本生活。而当时琉璃厂荣宝斋出售的齐白石绘画小品每件不过5元,如果这80元全部购买齐白石画作,那么今天的市场价值该以千万元计了。
三、母本今何在
前已述及,经比对,笔者初以为铜镇尺甲(图1)是乙(图3)的母本,乙从甲之拓本翻刻而来,用当下文博界流行术语可称之为“复刻”。更进一步,则会倾向于认为甲是亲笔画稿,而乙为复刻。如果不是偶然看到半纸《嗜酒爱修竹图》铜镇尺旧拓片(图6),这种判断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有趣的是,这仅存的半纸旧拓,令上述判断失去了立足点,虽然旧拓只余铜镇尺右半,但是仔细比对之下,仍清晰可辨甲乙两件铜镇尺实物与旧拓本之间皆存在细微区别,其书法、绘画及刻工似更胜半分,因此可以毫无悬念地判断,这两对铜镇尺实物亦皆属复刻。
当然,正如前文分析,复刻本的价值亦不容小觑。笔者曾有幸上手(图3)铜镇尺实物,反复把玩,其铜质及刻工与民国时期同古堂、淳菁阁等名店所出几乎无二,温润称手,极有可能就是名店的铜师当年所翻刻者。
无需赘述,茫父款《嗜酒爱修竹图》旧拓本极有可能拓自茫父亲笔画稿刻铜镇尺实物。铜镇尺实物与旧拓本的相继出现,一件作品分身为三,说明在当时,名店铜师翻刻名家亲笔画稿铜刻文房用具是客观存在的现象,甚至可能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也不难理解,一方面名家画稿毕竟不易求得,既费时日且费金钱,而以其拓本进行翻刻则容易操作;另一方面,翻刻本成品的实际效果亦不差,可谓下真迹一等,想来也是深受顾客欢迎的。张守中先生在1962年以80元购得铜镇尺乙,可为明证。
结语
1.《嗜酒爱修竹图》铜镇尺是姚茫父参与创作的一件精彩作品,他根据清人余集的一首《沁园春》词意,创制了《嗜酒爱修竹图》并写于铜镇尺之上,再经铜师之手刻成,绘画与长题相得益彰,写手与刻工刀笔相契,名店出品、名家写画、名师奏刀,堪称民国刻铜文房代表作品。惜实物原件不知今在何处,惟余右半之旧拓,可资想象原物之精彩。
2.民国时期存在以名家亲笔画稿刻铜真品拓本进行翻刻的现象,《嗜酒爱修竹图》铜镇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此铜镇尺目前可见两对翻刻本实物,其一据传现在海外,另一件为丰润张氏所购藏。仔细考察两件铜镇尺实物,与旧拓本皆有细微差异,应该都是以真品拓本为模板所翻刻者,但制作精良,下真迹一等。
3.这类名店铜师所翻刻的名家画稿作品数量亦很有限,就笔者过眼资料判断,通常不过一二,而且材质、刻工皆可称善,因此亦值得收藏界重视。尤其是在没有更多可据比对的资料时,视为真品亦不为过。此类作品在当时即价值不菲,其价格往往与真品相去无多。张守中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花费巨资“八十元”购入的铜镇尺,即是明证,而长辈张子炎先生的推荐,亦足证当时人们对其价值的普遍认可。这类作品传至今日,亦堪以真迹视之,不可轻易贬抑,其艺术性与工艺价值更不可低估。
4.由此可见,对于刻铜文房收藏价值的判断,应跳出片面追求“亲笔画稿”的窠臼,回归对藏品艺术性的考量和对制作工艺精良与否之判定。名家“亲笔画稿”真迹的价值固然无可撼动,但是在高端藏品往往可遇而不可求、资源日趋枯竭的当下,那些名店、名师当年复刻的“名家亲笔画稿级”刻铜文房作品,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容小觑的收藏价值。
5.由上述几点进一步引申开来,当代刻铜艺人在努力提高技艺的同时,还应该广泛联合书画艺术名家和文化名人、社会名流参与到刻铜文房的写画创作中,努力创作当代名品、精品刻铜作品。这无疑是一条值得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的发展路径。
以上浅见,不揣浅陋,愿就教于方家及广大刻铜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