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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以选择一种较为概括的方法，那就是把二十世纪以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三个较为突出的历史事件来把他们分为三个群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抗战爆发以后，集中在昆明的北方三校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这些知识分子大体可以说主要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果要以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来说明的话，可以后来到了台湾的殷海光为代表；而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是三十年代走向延安的左倾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可以胡乔木为代表；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在九一八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献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它的传统延续，可以韦君宜为代表。殷海光、胡乔木和韦君宜虽然同出于清华，但他们最终的思想状况却代表了不同的方向。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而后者则没有，前者的选择在学术，而后者的选择则在政治。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命运中，最中心的事件是抗战，是救亡。四九年以后，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这时已从中心退向边缘；而延安知识分子则由边缘走到了中心；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是他们来完成的。一二九知识分子虽然最后有许多人走向了延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变成延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延安知识分子还有较大不同，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时的延安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和鲁艺，直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是欧美自由主义，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马列主义。这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群的复杂性，他们本来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民族生存关头，他们选择了较为激进的革命方式，他们的理想和勇气，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永远令人感动，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历史道路和他们的理想追求出现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已很突出，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一二九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和生活态度上也有很大不同，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的不同，主要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人生态度和知识眼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当中出现了较强的反思历史的思潮，像韦君宜、李锐、李昌、李慎之、王瑶、赵俪生等，我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看到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否定性评价，晚年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大体有一种返回自由主义原点的倾向。
“保守”的汉字
作者：钟叔河 来源：南方网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文字的起源地。但是，除了汉文以外，所有这些文字都已经死掉了，没有人再使用它们，没有人能认识它们。只有屈指可数的研究人员，像破译密码似的，至今还在努力去认，亦未能完全识别。
汉字能保守它自己的特点，由象形、指事到会意、形声，几百个单音字即可组成成千上万字、词。比起别的文字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汉字所用的字数总是最少的，这更是它一个显而易见的优点。
所有古文字最初都是象形字和指事字（结绳也是记事），而且最初都是不规范的。汉字却早早实行“书同文”，规范起来了。
《世界史纲》说，汉字的“结构过于精细，格式过于死板，用法过于麻烦”，这也是强求统一和规范的结果。人们要熟练掌握如此繁难的文字，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高的智力，于是便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只有他们才能役使文字。于是他们越来越“保守”，保守性的负面影响一强，他们在役使文字的同时，自己也就不可避免地为文字所役使了。
“书同文”的汉字，对于中国民族大一统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因为汉字的特点有它的优势，统一的文字有利于文化的统一和思想的统一，有利于君王一统江山，掌握汉字的士大夫自然会（也不能不）用它为君王的统治服务，并且谋取本身的利益，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士大夫阶层的出现，本是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但“他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文字和文字格式，胜过集中于思想和现实，尽管中国相当太平，它的人民的个人智慧很高，但它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看来却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威尔斯语），这就是汉字—汉文化保守性强的负面影响。研究中国文化史尤其是近代文化史的人，都知道这种负面影响之大之深。
鲁迅的思想短板
作者：朱学勤来源：朱学勤文集
70年后谈鲁迅——已经是争议而不是盲信，这一步来之不易。倘若鲁迅活到今天，他首先高兴的应该是争议，而不是磕头作揖。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精神，不是商业或学术利润。满城鲁氏广告，以及为商业利润阻止人们对鲁迅的争论，只能证明鲁迅生前即开始疏离那座城市，确有几分远见。这个人也不会希望围绕一本书、一个人形成一个“学科”，养活那么多文学教授，这从他当时对“红学热”、“红学界”保持距离，大致可以推断。
作为“空前思想家”的鲁迅，短板恰在思想，而不在其它，他的杂文艺术确实是最好的。鲁迅之坦率不亚于毛泽东，曾坦言他的思想支撑是“个人的无治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政府主义”。
这是思想史上很严肃的一个学派，19世纪曾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共眠，虽同床异梦，却为后者争取到数不清的激进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无政府主义席卷五四一代，是重演19世纪欧洲思想史的老版本。
那时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次进中国，并不是第一次，为什么能突破辛亥前第一次进中国之困境？这就要感谢而不是憎恶无政府主义。这也是落后国家转型期屡见不鲜的社会学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无政府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异梦，也与这一类地区的民主追求同床异梦，甚至是以更决绝、因而也更具审美价值的方式，与后者貌合神离。
这一块思想短板，存在于鲁迅，也存在于鲁迅生前身后诸多信徒和欣赏者。终其一生，鲁迅不屑于代议制民主，自然要与胡适决裂，也自然会被毛泽东激赏。至于毛泽东的浪漫无政府主义怎么会与气象森严的列宁主义相结合，则是思想史上的另一问题。但在这里可以先提一笔：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上的貌合神离，与列宁主义则是政治天敌，能把无政府主义者送入监狱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鲁迅毕竟是文学家，弄不懂“个人无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貌合神离，也因为去世太早，看不到他与列宁主义只有1957式的政治关系。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罢，再加一个“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三者亲密碰撞，会发生惨痛迸溢的光芒，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正是这种悲剧性美学效果，被各国“林道静”们误认为是“民主”悲剧。这是“民主悲剧”吗？其实是哪里归哪里，各家抱各家，远开十万八千里。
鲁迅就没有任何精神可以继承了吗？当然不是。前面说过，他对当权势力的怀疑，以及由此发生的不合作，是可以继承的。但要用到左派一句老掉牙的话，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一精神是从他那块思想短板——“个人的无治主义”开始的。虽然，思想史上的歪打正着，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
国学新思潮面面观
作者：何爱国来源：北京日报
20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兴起了三次国学思潮，第一次可以称为“国粹”思潮，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晚清时期，借引日本“国学”话语，以“反满革命”为鹄的，以“古学复兴”为旗帜，标揭以“国粹”凝聚“国魂”，激励“种姓”，提升“国德”，增进“爱国的热肠”，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第二次可以名为“国故”思潮，主要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以来，呼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揭“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特征。第三次国学思潮，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至今方兴未艾。第三次国学思潮同前两次国学思潮相比，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特征和新趋势。
一是国学的人文性、大众化与市场化。这次思潮展现的无疑是现代化与传统性颉颃、人文性与市场化纠结、学术性与大众化并存的思想生态。二是国学概念被大大拓宽与深化。“国学”演变成为一种“区域之学”，而不仅仅是“区域古典之学”，既包括古代中国文化(含学术)，也包括近现代中国文化，还包括当今对它们的一种考据与诠释之学。三是国学思潮流派纷纭，论战激烈。
在中国深入迈向现代工业市场社会之际，第三次国学思潮以人文主义为诉求，期求重整传统人文资源，构建工业市场社会的新伦理规范，抚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紧张与焦虑，满足物质生活充裕外的精神疗养。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抗战爆发以后，集中在昆明的北方三校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这些知识分子大体可以说主要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果要以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来说明的话，可以后来到了台湾的殷海光为代表；而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是三十年代走向延安的左倾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可以胡乔木为代表；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在九一八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献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它的传统延续，可以韦君宜为代表。殷海光、胡乔木和韦君宜虽然同出于清华，但他们最终的思想状况却代表了不同的方向。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而后者则没有，前者的选择在学术，而后者的选择则在政治。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命运中，最中心的事件是抗战，是救亡。四九年以后，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这时已从中心退向边缘；而延安知识分子则由边缘走到了中心；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是他们来完成的。一二九知识分子虽然最后有许多人走向了延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变成延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延安知识分子还有较大不同，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时的延安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和鲁艺，直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是欧美自由主义，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马列主义。这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群的复杂性，他们本来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民族生存关头，他们选择了较为激进的革命方式，他们的理想和勇气，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永远令人感动，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历史道路和他们的理想追求出现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已很突出，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一二九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和生活态度上也有很大不同，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的不同，主要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人生态度和知识眼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当中出现了较强的反思历史的思潮，像韦君宜、李锐、李昌、李慎之、王瑶、赵俪生等，我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看到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否定性评价，晚年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大体有一种返回自由主义原点的倾向。
“保守”的汉字
作者：钟叔河 来源：南方网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文字的起源地。但是，除了汉文以外，所有这些文字都已经死掉了，没有人再使用它们，没有人能认识它们。只有屈指可数的研究人员，像破译密码似的，至今还在努力去认，亦未能完全识别。
汉字能保守它自己的特点，由象形、指事到会意、形声，几百个单音字即可组成成千上万字、词。比起别的文字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汉字所用的字数总是最少的，这更是它一个显而易见的优点。
所有古文字最初都是象形字和指事字（结绳也是记事），而且最初都是不规范的。汉字却早早实行“书同文”，规范起来了。
《世界史纲》说，汉字的“结构过于精细，格式过于死板，用法过于麻烦”，这也是强求统一和规范的结果。人们要熟练掌握如此繁难的文字，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高的智力，于是便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只有他们才能役使文字。于是他们越来越“保守”，保守性的负面影响一强，他们在役使文字的同时，自己也就不可避免地为文字所役使了。
“书同文”的汉字，对于中国民族大一统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因为汉字的特点有它的优势，统一的文字有利于文化的统一和思想的统一，有利于君王一统江山，掌握汉字的士大夫自然会（也不能不）用它为君王的统治服务，并且谋取本身的利益，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士大夫阶层的出现，本是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但“他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文字和文字格式，胜过集中于思想和现实，尽管中国相当太平，它的人民的个人智慧很高，但它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看来却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威尔斯语），这就是汉字—汉文化保守性强的负面影响。研究中国文化史尤其是近代文化史的人，都知道这种负面影响之大之深。
鲁迅的思想短板
作者：朱学勤来源：朱学勤文集
70年后谈鲁迅——已经是争议而不是盲信，这一步来之不易。倘若鲁迅活到今天，他首先高兴的应该是争议，而不是磕头作揖。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精神，不是商业或学术利润。满城鲁氏广告，以及为商业利润阻止人们对鲁迅的争论，只能证明鲁迅生前即开始疏离那座城市，确有几分远见。这个人也不会希望围绕一本书、一个人形成一个“学科”，养活那么多文学教授，这从他当时对“红学热”、“红学界”保持距离，大致可以推断。
作为“空前思想家”的鲁迅，短板恰在思想，而不在其它，他的杂文艺术确实是最好的。鲁迅之坦率不亚于毛泽东，曾坦言他的思想支撑是“个人的无治主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政府主义”。
这是思想史上很严肃的一个学派，19世纪曾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共眠，虽同床异梦，却为后者争取到数不清的激进青年，尤其是文学青年。无政府主义席卷五四一代，是重演19世纪欧洲思想史的老版本。
那时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次进中国，并不是第一次，为什么能突破辛亥前第一次进中国之困境？这就要感谢而不是憎恶无政府主义。这也是落后国家转型期屡见不鲜的社会学现象，并不仅限于中国。无政府主义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同床异梦，也与这一类地区的民主追求同床异梦，甚至是以更决绝、因而也更具审美价值的方式，与后者貌合神离。
这一块思想短板，存在于鲁迅，也存在于鲁迅生前身后诸多信徒和欣赏者。终其一生，鲁迅不屑于代议制民主，自然要与胡适决裂，也自然会被毛泽东激赏。至于毛泽东的浪漫无政府主义怎么会与气象森严的列宁主义相结合，则是思想史上的另一问题。但在这里可以先提一笔：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上的貌合神离，与列宁主义则是政治天敌，能把无政府主义者送入监狱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鲁迅毕竟是文学家，弄不懂“个人无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貌合神离，也因为去世太早，看不到他与列宁主义只有1957式的政治关系。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罢，再加一个“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三者亲密碰撞，会发生惨痛迸溢的光芒，具有强烈的美学效果，正是这种悲剧性美学效果，被各国“林道静”们误认为是“民主”悲剧。这是“民主悲剧”吗？其实是哪里归哪里，各家抱各家，远开十万八千里。
鲁迅就没有任何精神可以继承了吗？当然不是。前面说过，他对当权势力的怀疑，以及由此发生的不合作，是可以继承的。但要用到左派一句老掉牙的话，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一精神是从他那块思想短板——“个人的无治主义”开始的。虽然，思想史上的歪打正着，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
国学新思潮面面观
作者：何爱国来源：北京日报
20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兴起了三次国学思潮，第一次可以称为“国粹”思潮，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晚清时期，借引日本“国学”话语，以“反满革命”为鹄的，以“古学复兴”为旗帜，标揭以“国粹”凝聚“国魂”，激励“种姓”，提升“国德”，增进“爱国的热肠”，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第二次可以名为“国故”思潮，主要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以来，呼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揭“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具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特征。第三次国学思潮，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至今方兴未艾。第三次国学思潮同前两次国学思潮相比，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特征和新趋势。
一是国学的人文性、大众化与市场化。这次思潮展现的无疑是现代化与传统性颉颃、人文性与市场化纠结、学术性与大众化并存的思想生态。二是国学概念被大大拓宽与深化。“国学”演变成为一种“区域之学”，而不仅仅是“区域古典之学”，既包括古代中国文化(含学术)，也包括近现代中国文化，还包括当今对它们的一种考据与诠释之学。三是国学思潮流派纷纭，论战激烈。
在中国深入迈向现代工业市场社会之际，第三次国学思潮以人文主义为诉求，期求重整传统人文资源，构建工业市场社会的新伦理规范，抚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紧张与焦虑，满足物质生活充裕外的精神疗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