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勾画了南京原市长季建业“霸道”作风的报道，引来人们不少关注。报道称，这位“砍树市长”曾因拆迁的事和几名院士正面冲突，当时他“态度比较蛮横”；他还曾当着上百人的面，像骂儿子一样骂下属。季建业的工作作风不能不让人想起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据说他曾4年换掉51任秘书，很多秘书就是因为“伺候”不好他被打骂而走。当然，他自己也难逃挨打命运，被顶头上司扇了耳光，最终逃亡事发。还有一些官员，敢对百姓喊出“去告我吧”，敢对媒体叫嚣“去曝光吧”，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气概”，最后，他们也往往难逃被处理的命运。
　　不少官员身上的这种“霸气”和手中的权力紧密相连。那种目空一切的态度，没出事的时候还常常被看成是一种工作上的魄力，被一些人推崇。甚至有说法称，基层工作本来就难做，领导干部如果缺少这种“魄力”，很难打开局面，推动工作。于是，很多干部的霸道就被惯出来了，王立军只要抖抖肩上的风衣，他的身后马上就要有随从人员上前接住。如此“官威”，几人能及？
　　部分官员身上的这种“霸道”，决不是平常检讨中常说的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的问题，实际上折射出不少官员思想中的“长官意识”。很多领导简单地把权力当权威，认为别人听话，就能树立起自己的威信，对不听话的人千方百计“搞定”；还有一些人任人唯亲，上任后广结党羽，提拔亲信。在他们看来，手下干部的官位是自己给的，自然要对自己言听计从。这些做法的后果，是他们骨子里形成了如季建业、王立军那样的一套封建思维，把自己当“主子”，把下级当“家奴”。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基层干部对这种做派敢怒不敢言，甚至习以为常，靠敬畏“主子”、服从“命令”提升。久而久之，上下级之间自然的领导关系扭曲变形了，更谈不上密切联系群众。
　　在一个信息化与民主化浪潮叠加的时代，官员品性中微小的瑕疵，都会成为一颗颗随时能引爆的定时炸弹。不要以为只有霸道、得罪人才会出事，微笑出事的官员也有。比如陕西“表哥”杨达才，就是在车祸现场谈笑风生，最后激起民愤被查处。这些事情都在提醒着官员，要时刻慎独慎微，看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底，我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有1249.7万人，再加上事业单位的2800多万职工，拥有“干部”身份的财政供养人员超过4000万。即便是千分之一出问题，也有4万人，这得给媒体提供多少头条？
　　为了让官员“身正”，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确，官员形象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如何看住权力的问题。诚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把腐败看成一种极端化的作风问题，这句话就可以改写为，“有权力就有作风问题，限制权力才能缓解作风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制度”无疑是一个关键环节。出台有效限制权力的制度，建立健全对官员形象的管理制度，都是治本之策。但另一方面，再精细的制度，归根结底也是靠人来运作的。人的观念、人的素质，会左右制度朝着良性的方向还是异化的方向运转。如果整个官场人与人的相处总是陷入“厚黑学”、“关系学”的泥淖，那么，再好的制度也难有收效。从这一点看，官员对上下级关系的认识要解放思想，要认同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人际关系，同样至关重要。
　　那么，官员的权威从哪儿来，荣誉又从哪儿来？应来自作为公共人物的正面形象，来自他身上的正气，是他做的事、说的话的总和。只有把好形象带来的荣誉佩戴在身上、记在心间，才能完成“一个官员的自我修养”，才能与国家一起完成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习总书记不断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实际上，有了正气也就有了底气，无论社会环境、舆论环境怎么变化，官员们就都有了安身立命之本，这肯定比一些人靠“霸气”来树权威更有效、更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