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7年，汉武帝临终前，遗命小儿子刘弗陵即位。辅政的大将军大司马霍光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形成了两股政治势力。霍光集团力促召开“盐铁会议”，借此反对桑弘羊。桑弘羊在任大司农时，曾推出了一整套政治经济政策，特别是盐铁官府垄断专营的制度，霍光集团认为这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因，所以主张废除盐、铁和酒的官府专营。
　　在这次会议上，霍光一方率先发难：“国家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后，这简直就是与民争利，闹得国富民穷，此政策早该废矣！”
　　桑弘羊反击说：“如果取消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得利的只会是豪强势力和工商大贾，这样，国家的利益就要受损，老百姓才真正要受苦。天降灾难，朝廷拿什么去赈灾？匈奴入侵，拿什么去保家卫国？”
　　当时，外事四夷，役费并兴，会上一时竟无人接话，顿时陷入僵局。最后，会议仅促成了酒类专卖的废除，盐铁仍由朝廷专利，几千年来得以延续。
　　在权力无制衡机制下，垄断系统必然滋生腐败。比如，古代盐业系统的腐败不曾断绝，官僚系统的监察巡察制度不管怎么改革，都是失灵的。
　　最重视盐业的当数明朝，朱元璋还没有正式登基前，便设官置衙管理盐法，管盐务的都转运盐使司一把手秩從三品，算得上位高权重。此外，明律严禁监察官、有权势的高官、贵族从事盐商业务。然而，到明代中叶正统时期，朝廷律法早已成了一纸空文，达官显贵竟然公开奏请皇帝批准盐引，转卖给盐商谋利。
　　正德元年（1506年），涂桢出任长芦（天津附近的海盐场）盐政时，宦官刘瑾伙同党羽在天津贩运私盐，百姓无不恶之。涂桢动真格，处决了几名刘瑾的手下，结果涂桢却被刘瑾矫旨杖死。
　　万历年间，天津官吏几乎都涉盐业腐败，以至于正规商人为获得卖盐资格动用潜规则打点官吏的成本，竟占了总利润的一半。
　　清代，乾隆时期的两淮盐政以备皇帝南巡为由，每引私自提取白银3两，以致累计银两达到千余万两。这笔巨款成为了历任盐政用来腐败的“小金库”。这起“小金库”案得以被揭发，还是因为新任盐政没有分到一杯羹，进而向乾隆帝检举揭发。
　　可以说，直到民国时期的一次盐政改革，才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民国初期“善后大借款”以后，成立了盐务署和稽核总所，形成了盐务稽核和盐务行政两大系统。首任稽核总所洋会办的丁恩是英国人，他在盐务稽核机构中推行英国文官制度，在机构中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约束制度，并通过公开考试公平录用雇员，待遇从优。有人认为，丁恩的改革培养了一大批职业素养颇高的盐务人才，推动了中国的盐政发展。
　　丁恩的“高明”除了他的能力，更得益于时代。古代的皇权无法被制衡，局限了谏官制度、御史制度的发挥，机构的实质性改革更无从谈起。而丁恩所处的时代，帝制被废除，天窗被打开。
　　？盐铁专卖制度本不是桑弘羊所开辟，他却成为皇权体制的“背锅侠”，屡屡被后世吐槽;而丁恩并未废除国家垄断盐业的制度，他的改革却较受待见。虽然二者所处时代不具备比拟性，但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民利与官营之间总是针尖对芒麦吗？未必，它们之间，总有那么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如何寻找这个平衡点，恐怕才是治理的大学问。