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婆叫电影
　　
　　现今做娱乐的人大都喜欢跟风，某位明星的“猛料”一旦被抖出，媒体便是一阵狂炒；某个新鲜或怪异的名词乍一出笼，便被迅速传扬；追星族们昨天哈日，今日哈韩，明眼人也许已经看出，连我这篇文章的标题都是受了“韩流”的影响，不是有部韩国电影叫《我的老婆是大佬》吗？仅此一点便可窥见娱记跟风之一斑了。
　　大凡做久了娱记的人连写文章都带着一点油腔滑调或痞子气。也难怪，娱乐本身就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何苦做正襟危坐状。我一直怀疑古语中所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没准儿就是专门说给娱记听的，不然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何以也受到“韩流”之影响。
　　人常说“三句话不离本行”，“人不亲行亲”。我想之所以这样说皆因每个人对自己所干的行当最熟悉，感受最深，也最有感情，尤其是那些在某个行当泡得太久或终生只干一个行当的人。要说起来，我在电影这个行当中也算厮混了多年，大概也算作搞电影的人了。但长久以来在电影圈中我总有一种寄居、借宿的感觉，“身在曹营心在汉”，与电影仿佛总有一种隔膜感，像两张皮，又像油和水的关系，油总在水上漂，二者难以融为一体，所以多年以来我从不敢也不愿以电影人自居或自称。这样说并非我对电影没有感情，只是那感情尚未到让我全身心投入的地步，电影亦没有令我迷到忘我、无我的境地，电影只是我的现实而非梦想。
　　说实话，我是喜欢看电影的，尤其是好电影，那些能令人感动让人回味的电影，只是随着年龄的增大，真正能把自己全身心交给电影的时间和机会则越来越少。
　　仔细想来，与电影的那种隔膜或疏离缘于我们这些人多年来一直作为电影圈中的边缘人而存在。正像陈毅元帅当年说过的那样：“我在将军中他们说我是诗人，而在诗人中他们说我是将军，这样我既是将军又是诗人了。”以此类比，圈外的人把我们看成了圈内的人，而圈内的人则视我们为圈外人，可以说我们既是圈内人亦是圈外人，也可以说既不是圈内人亦不是圈外人，是个什么都不是的玩艺儿。如此这般看，我与电影的关系变得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不可理喻了。
　　由于做久了影视类杂志，人的思维也总是在影视与杂志之间转换、跳跃。
　　在期刊界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是说发行渠道的。期刊社的老总和其发行部门经常会对邮局的发行和二渠道的发行作以对比。传统的邮局发行渠道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由于其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旧习，体制、管理、服务等方面远没有二渠道灵活，但邮局发行又是作为公有制的主渠道，原有的网络以及结算、信誉等方面稳定可靠又明显优于二渠道；二渠道发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对过去单一发行渠道及网络的一个补充和丰富，由于机制、信息、经营方式等灵活而显得活力四射，但却总让人不大放心。于是有人便戏言：邮局发行就像老婆，虽然姿色欠佳但却忠厚可靠，而二渠道发行就像情人，虽风情万种，魅力十足却常让人放心不下。
　　想到这里，我蓦地觉得似乎找到了一个很能恰当表明我与电影的一种关系的称谓——电影就像老婆。
　　我与电影虽然有隔膜，有疏离，但也并非没有感情，毕竟与电影“过活”了这么多年，就象一对“米面夫妻”，称其为“老婆”似乎更能表达我的内心感受。
　　张爱玲曾在她的小说中说“娶妻娶德，娶妾娶色。”我以为电影正如同邮局发行渠道一样是有“德”的，是可以用来称作“老婆”的。
　　著名艺术家吴冠中先生曾在一篇题为“与艺术之婚恋”中也充分表达了他与艺术联姻之感受。
　　说起来我与电影的“相恋”到“联姻”已走过了漫漫的近三十年的路程。
　　与电影相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卖花姑娘》、《闪闪的红星》、《春苗》、《新闻简报》等，说起那些片子那可真是如数家珍、倒背如流，也就从那时起，我认识了电影，且被她深深的吸引。
　　与电影的“相恋”在廿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成了一名部队放映员，每年要放几百部、几千场的电影，这个时期已经与电影恋至如胶似漆、如影随形、难舍难分的地步了。
　　而我以为，与电影建立一种正式的“婚姻关系”是在我转业到地方之后，算起来已有廿年的“婚龄”了。二十年与电影“耳鬓厮磨，相濡以沫”，有过欢娱，有过痛苦。中国有句老话说“糟糠之妻不下堂”，看来我将命定与电影这个“老婆”厮守终身、白头偕老了。
　　如果说电影就像“老婆”，那么书画便更像是我的“情人”了。泡在电影圈中的这些年之所以总有种隔离感，未能完全溶入到这个圈中，大致也与这“情人”有关。似乎电影在满足着我的物质需求，而我精神方面的更多欲望则被书画所牵引。正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诗人并不是一种职业，但诗人可能活在一个能让他活命的职业中。”
　　如此说来，电影仿佛是我的“生活”，在供我衣食，而书画则是我的梦。现实的生活依托着梦想，而梦想又让现实生活多了几分瑰丽，所以从我的内心来讲，我感谢电影这个“老婆”，同时亦为拥有书画这个“情人”而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